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充斥著情感，也許對於一般人來說情愛多了會膩，但是他的身世身份背景決定了他只能用文字舒意胸懷。他可能更重於愛情，而看泰戈爾詩選你會領略到不同的文筆和不同的感觸

讀過一些倉央嘉措的詩，是什麼詩？就是些你情我愛的口水話，沒意象沒意境沒張力沒深度，簡直就是在玩文字。猶如一杯白開水，無味無味。

倉央嘉措的詩看過，文筆很好，有些文藝青年的味道，尤其喜歡寫情感。實話說，不像個活佛，更像個大學文科生。。。其實，在佛教史上，文筆出眾者，也是不乏其人，諸如眾所周知的如來，觀音，均是才華橫溢的大作家。什麼叫經？說白了，就是一篇篇文章嘛。。。觀世音是寫情高手，曾著：前世五百年回睇，換今生一次擦肩而過。。。流傳甚廣。。。當然，倉央嘉措的生活閱歷及深度遠不可與觀音相提並論。但即便如此，情感豐富的倉央嘉措還是受到許多人的追捧。。。因為他的出現打破了現代人對和尚(藏叫喇嘛)的認知，原來和尚也有七情六慾。。。事實上，這不奇怪，佛不能脫離現實社會孤立存在，和尚也是芸芸眾生一員。。。

佛能參透佛法禪理，卻參不透世俗愛情；佛能捨棄身外之物，卻不能割捨愛慕之心－－倉央嘉措的情歌，凡俗男女沉醉在自己各自的感情世界，倍受煎熬而心安理得。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活佛不一定是所有人的心靈寄託，但是，愛情卻一定是全人類的共同信仰。誰在詮釋倉央嘉措，其實，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故事詮釋倉央嘉措，詮釋那無法詮釋的愛情。

憂患意識的超越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集中體現在范仲淹的名言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包蘊了豐富的內涵。其一，在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上，群體高於個體，個體對群體承擔責任，憂天下之所憂，而不以群體的回報作為條件，天下已樂始後樂；其二，個體超越群體，始終承擔著群體的憂患，“進亦憂，退亦憂”，憂先於樂；其三，個體超越時代、超越現實，天下未憂而先憂。

孟子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這是中國曆代知識分子胸襟和人格的體現。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成為士人，除了須具有豐富的知識積累，還必須具有這種胸襟和精神。明人張岱說：“以天下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樂為樂，其擔何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擔何遠？使世間士子無此胸襟，則讀書種子先絕矣，更尋何人承肩宇宙？”能夠承肩宇宙，荷擔天下之憂樂者，才能稱為士子。這種精神，歷代傳承不絕，生生不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計程車人，激勵他們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冒險犯難，百折不回，創造了許許多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光輝業績。

倡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北宋名臣范仲淹，青年時即“慨然有志於天下”，他刻苦自勵，苦學勤讀，磨練毅力。他家裡很窮，10餘歲時，讀書於長山醴泉寺，因家貧缺糧，每天他只煮一點粥，粥冷凝後劃成幾塊，早晚各取一塊就點鹹菜充飢，但每日讀書至深夜，就這樣苦讀了三年。後來他去應天府求學，刻苦攻讀，晝夜不息。冬天實在疲倦了，就用冷水澆面，讓自己清醒。食物不足，只能喝稀粥度日。這種生活一般人都不能忍受，他卻從不叫苦。一個留守的兒子將范仲淹的情況告訴了自己的父親，這位留守為范仲淹的精神所感動，吩咐給他送食物，但范仲淹卻一點不碰，食物放在那兒都發黴了。留守的兒子為此責怪他，他卻說，如果吃慣了精美的食物，以後再怎麼過苦日子呢？他就是這樣從各方面鍛鍊自己，為日後實現自己經國濟世的抱負作好了準備。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中了進士，走上了仕途，逐漸有了施展才能、實現志向的條件。中國士人一向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人生信條。達則立功於社會，窮則追求個人的完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剛柔並濟，可進可退。而范仲淹則提倡一種一往無前的精神。在《岳陽樓記》裡，他提出要“進亦憂，退亦憂”。“進”即“達”，“在廟堂之上”；“退”即“窮”，“處江湖之下”或遭貶謫流放。不論窮達進退，都要憂國憂民，都要以積極的態度擔負起社會責任，任何情況下也不懈怠。較之“兼濟”與“獨善”交相為用的處世之道，這種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更為強烈，更富於獻身精神。范仲淹始終帶著這種激情關注天下大事，每當議論起天下大事，就激昂慷慨，奮不顧身。在37年的政治生活中，他始終實踐著自己提出的原則，始終如一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在朝廷為官，處廟堂之上時，他不斷向皇帝提出建議，犯顏直諫，興利除弊，為國為民。有一年發生了大蝗災和旱災，尤其以江南路、淮南路、京東路最為嚴重。范仲淹請求朝廷派遣使者去災區視察災情，沒有得到答覆。於是他當面質問仁宗：如果宮廷中人半天不吃飯，那該是什麼滋味？經他一問，仁宗也難過起來，就派范仲淹去安撫江南路、淮南路災區。范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災民，禁止災區人民過分的祭祀活動，還奏請朝廷免除廬州、舒州應上繳的折役茶及江南東路應交的丁口鹽錢，以減輕災民負擔，並且上條陳指出存在的十種弊端，提出了改進辦法，為救助災民、減輕災情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當時北宋立國已近百年，內外矛盾日益尖銳，財政負擔加重，而官僚機構越來越龐大，冗官冗員眾多，耗費大量錢餉，成為人民沉重的負擔。身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對此深為憂慮，他“日夜謀慮，思致太平”，向仁宗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一共十條。改革方案的中心是整頓吏治。他提出要嚴格恩蔭封官制度，根據真才實學選拔人才；在進士考試製度上，著重考察人品和治國的能力，先考策論，後考詩賦；官員的升降主要應根據政績，而不是根據資格；要裁減冗官，整治貪官汙吏等等。此外，他還提出了“厚農桑”（發展農業生產）、（修武備加強國防力量）、（減徭役減輕人民負擔）等措施。仁宗採納了范仲淹的大部分建議，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推動下，頒發了一系列有關改革吏治、改善科舉制度以及“厚農桑”、“減徭役”的詔令。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但這些措施觸犯了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用各種手段阻撓新政的實施，並大肆造謠中傷，誣衊範、韓、富、歐等是小集團，結成了“朋黨”。他們的誣衊引起了仁宗的疑懼，范仲淹被免去參知政事，排擠出朝廷，為時不及一年的“新政”也被廢止了。

不僅在朝廷任職時一心為國為民，在被貶謫或在地方為官時，范仲淹也一秉初衷，矢志不移，所到之處都留下了不少德政。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他出仕不久任興化縣令時，海潮爆發，淹沒無數良田，他立即建議修建捍海堰，建議被朝廷採納，並任命他為工程負責人。他率領10餘萬民工，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修建了一條長達200多里的捍海堰，擋住了海潮的泛濫，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這條捍海堰也被稱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年），他調任蘇州知州，適逢蘇州發生大水災，民田不得耕種，范仲淹疏鑿五條河渠，引導太湖水注入大海，減輕了太湖水災的威脅。當時，西夏在西北崛起，元昊即位為西夏國王后，不斷對北宋發動軍事進攻，宋軍屢戰屢敗，西北地區人民被屠殺，財產被擄掠。當宋仁宗派范仲淹與韓琦主持對西夏的軍事防務時，他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戰略方針，改革軍制，整頓軍紀，修築要塞，大興營田，愛護士卒，安撫少數民族，使西夏不敢進犯他的防地。西夏人相戒說：“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宋軍中也傳頌著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範，敵人聞之驚破膽。”

范仲淹不但“先天下之憂而憂”，而且真正做到了“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內剛外和，清廉自持，一生節儉。即使貴顯以後，要是沒有客人，飯桌上也不上兩樣葷菜。妻子兒女的衣食也僅僅夠用，甚至幾個孩子只能輪換著穿較好的衣服出門。兒子結婚時，聽說兒媳要用綢緞做帳幔，他警告說：“誰要是做了，我就在院中把它燒掉！”晚年知杭州時，後輩想為他在洛陽建造一座華麗的府邸，被他堅決拒絕。他雖自奉甚儉，但幫助別人卻非常慷慨，他曾用自己的俸祿供養“四方遊士”，資助別人，並用自己的錢財在故鄉設定了“義莊”，用以供養族中的窮人。

范仲淹以他崇高的人格和所建立的功業，博得人民的敬愛。生前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邠、慶二州的百姓和歸屬於宋的羌人都畫像立生祠紀念他。他去世訊息傳開，“四方聞者，皆為嘆息”；羌族首領幾百人，就像死了父親般哭泣，為他做齋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的憂樂精神和他的完美人格，為後人所景仰。朱熹稱許他為“天下第一流”人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進亦憂，退亦憂”，成為直道而行計程車人所必須繼承計程車大夫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明末的東林黨人，就是這種精神的繼承者。他們在其位，憂天下之所憂；不在其位，也憂天下之所憂。不論升沉進退，都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東林黨人的領袖顧憲成有一副著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道出了東林黨人的志趣和心聲。顧憲成在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時，敢於言事，因在推舉內閣宰輔問題上忤逆皇帝的旨意，被免職為民。返鄉後，他並沒有採取“無道則隱”、“獨善其身”、逍遙自適的消極態度，仍然關心國政，他說：“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注重民生，隱居鄉里不關心世道，不配稱作君子。”繼承了范仲淹“進亦憂，退亦憂”的積極入世的傳統。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他與一些志同道合者修復了宋代理學家楊時建立的東林書院，一面讀書講學，一面“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吸引了大批志在改良政治、重振朝綱的有識之士。“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東林書院不僅成了一個著名的講學中心，而且也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政治輿論中心。

東林黨人的鬥爭矛頭，在前期主要是對準朝中腐敗的官僚集團，在後期則主要對準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明自萬曆以來，幾個皇帝都十分昏庸，不理政事，宦官與大地主集團結黨把持朝政。他們橫徵暴斂，誅求無厭；政治上賄賂公行，排斥異己，結黨營私。東林黨人針鋒相對地要求改革政治，任用正人；揭露權貴們的貪婪和殘暴，反對大地主集團對農民土地的掠奪；要求整頓稅收，取消礦監稅使，減輕城市工商業者的沉重負擔。他們的鬥爭博得了世人的同情和民眾的支援，但卻招致當權者的殘酷打擊。閹黨捏造種種罪名，將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周起元、高攀龍、周順昌、黃尊素等人逮捕入獄（顧憲成已先死）。高攀龍投水自盡，其他人皆慘死獄中，受株連者不可勝數。黃尊素之子、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在評價東林黨人的鬥爭時寫道：“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東林黨人為“洗滌乾坤”，獻出了滿腔熱血，在歷史上留下了一曲慷慨悲歌。

當代政治活動家、史學家鄧拓在憑弔東林書院後寫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關心天下事，積極參與政治，不僅是已入仕之士大夫，也是未入仕之書生所遵奉的傳統。“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恰是歷代憂國憂民的書生們精神風貌的絕好寫照。他們以正義抗強權，以文弱之軀抵擋統治者的斧鉞，雖然結果多歸失敗，但他們為國為民發出的吶喊，張揚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漢皇朝為維護封建統治設立太學，用以傳授儒家經典，培養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各種人材。但儒家積極入世，與天下共憂樂的精神，激發了太學生們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熱情。東漢末，太學規模越來越大，擁有太學生數萬人，這數萬太學生遂成為當年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太學生們不斷上書言事，抨擊奸邪，批評弊政，對朝政積極提出建議。同時與號稱“清流”計程車大夫聯合，向當時代表最黑暗反動勢力的外戚宦官作堅決的鬥爭。太學生領袖劉陶，眼見政治腐敗，群小專權，致使“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日夜憂慮，夜不能寐。他多次上書皇帝，痛斥權貴們是虎豹豺狼，如“封豕長蛇，蠶食天下”，使天下的商人為“窮冤之魂”，窮人作“飢寒之鬼”。要求皇帝斥退奸佞，任用朱穆、李膺等良臣。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宦官趙忠家屬違法，被冀州刺史朱穆逮捕，桓帝知道後大怒，反而逮捕了朱穆，並罰他去做苦工。劉陶聞知後，聚集太學生數千人到皇宮門前舉行集會，上書桓帝，為朱穆辯護，表示願代朱穆服苦役。書中還控訴了宦官的罪惡，指出宦官依靠皇帝的寵信為非作歹，濫施賞罰，“競為虎狼，噬食小人”，表示支援朱穆打擊宦官的鬥爭。桓帝懾於太學生運動的聲威，不得已而赦免了朱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平定邊患，論功當封，卻因拒絕向宦官徐璜、左悺行賄，反被下獄，判罰苦役。一些官吏及太學生張鳳等300餘人到宮門前上書支援皇甫規，使皇甫規得以免除刑罰。太學生的這些活動打擊了宦官的囂張氣焰，也使他們驚恐萬分，千方百計地對反對他們計程車大夫及太學生進行迫害。他們捏造罪名，誣衊太學生和“諸郡生徒”結為朋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以激起桓帝的憤怒。桓帝下令大肆搜捕黨人，200餘人被捕，受到酷刑拷打。由於輿論壓力和部分大臣的抵制，桓帝雖不得不釋放黨人，但又規定對黨人終身禁錮。皇帝及宦官的殘酷迫害，並沒有嚇倒太學生們，他們仍然堅持與宦官的鬥爭，從而招致了更嚴重的迫害。靈帝熹平元年（172年），竇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闕上寫道：“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曹、王、侯皆為宦官）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宦官見後大怒，下令逮捕了千餘名太學生。在這場鬥爭中，宦官雖然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但太學生們不畏犧牲、敢於鬥爭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每當國家多亂之秋，書生們總是挺身而出，不惜擲頭顱、灑熱血，為國家民族而獻身。

北宋末年，面對外有金兵入侵，國家危在旦夕，內有奸佞弄權，皇帝驕奢淫逸，只知一己之享樂的局面，太學生們又一次發出怒吼。太學生領袖陳東，入太學前就深以國事為憂，議論時政，無所忌諱。當時宰相蔡京、王黼權傾天下，勢焰熏天，無人敢言。陳東獨直言無忌，常在朋友相聚、宴會小集之時，對權奸進行猛烈的抨擊。在座的人怕受連累，悄悄溜走，陳東卻不以為意。入太學後，他更是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三年內八次帶領太學生“伏闕上書”，對關係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言辭激烈，毫不隱飾。欽宗登位，他即上書指斥操縱朝政的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為敗壞國家的“六賊”，強烈要求“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以後他又單獨上書，“請誅六賊”。後來在全國輿論強大的壓力下，欽宗不得不將蔡京等人貶謫。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舉南侵，包圍都城汴京，徽宗南逃，欽宗亦欲出走，被主戰派大臣李綱阻止。李綱領導軍民進行了英勇的汴京保衛戰，抗擊金兵。但欽宗一意屈辱求和，與金兵訂立割地賠款的和約，並罷免李綱的職務。陳東聞訊，率領太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請願，要求堅決抗戰，反對屈膝求和，指出“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必須讓李綱復職，“以安中外之心”，痛斥主和派大臣李邦彥、白時中等為“社稷之賊”，應予貶斥。一時間，開封軍民數十萬人不約而同齊集宮前聲援太學生，他們把登聞鼓抬出猛擊，鼓面都被擊破，呼聲震天動地。群眾憤怒地以瓦石猛擊李邦彥等投降派官僚，打死宦官200多人。這一場規模浩大的群眾運動，打擊了投降派的氣焰，終於迫使欽宗將李綱復職。為了平息輿論，籠絡人心，欽宗親筆褒獎陳東：“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陳東卻不為所動，堅決拒絕封賞，繼續上書請誅蔡京等奸臣。靖康二年（1127年），徽、欽二帝被金兵俘虜，康王趙構登帝位，是為宋高宗，建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李綱因眾望所歸，被任命為宰相，陳東也應召回朝。投降派大臣黃潛善、汪伯彥力主議和，排斥打擊抗戰派大臣，任宰相僅75天的李綱被高宗罷免。陳東再次憤而上書，要求李綱留任，罷免黃潛善、汪伯彥，反對遷都金陵，力主高宗回汴京，御駕親征，迎回徽、欽二帝。黃、汪等人對陳東又恨又怕，黃潛善密見高宗，挑動說：如果不殺陳東，他又會伏闕上書，聚眾鬧事。趙構聽信讒言，密令殺害陳東，派人以議事為名，將他逮捕。逮捕他時，陳東自知此去必有一死，但仍鎮靜如常，請求吃了飯再走。他寫了一封信，安排家事，筆墨從容，字型筆畫一如平時。寫完，他將信交給隨從的人說：“我死後，你回家把這封信交給我的父母。”吃罷飯，他要上廁所，派來的官吏怕他逃跑，面有難色。陳東笑著說：“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官吏連忙說，我們也知道您的為人，怎麼敢逼迫呢？陳東穿戴得整整齊齊，從廁所出來，與同住之人告別，隨官吏而去，遂被斬於市，年僅42歲。死訊傳開，民眾不論相識與不相識的，都為之哭泣。陳東短暫的一生，始終以憂國憂民為先，不計安危，不避利害，刀斧當頭不能使之屈，利祿在前不能易其志，最後慷慨赴死，義無反顧，反映了太學生中正直之士的凜然正氣。

同時的許多太學生和陳東一樣，在國難當頭之際，置個人生死利害於不顧，一心救亡圖存，冒險犯難，不少人為國捐軀。太學生的正義行動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援和稱讚，“人皆稱太學多忠義之士”。終宋之世，太學生始終是政治舞臺上一支活躍的力量。他們堅決維護民族利益，支援抗戰，反對投降；要求澄清吏治，或“伏闕上書”，或以詩詞譏諷，反對奸佞誤國。他們時時為國家民族而憂患，與天下共憂樂，奮起匡正時弊，維護正義，雖然由於歷史的原因，其鬥爭大多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但他們這些可歌可泣的事蹟，足以廉頑立懦，激勵和鼓舞著後人。

倉央嘉措:我將騎著我夢中那隻憂傷的豹子,冬天去人間大愛中取暖,夏天去佛法中乘涼.

你為什麼像一些不懂倉央嘉措的詩詞的人提問，就像你永遠也不可能騎上那隻憂傷的豹子一樣。

就像他們永遠也不可能遇見這樣的愛情，你只在地上觸摸了她的體溫，卻行走十萬大山，

你只為觸控她的指紋，轉山轉水轉經輪。

他心愛的人，是度母，

他的愛也是一種修行。

“自從我遇見你那天開始,我的心,就像跌入了深深的湖水，推不開，躲不掉，心一直想往你身上靠,曾經有人告訴過我,不可以有人間的愛慾,而且也不能靠近，可我一見到你，就想起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於是我飛昇成就，只為了佑你，平安，喜樂”

在社會黑暗的時候，用大愛普渡眾生，在社會穩定的時候，用真心修行自己。

這本書沒有什麼大的理想，就是男女親親熱熱的作品，生活就是五彩繽紛的。你喜歡什麼作品那就是最好的，你不喜歡就是別人說好那也不是好作品。作品就給美餐一樣，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喜歡男女談情說愛的人他們說這個作品非常棒，不喜歡談情說愛的人，那就會說這個作品沒有一點意思。百花齊放才是春，一枝獨秀不是春，生活需要酸甜苦辣，談情說愛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這本書就是一本平常的書，男女青年看還算一本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