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約公元前179—104年），廣川（今河北棗強)人，是西漢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學振的大師，著有《春秋繁露》等書。他自小攻讀《春秋》，晚年集眾講學，由於讀書專心致志，留下了“三年不窺(花)園”的傳說。景帝時他曾做過博士官。到武帝時期，他未在中央任職,只作過地方上封國的相,還曾一度入獄。但他的名聲很大，晚年退居在家，朝廷每有“大議”，還常常派使者“就其家問之”。董仲舒是漢代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本來不過是儒家一個支派。由於他的思想體系，正好適應西漢中期的政治需要，得到了發揚推廣的機會。因而成了儒家正宗。

西漢初年，社會經濟有待逐步恢復，國力還很虛弱。統治階級偏愛黃老的清靜無為之學。後來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全面恢復，漢景帝鎮壓了吳楚七國之亂，中央集權得到加強。特別是到漢武帝時，國力已經相當強大，遂拋棄無為之治，改取主動進攻姿態，北擊匈奴，內削諸侯王權，千方百計鞏固大統一局面。與此同時，封建負擔增加了，土地兼併發展了，各地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凡此種種，使統治階級感到迫切需要搞出個新的思想體系，為專制皇權尋找理論根據，準備一套箝制農民階級的思想枷鎖。董仲舒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走上了歷史舞臺。漢武帝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學大師身份應召，被選首列。從此以後，他便投合當道的口味，多次上書、對策；進而撰述、講學，全面闡發自己的學說，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

漢武帝時期整個國家呈現的是人口充實，百業復甦，錢糧豐盈的富強局面，但此時西漢面臨兩大挑戰，外患匈奴和內患世家豪強，而無為之治已經無法應對這兩大挑戰，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治國之策。當時所謂的百家學說，其實經過多年的融合吸收，真正能作為治國之策的只有儒法道三家而已，其他的諸如兵家、陰陽家等都只能作為輔助。漢武帝為了打擊國內豪強，集中國力奮擊匈奴，準備採用的是法家霸術，然而秦朝採取法家治國，二世而亡，同時秦朝法家霸術給天下萬民造成極大傷害，當時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輿論都無法接受法家。

漢武帝無法直接將法家推到歷史前臺，無法直接採用法家治國，所以漢武帝表面推出儒家取代原來的“無為而治”，骨子裡用的還是法家治國，這就是儒皮法骨，只是後來的帝王沒有理解漢武帝的真正用意，儒家在雜糅百家學說後，逐漸真正做到“獨尊儒術”。

隨著時間推移，人們也在漸漸地接受這種中央集權的方式，雙方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進行緩衝。而在國家內部修養完成之後，外患的問題則急需解決，攘外必先安內，在這種想法的驅使之下，漢景帝開始在國內執行新的政策。這一舉措卻損害了不少劉姓王族的利益，他們再也坐不住了，這便發生了歷史上的七國之亂，這場戰亂影響範圍十分巨大，幾乎波及了整個國家，讓漢朝統治輕微動盪，好在後來被平息，這才使得漢朝的統治再次逐步穩固下來。漢武帝在吸取了七國之亂的經驗之後，知道不能再對民眾們放任自由，只有真正達到一條心的境地，才能鞏固他的統治，這才使得中央集權和思想統一成為當下統治最迫切的需要。

而這個時候董仲舒提出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策略正好順應了漢武帝的心意，仔細比較之下，以仁治國的儒家思想和漢朝之前的統治思想有著一定的相同之處，不會讓民眾無法接受，因此漢武帝果斷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將此方案在全國推行。

儒家學說立馬在中原興盛起來，這種方式也使得漢武帝的統治徹底穩固下來。而處理好國內的這些問題之後，漢武帝立刻將目光對準了北方匈奴，衛青、霍去病兩名大將橫空出世，將匈奴一舉封閉，使得漢朝再無憂患。這也從另外一方面更加鞏固了漢武帝的統治，有了這一安定的條件，儒家學說更加備受推崇，兩者相輔相成，互相成就，不得不承認漢武帝當初選擇的正確性。

從理論上來說，和當時推行嚴苛治國的法家，兼愛非攻的墨家相比，推行天人合一以及民水舟君思想的儒家則更加適應當時的統治，而後幾千年的統治更是說明這一點。而且與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手段不同，漢武帝的手段要溫和得多，不會引起民眾們的過度反應，達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反而是循序漸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官方的回答這個理念出自董仲舒。

推行的理由是因為漢武帝是一個有著極大雄心壯志的君主，漢初華夏對外戰爭屢屢不如意，一直靠著和親來維持邊境表面的和平，而漢武帝的前任們又都是推崇與民休息的無為君主，到了漢武帝時期，百姓對為國家征戰的忠誠和熱愛已然不高。

這對於一個一心要扭轉漢朝對外態勢的君王來說是很不利的，所以漢武帝迫切需要一個可以統一全華人民思想並提高他們忠君愛國思想的學說，並親下旨意詔全國的人才來問策，這下就引出了董仲舒留名千古的“舉賢良對策”。

其實董仲舒的理論也已不是春秋時期正統的儒學，他還夾雜了不少神學，陰陽家的東西，最著名的就是君權天授。進一步從精神層面加大了百姓對君王的敬畏和忠誠，也為漢武帝的窮兵黷武而百姓不反打下了理論基礎。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出自當時大儒董仲舒的思想。

漢武帝深受儒家思想浸淫，親近儒學。

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百花齊放，各行其道。漢武帝登基後，皇權受到竇太后黃老思想的制約。為強化皇權，加強中央集權，必須完成思想上的統一。當世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獻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以儒學為思想正統，以儒家思想馭萬民，治天下。

在強極一時、暴虐嚴苛的秦朝滅亡之後，又一個統一的政權“西漢”建立。與此前出現的由貴族建立的政權具有最本質不同的是，西漢政府是由社會上的平民建立的。以劉邦為首的一大批功臣名將，都是社會底層出身（除了張良是南韓貴族後代），對社會弊病和民間疾苦有直接的感受和深刻的瞭解。他們在推翻暴秦、建立新國家以後，總結並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所以在西漢初年奉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策，以讓這個從秦朝接手過來的巨大的“爛攤子”能夠儘快恢復元氣。“無為”並不是不為、什麼事都不做，而是不亂為、不盲目去做。漢初的各種制度、法令大都沿襲秦朝，並未輕易更改—這個國家就像大病一場的人一樣，需要靜靜地休養。

在漢高祖、漢惠帝及此後劉邦夫人呂后掌權時期，雖然也經歷了異姓王的叛亂、外戚“諸呂之亂”等動盪，但上述這種治國方針基本沒有改變。到了漢文帝、漢景帝時，則繼續將之深化，採取了輕徭薄賦、減輕刑罰等諸多措施，社會經濟因而得到平穩發展，百姓安居樂業，史稱“文景之治”。在景帝時，雖出現吳、楚等七國同姓王的叛亂事件，但很快就被中央政府平定，地方的分裂傾向立即得到遏制，社會秩序更加穩定，戶籍人口迅速增加，財政逐漸充足，國力也穩步上升。此時已經和西漢初年民生凋敝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了。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社會的活力湧現，各種問題也開始出現。作為一個大國家來說，政府不可能永遠“無為而治”，這就如同人的病養好了，總要恢復鍛鍊，進行各種活動一樣。而這時，就到了漢武帝的時代。

漢武帝16歲便登基為皇帝。當時他的祖母、漢文帝的皇后竇太后還在世，她是“無為而治”的堅定擁護者，還常出面干預朝政。武帝不便違忤祖母，所有朝廷政事，都隨時向她請示；連漢武帝的老師、儒者王臧，及王臧的同學趙綰都因違逆了竇太后的意旨而被革職下獄，可想而知漢武帝要有所作為，改變國策方針，該是如何阻力重重。直到幾年後竇太后去世，武帝才能放開手腳，任用大儒董仲舒來進行改革。武帝之所以重用儒生，是因為秦朝過度崇奉法家統治而很快滅亡，西漢立國以來遵行的是道家學說，而這時的儒家已經融匯了戰國百家爭鳴以來的道、法、名、陰陽等各家學術成果，形成了“新儒家”，在武帝看來，這種學說更加適合做統治思想。他根據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只設立儒家的“五經博士”。其實早在秦始皇年代就已有“博士七十人”的設定，但這些人的身份頗雜，並非都是儒生，也有一些文學、方術（如占夢、卜筮之類）之士。而漢武帝時期的博士，則是專門研究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中所記載的歷史與政治，他們雖不擔任實際職務，但可以參加政府工作會議；他們還有一定的招收弟子的名額—初時博士的弟子只有50人，到了西漢末年已增至3000人。由此，“經學”逐漸對漢代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漢武帝並不是因為自己喜歡儒家，我當皇帝我任性才要獨尊儒術的，漢武帝的眼光很敏銳在文景之治的盛世之下有著什麼樣的暗流，因為休養生息，所以人們都漸漸變得富足了起來，但是變得富足之後，之前錢少的時候對於交稅還沒有抗拒，但是人是越有錢小氣的，不少人脫離了戶籍，再加上大富大貴得人開始搞地方分化，再這麼無為而治下去，怕是漢朝就一睡不醒了，如果此時重用法家和兵家只會讓他變成秦始皇，綜合判斷下，只有儒家是最符合他的要求。

漢武帝重用儒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也是因為董仲舒，董仲舒是第一個提出“君權神授”的臣子，而我們現在所聽到的三教九流的起源也是在這個時期就興起的，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上九流的頂端是神，第二位才是君，這就是儒家當時所謂的天人感應，不管皇帝你多厲害，神仙才是最厲害的，這樣就給老百姓一種錯覺，我是必須要服從神的，不然神知道我不是好人，就弄死我了。

需要說明的是，漢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站在官方認可和提倡的立場上來說的，與此同時，其他各種學術流派和思想依然可以存在和發展，這與秦始皇“焚書”幾乎禁絕一切學術是有根本區別的。而且，董仲舒的政治學說實際上已經是糅合了儒、道、法、名、陰陽等家理念的綜合性學說，並不是停留於先秦時期甚至是孔子時代的那個儒學的概念了。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就曾明確說，漢代自武帝以來實行的是一種“霸王道雜之”的統治，也就是儒家、法家思想並用的治國方式。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將之簡單理解為只信奉和尊崇儒家一家的思想學說。

我這裡指的道路，其實就是古代治國的思想理念。而我們嘗試了道家，儒家，法家，最後發現只有儒家才走的通。

在漢武帝之前，我們嘗試了法家和道家的道路。什麼結果？

秦之法家，最後出的結果就是暴政和強者為王，陳勝吳廣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天下便豪強四起。

漢初之道家，無為而治，中央政府被架空，各地割據武裝反抗，僅僅劉姓王的叛亂就讓大漢朝廷顧此失彼。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中央集權開始完善，這個時候就需要一種新的思想來適應新的社會架構。

董仲舒就提出了經過自己改造的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天人感應和三綱五常的概念。

為什麼從漢武帝之後，我們就一直用儒家思想去治國和教導人民了呢？

因儒家思想最後倡導的，是一種“秩序”。

秩序。它告訴人民，你在什麼階層，就應該做什麼事情，思想和行動上都不能夠有逾越。

比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確定了人民平時生產生活中需要遵照的行為準則。之後大談特談的“忠孝仁義”就是這類思想的發展。

而天人感應的概念，再一次強調了“王權神授”的權威性，統治階層執政的正統性。

中國封建統治者的最高執政目標就是保證王朝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很顯然，經過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思想，是非常符合封建統治者的統治目標和胃口的。

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以訛傳訛，子烏虛有。這麼一件歷史大事，《史記孝武帝本紀》，不見有任何任何文字描述。

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據說是董仲舒提出的。若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必然對他十分信任。然而正相反，《史記儒林列傳》中，漢武帝極不信任董仲舒，還差一點要了董仲舒的性命：

“，，。中廢為中大夫，居舍，作《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偃父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漢武帝在位54年，只有即位之初的三年，丞相衛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餘51年，皆是法家思想佔統治地位。漢武帝行了51年惡政。

漢武帝即位之初的三年裡，由於儒家獨尊。言論自由。沒有一人因言獲罪。百姓愛居樂業。大漢政治清明，繁榮、富庶。蒸蒸日上。

從漢武帝前期開始，就重用法家酷吏張湯，實行法家愚民政策。扼殺思想，扼殺言論。重立秦始皇創立的誹謗之法。批評政治，誹謗天子者——誅！

張湯還重立秦始皇創立的夷族連坐之法。告奸之法。

張湯立法是中國法治史，乃至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儒家大師，顏回十世孫顏異因肚子裡罵漢武帝。被法家酷吏張湯以腹誹罪處死。

漢武帝重用法家桑弘羊為御史大夫。推行平準法、算緡法。壓榨盤剝百姓。致使經濟崩潰。民生凋零。

漢武帝重用法家張湯。賣官鬻爵。死罪可花錢贖罪。致使吏治腐敗。

漢武帝指使法家酷吏張湯、杜周。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屠戮殆盡。

漢武帝指使法家酷吏江充，太監蘇文。以巫蠱之禍誣陷公主、太子。致使陽石公主被滅門。諸邑公主被滅門。太子被滅門。長公主被滅門。皇后被滅門。整個皇族幾乎被漢武帝屠戮殆盡。

漢武帝只殺了匈奴軍民幾十萬。卻害死大漢百姓2000多萬。漢武帝后期，民生凋零，人口減半，國家千瘡百孔，已經到了亡國的邊緣。 漢武帝沒滅掉匈奴。幾乎滅掉大漢王朝。

我們在回顧漢武帝在位的54年，即位之初的三年儒家獨尊。三年之後，法家獨尊。漢武帝把百姓帶入煉獄。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變革時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原有的舊秩序逐漸崩壞，湧動的雲層底下醞釀著新的力量，而新舊勢力的碰撞，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那些層出不窮的思想和學說。我們要聊的，就是在春秋誕生、在秦朝沒落、在漢朝復甦並且進而影響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儒家學說。

春秋時期禮樂崩壞，舊貴族出身的孔子想要恢復當初的王道古制，所以他所創立的儒家主張克己復禮，崇尚古禮。但是無論是春秋還是戰國，無論孔子還是孟子，都沒有能得到各國君主的重用。孔子與孟子都曾周遊列國想要一展抱負，但是令他們失望的是，那些君王都只是想借儒家這面大旗，樹一個“求賢若渴”的好名聲，再順便讓儒家的弟子們寫一寫，流傳後世而已。

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儒家學說不宜用在亂世求存，所以各國君主對於儒家的態度都是敬而不用。亂世需要用什麼學說呢？亂世需用重典，所以應用法家學說的秦國率先完成國力的積累，完成了對六國的滅國戰爭，秦王政開天闢地地建立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而運用法家經驗在亂世取得成績的秦國，在統一華夏之後，仍然繼續沿用著法家思想。

秦始皇為了鞏固政局，用了很多手段，政治方面廢分封立郡縣、設三公九卿；經濟方面統一度量衡、開鑿靈渠直道；文化方面統一文字……甚至為了防止六國貴族利用平民作亂，“收天下兵鑄以為金人十二”，可以說，秦始皇幾乎想到了任何可以引發帝國動盪的因素，並且做了詳細的應對措施。

但是秦始皇也不是面面俱到，他低估了一個學派的能力——儒家。前文提到，儒家著書傳世，有著自由的掌控輿論的權力。而始皇帝偏偏幹了一件得罪天下儒生的事情，焚書坑儒。六國貴族雖然被滅國，但是私下又匯聚到一起，企圖反秦復辟，這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秦始皇君臣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政治問題，他們應對的手段就是折斷六華人的精神支柱，於是焚燬了六國史書，殺了招搖撞騙的方士和求情的儒生。

但是這不僅沒有震懾住暗中的勢力，反而激起了另外一些潛在反抗力量。秦始皇震鑠古今，他活著的時候叛賊自然掀不起浪，但是秦始皇一死，天下反秦的旗幟就猶如雨後春筍一般統統冒了出來。秦國二世而亡。

在秦朝被打壓的儒家也藉此機會翻身，留下了儒學的火種。但是他們仍然需要在黑夜之中等待。因為接下來的中國歷史程序，比之戰國亂象亦是不遑多讓。

楚漢相爭，漢取天下。

但是經歷過兩強相爭的中國大地上已經是滿目瘡痍，不僅人口數量大大減少，而且生產力水平也大大下降，秦朝北擊匈奴、南伏百越之後的幾十年積累，全數耗盡，內耗當中華夏成為一片焦土。這個時候要用儒家學說嗎？

不行，飯都吃不飽，誰還管你是不是懂禮？是不是懂規矩？如果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解釋，儒家的應用場所應該是在一個民眾滿足了基本的溫飽需求才會去想的發展需求。那麼漢朝初年的破落情形該用哪家學說呢？

其實我用今天的眼光去審視當初那段歷史的時候，常常會感慨，漢朝真是一個運氣極好的朝代，漢朝的連續幾任統治者都在恰當的時機做了正確的事。比如劉邦只是一個小小泗水亭長，他應該沒有那麼高的思想覺悟領會“治大國如烹小鮮”這樣的道家思想，或許是他底下那批優秀傑出的政治家所提出。總之，在漢朝初期的時候，最大的政治特點就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事實證明，這種方法對於恢復生產有著極大的好處，漢朝很快就從百廢俱興的狀態當中恢復過來。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經過了漢文帝漢景帝兩朝，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實力，國力大大增強。漢武帝好大喜功，自然不肯再這般“無為”下去，於是採取了一項措施，大大加強了政府的實力——鹽鐵公營。

但是真正想要集合國家的力量辦大事，不僅需要大量的錢財，更需要中央有威信，讓政府可以真正成為國家機器的中樞，提高中央威信說到底就是需要民眾的支援，也就是民心所向，民心虛無縹緲，尤其是中國封建社會早期，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並不多，這個時候，儒學的教育職能被挖掘了出來，政府需要儒生教育民眾。這一點與秦朝“愚黔首”的做法不同，漢朝是在用教育改造民眾。

儒學真正的春天到來了，在中央，董仲舒又向漢武帝陳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所採納。漢武帝時，是繼秦朝以來的第二個盛世，這個時候，約束民眾，訂立規矩成為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也是儒家學說被重用的主要原因。

有人說，漢朝雖然獨尊儒術，但其實是外儒內法。其實這樣的說法也是正確的，儒學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相容。戰國末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就曾經教出了法家韓非、李斯，也就是說，早在戰國時期，大儒荀子就曾經有意識地學習借鑑過法家思想，而荀子也被稱為儒家集大成的人物。

在春秋戰國備受各諸侯冷落，在秦朝被打壓到了塵埃裡，在漢初被統治者不屑一顧的儒家學說，或許它自己也沒有想到，會伴隨著再一次盛世的到來稱為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時代笑到最後的百家最大顯學。

近代以後，我們曾有一部分聲音將近代中國的落後完全歸咎於孔門儒家，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儒家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根骨的塑造作用，那些捨生取義、家國為重的錚錚傲骨，不是像極了在世界上起起伏伏几千年的中華民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