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是魯迅的首部中篇小說。當時的小說形式還沒有公認的樣式，有的半文言半白話，有的借鑑三言二拍，直至《狂人日記》發表，被推崇備至，奠定了民國五四以後，第一篇成功的白話小說地位，是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的群體人物形象，真實的反映了當時社會衰敗不堪，哀鴻遍野的慘狀。作者對熙熙攘攘的大眾一盤散沙，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狂人的形象，總體上是體現了社會現實一面。稍有美中不足：小說樣式以及人物樹立審美髮展至今，參考外國小說的理論，狂人的人性豐滿程度，稍有欠缺。如狂人在面對社會黑暗手足無措；無視當時改造改良的革命黨人的壯舉；渾渾噩噩的不知所以，讀後使人有墜入雲霧之感，並且主題意圖直露，在一定程度上稍顯不足。其次《狂人日記》的情節設計、內容取捨，還留有剪掉辮子的搖頭習慣。總之，瑕不掩瑜，魯迅的文壇旗手地位不可撼動。敬畏大師的思想深度。《狂人日記》留給今天人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1，作家寫人得豎起來。有的作家下筆難以自休，不是揚才露己，就是鞭撻憤恨呱呱亂抓，常常止於無法自止。（小說以字數付款是小說的毒藥），全然不顧人物死去活來。要麼直抒胸臆，口號陣陣；要麼東拉西扯不知所云。讀者看不懂，自己封先鋒，急功近利，忘乎所以。2，今天的國富民強，已經不是當年魯迅寫狂人時代可比的，怎樣認識怎樣解讀怎樣反映，是作家面臨的躲避不開的門檻。從文藝理論上說，有，不缺，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遵循的人少或不會遵循的人多。所以，看不到文豪級的作品。3，讀者體會不到生縫亂世的艱辛苦難，從《狂人日記》中可見一斑。4，生逢盛世，幸福生活來之不易。除了珍惜，還有別的嗎？讀書快樂自己，高貴屬於明德至善！讀友是嗎？

當學生那會兒，我確實沒有讀懂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小說裡痴人說夢般的可怕氛圍叫我感到驚悚，醫生把脈是試探肥瘦，好分一片肉吃；狼子村有個惡人被打死，挖了心肝炒了吃；還有那趙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一眼？……不明白魯迅先生為什麼要把那些人以及那些人所處的環境描寫的那麼陰森詭異？後來我才弄明白，先生確是一個會罵人的高手。他想罵那是一個萬惡的、吃人的社會，卻不動聲色地弄了一個瘋瘋癲癲的狂人出來，借這人的嘴把周圍不懷好意的人，還有封建禮教代表人物趙家都痛扁了一個來回，而且被罵得狗血淋頭卻又無能為力，結結實實的出了一口惡氣，難怪後人會以“投槍”、“匕首”來評價他的文章。要說，魯迅先生在當時要地位有地位，要身份有身份，大洋也不缺，他本可以打打麻將遛遛鳥，做一個不管閒事的閒人，甚至可以像今天的一些學者、教授那樣，替有錢人站站臺，吆喝吆喝，或者亂七八糟地摘抄幾篇論文賺幾個外快。在魯迅先生的身上可以瞭望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影子，看到他們“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擔當和責任。

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但他的教育思想仍然有著現實意義，因為他的教育主張符合教育的一般規律，具有科學性、前瞻性。他的兒童觀，認為正確的教育方法，就需要了解兒童，要照顧到兒童的特點，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兒童，更不應該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教育兒童。他的人才觀，始終把立人放在首位，認為兒童教育首先教育他做一個真正的人。

在教育方法上，魯迅主張順應兒童的天性。我們細細品味魯迅的文章，就能夠悟出教育的真諦，指導我們現實的教育工作。

大家都熟悉的文學家、思想家，但都沒有稱他為教育家。其實魯迅一生從事的職業就在教育部門。1909年8月魯迅從日本回國後就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教，擔任優級的生理學和初級的化學教員。

1910年回到紹興，應紹興府中學堂之聘，教“天物之學”，即生物學課程。辛亥革命後，擔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1912年2月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南京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任部員，5月隨教育部北遷，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直至1926年離京。在這期間，曾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女子師範學校（1931年兩校合併為北京師範大學）、世界語專門學校、整合國際語言學校、黎明中學、大中公學、中國大學等8所學校授課。1926年9月到達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學院研究教授，半年以後到廣州，任中山大學教務處主任兼中文系主任，並開設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略、文藝論等課程。直到1927年9月離開廣州到上海，生命的最後十年才離開教育部門，專門從事寫作。

可見，魯迅一生工作的二十七年中，有十七年是在教育部門和學校教書，教育工作是他唯一的社會職業，而且對教育有精闢的見解。所以說，魯迅是實實在在的教育家。

魯迅一生寫作和譯作數百萬字，雖然沒有專門的教育著作，但許多文章都講到教育問題，他的文章大多是為了教育青年、指導青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了培養青年，“耗去生命不少”。他本來在日本學醫，原想將來回國後解除病人的疾苦，以醫學拯救祖國。但是在學校裡受到有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日本同學的歧視，特別是在一次日俄戰爭影片上看到一名華人被斬首示眾，而圍觀的華人卻精神麻木，受到很大刺激。

苦思數月，得出結論：“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科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2005，第439頁）透過文藝改變國民的精神，不就是文藝的教育功能嗎！這不就是教育嗎！當然這是大教育，不只是狹窄的學校教育。所以魯迅的許多文章中，甚至隻言片語中都滲透了教育的思想，涉及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多個方面。

魯迅早年的論文《文化偏至論》就是一篇教育著作。本篇創作於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知識分子正在尋求新路的時期。文章針對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盲目崇拜西方物質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毛病，指出，提出學習西方“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的原則，不能拾到一些微足道的東西以為寶貝。文章分析了西方文化發展的歷史，認為，文明總是不斷演變，矯往而過正，至於偏至。他寫道，自法國大革命以後，平等自由為凡事之首，繼而普及教育，漸漸覺悟到人類的尊嚴，認識到個性的價值。

然而後來自覺之精神，一轉而至極端之主我；從社會民主之傾向，又發展到“使天下人人歸於一致”，忽視個性發展的偏至。魯迅從評析中西方文明之演變中，感到需要別立新宗，這就是：“非物質”，“重個人”；“爭存天下，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遵循規律，“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說到了教育的根本，今天仍然是我們要遵循的教育規律，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

魯迅談論的教育是大教育，是要喚起民眾，改造國民的思想，提高國民的覺悟。他在日本時就和許壽裳討論國民性問題。他們經常談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們認為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誠與愛，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魯迅主張徹底改造民族性，必須進行思想革命。他說：“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要著自然是掃蕩舊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魯迅，2005，第270頁）他之揭露國民性的劣點，並非貶抑中華民族的偉大，實在是因為太愛這個民族了。正如許壽裳所說的，“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點，揭發了歷史上的暗黑，為大眾人民開光明自由之路，獨自個首先衝鋒突擊。”（許壽裳，1952，第30頁）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一文中也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這種大教育是從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提出的，在當時起到震聾發朦的作用。

改變國民的精神，喚起民眾，要從教育著手，文藝也是教育的手段，所以他說首推文藝。《孔乙己》這篇小說，就是用文藝的形式批判禁錮人們頭腦的封建舊教育，孔乙己就是封建教育的犧牲品，他熟讀“四書”“五經”，但在科舉考場上屢屢失敗，又沒有學到什麼謀生的本領，但又不願意脫下長衫，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因此一生窮極潦倒，“好喝懶做”“不會營生”，最後在眾人的飢笑中無聲無息地死去。孔乙己的悲劇是封建社會廣大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封建舊教育造成的惡果。

改革舊教育，需要從我們自己做起，解放後來的人。他在1919年發表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2005，第135頁）

改革舊教育首先要從兒童教育開始，所以魯迅特別關心兒童的教育。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一篇批判封建倫常的檄文，強烈地批評幾千年來毒害兒童的封建禮教，要求把孩子從封建思想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強烈呼聲。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是一篇論述家庭教育的重要論文。文章認為，封建倫常首先表現在家庭，因此，要把孩子從封建倫常中解放出來，首先要改革家庭。改革家庭是為了改革社會，為了救救孩子，使孩子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要求家庭樹立子女本位的思想，把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開宗第一，便是理解”，不要把孩子看成“縮小的成人”，“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第二，便是指導”。要與時俱進，因勢利導，“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總之，“便是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決。”魯迅這篇文章既是對封建禮教的深刻批判，又是一部完整的教育教科書，具有深刻科學性、民主性、教育性、前瞻性，充滿了對兒童的愛。現在讀起來，感到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魯迅在上海的十年，時時關心兒童教育。《上海的兒童》、《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從孩子的照相說起》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對於兒童教育，魯迅一是批判舊教育對兒童的毒害；二是重視兒童的家庭教育，改革教育兒童的方法；三是要樹立兒童本位，相信兒童，尊重兒童，順從兒童的天性；四是要為兒童創作優秀的讀物。總之，要讓中國的兒童生動活潑的，滿懷自信的發展起來。魯迅為了中國兒童有優秀的讀物，他翻譯了許多外國童話，如《小約翰》、《小彼得》、《表》、《俄羅斯的童話集》、《愛羅先珂童話集》等，並寫了引言或序言。雖然這些引言和序言多半是講翻譯的事，但我們還是把它收入到教育文存中來，以反映魯迅對兒童讀物的重視。

魯迅自己不承認是青年的導師，因為有些誤導青年的人口口聲聲稱自己是青年的導師，但魯迅卻實實在在地關心青年，指導青年不走歧路，成為社會改革的戰士。主張青年既要有遠大的目標，又要有紮實的本領。文章常常批評那些空談家。他在寫給宋崇義的信中寫道：“僕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魯迅，2005，第383頁）為了指導青年，他給青年寫過上千封書信，甚至幫助青年改文稿，他教育青年不要自暴自棄，要努力向前走。要刻苦學習，而且要有恆心，不要朝三暮四，見異思遷。他批評有些青年，不樂於搞科學，就去搞文學；不會作文章，就去學美術，然而又不肯下苦工夫練畫，結果只是留長了頭髮，放大了領結，裝個藝術家的樣子了事。魯迅看到這種青年，對中國的前途很擔憂。

1932年魯迅在《魯迅譯著書目》附記中寫道：“對於為了遠大的目的，並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但對於只想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卻敢據幾年的經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吿。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章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還有一點，是：不要只用力於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才好。”（魯迅，2005，第188-189頁）說得多麼誠懇而親切，這是對青年最懇切的教導。

後人常常詬病魯迅主張不讀中國書的主張。其實魯迅何嘗真要青年不讀中國書，不僅他自己讀過許多中國古典，而且在給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開的書單中也開了許多中國的文學經典。魯迅主要是針對當時一些人主張鑽到古書堆裡，不問國事的情況說的。同時“五四”運動期間，學界都在批判封建禮教，而中國的許多經典卻是維護封建禮教的。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魯迅主張少讀或不讀中國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和當時的“五四”運動精神一致的。

讀魯迅的著作必須結合魯迅當年所處的時代和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來思考。那是一個什麼時代，是中國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是受列強欺凌的時代。為了拯救祖國，有識之士都會起來革命，尋求新路，喚醒民眾。不打破束縛大眾的封建禮教、封建思想，人民何能得解放。周恩來曾經這樣來描述魯迅所處的時代和魯迅思想發展的過程：“魯迅的時代，是一半滿清，一半民國的時代。他出身於破產計程車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戍政變後的洋務教育，嗣後，留學東洋，又受教於章太炎先生，並參加了光復會。入民國後，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閒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從此以後，他就公開地成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階級的叛徒，逐漸養成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可是他自己卻又那樣謙誠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周恩來，1979[2]）

讀魯迅關於教育的主張更需要注意二點：一是時代背景，魯迅講教育，不是就教育論教育，而總是結合當時的社會。他總是說，教育離不開社會，離不開政治，他曾說：“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哪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魯迅，2005，第466頁）所以，他專門寫教育的文章很少，而是在談論社會情事中談到教育。二是，魯迅是文學家，他不是像教育理論家那樣直寫教育規律和原則，而是用文藝形式來談論教育。因此文字帶有藝術色彩，有的是諷嘲、有的是反語，有的只是片言隻語，我們閱讀時需要細細品味，領會其精神實質。例如他的《二十四孝圖》，寫了許多故事，其最本質的內容是要尊重兒童的天性，不要用那種誰也不會認真實行的謊話去欺騙兒童、矇騙兒童。如果有人認為魯迅批判《二十四孝圖》就是反對孝道，那就大錯而特錯。魯迅本人就是一個孝子，他所反對的是封建的，而且是抑殺兒童個性的愚孝。《二十四孝圖》中，那一條是能夠踐行的，而又有何人踐行過？！全篇都是荒誕的欺騙孩子的謊話。但時至今日，我曾經到過一所學校，居然牆壁上還塑畫著這《二十四孝圖》，可見這所學校的校長並沒有讀過或者沒有讀懂魯迅的文章。

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但他的教育思想仍然有著現實意義，因為他的教育主張符合教育的一般規律，具有科學性、前瞻性。

首先，他的兒童觀，至今仍是十分科學、十分先進，值得我們學習。他說，正確的教育方法，就需要了解兒童，要照顧到兒童的特點，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兒童，更不應該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教育兒童。兒童天心活潑，喜歡遊戲，喜歡生動的有圖畫的書籍，有愛美的天性、豐富的想象力。他在《看圖識字》一文中寫道：“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魯迅，2005，第37頁）現在我們提倡“兒童第一”“兒童本位”的觀念，就要遵循兒童的天心，順勢而教育。

第二，他的人才觀始終把立人放在首位，認為，兒童教育，首先教育他做一個真正的人。1914年他給好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五歲開蒙時，在許世瑛《文字蒙求》一書上，寫了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許壽裳後來說：“我們想一想，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許壽裳，1947，第110頁）認識天道、認識人道，就是立德樹人，這是做人的根本。但是，今天我們的教育仍然存在許多錯誤的觀念。例如許多家長、許多教師只重視孩子的知識學習，不重視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和人格的養成。

第三，在教育方法上，魯迅主張順應兒童的天性，既不能用暴力，又不能放任不管，要循循善誘，啟發自覺，讓學生自由發展。魯迅在《上海的兒童》一文中，嚴厲批評錯誤的家庭教育：一種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覇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另一種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父母往往以為是“聽話”，以為是教育的成功，等到放他到外面去，“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魯迅，2005，第580頁）這兩種錯誤的教育方法在我們今天的家庭中也不少見，值得我們深思。

第四，魯迅的青年觀，是要求青年敢想、敢做、勇於戰鬥，認清了一條道路，勇往直前。魯迅對青年寄於了很大希望，他認為，青年總將勝過老年。要“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魯迅，2005，第341頁）他反對青年做空頭文學家，並曾經告誡自己的兒孫，將來不要做空頭文學家。他希望青年努力學習，用科學文化知識武裝自己，才能肩負起改造社會的任務。他希望青年讀點哲學社會科學的書，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自己曾經在秘密藏書室研讀過馬克思的許多著作。所以他說：“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昧曖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魯迅，2005，第125頁）但讀馬克思的書需要讀原著，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本意。魯迅希望青年學點自然科學。他認為，科學可以使人們的思想解放、社會進步。他說：“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魯迅，2005，第314頁）魯迅還贊成青年讀點歷史，因為“許多歷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魯迅，2005，第409頁）學習歷史可以以史為鑑，以便對現實的情況看得更為真切和深刻。總之，他要求青年的知識面更寬廣，對世事看得更深刻。對於學習、讀書，他認為，第一要像蜜蜂釀蜜一樣，採許多花，透過自己消化，才能釀出蜜來。第二要獨立思索，只有獨立思索，才能把書本知識變為自己的學識。第三要自己觀察，把觀察和思考結合起來，上升為思性知識。

魯迅的教育思想是極其豐富和先進的，我們細細品味他的文章，就能夠悟出教育的真諦，指導我們現實的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