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從配第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過程中，出現了若干佔有一定地位的經濟學家。雖然他們都只是次要的作家，但在某些經濟問題上，他們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見解。 J。洛克（1632～1704） 配第的直接後繼者。他的主要經濟著作有《政府論》上下篇（1680～1690）和《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1691）。洛克的享樂主義哲學為斯密的人性論提供了心理基礎。洛克認為，勞動幾乎提供一切東西的全部價值。他又以“自然法”來論證所有權的界限，認為由於土地和貨幣的分配不均所產生的地租和利息都導致了對“自然法”的破壞。這實際上就是把二者都歸結為對勞動的剝削。 D。諾思（1641～1691） 另一個配第的直接後繼者。他的主要經濟著作為《貿易論：主要是關於利息、硬幣的鑄造和損壞、貨幣量的擴大問題》（1691）。諾思第一次提出關於資本的明確概念，而且把對利息的肯定，作為資本起來反抗土地所有權的最初形式。諾思關於自由貿易的學說也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的先驅者。 “那位匿名者”（姓氏生卒年代不詳） 在他的匿名著作《對貨幣利息，特別是公債利息的一些看法》（大約出版於1739或1740）中指出：“當它們（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換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它們所必須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勞動量”。顯然，這位作者已經有了社會必要勞動的原始思想。 J。馬西（？～1784） 雖然保留著若干重商主義的思想，而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利息論的進步性。在他的《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對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的考察》（1750年匿名發表）中，他堅決反對配第和洛克所認為利息率高低取決於貨幣量的觀點，而宣稱利息只不過是利潤的一部分，利息的高低總是由一般利潤率來決定，利潤本身成為利息的最高界限。這就矯正了配第和洛克認為被貸放的實際是貨幣而不是資本的錯誤，提高了對資本的認識。馬西這一理論對於他同時代的D。休謨（1711～1776）和後來的斯密都有深刻的影響。但馬西和休謨兩人都沒有涉及利潤本身的源泉問題。 D。休謨 對斯密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的主要經濟論著《論商業》、《論貨幣》、《論利息》、《論貿易平衡》、《論賦稅》，收集在《政治論叢》（1752）論文集中。他提出了貿易差額平衡的學說，認為這種平衡是按著各國不同的經濟情況而自然決定的，從而貿易不能始終有損或有利於某一國，為自由貿易論反駁重商主義的貿易控制論提供了理論依據。休謨是貨幣數量論者，他認為商品價格的騰貴是金銀增加的必然結果，但價格變動並不緊隨著金銀的增加而是需要一些時間，這是所謂價格滯後現象，而這種貨幣貶值只在最後才提高勞動價格即提高工資，這是所謂工資滯後。正是在這滯後時期，貨幣貶值對於工商業起了鼓舞作用。 A。斯密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最傑出的代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他第一次把以前的經濟知識歸結為一個統一和完整的體系並加以豐富和發展。斯密最主要的經濟學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劃時代巨著。他強調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並認為增加國民財富靠兩種方法：第一是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力，第二是增加生產工人的人數。前者靠加強勞動分工；後者靠增加資本。斯密全部的經濟理論幾乎都是在探討這兩個命題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斯密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公認的宗師。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在後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既是古典派的又是庸俗派的各學說的啟發點。 D。李嘉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另一個最傑出的代表，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在此書中，他建立了以價值論為基礎、分配論為中心的經濟理論體系。和斯密一樣，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企圖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財富的創造。他考察了當時英國社會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三個主要階級的關係和與之相應的社會三種收入相互消長的關係，不隱諱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作為他的研究的出發點。李嘉圖站在資本家方面的立場是鮮明的。所以，有人認為李嘉圖是黨派經濟學家，而其學說則成為黨派鬥爭的旗幟。也因為這樣，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在李嘉圖同時代或稍晚一點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還有幾個值得提出的對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作了補充的人物。 E。威斯特（1782～1828） 李嘉圖的同代人。他在《論資本用於土地，對穀物進口嚴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匿名出版）中，闡述了土地的收益不會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例增加的地租論。 J。巴頓（1789～1852） 在《論影響社會上勞動階級狀況的環境》（1817）中，考察了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勞動需求相對減少的問題。他第一次指出，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轉化為工資的那部分資本（他稱之為流動資本）同轉化為機器的那一部分資本（他稱之為固定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由於勞動的需求的增加取決於流動資本的增加，而不取決於固定資本的增加，就業工人的人數不同國家資本的增長成比例，工業不發達國家的就業人數會比工業發達國家的就業人數相對地要多。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三版中，加上了“論機器”的第31章，接受了巴頓對機器的看法，承認他自己原來看法的錯誤。 G。拉姆賽（1800～1871） 其時代稍晚於李嘉圖。在《論財富的分配》（1836）中，把流透過程得出的、作為唯一區別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在名稱上保留下來，但對於二者的構成卻從生產過程作了說明。從而，事實上把固定資本歸結為不變資本，把流動資本歸結為可變資本。在這個基礎上分析分配，他得出了工資等於流動資本（實為可變資本），“總利潤”等於商品總價值減去工資和固定資本（實為不變資本）的補償後的全部剩餘的結論。拉姆賽接近於正確地理解剩餘價值的來源。 R。瓊斯（1790～1855） 和拉姆賽同時代。他的經濟著作有《論財富的分配和稅收的源泉》（1831）、《政治經濟學緒論》（1833）和《國民政治經濟學教程》（1852）。在地租起源的見解上，瓊斯勝於李嘉圖。他反駁了後者的土地收益遞減的論斷。他認為地租的產生與土地肥沃程度無關，而起源於土地的佔有。瓊斯已經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地租由超額利潤構成。在歷史地解釋經濟方面，瓊斯也比李嘉圖多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看作社會生產發展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隨著物質生產力的變化，經濟關係以及與此相連的國民的社會狀況、道德狀況和政治狀況，也都在發生變化。馬克思指出，在瓊斯這裡，“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這門實際科學是怎樣結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2頁）。 特徵和主要理論 自然規律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英國古典經濟學傑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圖，都認為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恆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歷史地規定的經濟活動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恆的自然規律，而這些自然規律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斯密和李嘉圖都把自然規律歸結為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個人人性的表達。他們所謂的個人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一般市民，而他們的人性就是利己主義。
是。 從配第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過程中，出現了若干佔有一定地位的經濟學家。雖然他們都只是次要的作家，但在某些經濟問題上，他們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見解。 J。洛克（1632～1704） 配第的直接後繼者。他的主要經濟著作有《政府論》上下篇（1680～1690）和《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1691）。洛克的享樂主義哲學為斯密的人性論提供了心理基礎。洛克認為，勞動幾乎提供一切東西的全部價值。他又以“自然法”來論證所有權的界限，認為由於土地和貨幣的分配不均所產生的地租和利息都導致了對“自然法”的破壞。這實際上就是把二者都歸結為對勞動的剝削。 D。諾思（1641～1691） 另一個配第的直接後繼者。他的主要經濟著作為《貿易論：主要是關於利息、硬幣的鑄造和損壞、貨幣量的擴大問題》（1691）。諾思第一次提出關於資本的明確概念，而且把對利息的肯定，作為資本起來反抗土地所有權的最初形式。諾思關於自由貿易的學說也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的先驅者。 “那位匿名者”（姓氏生卒年代不詳） 在他的匿名著作《對貨幣利息，特別是公債利息的一些看法》（大約出版於1739或1740）中指出：“當它們（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換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它們所必須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勞動量”。顯然，這位作者已經有了社會必要勞動的原始思想。 J。馬西（？～1784） 雖然保留著若干重商主義的思想，而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利息論的進步性。在他的《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對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的考察》（1750年匿名發表）中，他堅決反對配第和洛克所認為利息率高低取決於貨幣量的觀點，而宣稱利息只不過是利潤的一部分，利息的高低總是由一般利潤率來決定，利潤本身成為利息的最高界限。這就矯正了配第和洛克認為被貸放的實際是貨幣而不是資本的錯誤，提高了對資本的認識。馬西這一理論對於他同時代的D。休謨（1711～1776）和後來的斯密都有深刻的影響。但馬西和休謨兩人都沒有涉及利潤本身的源泉問題。 D。休謨 對斯密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的主要經濟論著《論商業》、《論貨幣》、《論利息》、《論貿易平衡》、《論賦稅》，收集在《政治論叢》（1752）論文集中。他提出了貿易差額平衡的學說，認為這種平衡是按著各國不同的經濟情況而自然決定的，從而貿易不能始終有損或有利於某一國，為自由貿易論反駁重商主義的貿易控制論提供了理論依據。休謨是貨幣數量論者，他認為商品價格的騰貴是金銀增加的必然結果，但價格變動並不緊隨著金銀的增加而是需要一些時間，這是所謂價格滯後現象，而這種貨幣貶值只在最後才提高勞動價格即提高工資，這是所謂工資滯後。正是在這滯後時期，貨幣貶值對於工商業起了鼓舞作用。 A。斯密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最傑出的代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他第一次把以前的經濟知識歸結為一個統一和完整的體系並加以豐富和發展。斯密最主要的經濟學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劃時代巨著。他強調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並認為增加國民財富靠兩種方法：第一是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力，第二是增加生產工人的人數。前者靠加強勞動分工；後者靠增加資本。斯密全部的經濟理論幾乎都是在探討這兩個命題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斯密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公認的宗師。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在後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既是古典派的又是庸俗派的各學說的啟發點。 D。李嘉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另一個最傑出的代表，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在此書中，他建立了以價值論為基礎、分配論為中心的經濟理論體系。和斯密一樣，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企圖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財富的創造。他考察了當時英國社會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三個主要階級的關係和與之相應的社會三種收入相互消長的關係，不隱諱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作為他的研究的出發點。李嘉圖站在資本家方面的立場是鮮明的。所以，有人認為李嘉圖是黨派經濟學家，而其學說則成為黨派鬥爭的旗幟。也因為這樣，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在李嘉圖同時代或稍晚一點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還有幾個值得提出的對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作了補充的人物。 E。威斯特（1782～1828） 李嘉圖的同代人。他在《論資本用於土地，對穀物進口嚴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匿名出版）中，闡述了土地的收益不會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例增加的地租論。 J。巴頓（1789～1852） 在《論影響社會上勞動階級狀況的環境》（1817）中，考察了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勞動需求相對減少的問題。他第一次指出，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轉化為工資的那部分資本（他稱之為流動資本）同轉化為機器的那一部分資本（他稱之為固定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由於勞動的需求的增加取決於流動資本的增加，而不取決於固定資本的增加，就業工人的人數不同國家資本的增長成比例，工業不發達國家的就業人數會比工業發達國家的就業人數相對地要多。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三版中，加上了“論機器”的第31章，接受了巴頓對機器的看法，承認他自己原來看法的錯誤。 G。拉姆賽（1800～1871） 其時代稍晚於李嘉圖。在《論財富的分配》（1836）中，把流透過程得出的、作為唯一區別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在名稱上保留下來，但對於二者的構成卻從生產過程作了說明。從而，事實上把固定資本歸結為不變資本，把流動資本歸結為可變資本。在這個基礎上分析分配，他得出了工資等於流動資本（實為可變資本），“總利潤”等於商品總價值減去工資和固定資本（實為不變資本）的補償後的全部剩餘的結論。拉姆賽接近於正確地理解剩餘價值的來源。 R。瓊斯（1790～1855） 和拉姆賽同時代。他的經濟著作有《論財富的分配和稅收的源泉》（1831）、《政治經濟學緒論》（1833）和《國民政治經濟學教程》（1852）。在地租起源的見解上，瓊斯勝於李嘉圖。他反駁了後者的土地收益遞減的論斷。他認為地租的產生與土地肥沃程度無關，而起源於土地的佔有。瓊斯已經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地租由超額利潤構成。在歷史地解釋經濟方面，瓊斯也比李嘉圖多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看作社會生產發展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隨著物質生產力的變化，經濟關係以及與此相連的國民的社會狀況、道德狀況和政治狀況，也都在發生變化。馬克思指出，在瓊斯這裡，“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這門實際科學是怎樣結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2頁）。 特徵和主要理論 自然規律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英國古典經濟學傑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圖，都認為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恆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歷史地規定的經濟活動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恆的自然規律，而這些自然規律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斯密和李嘉圖都把自然規律歸結為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個人人性的表達。他們所謂的個人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一般市民，而他們的人性就是利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