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約架都是按照規矩來的，而自從泓水之戰之後，局面就發生了變化，之前的規矩都成了廢話。誰要是還按照之前的傳統來，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春秋時期的戰爭也被稱為貴族的戰爭，雙方交戰前，要先下戰書，約好時間，越好地點，這跟我們今天的約架很相似。並且交戰雙方還有一些規則：交戰雙方，不斬來使；不出陰招；聽到開戰鼓方能開打；不殺降；不俘虜老人；不追逐失敗的一方等等。

但君子之戰與無義之戰之間在泓水之戰後發生了轉變。當時宋國宋襄公和楚國交戰，雙方的交戰地點在泓水。本來宋國是事先做好了充足準備的，早就在泓水一邊布好了陣，等待楚國來戰。在楚國士兵半渡泓水的時候，宋襄公手下就建議讓他趁機攻打楚國，宋襄公沒理會；等楚國士兵開始列陣時，手下又再次提醒他，趁敵還沒準備好，開打贏的機率比較大，宋襄公還是不聽。

最後楚軍士兵全部列好陣法好，雙方交戰，宋軍慘敗，宋襄公大腿上還中了一箭，可惜宋襄公還不以為然，覺得打仗也要有仁義之心，不能出損招。過了一年半後，宋襄公因病而亡。

從此之後，戰爭的模式發生了變化，交戰雙方都是不按套路出牌，不管用什麼招，能打贏的就是好戰術。此時的戰爭已從之前的維護周禮，變成了互相侵略，互相吞併。

而宋襄公的舉動也被後人詬病，說他迂腐，不識時務；其實我覺得不是他迂腐還是如何，只是人心變了，世道變了，禮法變了，宋襄公剛好趕上了這個時間點。他只不過是想再最後挽救一下岌岌可危的傳統文化。僅此而已。

戰爭是殘酷的，戰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雖說要講究規則，但是在那樣爾虞我詐的環境下，有些時候還是要學會變通，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會遵守遊戲規則。

說春秋時期是“君子之戰”，大概受到《楚國八百年》這類紀錄片的影響。在這部紀錄片中，宣稱周時戰爭都講究戰爭之禮：在開戰前，戰爭的雙方都會事先約定時間、地點，然後堂堂正正地佈陣、正面對決，不能使詐。他們稱兩週時戰爭都是由貴族、士人主導，所以與歐洲騎士一樣，中國古時的貴族與士人在作戰時也崇拜“騎士”精神，講究公平和公正。這就是春秋時期“君子之戰”說法的由來吧！

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裡，記載周人“君子之戰”的資料也非常多。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就記下了這麼一件事：在周武王率軍第一次東征的半路上，碰到了被商紂王派來偵查周人動向的膠鬲。

周武王讓人將膠鬲請進軍營，卻沒想膠鬲見面就問：“西伯您這是要去哪？不要騙我！”周武王也毫不掩飾，答道：“我不騙你，正是要去伐商！”膠鬲還不甘心，繼續問：“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到？”周武王直接回答：“我們計劃在甲子之日到達殷都郊區，您就這麼去回報商王吧！”

可沒想到，膠鬲走了後，連續數日都大雨傾盆，東征大軍前行異常困難。可此時，周武王卻突然下令，要求軍隊加快步伐，不得停下來休息！帶兵的將領們都急壞了，聲稱大雨天行軍極為困難，要求歇息一陣等雨停了再走。周武王卻憂心忡忡地答道：“我已經把甲子之期告訴了膠鬲，萬一我軍不能及時趕到，就是讓膠鬲失信。膠鬲一旦失信，商王必定會殺了他。我之所以要加快行軍，就是為了挽救膠鬲！”

按照某些現代人的觀點，周武王東征路上的這個故事，充分體現了周人有多麼講究戰爭之禮，牧野之戰就是一場“君子之戰”。可週人東征時，包含八個同盟國在內，總兵力都不超過五萬；而牧野之戰中，商人總兵力是周人數倍——周武王真這麼老實，就能確定周人的五萬人能確定戰勝商人的十多萬、甚至數十萬軍隊，敢在決戰前將自身虛實和盤托出？

事實上，即便是周武王主動告知了決戰日期，在牧野決戰時周人也並非就是完全光明正大。同樣是《呂氏春秋》，還有周人在牧野之戰前策反商人高層膠鬲與微子的記載。也就是說，膠鬲雖然被商紂王派去偵查周人動向，可其本人早就被周人收買，成為周人臥底了！牧野之戰中，商人軍隊大部倒戈，可以判斷出就是周人臥底事前策反的結果。所以，牧野之戰前即便周武王事先告知了周人的行動計劃，這場戰爭也並非純粹意義上的所謂“君子之戰”。

至於進入春秋後，東周各諸侯國之戰往往涉及生死存亡，就更談不上所謂的“君子之戰”了。

公元前771年，西周覆滅，在“二王並立”時期的競爭過程中，周平王為獲得正統周王地位與鄭國、晉國聯合，開始了漫長的東遷準備工作。在此過程中，鄭國先後滅了鄶國、東虢國、鄢國、胡國等等諸侯國。在滅鄶國的過程中，鄭桓公就與老情人鄶國夫人裡應外合，設下了重重圈套誘使鄶國國君上當，致使他在國內瘋狂殺戮大臣，而鄭桓公趁機以清除暴君的名義吞併了鄶國，成功地奠定了鄭國東遷的基礎；鄭武公在滅胡國的過程中，先將女兒嫁給了胡國國君，為騙取胡國國君信任，還悍然殺死了建議伐湖的大夫關其思，後來卻趁胡國國君不備，滅了胡國……。

鄭國在春秋初擴張時如此不“君子”，晉國在征服汾水流域的過程中，想來也不例外。

春秋序幕拉開之際，已出現瞭如此多的“非君子”之事，再自欺欺人地宣揚春秋時期是“君子之戰”，就是騙人了。

以《左傳》記載的歷史為例，公元前722年，鄭伯克段於鄢的歷史事件中，就充滿了爾虞我詐的權謀；公元前718年鄭、衛北制之戰，鄭人就採取了背後偷襲的不光彩戰術；公元前714年，鄭人在對抗入侵的北戎之時，就採取了非正面對決的三面埋伏之計；公元前703年，楚人聯合巴人伐鄧，就採取了詐敗之計；公元前684年，魯、齊、宋乘丘之戰中，魯人就將馬匹套上虎皮偷襲宋軍，取得大勝；公元前658年，晉獻公始行假道伐虢之計，五年後先後滅了虢國和虞國……。

哪個國君還會傻乎乎地認不清形勢，執著於所謂的“戰爭之禮”？

在周王國的體系下，宋國原本就較為特殊：宋人是殷商之後，周人以客禮待之，所以宋國是周王國“三恪”之一。宋國在周王國框架內，屬於地位最高的公爵，超然於一般諸侯國之上。不但如此，周王室還特許宋國保有天子之樂，幾乎就將宋國視為與周王室對等的一個獨立國家了。但在宋國周邊，卻分佈著一堆周人的封國：東邊是魯國、郕國、齊國；北邊是衛國、曹國；南邊是蔡國、息國、胡國等等眾多小國；西邊就是成周洛邑……。

因此，宋國名義上地位極高，可實際上週人對其也戒備森嚴。

一方面，宋人超然於一般人之上；另一方面，現實中殷商後裔卻在周人嚴密看管之下，成了周王國體系下的二等公民。所以，宋人既有商王國時期藐視天下的高貴氣概，又存在不屑與周邊周人降低到同一層次使詐的心態。在歷史和現實的矛盾衝突之下，在春秋禮崩樂壞的大動盪期裡，就誕生了宋襄公這樣的奇葩。

在齊桓公之後，宋襄公想重振殷商雄風，卻又自視甚高，不屑學習鄭、晉、齊、魯、楚等等國家爾虞我詐的卑微伎倆，結果卻被楚成王玩弄於股掌之中：盂地會盟時被楚成王挾持為人質、去攻打宋國；泓水之戰中又因不肯半渡而擊，反倒被楚人擊敗，為天下人所笑……。

事後，宋襄公那段話成了某些人春秋“君子之戰”的依據：“君子不傷害已經受傷之人，不俘虜年老之兵；古人用兵，不依仗險隘取勝。我雖是亡國之後，但也不會去進攻還沒擺好陣勢的敵人！”除了宋人在戰爭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君子”外，他國士兵在戰爭中就很少出現這樣的奇葩了。

即便是宋人，對這種所謂的“戰爭禮”並不贊同。宋襄公的庶兄公子目夷就強烈地批評他：“我們國君還不懂得用兵之道：強敵受地形限制還未完全展開，這是天助我軍，趁機進攻有何不可？強敵當中，即便有年長之人，俘虜就是了，還管他頭髮是否花白？敵人受傷卻還未投降，再次重傷他有何不可？如果憐憫他受傷，那麼還不如當初就不要開戰；憐憫敵人年老，還不如剛開戰就認輸！”

易中天先生說:"從春秋到戰國，這五百年曆史是綁在戰車上前行的。"此話很有理。

這五百年的前半段是春秋時代，後半段是戰國時代，直到秦始皇兼併六國，成為統一的帝國。

為什麼這五百年的前半段叫春秋?後半段叫戰國?兩者的戰爭形態有什麼不同?

這是因為，孔子生於當時的魯國，並長於魯國，相傳孔子當年對編年體史書《春秋》進行了修訂，於是後人就將這一段歷史稱為春秋史，大約開始於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

春秋戰爭的第一戰，是《春秋左氏傳》（《左傳》）記載的"鄭伯克段於鄢"，也就是兄長鄭莊公寤生打兄弟段。從此開始，周天子下面的諸侯們，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都打著天子的旗號想稱王稱霸。打來打去，打出了五個霸國:鄭莊公的鄭國、齊桓公的齊國、晉文公的晉國、楚莊王的楚國、秦穆公的秦國。這就是當時的春秋五霸（當然，也有將宋國列為五霸之一，而不算秦國的說法）。

這個時候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由於還打著周天子的旗號，意思是有些諸侯不聽周天子的話，大哥丈義，替周天子來擺平他們。因此，打仗的時候還講點禮儀。比如公元前658年齊桓公率鄭、魯、宋等八國和楚成王在召陵的一戰，起先雙方先通書文交涉，各說各的理由，很客氣，很委婉，也很文雅。臨到陣前，齊桓公為表示禮讓，先退兵到召陵，然後雙方搞一次閱兵儀式，最後雙方簽訂一份盟約就結束了。這就叫君子之戰。

到韓、魏、趙三家分晉，就進入了戰國時代（大約公元前403年）。這個時候的周天子叫周威烈王，基本上只是個傀儡，諸侯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已經不把他放在眼裡，更不用打他的旗號；諸侯們稱王，他蓋個公章就行了。因此，三家分晉以後，原來的五霸變成七雄，打起戰來再也用不著講什麼禮儀，以幹掉對方為目的，什麼樣的手段管用，就用什麼樣的手段。於是，象鬼谷子的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人物大行其道，秦國和趙國的長平之戰，大將白起活埋降卒四十餘萬，可謂慘絕人寰!這哪裡還有什麼理義!

亂世帶來的結果，必然是百姓受苦遭殃。

中國一直有“春秋無義戰”，此言出自孟子。這是中國歷史上對春秋時期戰爭的一種評價。這種評價是建立在主觀價值觀下所謂“正義”之“義”。後儒們用非常明顯的價值觀評判著春秋的戰爭。應該將“春秋無義戰”的“義”理解成一種“戰爭規則”，也就是說“春秋無義戰”是說春秋戰爭不遵守當時或以前的戰爭規則。

“春秋無義戰”的評價是因為周朝進入東周後，由於王室的東遷，王室勢衰威嚴全無，已經無法安排社會秩序。西周時期“禮伐出自天子”，只有周天子有能力用武力解決利益紛爭，諸侯無權力使用“戰爭權”。春秋時期的戰爭基本上是諸侯用戰爭方式解決利益紛爭。所以春秋戰爭基本上是“出師無名”的戰爭。

再者，有周一朝基本上是部落社會管理方式向朝廷的中央管理方式。戰國期間基本已經轉換完成，而春秋時期這是明顯的過渡期。社會結構變化導致戰爭參與主體發生了變化。部落時期部落成員都是有“戰爭義務”的成員，都會有參與戰爭義務，到了春秋時期這些部落成為社會的“貴族”。戰爭義務更多落到其他被征服部落之中，這類群體或部落西周時期被稱作“野人”。西周時期的“部落戰爭”的“君子之戰”就變成了春秋時期的“全民戰爭”的“小人之戰”。交戰的主體變化導致的交戰規則也會變化。春秋時期諸侯之戰中諸侯為取得戰爭勝利，不惜參與者的生命才用了與西周時期完全不同的交戰規則。

就現在可見的資料春秋之前有“不殺二毛”（不斬殺年長者。“二毛”指有黑白二發的長者）、“不重傷”（不傷已傷者）、“追敗敵不過百步”（一方戰敗，另一方不追擊敗方，勝方以不滅敵方的方式取得勝利。）、“滅國不絕祀”的各類交戰規則都是保護戰爭參與者而雙方都認可的交戰規則。春秋時期都基本不遵守了。再就是宋襄公的泓水之戰不同意別人建議，被後儒贊之的“仁義”交戰規則，應該都是以前的交戰規則，使之後儒贊之“仁義”，其他人評之“愚蠢”。宋國是殷商降周貴族之國，比較遵守以前的規則，不隨時變，墨守成規使得宋人成為大家的笑料。戰國期間的各種段子都是拿宋人開心。

到了戰國期間，戰爭義務基本轉到一般民眾之上也就是西周時期的“野人”，而諸侯的部落“華人”並不是戰國期間戰爭的主要參與者。

“春秋無義戰”在中國歷史上成為後儒們弘揚“仁義”的重要議題。

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戰國時期簡稱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後期至秦統一中原前，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之為“戰國”。“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人才濟濟，老子、孔子、孟子、莊子、鬼谷子、墨子、孫子、管子、鄧析等等百家爭鳴，主要是思想上的爭鳴，而不崇尚打打殺殺，兼併地盤。加上春秋初期都記著周王朝。聽從周朝的統治，慢慢老一輩跟隨周王朝人物去世之後後輩爭強好勝，搶奪地盤開始了。周朝由強轉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權旁落，諸侯國之間互相征伐，戰爭頻繁。小諸侯國紛紛被吞併，強大的諸侯國在區域性地區實現了統一。開啟了戰國時期，之前的諸侯國都想取代周朝，做第一霸主。開始攻城掠地、搶奪地盤。

經過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曠日持久的爭霸戰爭，周朝境內的諸侯國數量大大減少，公元前453年，韓、趙、魏推翻智氏，以三家分晉的結果為標誌，奠定了戰國七雄的格局。

李牧、孫臏、龐涓、白起、廉頗、藺相如、王翦、樂毅、趙奢、田單等等各個都是戰神，軍事造詣高之又高。戰將只有在戰場分勝負。

春秋時代的戰爭就是貴族與貴族之間點到為止的爭鬥，因為還有禮制的約束，即使勝利的一方也不會對戰敗的一方趕盡殺絕覺，不是為了消滅對方，相反還會以禮相待，放對方以生路，戰爭只是為了爭霸當老大，讓小國臣服納貢。戰國時代的戰爭就是為了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然後吞併對方，達到滅國統一的目的，這個時期的戰爭變得異常殘酷，各種殺戮接踵而至，諸侯國完全不把周天子當回事，禮制只是國與國之間利用的物件，沒有哪個國家會去遵守。

春秋時期是君子之戰，戰國是無義之戰的這個觀點，我是贊同的。

我讀了一下已經有的幾個回答，發現大多數人是不贊同這個觀點的。其實，我覺是這是對君子之戰理解上的偏差。

為什麼這麼說呢？所謂君子之戰，我認為不是指與敵人交戰時像君子一樣。比如，像宋襄公那樣的奇葩，與敵人交戰時還要講什麼禮儀。在泓水之戰中，楚人半渡之時正時進擊的大好時機卻不出擊，導致吃了敗仗。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機會稍縱即逝，看不懂戰局，抓不住機會，那就是傻瓜。交戰時，君子是不吃香的，要當君子，就不打仗，不是有“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話嗎。

所以，我要說的君子之戰，不是指正在交戰時不殺死敵人，不使用計謀。而是說，不管戰爭多麼殘酷，交戰時殺死了多少敵軍，都不能喪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準則：崇尚正義，不濫殺無辜，敬重道德品質高尚的人，甚至於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先上春秋時期戰鬥時具體事例：

齊國與晉國鞌之戰中，齊頃公的戰車就要被韓厥追到時，大臣逢醜父趁韓厥不注意和齊頃公換了位置，讓齊頃公逃跑了。逢醜父被韓厥俘虜後，交給郤子。郤子以為是齊頃公，就想殺了他。這時，逢醜父告訴郤子自己頂替國君的事，郤子聽說後就放了逢醜父。為什麼呢？郤子說：

意思是，這個人不惜以死來保護他的君王，是忠臣啊，我殺了他是不祥的！還是放了他來鼓勵那些忠心於國君的人。也就是說，郤子不殺逢醜父的原因是敬重他是一個忠心的人。

那麼，我們來看，逢醜父忠心為君，那怕要冒死之風險（別說這是愚忠，時代不同要求就不同，對正義的理解肯定不同）；郤子敬重有德之人，那怕是騙了自己的敵人。這些做人該有的品質，那怕是生死相拼的戰爭都不忘記，這就是君子之為。

再來看下，春秋關於戰爭的一些大家都遵守的約定俗成：

兩軍交戰，不斬來使。有很多資料認為，來使代表的是對方的國君，殺使者等於殺國君，這是不合禮儀的行為。但我認為，這恰是說明，交戰雙方都有和平的意向，如果習慣殺使者的話，想談判時，誰還能在交戰雙方中來傳遞和平的資訊呢？使者，就是和平的機會。

不加喪，不因兇。在有喪事或者自然災害等重大變故時，不攻擊敵人。在人類社會中，別人家辦喪事或遭受重大自然災害等變故，是人家最傷心之時。所有人家都會遇到類似的事情，人們都會感同身受，這是人類惻隱之心的天然體現。換句話說，這時去攻打別人，是沒有人性的表現。

不重傷。不會殺死負了傷，已失去抵抗能力的敵人。

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指小孩子，二毛，指老人。就是說，戰爭中對於老人與小孩子這些人是不能傷害的。這個不用解釋，如果殺老人與小孩子，那就不能稱之為人，而是獸了。

人類不能避免戰爭，但做為人的最基本的準則不能丟——春秋時就是這樣（要註明的是，春秋末期已經有點不這樣了，無奈）。

再來看，春秋之後，這些約定俗成的規則大多都被廢棄了。

白起坑殺降卒，那可是四十萬人啊，就算是四十萬只貓啊狗啊，殺起來都會手軟吧；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對放下武器的城市無差別的殺戮，那裡面應該有無數的老弱病殘幼吧；

“南京大屠殺”，30萬人，在六週內有計劃的屠殺，這些鬼子還有人性嗎？

好吧，我知道這上千年戰爭史上，屠殺無數。我去查一查，還能寫出更多更觸目驚心的。但我放棄了，那些醜惡就讓他沉在歷史的最深處吧。

寫到這裡，真的懷念春秋時的那些君子之舉。我們不能逃避戰爭，那至少給我們一點做人的起碼尊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