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記載，1807年的某一天嘉慶取內務府的藏書《唐文》一百六十冊閱覽，看過之後認為《唐文》“體例未協，選擇不精”，意思就是這書的選材排版有問題，嘉慶主要是認為《唐文》沒有序文還有之前收藏著的名字、沒有編輯完成，採納的文章大部分來自明代的唐人文集、將誥制特別分為一類、書中有唐太宗文章中有《晉書》贊文等問題，總之就是認為舊《唐文》看著很不爽。第二年（1808）念就開始修書 ，1814年《全唐文》成書，1819年刊印問世。

《全唐文》序中說的反正修書的原因就是天地安排的，那修書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嘉慶帝其實也是個苦逼的皇帝，乾隆皇帝說是說退位，但是手裡攥著權力不放，那情形就是小事嘉慶煩，大事乾隆做決定。直道嘉慶四年乾隆才駕崩。嘉慶只能算是一個勤政圖治的守成君主，個性循規蹈矩，在位期間主要的功績就是賜死和珅、平定白蓮教等教派之亂、平反和停止部分文字獄。但是這個時候的清朝已經被乾隆霍霍空了，嘉慶這樣不懂得變通革新的皇帝是沒用的，所以嘉慶期間進入了歷史上著名的嘉道中衰。但是這並不影響嘉慶想要中興大清的理想，所以希望透過修書來營造盛世的假象。

古代有“易代修史，盛世修書”說法，如《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而清朝剛剛經歷康乾時期的盛世，但正是這盛世遮蔽了嘉慶的眼光，讓嘉慶沒有看清楚清朝的危機，所以仍然認為還在盛世之中，古代君主講究文治武功，自認為還是盛世的嘉慶怎麼能不秀一波呢？所以修個《全唐文》，即不會蓋過祖輩的光彩，也能給自己在歷史上多留一筆。這也是於乾隆的一種較勁，所以名字都是學康熙命名的《全唐文》來的，而不是學乾隆的《四庫全書》。

除了宣告文治之功還有其他目的嗎？據說為了修《全唐文》朝廷大肆的收集明間藏書，實際上也是為了尋找反書。民間造反這是整個清朝的噩夢，所以清朝的文字獄非常嚴重，嘉慶平反了一部分的文字獄，但是卻又為了自己心安不得不興起一些文字獄，以修書為名蒐羅反書這個說法也說的過去，因為即使是花了十多年的時間修撰《全唐文》但是卻沒有給書中內容註明出處，而且還有很多的漏收、誤收、重出，我們可以理解清朝時期沒有電腦，漏收誤書都可能，畢竟當時的傳播媒體單一，但是重出這種錯誤顯然不是一部耗時十多年修撰的書應該出的錯誤，何況還是匯聚清朝文人精英編纂的書呢，很有可能就是修書為名，查反書為事實。

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籠絡士人、彰顯文治

嘉慶十三年（1808年）頒佈人修書詔上，明確表示編寫《全唐文》是為“崇文講學”。這應當是編修此書的初衷，至少也是官方理由。

二是匡正人心、助理朝政

嘉慶十九年（1814年），《全唐書》編修完畢後，在御製序則中強調“至釋道之章咒偈頌等類，全行刪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與前一年政令申明“修禮明教，秉正抑邪”一致。這說明該書的編修與清廷當時疲於應對天理教教徒起事、整頓政務也有關係。

三是效仿先帝、留名後世

清朝皇帝特別喜歡編大部頭，康熙皇帝編修了《全唐詩》、乾隆皇帝編修了《四庫全書》。嘉慶皇帝編修《全唐文》，也是有繼康乾盛世、立一代明君的想法。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簡要介紹一下《全唐書》。

《全唐文》是清代繼康熙時輯《全唐詩》之後，於嘉慶年間由百餘名翰林學士奉旨編輯的一部大型斷代唐人文章總集。

《全唐文》的編輯活動始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到嘉慶十九年（1814年）成書，歷時長達7年之久，該書以有唐一代文章為主，併兼採五代十國作品，共1000卷，收錄文章共18488篇（一說20025篇）、作者3042人（一說3035人）。

其卷帙之浩繁、輯錄文章之豐富，收入作者之眾多，超過了前人所輯有關唐代文獻的任何典籍，被清代學者俞樾在《唐文拾遺序》中譽為:

“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畢萃於茲，讀唐文者，嘆觀止矣。”

為纂輯《全唐文》，清政府專門設定了“全唐文館”，並分設了不同的官職來負責具體的編校事務，編纂團隊是由董誥領銜，輔以阮元、徐松、胡承洪等翰林院儒臣組成的100餘人知名學者。

那麼，嘉慶帝為什麼要動用大量的人力、財力來編輯這樣一個大部頭的鴻篇鉅製呢？

01 表面原因：推行文化政策，體現治國之道，教化社會

《全唐文》成書後，嘉慶帝在為此書欽定的《御製<全唐文>序》中，開篇即說道：

“天地大文，日月山川，萬古昭著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經世載道，立言牖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大矣哉”。

在這段話裡，嘉慶帝強調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社會教化功能，把撰寫文章、整理文化典籍視為如“日月山川，萬古昭著”，“經世載道，立言稀民”，是一項具有曹丕所言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化活動，編纂的目的要達到“以化成天下”。

可見嘉慶帝組織儒臣編纂《全唐文》，表面上看是標榜他崇尚文治，重視文化建設，但實際上是藉助編纂整理文化典籍，來宣傳推行他的文化政策，體現他的治國之道，用精神武器來教化社會。

序言接著寫道：

“我朝右文圖治，一道同風。皇考欽定《四庫全書》，嘉惠士林，頒行海宇，固已家弦戶誦，久道化成，無遠弗被矣。予近得《唐文》一百六十冊，幾暇披閱，覺其體例未協，選擇不精，乃命儒臣，重加釐定，每得數卷，親定去留，仍從《四庫全書》及《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內蒐羅採取，普行甄錄。而原書內亦有誤收之文，及有關風化之作，悉刪除不載。偽周編造之字，皆改正之。累月經年，共成書千卷，文萬有八千四百八十八篇，命名曰《全唐文》，敬遵聖祖仁皇帝命名《全唐詩》之意也。”

由這段《御製<全唐文>序》中可以看出，輯錄《全唐文》，一方面是嘉慶帝仿效康熙帝時輯《全唐詩》之意，繼續推行文治政策，另一方面是因為內府所藏的160冊“唐文”，在編纂上確實存在著不少問題，“體例不協，選擇不精”，用清朝的政治標準來衡量，甚至有關“風化之作”亦被編輯在內。

因此嘉慶帝對《全唐文》篇章的選擇，“親定去留”，甄錄取舍，一秉諭旨，重新纂構。

但若從當時清代社會的總體情況來考察，上述嘉慶帝所言的編纂緣起只是表面的現象，未觸及問題的實質，嘉慶帝動用儒臣纂輯《全唐文》，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

02 社會原因：扭轉腐敗風氣，懲治貪汙，重構清朝文化

實際上，纂輯《全唐文》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和政治需要密切相關，是嘉慶帝扭轉社會腐敗風氣，懲治貪汙賄賂，在思想文化領域裡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在借弘揚大唐文化，以匡正時弊，重構清文化，重新整理政治之策。

眾所周知，清朝歷經“康乾盛世”，到嘉慶時已明顯地走上了衰敗之路，民族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官場中公開化的貪汙受賄使社會風氣呈江河日下的景象。

嘉慶帝在《御製<全唐文》序》中也曾直言不諱地承認說:

“世道人心日流日下，舍正趨邪者，不可勝數，良可慨也”。

特別是清朝貴族，極端腐化，權臣和坤即是典型。官僚上層的貪得無厭，至於中下層官吏也同樣是貪髒枉法，全國上下官吏形成了一個賄路公行的巨大貪汙網。

地方上的大地主、大商人也更是揮金如土，吃喝之風日甚一日。以至於清代昭槤在《嘯亭續錄·本朝富民之多》中寫道：

“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千餘間，園亭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膏膠萬頃……王公近侍……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

《揚州畫舫錄》中也記載著：

“揚州鹽務，競尚奢麗，婚嫁喪葬，堂室飲食，衣服輿馬，動輒費數十萬……（城內）“重城伎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

像南京的秦淮河，揚州的平山堂，蘇州的虎邱山塘，成為當時社會上流階層及富商大賈們尋求刺激，驕奢淫逸的享樂之所，他們的一頓飯一件衣服，超過了農民一年甚至幾年的生活收入。

這種腐敗的奢侈性消費不僅白白地浪費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汙染了社會風氣，使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更加尖銳，川、楚、陝等地的農民起義和白蓮教起義，使清廷的統治到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

面對這種空前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日趨頹廢計程車風，嘉慶帝在思想文化領域採取措施，組織文人編輯《全唐文》。

他希望運用編輯的社會教化輿論功能，來挽救士風，用大唐文化來喚醒人們麻木的社會良知，洗刷汙濁的社會風尚；重構清朝的文化，以達到用文化這個精神武器來維繫世道人心，及對政府官員和社會各階層人民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之目的，規範人們的行為。

這也就是嘉慶帝在《御製<全唐文)序》中所期望的：

“故予之輯斯《全唐文》，示士林之準則，正小民之趨向也”。

說道這裡，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嘉慶帝為什麼要獨獨選擇唐文，而非其他朝代作為輯錄的物件呢？

03 嘉慶帝為何會選擇唐文而非其他朝代

再回到《御製<全唐文>序》中，嘉慶帝認為:

“夫三代以上，典謨訓誥，四子五經，皆大文也。漢魏兩晉及前五代，漸涉浮靡，清談亂政。至唐起八代之衰，彬彬鬱郁，以文輔治，用昭立言極則，非徒獵取科名之具也……文章為政事之大本，從身心性命中發出，所謂言者心之聲也，正人所言皆正，所行皆正，正之風以端士習，端士習以厚風俗，相因而至，經正民興，理不易也。有唐一代，人文蔚起，書中撰文者三千四十二人，亦有言行相符者，亦有言與行違者，捨短取長，不以人廢言也。”

這段話意思是說，在他看來，漢魏兩晉及前五代，有浮華奢靡之風，文人們好發清談誤國之言。而到了唐代，文人所言皆正，所行皆正，即便有些文人心口不一，但在輯錄中刪掉，取長補短即可，文治在唐朝的統治中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

到嘉慶二十三年，即1818年10月20日，嘉慶帝又在《御製讀<全唐文>》中進一步說:

“載道以文章，全唐羅冊府，書城作大觀，‘四庫’可小補，諸體皆畢臻，堪為政治輔。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陸(贄)禱，忠告昭法矩，希聖闡右文（文治），七閣奎光譜，誦讀趁幾餘，居今勉稽古……如房玄齡之善建謀，杜如晦之能斷大事，魏徵之屬過弼違，陸贄之忠言救失，所著皆足以裨益政治，垂為法矩”。

事實也如上所說，唐朝不僅是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全盛時代，而且唐文同唐詩一樣也處光輝燦爛的時期。

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的優秀散文家所發動的解放文體的古文運動，面對唐安史之亂後所出現的宦官專權，落鎮割據，腐敗政治及日頹的國勢，主張用文章來揭露社會問題，起到整頓社會秩序改造社會的作用，提出恢復儒家道統，推行儒學，文以明道，經世致用，反對那種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文學作品。

唐的古文運動對唐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是巨大的，使唐代文化得以更健康地發展，各種文體日趨完美，更加成熟，唐文化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維繫著境內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這種強烈的粘合作用成為各族人民友好相處的紐帶。

而《全唐文》實則是唐文化縮影的一個重要方面，被嘉慶帝認為是“皆足以裨益政治，垂為法矩”的，以唐文作為纂輯物件，可“屏斥邪言，昌明正學，鹹歸正道，共登右文（文治）盛世”。

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從唐文化本身所包含的特質。

康熙帝時輯《全唐詩》，嘉慶帝時輯《全唐文》，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文化現象，清帝對唐文化懷有如此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嘉慶帝時輯《全唐文》，以圖用唐文化來改造清朝日益衰敗的社會，重構清的文化網路，藉以激發凝聚社會向心力，重分認識到了唐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綜合國力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文化水平的高低，反映著綜著國力的大小，文化對綜合國力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唐文化是一種開放型的具有相容幷包性質的中華文化，對於外來文化並不敵視，而是在吸收融合多元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一種具有大唐特色的新文化。

清朝是滿族建立起來的一個大一統政權，統治的物件是比自己人口多、文化高的漢人，而欲長治久安就必須借鑑唐朝的民族文化政策。

清在定都北京前後雖已漢化，也借鑑了唐的民族政策，實行所謂“滿漢共治”，而漢人卻處於無實權地位，狹隘的民族政策使清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以致到嘉慶帝繼位時，清朝已明顯地走上了衰敗之路。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嘉慶帝在綜合治理的同時，在文化領域組織儒臣纂輯《全唐文》，進行教化，借弘揚大唐文化來重新建構清的文化圈，使唐文化在滲透吸收和融合過程中，改革清的社會文化結構，達到改造社會，扭轉社會腐敗之目的。

綜上所述，嘉慶帝編輯《全唐文》的動機在於加強文化建設, 發揮其教化功能, 借弘揚大唐文化以匡時弊, 扭轉社會腐敗之風，其之所以選擇唐文, 是因其“皆足以稗益政治, 垂為法矩”。

回答完畢。

嘉慶皇帝喜歡唐代文章，有一天，嘉慶皇帝，從內府弄來的一本《唐文》，還是號稱最全最權威的寶典。可嘉慶看了氣死了，只是幾篇垃圾文章，體例都沒有分，讓人越看越氣。忍夠了的嘉慶帝終於拍板：編一部最全的唐代文集。

清仁宗嘉慶十九年，即1814年4月17日，隨著一套厚厚的卷宗送入大清皇宮，中國舉國的文化學者們，無不聞訊後輕舒一口氣。這是一個動用上百名學者，令大清朝幾乎使出洪荒之力的文化工程，它的重大價值，更比一本書分量重得多。甚至不誇張說：中國文明史上，一場多少領土金錢都換不回的慘痛損失，被它完美補救！

這個特殊意義的文化工程，正是清朝嘉慶時代編纂完工的唐朝五代文章總集：《全唐文》！

《全唐文》具有極大的意義，說說這本文集的編纂緣起就知道：

這樣的緣起，看似是個意外，但這意外背後，更是一個觸目驚心的真相：在中國古代史上留下無數驕傲輝煌的大唐王朝，它的文明遺產卻在歷盡摧殘之後，彷彿連番破碎的精美瓷器般，就這樣被無情的摧毀著，連傳承最簡便的文章，竟都一篇篇遺失譭棄，這一本《唐文》，幾篇慘淡的文章，竟然都成了僅存的寶貝。倘若繼續惡化下去，大唐王朝留再後人記憶的，恐怕只剩下一個空幻的想象。這個至今撐起華人驕傲的王朝記憶，勢必被徹底無情抹去！

對於每個民族的歷史傳承來說，沒有什麼，能比這樣的後果更叫人細思極恐。但此時長期號稱文治武功輝煌的大清朝，怎麼會鬧到這恐怖地步？

有些原因，確實是不可抗力，在歲月這把殺豬刀前，文明傳承好些時候都脆弱，比如唐朝時朗朗上口的唐詩，流傳到明清，就曾大量散失。如果不是清初集前代心血，終於編纂成功了《全唐詩》，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們如詩如畫的詩篇，極有可能就剩一鱗半爪。

於是，在編寫《全唐文》經過周密細緻的準備，由彼時清朝文官集團頭號名臣，真實歷史上曾經硬槓過大貪官和珅的文華殿大學士董誥領軍，彙集了當時大清王朝最優秀的一百零七位大師級學者的團隊，隨著嘉慶十三年（1808）年嘉慶帝一道聖旨，從此拼盡全力忙起來。乍一看人員規模，比起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寒酸，可聯想下此時清王朝慘淡的國計民生就知道，這個規模，真是拼盡全力了！

這次編纂工作，無論效率還是思維，好些都遠遠超過前人，主持編纂工作的董誥，當年就是《四庫全書》的副Quattroporte，編書水平早已成精，腦子就是活字典，需要採編哪些資料，全在頭腦裡裝著，出手就博採眾家，撒網撒的十分廣，既有《四庫全書》裡的相關收錄，更有《永樂大典》、《唐文粹》等各類資料，甚至還從佛道典籍裡大量採編，連每個州縣的地方誌細節，哪怕簡單幾句話摘錄也不放過。這是自《全唐詩》後，大清朝再次以不懼艱辛的可敬精神，挽救中華的文明遺產！

尤其需要讚歎的是，這一番廣撒網細較真的採編，不但搶救出大批理論上已經失傳的唐朝文獻資料，甚至把好些自唐朝滅亡後，幾百年裡掰扯不明白的歷史問題都折騰明白了。比如有些爭議文章，到底是哪個作者寫的，再比如好些重大宮廷事件乃至戰爭，真實場面究竟如何？《新唐書》、《舊唐書》的漏缺的內容，甚至有些文章裡的錯別字，一個都不放過，全都真實糾正過來。

六年繁瑣到極致的勞動，到1814年4月16日這天，終於實現了完美收官：糾正歷代編輯錯漏的唐朝至五代十國時期文章總集《全唐文》正式定稿了，收錄三千零三十五位作者的兩萬零二十五篇文章，共一千零四十卷，起自隋唐止於五代，收錄了這段風雲歷史裡方方面面的歷史畫卷，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類精品文章，每一篇文章的作者，更都有詳實的小傳，隋唐五代的人物歷史，從頭到尾完美呈現

在整個中國古代編書史上，這一部《全唐文》，都堪稱經典水準，是一部超越時代的精品。甚至腦補下後面的歷史，就知道這部書的分量多重。在十九世紀中葉後的英法聯軍侵華浩劫裡，中國的庫藏典籍遭到了洗劫般的損失，連大部頭的《永樂大典》都沒有幸免，倘若沒有這部倖存的《全唐文》，唐朝歷史文明的諸多經典文章，就將永遠在戰火中消失，永遠不能復原！只此一樣，拍板的嘉慶帝，還有一百多位嘔心瀝血的學者，都是好漢。人們不會忘記他們的功績，《全唐文》永世長存。

《全唐文》全稱《欽定全唐文》，是清嘉慶年間官修唐五代文章總集。

全書一千卷，並卷首四卷，輯有唐朝、五代十國文章共18488篇（一說20025篇）、作者3042人（一說3035人），這麼大的篇幅，這麼多的人力，編寫前朝唐朝的書籍，嘉慶帝到底是為什麼呢？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清仁宗取得內府舊藏《唐文》一百六十冊，認為該書“體例未協，選擇不精”，遂命儒臣重加釐定。

《全唐文》以《唐文》為基礎，取《四庫全書》內的唐人別集，以及《文苑英華》、《唐文粹》、《唐大詔令集》、《古文苑》、《崇古文訣》、《文章辨體匯選》等總集，並蒐羅《永樂大典》所載之殘篇，“散見於史子雜家記載、志乘金石碑版者”。

《全唐文》是唐代(包括五代)文章的總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總集。但是，耗費這麼大量的人力物力，因為出自這麼多人之手，所以出現了重複，張冠李戴等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