應該說，太史公總體上對商鞅並不喜歡，但是商鞅仕秦之後，的確使秦國富強，且經六世經營，最終一統天下，因此，雖然不喜歡，但面對商鞅的功績，感情上不想接受，事實上又不得不承認，內心自然矛盾。於是，在記錄商鞅業績的同時，太史公評價他“天將刻薄人也”。

太史公的評價固然不錯，但是，舉凡要改革的人，如果不具備“刻薄”的品性，那是改不下去的。舉凡改革，必然要動別人的乳酪，也就給自己埋下了惡果，沒有辦法。

司馬遷肯定了商鞅的治國才能以及對秦國的巨大貢獻，但是同時也從道德角度抨擊商鞅。這是司馬遷將功過是非與道德高低分開點評的慣例。後世文人沒有太史公的胸懷，他們的筆下都是盡善極惡之人，走了極端。

太史公是爛漫主義文人，他的治國理念美麗而不切實際，雖非十分腐儒，亦有三分呆腐。正是因為太史公沒有執一國執牛耳施政理民，所以他不理解商鞅的刻薄寡恩能使秦國強大無比！另外漢承秦制，刑法酷烈，太史公身受宮刑，卻身殘志堅，他必然對制定嚴刑酷法的商鞅沒有好感！太史公記錄了商鞅治秦的經過與成就，充分肯定了商鞅的治國水平。

太史公最後又寫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這段文字完全用個人道德來評判商君，說他得官依靠太監，掌權後又刑治了貴族大臣，打仗又欺騙了魏昂，還不聽儒家趙良的功成身退勸告。整體來說，帝王將相都刻薄寡恩，不以私德治國，對不法權貴敢於刑治，也敢於承擔自己的職責，不會功成身退，只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太史公的高度不及偉大的帝王將相，因此他對商君進行道德批判是可以理解的！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之術，扶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思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說，商鞅他的言論和行為是一樣刻薄的，當初他能夠結識秦孝公，靠的就是秦孝公寵臣景監的引薦得勢，然後透過帝王之術，陳述輕浮學說，才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身為儒家的司馬遷，與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基調相致，認為商鞅刑罰贏虔於劓刑，此舉很是殘酷；利用與魏軍將領公子昂的交情，邀請公子昂赴宴被誘殺，手段欺詐；對於當時儒家大儒趙良的勸說，無動於衷，很是自負。

對法家的評價，司馬遷是很偏見的，且極為反感，法家所強調人性本惡、講究輕罪重刑，才致自己身受了宮刑。商鞅殘忍少思，最終落得謀反之惡名，他活該；他的法家思想，其實就是用刑罰來維護威權。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為秦國統一中國有著非凡的意義，應該是功不可沒的。商鞅乃是無私之人，於國則功無量，於己則害無窮，不容人者不容於人啊。

《商君列傳》記載，商鞅相秦十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民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司馬遷也有正面的評價：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孝公過去後，商鞅受到了權貴（觸犯）的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結怨）的猜忌，車裂而死。商鞅變法，成就了秦國後，再借助商鞅之死來安撫那些仇恨新法的人，符合秦國的利益。

《史記》沒有說關於修築長城的作用，卻講了徵幾十萬民之勞力，確是一部有著司馬遷個人觀點濃厚的歷史記事，但事實勝於雄辯，歷史能說明一切。商鞅雖死，變法未亡。商鞅之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清耗。商鞅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是一個利國富民偉大的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理想主義者的政治家。

先說答案

司馬遷對商鞅的態度在《史記·七十列傳·商君列傳》裡寫的很清楚：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對商鞅的態度是明確的：

他認為商鞅是一位天性刻薄的人，並且用幾個例證證明自己的觀點：

1、商鞅當初用帝王之道遊說孝公，憑藉的是虛飾浮說，不是他自身的資質；

2、商鞅憑靠著寵臣太監的推薦，被國君任用，等到被任用了，就刑罰公子虔，欺騙魏將公子卬，不聽趙良的規勸，這足以證明商君殘忍少恩；

3、《商君書》講述的開塞耕戰，其內容和他本身的作為相類似，都是嚴苛的。

司馬遷如此鄙薄商君的原因主要是，作為儒生，從儒家仁者愛人的角度出發，都會以為法家冷酷無情，不講人性。

實際上，商鞅塑造了秦政，秦政又塑造了中國後世幾千年的國家樣貌，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組織體系的總設計師，是商鞅。

他和韓非子設計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制度，基本的框架，幾千年都還依然行之有效。

可以認為，是商鞅影響並間接塑造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

法家的精髓，是通權達變，循名責實，選賢任能，在法家看來，沒有治不好的天下，只有不夠賢能的人。

在儒家看來，這就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績效至上，和儒家極於人倫止於至善的觀點截然不同，互相非議，也是正常。

司馬遷對商鞅的記錄應該既有偏見，也有客觀之處。他的客觀處，在於記錄不少商鞅變法過程的重要事件，如商鞅三見秦孝公，還有對商鞅變法過程的描述。說有偏見，主要是他對商鞅的評價顯得主觀化，沒有從秦國面臨的危局出發去判斷商鞅變法的難度和由此必然採用的峻急手段。司馬遷認為，“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實際上表明司馬遷雖然能夠較為客觀記錄史實，卻也滲透著自己反對法家的價值立場。

經過儒家2000多年的“春秋筆法”，經過儒家2000多年對秦國、商鞅、秦朝、秦始皇無窮無盡的抹黑，詆譭，甚至造謠。在“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史記》都被儒家無恥篡改的事實上，判斷司馬遷對商鞅的態度如何，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我以為，透過史書記載，以及記載中的細微差別，推論司馬遷的對商鞅的態度。只是推論，僅供參考。

----法聖商鞅----

一、在《史記》上的地位

秦國將臣有幾位都進入列傳的。比如：商君列傳、張儀列傳、樗裡子甘茂列傳、穰侯列傳、白起王翦列等等。古人對文字更加講究，在這幾位的列傳中，衛鞅、魏冉是稱爵位而不名，張儀是直呼其名，而樗裡子甘茂、白起王翦是兩人共用一個列傳。

司馬遷對他們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二、對商鞅惡的評價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記-商君列傳》）

眾所周知，《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基本都是太史公的評判，以之作為司馬遷對商鞅的態度，顯然是比較靠譜的。具體到這段話，核心的評價就是一句話：天資刻薄人也。

三、對商鞅善的評價

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史記-範睢蔡澤列傳》）

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史記-範睢蔡澤列傳》）

若此三子（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雖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史記-範睢蔡澤列傳》）

“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雖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這樣的評價，作為一個大臣來說，我不知道史書上還有誰能獲得比這個更高的評價了。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顯然是說商鞅等三人，是忠義到極致之人。

四、善惡評價，理智分析

-------秦孝公贏渠梁、商君衛鞅--------

一方面。秦國統一天下，從秦孝公贏渠梁商君衛鞅的商鞅變法算起（“奮六世之餘烈”）。秦國的強大從商鞅變法開始，秦的治國是商鞅的法治治國。甚至，秦始皇的統一文字、統一車軌、統一度量衡等等，都是在商鞅統一度量衡之後。從一定意義上說，秦政也就是商鞅變法，商鞅是秦政的代名詞。因此，評價商鞅，勢必間接的評價了秦政。

另一方面。劉漢雖然和項楚一起推翻了秦朝，建立了漢朝。但是客觀上卻有無思想治國的尷尬。遵循秦治，推翻秦朝不合理、不合法；拋棄秦治，用何家何派治理漢朝？

上述兩個因素的客觀存在，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判，顯然就只能批判、不能褒獎，否則就有詆譭劉漢皇朝的嫌疑。

綜述：

--------贏渠梁----商鞅----《商君書》--------

對商鞅的評價，有《商君列傳》中的“太史公曰”，也有《範睢蔡澤列傳》的借“蔡澤之口”。司馬遷也是費勁心思啊。O(∩_∩)O哈哈~

個人以為：

司馬遷對商鞅惡的評價，是劉漢皇朝的政治需要，司馬遷有不得不為之的可能；

司馬遷對商鞅善的評價，是冒著刑罰、甚至砍頭的危險，記錄在《史記》之中的。

惡的評價、善的評價，公開的評價，隱晦的評價，兩者誰更可信，一目瞭然。

關於司馬遷對商鞅的態度，應該改稱司馬遷如何評價商鞅較合適。

一、司馬遷對商鞅變法強秦是肯定的。《商君傳》說商鞅居秦變法五年而富，周天子致昨於孝公，諸侯畢賀。這次變法措施激烈，連公子師傅也受重刑，得罪了秦國貴族。二、商鞅居秦十年，趙良勸誡商鞅應多樹德，學學五羖大夫，商鞅並未採納，雖然富了秦國，限制了特權上層，矛盾進一步激化。孝公死後，太子立，貴族群起而攻訐，最後被車裂。商鞅死後，變法實行下去，貴族們再也沒有理由反對變法了。這是贏駟的高明處。不象漢景帝，枉殺晁錯而未平定七國之亂。

三、商鞅人格缺陷，司馬遷也深入剖析。為人處事刻薄，屬於酷吏之流。這個分析是客觀的。但縱觀秦國史，所成事者多為酷吏之流。後來的李斯，下場同樣可憐。這與秦國貴族的驃悍驕橫有關，治驕必用重典。如果某個儒生相秦，再好的辦法也執行不下去。孫武為吳王訓宮女，就選兩個受寵的妃子作領隊，亂紀則斬。司馬遷批評了商鞅致命的弱點，是痛惜之餘的憤恨。如果商鞅功成身退或者功成樹德，不至於車裂而亡。鞅之死，成就了新法，成就了贏駟，自已落下罵名。法家之徒多此類，久受儒家詬病，然而儒家雞湯式又何嘗成大事？何嘗不被罵？只是知進退能自保而已。

態度很過分，因為他編造了商鞅的政績，連商鞅這個本不存在的人都偽造了。因此，對商鞅和秦始皇的歌功頌德，都是後世虛構的故事，因為人們很清楚這一點——儒家偽造了諸多文獻，故而，對商鞅的記載和秦始皇的記載，都出自於儒家的偽造，事實上秦始皇只是一個奴隸，商鞅則不過是個女奴，但儒家卻把他們中的一個塑造成什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賢能，一個塑造成什麼統一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始皇帝。

但是，一個奴隸怎麼可能統一度量衡和文字？現在講的車同軌書同文，在六國時就已經彼此趨近，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怎麼可能兩世而亡的秦朝就完成統一呢？這明明應該是廣大群眾在長期實踐中所逐漸完善的成果，儒家卻將它們歸之於女奴和奴隸，可見偽造文獻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司馬遷不懂中華化，所以，他的《史記》極大地矮化和踐踏了中華文化。我孫子是歷史系教授，我把中華的發展史說給他聽後，他說：你說的全是事實，但是，顛覆所有的認知，誰聽你？

這是古人國書對歷史不嚴謹的態度。歷史怎麼能憑他一個人說了算呢！我看史記，當時我都懷疑沒搞錯吧，我不是在看小說吧？？如果小說也算曆史，任由這樣發展，那再過一百年或者千年以後，項少龍也是秦朝大功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