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作品的語言藝術特徵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名詞和動詞的豐富多彩和具象化。《詩經》中的詞語豐富多彩，使用的單字近三千個，構成了眾多的詞彙，表述了極為豐富的生活知識。《詩經》名詞、動詞的最大特徵是它的具象化。周代是一個單音詞為主的時代，在表達同類事物的不同個體時，還沒有形成以抽象類概念為主構造複合詞的普遍能力，因此常用不同的單音詞來表示不同的個體。例如《詩經》中很少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名詞“馬”，卻運用了三十多個具有描述作用的特殊名詞。如“鴇”指毛色黑白相間的馬，“黃”指毛色黃白相間的馬；“駱”指白毛黑鬣的馬等。這些具象化名詞的產生一方面說明周人對馬的熟悉程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駕馭和使用語言的非凡能力。《詩經》中的動詞也具有具象化的特徵，如其中描寫手的動作的動詞就有五十多個，這說明了人們對人類動作的細心觀察以及創造語言的高超能力。

2、 擅長運用重言或雙聲疊韻詞來摹聲摹形。《詩經》中這一類形容詞數量非常大，重言

如夭夭、灼灼、遲遲、習習、霏霏、依依、皎皎等，雙聲如參差、踟躇、黽勉等，疊韻如輾轉、窈窕、逍遙、沃若等。其中重言詞又是最多的，這正是因為《詩經》時代單音詞佔多數，人們還不能大量創作複合詞，便只能依靠這種形式來增強抒情描寫的效果，並使詩歌的節奏整齊。

3、 二節拍的節奏韻律和語言的音樂美。《詩經》的主體是二節拍的四言詩，帶有很強的

節奏韻律規範。《詩經》最常用的押韻方式就是在偶數句中隔句押韻，《詩經》的押韻形式為後世詩歌的韻律形式奠定了基礎。雙聲、疊韻、重言詞的使用和規範的押韻，使《詩經》的語言具有很強的音樂性和節奏感。

4、 重章復沓的章法。《詩經》章法形式的重要特徵就是重章復唱，也就是一首詩由若干

章構成，章與章之間字句基本相同，只對應的變換少數字詞，反覆詠唱。重章復唱的形式，又稱為疊詠體，是民歌中常用的樣式，這一方面因為民歌所要表達的情感是單純而深摯的，只有重要的反覆詠唱才能充分抒情達意；另一方面是因為民歌是口頭傳唱的，這種形式便於記憶和傳誦。重章復唱的形式影響了《詩經》的語言。首先它使《詩經》中形成了一些套語，這些套語不僅方便了記憶，而且也是語言運用的一種技巧和表達主題的一種手段。重章復唱的形式還影響了《詩經》的遣詞造句。因為套語有相對固定的形式，不能隨意改變，所以只能抓住中心詞進行錘鍊，靠中心詞語的變換來敘事狀物、寫景抒情，從而取得突出的表達效果。如《芣苢》中變換了六個動詞，藉此造成動作描寫的連貫、畫面的流動、情感的加深，可謂言簡意深。

詩經》的藝術手法便是賦、比、興三種手法，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賦，就是平鋪直敘，既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做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往往是交相使用的，並不是獨立存在。我們可以看到，賦是一種基本分藝術手法，賦中用比，或者起興後再用賦，在《詩經》中是很常見的。賦是敘事描寫，議論抒情，而比和興都是為表達本事和抒發情感服務的。

《詩經》中有豐富的詞彙，語言豐富多彩，形象生動。

《詩經》基本句式四言為主，兼有雜言，結構上採用重章疊句的形式，以增強抒情的效果。

用詩經體寫成的詩歌，有自由奔放，亦有含蓄委婉。節奏鮮明，音韻諧洽，具有音樂的美感。充分體現了古典文學的魅力。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這些詩篇，原來是歌曲的歌詞。

詩經最顯著的特點便是"賦，比，興"手法的運用。1.賦，是直陳其事。詩經中大多數文章都運用了這種手法。如：小雅中的采薇的詩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不但寫的形象鮮明，而且透過情景對稱給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2.興，是氣言託物以引起所詠之辭。如：《陳風月出》中"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等，使詩中人物更形象。3.比，顧名思義上打比方，典型篇章便是《魏風碩鼠》中利用"碩鼠"形象的揭示了深刻階級寄生蟲的本質。

《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奏感。採用四言詩和隔句用韻，富於變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顯得靈活多樣，讀來錯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疊句和反覆詠唱的特點，大量使用了疊字、雙聲、疊韻詞語，加強了語言的形象性和音樂性。

感謝

《詩經》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編纂成書，據說是由儒家創始人孔子編定的。它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都因音樂得名。“風”是地方樂調，收錄當時十五國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為貴族所作的樂章；“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

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 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

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 在這裡，幾乎不存在憑藉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於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

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徵；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絡，《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

無論是主要產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於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絡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鬆、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

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於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著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慾望與自由。

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於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後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

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讚頌）或“刺”（批評）的作品。 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

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遊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

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物件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

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 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湧而出，一洩無餘，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另外需要說到，儘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並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

後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並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

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於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

這些特色對中國後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

但雜言句式所佔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

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常常採用疊章的形式，即重複的幾章間，意義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變，造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藉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有。

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採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變動了六個動詞，不但寫出採摘的過程，而且透過不斷重複的韻律，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氛，似乎有一種合唱、輪唱的味道。

清人方玉潤說：“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忽斷忽續。”（《〈詩經〉原始》）這麼說也許多了一些想象，但疊徽章重句的美感，確是很動人的。

四言詩衰微後，這種形式也被捐棄，只能偶一見之。倒是在現代歌曲中，又常看到這種情況。這說不上“影響”，卻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為歌謠，為了獲得聲韻上的美感，《詩經》中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

在古漢語的規則中，這類詞彙大抵是形容詞性質，所以也有助於表達曲折幽隱的感情，描繪清新美麗的自然。如《詩經》首篇的《關雎》，“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叫聲，“窈窕”（疊韻）表現淑女的美麗，“參差”（雙聲）描繪水草的狀態，“輾轉”（疊韻）刻畫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狀，既有和諧的聲音，也有生動的形象。

　　《詩經》裡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

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 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徵就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說其原始的因素源於《詩經》，也未嘗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

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 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彼晨風，鬱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絡。

雖然就這例項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 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

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 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

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一個光輝的起點。

它從多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以其清醒的現實性，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早期詩歌，開闢了中國詩歌的獨特道路。雖然，由於特殊的社會生存條件，《詩經》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飛揚的個性自由精神，但在那個古老的時代，它是無愧於人類文明的，值得我們驕傲的。

《詩經》，大家都知道是一部華夏最具有影響力、最經典的古典文學之一，其內容設及方方面面，就像是社會的一面鏡子，直視你面前，實用價值極高。

尹吉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瀘州人。

輔助周家三代，在三代周幽王聽信奸人，於是尹吉甫辭官回家。專心前往遊走各地收集民間唱詞材料，以及市政要材等，為了編纂，據說花了幾年時間才把《詩歌》成書與面世。此書面世後，在當時的西周及春秋初期 轟動不小。示範文學及國學之寶典。

後來《詩經》再由孔子從新整理編纂，應該說孔子的政治思想傳道也源於此書。歷史以來多少文人修習在其中，用來治國安邦、教育後人等。

《詩經》內容，主要分三大部分；《風》、《雅》、《頌》。

《風》是來自各地的民謠歌調，其精華部分有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詞曲中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唱訴為貴族祭祀曲詞，內容有對實時政不滿、有諷刺、有願望等，唱出了一些人民的心願。

《頌》則為宗廟祭祀歌詞。

應該說《詩經》是勞動人民智慧結晶的寶典。也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彙集了周初到春秋中葉時代詞曲。孔子治國之道，仁政思想，就來自於《詩經》。

《詩經》的特點有外在形式上的特點和內在體質上的特點。

一、《詩經》的內在特點有“詩六義”之說，即賦、比、興、風、雅、頌。

（一）風、雅、頌是指詩的體裁。

所謂風雅頌，比較權威的解釋主要有三種:

①以《詩大序》為代表，以詩所寫的內容不同而分。“風”是寫個人平民生活的，“雅”是寫關於王政社稷的，“頌”是寫關於神明祭祀的。

（二）賦比興是寫作方法。

“賦”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

“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這種觀點以朱熹為代表，後世學者基本延襲這種觀點。

二、外在形式上的特點

（一）語言形式上為四字句為主，多用湊足音節的語詞。

如《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歸寧父母。”中的“言”、“害”都是湊足音節的字，語義重複。

（二）多用擬聲疊詞。

如《黃鳥》:“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中的“交交”就是鳥鳴擬聲詞，就是模仿鳥的叫聲。

（三）用韻不拘一格，節奏顯明。

有的押句尾韻，如《靜女》，有的押句中韻《伐檀》，有的一韻到底《蒹葭》，有的逐句押韻《式微》，有的隔句押韻《桃夭》。

（四）章節重疊

如《芣苢》，三章皆重疊，只換了六個字。

采采芣苢，薄言採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