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時，魏國繼承了晉國一半的國土，且是最富裕的核心地盤。另外，魏國也是最早實施變法的國家，早期有吳起、西門豹等名臣，魏武卒戰鬥力非常強。所以說，魏國是戰國早期最強的國家，其強大持續了約五十年，後來確迅速衰弱，成為一個二流國家。綜合來說，魏國衰弱的原因有五：

一、戰略錯誤。戰國早期，韓趙是魏的同盟，三晉聯合的幾次對外作戰都取得了勝利。但魏國強大後，先是攻趙，後又攻韓，以致連線在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失敗，實力受損的同時，還失去了兩個同盟，多了兩個敵人。

二、國君平庸。魏文侯還是可以的，魏武侯、魏惠王都是比較平庸的國君。

三、秦國崛起。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實力大幅提升，連續幾次擊敗魏國，盡收魏河西地。

四、沒有縱深。戰國七雄中，韓、魏的位置處於正中央，地理位置很不好，不像他國可以向外擴張，只有逐漸被周邊強國蠶食。

五、人才流失。不太會用人，如吳起在魏國出走，商鞅在魏國不受重用，孫臏則被魏國拘禁，範睢也一樣鬱郁不得志，連魏公子信陵君都被猜忌而出走。

魏國處四戰之地，經文侯改革率先崛起，易引人側目，確定好戰略方向，或向西蠶食秦國，或向南蠶食楚國，而不亦對韓、趙、齊開戰，韓、趙本屬三晉，趙也不弱，齊國是大國，這幾個國家容易聯盟，一打多，不划算，且勝負難料，太失策。而秦、楚歷來被視為蠻夷，選擇其一作為目標，作為國策，徹底吞併，不容易引起其他國家反對，而且不會與鄰國關係搞僵，實力大增之後，再搞遠交近攻，一統天下。

歷史上把魏、韓、趙三家分晉作為秦秋與戰國的時間分割點，公元前403年魏文候正式被周天子封為諸侯，魏國正式立國。

魏國地處各諸侯國的中心地帶，都城在大梁，四周都是大國，西接秦，東接齊宋，南與楚國相連，北面與趙國相接。正是處在四周都是虎狼之地的隱憂感，讓魏國比較早地意識到只有改革才能生存和發展下去。

魏文侯任用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國強兵，抑制趙國，滅掉中山，連敗秦、齊、楚諸國，開拓大片疆土，使魏國一躍為中原的霸主。其中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魏國的變法工作和法制建設，影響深遠， 以至於後來的商鞅變法等都是效仿魏國。在軍事上任用吳起，採取武卒制，建立了一支高度職業化的軍事力量，使魏國變法成效顯著，成為經濟和軍事強國。

魏文候還任用子夏為師，運用儒家思想進行國家教化與統治，可以說是第一個將孔子的思想發揚廣大的國家，這都為魏國稱霸起到了積極作用。

特別是文侯時期啟用吳起，採取武卒制，精選士兵進行訓練，建立了一支高度職業化的軍事力量，對魏國初期的強盛發揮了重要作用。

俗話話，花無百紅，人無千日好。魏國保持了百年的霸權還是不斷遇到了挑戰，尤其是東西兩面的秦國和齊國的挑戰。秦要東進，首先面臨地就是魏國，因此兩家多次兵戎相見，魏國佔領了河西之地，而對齊國則也是多次發生戰爭，而最重要的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成為了魏國衰弱的轉折點。

而這其間，齊國的主將是田忌，軍師是孫臏，而魏國主將是龐涓，龐涓為人狹隘自私，與齊國的主將水平高低立判，馬陵一戰，龐涓被射死，魏軍損失10餘萬人，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逐漸也就失去了霸主地位。

魏國地處列強的中央，無險可守，不像秦國有險可守，不像齊楚後方再無強敵，這些地理的劣勢，使魏國往往要前後兼顧，不能放開手腳，這也限制了其擴張步伐。魏國當時採取聯合韓趙抗秦齊楚的策略，而隨著魏候要稱王，直接出現了盟友間的罅隙，盟友南韓就不從，友情的小船就此傾覆。而此時齊國出手，直接將魏國送上了不歸路。

再有，在領兵打仗上，軍事天才的龐涓恰恰碰上了武聖孫臏，真是既生瑜何生亮，馬陵一戰人生的悲劇就此上演，最終兵敗身亡國運開始衰弱。當然最根本還是君王的野心作崇，各諸侯國都想稱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路線，就導致了錯誤的結果，其運不能長久，其衰也是必然的了。

縱觀戰國曆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魏國在歷經179年後，其滅亡的過程中沒有波瀾，算是山東六國壽終正寢的典型。一個國家消失的悄無聲息，默默無聞，在史料中除了魏文侯，居然沒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文臣武將，這不得不讓人稱奇。轟轟烈烈的魏國消失在歷史長河中都經歷什麼？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我談談對魏國衰亡的一些看法。

戰國時期，魏國開先河的倡導文明生態，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後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地方，他們開講座、做研討。在當時，名門、大家們都把去魏國求學和遊歷，視為最為榮耀的一件事。就像80年代初中國深圳似的，吸引著大量人才前往。可以說，魏國是當時天下政治家、學問家及各種專家的滋生基地。為此，魏國立國之初，魏文侯就重用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等能人，並且變法圖強，國勢逐漸強盛，一舉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

但到了魏國中後期，人才流失的相當嚴重，其中商鞅、孫臏、樂毅、張儀，范雎、吳起、尉繚子等人，在當時堪稱大才。結果這些大才是一個也沒有留下，他們學成以後，紛紛去幫助其他的國家。其中，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商鞅。商鞅很喜歡魏都安邑城的文化氛圍，很想留在魏國實現個人價值。但得知幾次舉薦，魏惠王都無動於衷，甚至連殺他的興趣都沒有。

這件事確實讓人感到感慨：一是在秦孝公的支援和推動下，改變戰國格局的變法順利實施；二則商鞅入不了魏惠王的法眼，也沒有采取防範措施；三則是魏惠王后來後悔沒有殺商鞅。後來，商鞅去了秦國，得到重用；積極變法，秦國崛起，最後滅了魏國。可見，能人志士魏國中、後期沒人重視，到了麻木之極的地步，這樣的國家怎能不亡！

魏國，主要佔有今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河南及河北、山東三省交界的部分地區。建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公元前361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舊都城安邑因為緊靠秦國邊境，經常受到秦國的騷擾，而且安邑城地區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不斷。

遷都後，魏都暫時擺脫了戰亂，得到一絲安寧。但是，隨著首都的遷移，西線兵力明顯不足，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防線更加捉襟見肘，難以抵禦秦國的進攻。事實上，安邑城在魏國遷都後不到十年的時間，就被秦軍攻陷了。

春秋時代各國的防禦戰術，主要是以城堡為主的點式防禦。到了戰國時代，由於戰爭規模的急劇擴大，防禦戰術改為長城為依託的線形防守戰術。這種新型防禦模式在當時成為主流。於是各國紛紛仿效，先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構築長城防線。

但是任何一種防禦手段都不是萬能的，當年吳起在西河就對魏武侯告誡過，戰爭“在德不在險”， 打仗要靠民心士氣，民心士氣要靠帝王的“德”來維繫。高山大川尚且不能阻擋他國的進攻，更何況是長城！

面對秦國的威脅，魏國先是勞民傷財的在河西修築長城。如今，危險正悄然逼近，自己遷都先溜走了，前線士卒計程車氣大大受挫；遷都後，為了保護新都的安全，又在大梁城西部大興土木的修築一條長城，這無疑使百姓的負擔更加沉重，加劇了魏國的衰亡。

縱觀魏國曆史，有過輝煌，最終衰亡，根本原因在於不重視人才的使用。對商鞅的視而不見，對吳起的變相排擠，對孫臏的殘酷迫害，對張儀的公然蔑視，對尉繚子的置若罔聞，對范雎的嫉妒折磨，對樂毅等的放任出走……回顧魏國的用人史，幾乎是一條僵直的黑線。一個國家，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始終重複著一個可怕的錯誤，其亡國是遲早的事情。

春秋時期雖然有五霸，但是除了晉和楚，其他霸主大都是一代而終。晉楚百年爭霸，而霸業長在晉國。可是晉國卻罕見地執行起了疏遠公室的國策，由此在晉悼公去世後，晉國的六卿坐大的局面已經無法逆轉，直到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國滅智伯，瓜分了晉國，這一年成為戰國的開端。

魏國在三家分晉時，主要領土位於中原，國力在三晉中最為雄厚，而此時的魏文侯魏斯頗有先秦賢君之風，禮賢下士，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紛紛投往魏國公室門下，加之李悝變法，所以富國強兵，開拓了大片疆土，使魏國一躍為中原的霸主。

（魏文侯禮賢下士早就魏國霸業）

魏國稱霸的根基在三晉一體，韓、趙兩國彼此有矛盾，紛紛請求魏國給予公道的處置，而魏文侯卻把雙方的說辭都拿給了對方來看，由此一來，韓、趙兩國羞愧難當，心甘情願與魏國同呼吸、共命運。晉國本來就是霸主，雖然分成了三個國家，可是由於三晉同氣連枝，其他國家也絲毫動搖不得魏國的霸主地位。如果從公元前453年算起，到公元341年的馬陵之戰後魏國國力大損，跌入二流強國之列，魏國的霸主地位一直維持了百年之久。

歷史上霸業長青的國家畢竟很少，即使如同大不列顛的霸業，也只是從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維持到1913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今的美國的霸業，只是從1945年維持到現在，尚未過百年。魏國能夠在戰國初期成為霸權國家，並且維持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已經相當不易了。至於魏國從霸主位置上經歷100多年才跌落下來，與其說是人才、君主等主觀的原因所在，不如說是魏國的制度使然。因為人才、君主能夠雖然能夠決定一時興衰，而制度卻能決定最後勝敗。與商鞅變法的秦國以及山東其他五國相比，魏國的制度建設，逐漸落後於時代。其中，讓魏國最終跌下神壇的即是秦國的商鞅變法。

魏國能夠稱霸中原，並且雄踞六國之上長達百年，除三晉一體外，所賴者魏武卒是也。而魏武卒是魏國的精兵體系，雖然戰鬥力驚人，但是對於國力的要求也是駭人的。來自魏國的商鞅自然熟悉魏武卒的利弊，在秦國改革軍制時，商鞅就在魏武卒制度的基礎上，設計了秦國版本的軍功爵制度。軍功爵制度的核心，是國家普遍授田制。

（魏國鼎盛時的疆土）

商鞅給秦國設計的軍功爵制度分為兩個序列，第一個序列是賜給軍隊中校、徒、操、出公等勤雜人員的爵位，由“小夫”和一級公士兩個爵組成；第二個序列是賜給戰鬥兵的爵位，包括二級上造、三級簪嫋、四級不更、五級大夫、六級官大夫，七級公大夫，八級公乘，九級五大夫，十級客卿，十一正卿，十二級大庶長，十三級左更，十四級中更，十五級右更，十六級少上造，十七級大良造。兩個序列總共十八級爵位，其中二級上造至四級不更都是“卒”，五級大夫及以上都屬於軍官。

商鞅的所有政策的出發點是霸道，在戰國時期霸道的根基即是農戰，軍功爵制度也是如此。砍一個敵兵的首級，官府就賞賜一級爵位、一傾田產、九畝宅基地、一名庶子（奴僕），可以成為軍吏或官府的吏員。以這個獎勵標準為基礎，秦民按照早期的十八級軍功爵和秦始皇時的二十級軍功爵的次序逐級升遷。看起來很簡明，對以農民出身為主計程車兵也頗有吸引力，但要貫徹這個獎勵措施並非易事。假如沒有其他配套制度，軍功爵制達不到顛覆世卿世祿制度的目標。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之所以頑固，一方面與春秋軍隊的結構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政治經濟體制掛鉤。

春秋時代以車戰為主，戰車兵是軍隊的核心。戰車是代價高昂的作戰裝置，幾十個平民家庭才能供養一輛戰車，因此也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充分的條件來訓練車兵的作戰技能。這樣，軍功必然算在了做戰車甲士的世襲貴族子弟頭上，很難輪到平民步兵。到了戰國時代，由於戰爭規模越打越大，步兵逐漸從戰車的附屬成為了作戰的主力，新興的騎兵與趨於衰弱的戰車組成了重要的機動力量。貴族兵跟平民兵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國家終於有條件執行統一的立功授爵標準。

（商鞅變法的軍功爵制度是系統工程）

同時，春秋時期的200多年間，諸侯們多沿用分周王室的封制政體。國君分封采邑給卿大夫，卿大夫對封邑的土地、人口有支配權，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人口並不太多，打仗的時候需要徵調貴族封邑的私兵。這個經濟基礎決定了諸侯國需要透過授予貴族世代繼承封邑和官職的特權來鞏固統治。世卿世祿的貴族子弟壟斷朝局，布衣平民很難獲得官職和封邑，往往會選擇成為貴族的家臣。只有國家直接授予官爵和田宅時，布衣之士才能與世襲貴族分庭抗禮，可是在分封制政體的環境中，國家並不能保證廣泛的授田。沒有授田制，就意味著布衣百姓沒有經濟基礎叫板貴族子弟，也無法執行普遍徵兵制。沒有授田制，國家的編戶民就無法維持生計，必然依附於達官貴人或宗族豪強為生，按戶徵稅興兵的普遍徵兵制就會土崩瓦解。此外，軍功爵的“益田一傾，宅九畝”是在普遍授田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秦軍士兵在入伍前就有一傾田產，立戰功後進爵一級也是在此基礎上均勻遞增。可是如果沒有最基礎的授田，朝廷就無法有效開展徵兵工作。

秦國舉辦的學吏制度不僅培養了嫻熟政事的專業文法吏，也把過去只有貴族兵壟斷的戰車、騎兵等技術兵種的作戰技能也給普及了。從此以後，秦軍輕車士和騎士更多來自於平民出身的良家子。各縣官辦學室承擔的軍校職能，讓廣大從軍吏民能得到良好的軍事訓練，這又反過來促進了普遍徵兵制的發展。秦國各階層都從軍打仗，都按照統一的軍功爵標準考核，以功勞才能為分配資源的依據。故而秦國越戰越強，秦軍進化為令人生畏的虎狼之師。

可是商鞅做的這一切都是建立在魏武卒制度上的，商鞅深切地認識到魏武卒制度上的利弊，從而能夠在秦國執行了這樣一套邏輯縝密的法令。作為秦法軍功爵制度的的1.0版本，魏武卒制度在本質上是一種軍功授田制：透過選拔考核的武士可以免除賦稅徭役，獲得朝廷賞賜的田宅。但魏武卒只是全軍中精選的武士，授田制度並不惠及全軍，更不用談及全民。造成這個現象的恰恰是魏國高層對於法令的選擇性遵守，突出的表現即是濫賞土地。如魏惠王曾經一次性賞賜丞相公叔痤四十萬畝，吳起後人二十萬畝田，巴寧十萬畝，爨襄十萬畝，共計賜田八十萬畝，摺合八千傾田。戰國通例，每夫授田百畝，也就是每個戶主能得到一傾田來養家餬口。秦制：二十五戶家庭以上可以立社，成為一個裡（行政村）。魏惠王賞賜給大臣的這八千傾田，理論上足以設立320個可以向國家提供賦稅和兵員的村子。

（魏惠王時期是魏國走下神壇的轉折點）

孟夫子見梁惠王（當時魏國尚是七國中最為強大的國家），建議梁惠王讓“民有恆產”是為王政之始，本質上就是確保民眾的百畝基礎田，可是這個在秦國理所當然的事情，魏國已經做不到了。濫賞以及戰敗讓魏國高層無法推行普遍授田制，更無法建立秦國的軍功爵制度，就連武卒這樣的精兵制度也逐漸走向崩潰。

為了避免秦國步魏國的覆轍，商鞅給秦國設計的土地政策是優先確保庶民的一傾授田，軍功益田也是逐傾遞增，而且從第九級五大夫就不再輕易增加田產，開始改賜稅邑若干家。軍功爵主只分享稅邑上繳的賦稅錢糧物，但對民戶沒有管轄權，他們依然受郡縣官府管理。秦國的封邑基本上就是這種沒有實權的虛封，土地依然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不會形成類似齊國孟嘗君封地那種國中之國。

魏國則在封建制中越發沉淪，由於封君掌握有土地、財富、民眾，因此引起了君主的猜忌之心。魏國的無忌公子是戰國四公子之首，可是在國內卻鬱郁不得志。魏國不得其人，不僅優秀人才外流，連分屬宗族的無忌公子都無法容身，魏國焉得不敗？在魏武卒接連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中戰敗，魏國實力大損，短時間內已經無法迅速彌補魏武卒的戰力，各國趁機攻擊魏國，使得魏國在西、東、南三個方向都遭受到了失敗，國土損失慘重，更加無法執行魏武卒授田制。

與此同時，魏國的外交政策也發生了變化，對於韓、趙兩國，魏國的政策越發蠻橫，終於使得韓、趙兩國在魏國遭到其他國家圍攻時保持了善意了的中立。確實是善意的中立，如果以南韓國都被圍，趙都邯鄲被攻破的舊賬來算，魏國即使被滅了，韓、趙兩國都有足夠的理由不理不睬，甚至還可以再踩上一腳。只是魏國落敗後，由於其他國家對於中原的覬覦，使得南韓不得不繼續與魏國站在一起，應對危機。

（魏國最後的落幕）

所以，魏國之所以在戰國中期失去霸權，表面的原因是魏國沒有執行秦國那樣的徹底的軍功爵制度，而最根本的原因則是魏國缺少執行秦國那樣的普遍授田制的基礎。難怪秦孝公對商鞅說，秦國粗鄙，鄉野風俗尚未開化時，商鞅竟然愉快地回答說：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魏國在戰國前期藉助優秀人才的努力建成了霸權，卻也在封建體制中對這些優秀的人才濫加封賞，終於造成了國家掌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無法為國家帶來更多的資源。魏國的人才制度、軍功爵制度瀕於破產，終於在伊闕之戰後魏武卒成為了絕唱，而魏國也早已成為了戰國時代的魚腩國家，至於霸業，早已是明日黃花了。

魏國是戰國初期的第一個霸主。魏國的崛起得益於魏文侯禮賢下士。協助孔子弟子子夏創立儒家分支西河學派。培養了大量經國治世的奇才。在魏文侯的支援下，魏國實行李悝變法。使魏國崛起，成為戰國初期的第一個霸主。

從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魏國一直是霸主。到了魏惠王后期。魏國一蹶不振。從霸主的神壇跌落。

魏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是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這兩戰後，魏國精銳部隊損失殆盡。牆倒眾人推。楚國、秦國等國紛紛向魏國發難。致使天下至強的魏國被諸侯輪番吊打——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於秦，割十五城。南敗於楚，割八城。

魏國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樹敵過多。二是人才流失嚴重。

一、樹敵過多。

魏國與秦國為敵。奪取秦國河西之地。數次重創秦軍。把秦國打的滿地找牙。魏國把秦國打哭之後，還四面樹敵。魏文侯和魏武侯時，韓趙皆是魏國小弟。三晉一家親，魏國居然與韓趙為敵。才有了圍魏救趙和圍魏救韓。

二、人才流失。

吳起是中華第一名將，他創立了中國最早的完善軍事制度。創立了中國第一支職業軍隊魏武卒方陣。後來吳起到楚國變法。兩後，楚國崛起，伐秦，連下五城。諸侯紛紛向楚國進貢。

到秦國變法的商鞅，原本是吳起的弟子。魏國丞相公輸座的門客。

如果魏國搞好外交。只與秦國為敵。與齊楚保持良好關係。與趙韓結成鐵桿同盟。如果人才不流失。吳起不離開魏國。十年之內，秦國必亡。最終統一天下的，很可能是魏國。

那歷史就要改寫，就不會有秦始皇焚書坑儒，毀滅華夏文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