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麼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係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後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透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嚮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藉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還要適應內心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是一個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還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真、善和美。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物件，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瞭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了比較廣泛的規定。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國家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儘快加以消滅。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預這種可憎的勾當。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實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2：愛因斯坦一生最著名的演講：探索的動機
這是愛因斯坦於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麥克斯?普朗克六十歲生日慶祝會上的講話。講稿最初發表在1918年出版的《慶祝麥克斯?普朗克60壽辰：德國物理學會演講集》。1932年愛因斯坦將此文略加修改，作為普朗克文集《科學往何處去？》的序言。
在科學的廟堂裡有許多房舍，住在裡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樣，而引導他們到那裡去的動機也實在各不相同。有許多人所以愛好科學，是因為科學給他們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學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娛樂，他們在這種娛樂中尋求生動活潑的經驗和對他們自己雄心壯志的滿足；在這座廟堂裡，另外還有許多人所以把他們的腦力產物奉獻在祭壇上，為的是純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來把所有屬於這兩類的人都趕出廟堂，那末聚集在那裡的人就會大大減少，但是，仍然還有一些人留在裡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們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我們所以愛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們剛才在想象隨便驅逐可許多卓越的人物，他們對建築科學廟堂有過很大的也許是主要的貢獻；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的天使也會覺得難於作出決定。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如果廟堂裡只有被驅逐的那兩類人，那末這座廟堂決不會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為森林一樣。因為，對於這些人來說，只要有機會，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都會去幹；他們究竟成為工程師、官吏、商人還是科學家，完全取決於環境。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那些為天使所寵愛的人吧。
他們大多數是相當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獨的人，但儘管有這些共同特點，實際上他們彼此之間很不一樣，不象被趕走的那許多人那樣彼此相似。究竟是什麼把他們引到這座廟堂裡來的呢?這是一個難題，不能籠統地用一句話來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華(Schopenhauer)所說的，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覆無常的慾望的桎梏。一個修養有素的人總是渴望逃避個人生活而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這種願望好比城市裡的人渴望逃避喧囂擁擠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在那裡透過清寂而純潔的空氣，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於那似乎是為永恆而設計的寧靜景色。
除了這種消極的動機以外，還有一種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影象；於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cosmos)來代替經驗的世界，並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體系及其構成作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點，以便由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範圍理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定。
理論物理學家的世界影象在所有這些可能的影象中佔有什麼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種關係時要求儘可能達到最高的標準的嚴格精密性，這樣的標準只有用數學語言才能達到。另一方面，物理學家對於他的主題必須極其嚴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須滿足於描述我們的經驗領域裡的最簡單事件。企圖以理論物理學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邏輯上的完備性來重現一切比較複雜的事件，這不是人類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純粹性、明晰性和確定性要以完整性為代價。但是當人們畏縮而膽怯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較複雜的東西時，那末能吸引我們去認識自然界的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麼呢？難道這種謹小慎微的努力結果也夠得上宇宙理論的美名嗎？
我認為，是夠得上的；因為，作為理論物理學結構基礎的普遍定律，應當對任何自然現象都有效。有了它們，就有可能借助於單純的演繹得出一切自然過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說得出關於這些過程的理論，只要這種演繹過程並不太多地超出人類理智慧力。因此，物理學家放棄他的世界體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個什麼根本原則性的問題。
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體系就能用單純的演繹法建立起來。要通向這些定律，沒有邏輯的道路，只有透過那種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才能得到這些定律。由於有這種方***上的不確定性，人們可以假定，會有許多個同樣站得住腳的理論物理體系；這個看法在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物理學的發展表明，在某一時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構造中，總有一個顯得別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過這問題的人，都不會否認唯一地決定理論體系的，實際上是現象世界，儘管在現象和它們的理論原理之間並沒有邏輯的橋樑；這就是萊布尼茲(Leibnitz)非常中肯地表述過的“先定的和諧”。物理學家往往責備研究認識論者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我認為，幾年前馬赫和普朗克之間所進行的論戰的根源就在於此。
渴望看到這種先定的和諧，是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們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專心致志於這門科學中的最普遍的問題，而不是使自己分心於比較愉快的和容易達到的目標上去。我常常聽到同事們試圖把他的這種態度歸因於非凡的意志力和修養，但我認為這是錯誤的。促使人們去做這種工作的精神狀態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談戀愛的人的精神狀態相類似的；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我們敬愛的普朗克就坐在這裡，內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樣提著第歐根尼的燈籠鬧著玩。我們對他的愛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談的說明。祝願他對科學的熱愛繼續照亮他未來的道路，並引導他去解決今天物理學的最重要的問題。這問題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並且為了解決這問題他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論同電動力學、力學統一於一個單一的邏輯體系裡。
3：愛因斯坦：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
愛因斯坦（1879——1955），德國物理學家。生於符騰堡烏爾姆。早年取得瑞士國籍，1913年重新獲得德國國籍，1933年遷居美國，1940年加入美國籍。190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09年起歷任蘇黎世大學等校教授，後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為反抗納粹，建議並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在物理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狹義相對論，並推廣為廣義相對論。還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論。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於1921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相對論的意義》等。
在紀念的日子裡，通常需要回顧一下過去，尤其是要懷念一下那些由於發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榮譽的人們。這種對於我們先輩的紀念儀式確實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為這種對過去最美好事物的紀念，必定會鼓勵今天善良的人們去勇敢奮鬥。但這種懷念應當由從小生長在這個國家並熟悉它的過去的人來做，而不應當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像吉卜賽人那樣到處流浪並且從各式各樣的國家裡收集了他的經驗的人。
這樣，剩下來我能講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間和時間條件的、但同教育事業的過去和將來都始終有關的一些問題。進行這一嘗試時，我不能以權威自居，特別是因為各時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們都已討論過教育這一問題，並且無疑已清楚地反覆講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在教育學領域中，我是個半外行，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見就沒有別的基礎。那麼我究竟是憑著什麼而有膽量來發表這些意見呢？如果這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人們也許就因為這樣一些考慮而不想講話了。
但是對於能動的人類的事務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在這裡，單靠真理的知識是不夠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這種知識，就必須以不斷的努力來使它經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隨時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險。為了使它永遠照耀在Sunny之下，必須不斷地勤加拂拭和維護。我就願意為這工作而努力。
學校向來是把傳統的財富從一代傳到一代的最重要機構。同過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這樣。由於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的承擔者，已經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來，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學校。
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一種工具，靠它來把最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在青年人中發展那些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消滅個性，使個人變成僅僅是社會的工具，像一隻蜜蜂或螞蟻那樣。因為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這些人把為社會服務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問題。就我所能作判斷的範圍來說，英國學校制度最接近於這種理想的實現。
但是人們應當怎樣來努力達到這種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講道理來實現這個目標呢？完全不是。言辭永遠是空的，而且通向毀滅的道路總是和多談理想聯絡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絕不是靠所聽到的和所說出來的言語而是靠勞動和行動來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總是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初入學的兒童第一次學寫字便是如此，大學畢業寫博士論文也是如此，簡單地默記一首詩，寫一篇作文，解釋和翻譯一段課文，解一道數學題目，或在體育運動的實踐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項成績背後都有一種推動力，它是成績的基礎，而反過來，計劃的實現也使它增長和加強。這裡有極大的差別，對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極大。同樣工作的動力，可以是恐怖和強制，追求威信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對於物件的誠摯興趣，和追求真理與理解的願望，因而也可以是每個健康兒童都具有的天賦和好奇心，只是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對於學生教育影響可以有很大差別，這要看推動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對苦痛的恐懼，是自私的慾望，還是快樂和滿足的追求。沒有人會認為學校的管理和教師的態度對塑造學生的心理基礎沒有影響。
我以為對學校來說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傷害了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的自信；它製造出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國家也都如此。要使學校不受到這種一切禍害中最壞的禍害的侵襲，那是比較簡單的。只允許教師使用盡可能少的強制手段，這樣教師的德和才就將成為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項動機是好勝心，或者說得婉轉些，是期望得到表揚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沒有這種精神刺激，人類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個人希望得到他同類讚許的願望，肯定是社會對他的最大約束力之一。但在這種複雜感情中，建設性同破壞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織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揚和讚許的願望，本來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如果要求別人承認自己比同學、夥伴們更高明、更強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產生極端自私的心理狀態，而這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害。因此，學校和教師必須注意防止為了引導學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種會造成個人好勝心的簡單化的方法。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之間的這種破壞性經濟競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於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一個蟻垤裡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麼是為生存競爭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人們必須防止把習慣意義上的成功作為人生目標向青年人宣傳。因為一個獲得成功的人從他人那裡所取得的，總是無可比擬地超過他對他們的貢獻。然而看一個人的價值應當是從他的貢獻來看，而不應當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學校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動機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結果中的樂趣，以及對這些結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啟發並且加強青年人的這些心理力量，我看這該是學校的最重要的任務。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能引匯出一種愉快的願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財富——知識和藝術技能。
要啟發這種創造性的心理才能，當然不像使用強力或者喚起個人好勝心那樣容易，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更有價值。關鍵在發展於孩子們對遊戲的天真愛好和獲得他人讚許的天真願望，引導他們為了社會的需要參與到重要的領域中去。這種教育的主要基礎是這樣一種願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動能力和人們的謝意。如果學校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勝利完成了任務，它就會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學校規定的課業就會被他們當作禮物來領受。我知道有些兒童就對在學時間比對假期還要喜愛。
這樣一種學校要求教師在他的本行成為一個藝術家。為了能在學校中養成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正像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一個人永遠健康一樣，萬應靈丹是不存在的。但是還有某些必要的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應當在這樣的學校成長起來。其次，在選擇教材和教學方法上，應當給教師很大的自由。因為強制和外界壓力無疑也會扼殺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時所感到的樂趣。
如果你們一直在專心聽我的想法，那麼有件事或許你們會覺得奇怪。我詳細講到的是，我認為應當以什麼精神教導青少年。但我既未講到課程設定，也未講到教學方法。譬如說究竟應當以語文為主，還是以科學的專業教育為主？
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照我看來，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透過體操和遠足活動訓練了肌肉和體力的耐勞性，以後他就會適合任何體力勞動。腦力上的訓練，以及智力和手藝方面技能的鍛鍊也類似這樣。因此，那個詼諧的人確實講得很對，他這樣來定義教育：“如果人們忘掉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麼留下來的就是教育。”就是這個原因，我對於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著重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的爭論，一點也不急於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把學校看作應當直接傳授專門知識和在以後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種觀點。生活的要求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採用這樣專門的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作為死的工具。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使青年人在離開它時具有一個和諧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這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也是正確的，儘管它的學生所要從事的是完全確定的專業。學校始終應當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並且學會了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就必定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其主要訓練在於獲得細節知識的人來，他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後，我要再一次強調一下，這裡所講的，雖然多少帶有點絕對肯定的口氣，其實，我並沒有想要求它比個
1：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麼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係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後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透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嚮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藉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還要適應內心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是一個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還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真、善和美。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物件，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瞭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了比較廣泛的規定。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國家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儘快加以消滅。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預這種可憎的勾當。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實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2：愛因斯坦一生最著名的演講：探索的動機
這是愛因斯坦於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麥克斯?普朗克六十歲生日慶祝會上的講話。講稿最初發表在1918年出版的《慶祝麥克斯?普朗克60壽辰：德國物理學會演講集》。1932年愛因斯坦將此文略加修改，作為普朗克文集《科學往何處去？》的序言。
在科學的廟堂裡有許多房舍，住在裡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樣，而引導他們到那裡去的動機也實在各不相同。有許多人所以愛好科學，是因為科學給他們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學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娛樂，他們在這種娛樂中尋求生動活潑的經驗和對他們自己雄心壯志的滿足；在這座廟堂裡，另外還有許多人所以把他們的腦力產物奉獻在祭壇上，為的是純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來把所有屬於這兩類的人都趕出廟堂，那末聚集在那裡的人就會大大減少，但是，仍然還有一些人留在裡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們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我們所以愛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們剛才在想象隨便驅逐可許多卓越的人物，他們對建築科學廟堂有過很大的也許是主要的貢獻；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的天使也會覺得難於作出決定。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如果廟堂裡只有被驅逐的那兩類人，那末這座廟堂決不會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為森林一樣。因為，對於這些人來說，只要有機會，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都會去幹；他們究竟成為工程師、官吏、商人還是科學家，完全取決於環境。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那些為天使所寵愛的人吧。
他們大多數是相當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獨的人，但儘管有這些共同特點，實際上他們彼此之間很不一樣，不象被趕走的那許多人那樣彼此相似。究竟是什麼把他們引到這座廟堂裡來的呢?這是一個難題，不能籠統地用一句話來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華(Schopenhauer)所說的，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覆無常的慾望的桎梏。一個修養有素的人總是渴望逃避個人生活而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這種願望好比城市裡的人渴望逃避喧囂擁擠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在那裡透過清寂而純潔的空氣，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於那似乎是為永恆而設計的寧靜景色。
除了這種消極的動機以外，還有一種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影象；於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cosmos)來代替經驗的世界，並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體系及其構成作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點，以便由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範圍理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定。
理論物理學家的世界影象在所有這些可能的影象中佔有什麼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種關係時要求儘可能達到最高的標準的嚴格精密性，這樣的標準只有用數學語言才能達到。另一方面，物理學家對於他的主題必須極其嚴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須滿足於描述我們的經驗領域裡的最簡單事件。企圖以理論物理學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邏輯上的完備性來重現一切比較複雜的事件，這不是人類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純粹性、明晰性和確定性要以完整性為代價。但是當人們畏縮而膽怯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較複雜的東西時，那末能吸引我們去認識自然界的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麼呢？難道這種謹小慎微的努力結果也夠得上宇宙理論的美名嗎？
我認為，是夠得上的；因為，作為理論物理學結構基礎的普遍定律，應當對任何自然現象都有效。有了它們，就有可能借助於單純的演繹得出一切自然過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說得出關於這些過程的理論，只要這種演繹過程並不太多地超出人類理智慧力。因此，物理學家放棄他的世界體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個什麼根本原則性的問題。
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體系就能用單純的演繹法建立起來。要通向這些定律，沒有邏輯的道路，只有透過那種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才能得到這些定律。由於有這種方***上的不確定性，人們可以假定，會有許多個同樣站得住腳的理論物理體系；這個看法在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物理學的發展表明，在某一時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構造中，總有一個顯得別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過這問題的人，都不會否認唯一地決定理論體系的，實際上是現象世界，儘管在現象和它們的理論原理之間並沒有邏輯的橋樑；這就是萊布尼茲(Leibnitz)非常中肯地表述過的“先定的和諧”。物理學家往往責備研究認識論者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我認為，幾年前馬赫和普朗克之間所進行的論戰的根源就在於此。
渴望看到這種先定的和諧，是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們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專心致志於這門科學中的最普遍的問題，而不是使自己分心於比較愉快的和容易達到的目標上去。我常常聽到同事們試圖把他的這種態度歸因於非凡的意志力和修養，但我認為這是錯誤的。促使人們去做這種工作的精神狀態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談戀愛的人的精神狀態相類似的；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我們敬愛的普朗克就坐在這裡，內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樣提著第歐根尼的燈籠鬧著玩。我們對他的愛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談的說明。祝願他對科學的熱愛繼續照亮他未來的道路，並引導他去解決今天物理學的最重要的問題。這問題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並且為了解決這問題他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論同電動力學、力學統一於一個單一的邏輯體系裡。
3：愛因斯坦：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
愛因斯坦（1879——1955），德國物理學家。生於符騰堡烏爾姆。早年取得瑞士國籍，1913年重新獲得德國國籍，1933年遷居美國，1940年加入美國籍。190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09年起歷任蘇黎世大學等校教授，後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為反抗納粹，建議並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在物理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狹義相對論，並推廣為廣義相對論。還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論。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於1921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相對論的意義》等。
在紀念的日子裡，通常需要回顧一下過去，尤其是要懷念一下那些由於發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榮譽的人們。這種對於我們先輩的紀念儀式確實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為這種對過去最美好事物的紀念，必定會鼓勵今天善良的人們去勇敢奮鬥。但這種懷念應當由從小生長在這個國家並熟悉它的過去的人來做，而不應當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像吉卜賽人那樣到處流浪並且從各式各樣的國家裡收集了他的經驗的人。
這樣，剩下來我能講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間和時間條件的、但同教育事業的過去和將來都始終有關的一些問題。進行這一嘗試時，我不能以權威自居，特別是因為各時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們都已討論過教育這一問題，並且無疑已清楚地反覆講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在教育學領域中，我是個半外行，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見就沒有別的基礎。那麼我究竟是憑著什麼而有膽量來發表這些意見呢？如果這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人們也許就因為這樣一些考慮而不想講話了。
但是對於能動的人類的事務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在這裡，單靠真理的知識是不夠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這種知識，就必須以不斷的努力來使它經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隨時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險。為了使它永遠照耀在Sunny之下，必須不斷地勤加拂拭和維護。我就願意為這工作而努力。
學校向來是把傳統的財富從一代傳到一代的最重要機構。同過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這樣。由於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的承擔者，已經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來，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學校。
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一種工具，靠它來把最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在青年人中發展那些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消滅個性，使個人變成僅僅是社會的工具，像一隻蜜蜂或螞蟻那樣。因為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這些人把為社會服務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問題。就我所能作判斷的範圍來說，英國學校制度最接近於這種理想的實現。
但是人們應當怎樣來努力達到這種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講道理來實現這個目標呢？完全不是。言辭永遠是空的，而且通向毀滅的道路總是和多談理想聯絡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絕不是靠所聽到的和所說出來的言語而是靠勞動和行動來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總是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初入學的兒童第一次學寫字便是如此，大學畢業寫博士論文也是如此，簡單地默記一首詩，寫一篇作文，解釋和翻譯一段課文，解一道數學題目，或在體育運動的實踐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項成績背後都有一種推動力，它是成績的基礎，而反過來，計劃的實現也使它增長和加強。這裡有極大的差別，對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極大。同樣工作的動力，可以是恐怖和強制，追求威信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對於物件的誠摯興趣，和追求真理與理解的願望，因而也可以是每個健康兒童都具有的天賦和好奇心，只是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對於學生教育影響可以有很大差別，這要看推動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對苦痛的恐懼，是自私的慾望，還是快樂和滿足的追求。沒有人會認為學校的管理和教師的態度對塑造學生的心理基礎沒有影響。
我以為對學校來說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傷害了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的自信；它製造出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國家也都如此。要使學校不受到這種一切禍害中最壞的禍害的侵襲，那是比較簡單的。只允許教師使用盡可能少的強制手段，這樣教師的德和才就將成為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項動機是好勝心，或者說得婉轉些，是期望得到表揚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沒有這種精神刺激，人類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個人希望得到他同類讚許的願望，肯定是社會對他的最大約束力之一。但在這種複雜感情中，建設性同破壞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織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揚和讚許的願望，本來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如果要求別人承認自己比同學、夥伴們更高明、更強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產生極端自私的心理狀態，而這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害。因此，學校和教師必須注意防止為了引導學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種會造成個人好勝心的簡單化的方法。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之間的這種破壞性經濟競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於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一個蟻垤裡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麼是為生存競爭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人們必須防止把習慣意義上的成功作為人生目標向青年人宣傳。因為一個獲得成功的人從他人那裡所取得的，總是無可比擬地超過他對他們的貢獻。然而看一個人的價值應當是從他的貢獻來看，而不應當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學校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動機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結果中的樂趣，以及對這些結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啟發並且加強青年人的這些心理力量，我看這該是學校的最重要的任務。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能引匯出一種愉快的願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財富——知識和藝術技能。
要啟發這種創造性的心理才能，當然不像使用強力或者喚起個人好勝心那樣容易，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更有價值。關鍵在發展於孩子們對遊戲的天真愛好和獲得他人讚許的天真願望，引導他們為了社會的需要參與到重要的領域中去。這種教育的主要基礎是這樣一種願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動能力和人們的謝意。如果學校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勝利完成了任務，它就會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學校規定的課業就會被他們當作禮物來領受。我知道有些兒童就對在學時間比對假期還要喜愛。
這樣一種學校要求教師在他的本行成為一個藝術家。為了能在學校中養成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正像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一個人永遠健康一樣，萬應靈丹是不存在的。但是還有某些必要的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應當在這樣的學校成長起來。其次，在選擇教材和教學方法上，應當給教師很大的自由。因為強制和外界壓力無疑也會扼殺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時所感到的樂趣。
如果你們一直在專心聽我的想法，那麼有件事或許你們會覺得奇怪。我詳細講到的是，我認為應當以什麼精神教導青少年。但我既未講到課程設定，也未講到教學方法。譬如說究竟應當以語文為主，還是以科學的專業教育為主？
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照我看來，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透過體操和遠足活動訓練了肌肉和體力的耐勞性，以後他就會適合任何體力勞動。腦力上的訓練，以及智力和手藝方面技能的鍛鍊也類似這樣。因此，那個詼諧的人確實講得很對，他這樣來定義教育：“如果人們忘掉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麼留下來的就是教育。”就是這個原因，我對於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著重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的爭論，一點也不急於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把學校看作應當直接傳授專門知識和在以後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種觀點。生活的要求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採用這樣專門的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作為死的工具。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使青年人在離開它時具有一個和諧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這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也是正確的，儘管它的學生所要從事的是完全確定的專業。學校始終應當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並且學會了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就必定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其主要訓練在於獲得細節知識的人來，他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後，我要再一次強調一下，這裡所講的，雖然多少帶有點絕對肯定的口氣，其實，我並沒有想要求它比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