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生產生活各方面受到中國唐朝的深刻影響。

一、日本學習中國隋唐制度進行“大化改新”，日本逐步建立起封建制度。日本頒田制度效法中國的均田制，日本也有租庸調製。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參照隋唐律令，制訂了《大寶律令》。

二、日本都城平城京的建設完全模仿長安。 日本的建築風格也是學習中國唐朝。日本的法隆寺、唐招提寺都是效法唐代建築的典範。

三、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和尚，仿照漢字創造了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 四、日本人的生活習尚、節日風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響。唐詩廣泛流傳，深為日本人所欣賞。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詩，尤為受到喜愛。日本士大夫熱衷學習中國書法。日本宮廷愛用唐式菜餚。日本吸取了唐朝的樂制，並派留學生學習唐樂。唐朝的繪畫也深受日本人的喜愛，唐人繪畫經日本畫家仿效摹繪者，稱為“唐繪”。

五、社會生活方面:唐人打馬球、角抵、圍棋等體育活動，亦先後傳入日本。 日本人學習改進唐朝的飲茶方法，形成獨具特色的茶道。唐服傳入日本為日本人所喜愛，經改進為“和服”。端午節、重陽節，都由唐朝傳入日本。

總之，唐朝是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繁榮的時期。日本從博大精深的唐文化中吸收、借鑑，參考、改良，其影響深遠至今。

說對日本我們心中都有這樣一份情結“又愛又恨”，愛，因為它曾是我們的學生，曾幾何時一直畢恭畢敬地跟隨老師虛心學習，極盡弟子之禮。恨，我想我不說大家都知道，一個毀師滅祖背信棄義之徒。

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之深之廣是其它民族所不能比擬的。自盛唐開始日本就全面系統地抄襲中國文化，如果要列出它受漢文化影響的大概，我想應該是相當有難道的。

大概有以下幾點：建築藝術、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飲食禮儀、文藝服飾、音樂茶道……實在是不勝列舉。但說到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數建築和文字。

日本京都建築時將京都分為東京和西京兩部分，東京模仿中國古代唐朝洛陽，西京仿照長安。可見當時的日本對中建築藝術的崇拜。而且日本京都被稱為洛都，京都歷史曾一度仿效洛陽，所以京都又被稱為京絡或絡都。如果你有幸親臨日本，也許你還能現存的建設中領略舊時中國都城的模樣呢！

說到日本文字就不能不說徐福，他受秦始皇之命東渡日本，促成了一代“彌生文化”的誕生。那時的日本還沒有文字，日本學界、考古界公認：彌生文化源於中國北方沿海文化。這也是日本文字為什麼和漢字酷似的根本緣由。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徐福對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謂功不可沒。

可恨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日本竟然學仁不“仁”，幹起欺師滅祖的勾當，其罪當誅。

最後真誠地祝福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強大，文化越來越昌盛，引領潮流，引領世界。

本人覺得有以下幾點供參考

政治方面：日本效仿唐朝進行政治改革，廢除奴隸制。設三省六部制，現在日本的中央部級還稱作省。

經濟方面：唐朝時，兩國經濟交往頻繁，唐朝時的瓷器，茶，絲綢等大量運入日本。

文化方面：日本參照中國文字創立了日本文字。現在日文裡都還有漢字的影子。

社會生活方面：日本的和服，日本的茶道，日本的榻榻米等。

建築風格方面：東京都採用了洛陽宮殿風格，西京都採用了長安風格。

宗教方面：鑑真東渡傳播佛教等。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264年的時間裡，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生產生活各方面受到中國唐朝的深刻影響。

一、日本學習中國隋唐制度進行“大化改新”，日本逐步建立起封建制度。

日本頒田制度效法中國的均田制，日本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參照隋唐律令，制訂了《大寶律令》。

二、日本都城平城京的建設完全模仿長安。

日本的建築風格也是學習中國唐朝，日本的法隆寺、唐招提寺都是效法唐代建築的典範。

三、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和尚，仿照漢字創造了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

四、日本人的生活習尚、節日風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響。

唐詩廣泛流傳，深為日本人所欣賞。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詩，尤為受到喜愛。日本士大夫熱衷學習中國書法。日本宮廷愛用唐式菜餚。日本吸取了唐朝的樂制，並派留學生學習唐樂。唐朝的繪畫也深受日本人的喜愛，唐人繪畫經日本畫家仿效摹繪者，稱為“唐繪”。

五、社會生活方面：唐人打馬毬、角抵、圍棋等體育活動，也先後傳入日本。

日本人學習改進唐朝的飲茶方法，形成獨具特色的茶道。唐服傳入日本為日本人所喜愛，經改進為“和服”。端午節、重陽節都由唐朝傳入日本。

總之，唐朝是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繁榮的時期，日本從博大精深的唐文化中吸收、借鑑,參考、改良，其影響深遠至今。

唐朝中國最強盛的時代之一，透過中日兩國的不斷交往，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產技術以至生活風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646 年日本的“大化改新”。這次改革仿照唐朝制度，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還仿隋唐科舉制，採取透過考試的辦法選官；參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寶律令》

第一是建築，日本保留中國傳統建築精華，現在漫步日本大街小巷仍然不會感到陌生，其中8 世紀初，日本遷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設規模完全模仿長安，甚至街道的寬度與排列方法也幾乎一樣，也有“朱雀街”“東市”“西市”等名稱。8世紀後期，日本又遷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長安建都城。

第二是文字，在中華文化圈裡，南韓、越南都捨棄的漢字（南韓很後悔，現在重新從小學普及漢字教育）。在8 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表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詞彙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

第三是儒家文化，在歷史上，以儒學為重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曾對東亞諸國，尤其是日本，產生巨大的影響，儒學甚至登堂入室，灰飛煙滅日本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至今日本仍然崇尚儒家思想。

日本人的生活習慣、茶道，節日風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響。

如果追本溯源的話，日本現今幾乎大部分的文化都有唐朝的影子。下面我舉出幾個重點，大家來看一下。

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其實從秦漢時期就已經有記載了。秦朝有秦始皇派徐福東渡尋仙的傳說，但徐福到底有沒有到過日本，學術界至今未有定論。漢朝與日本的交流，卻是在《漢書》上有明確的記載的。在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寫道：在樂浪海（即北韓半島附近的海洋）中有“倭人”居住，當時分為百餘個小國，經常派使節到中國來朝貢的就有30餘國，它們都得到了中國的回賜。這說明在漢朝時，中日兩國的交往已從民間的交流，進入了有目的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這一點也可從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到近畿一帶出土的大量漢代的銅鏡、璧玉和錢幣等文物得到證明。

中日的交流，到了唐朝時期達到了一個高潮。

唐朝建朝後（七世紀時），日本還處於奴隸制社會，日本奴隸主貴族和部民制度已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絆腳石，階級矛盾日益激化。

唐朝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高度發展，社會安定，聲威遠播。為了向先進的大唐學習，日本統治者將學生和學問僧大量地派往中國，如高向玄理、舒明、南淵清安、惠齊、惠日和僧旻等人。

這些人不但把他們所見所聞的中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轉告了日本當權者，而且他們還帶回了中國的文物制度、生產技術以及科學知識等，這些都對日本的制度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學習大唐的國家制度文化——大化改新，標誌著日本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

公元645年（唐貞觀19年），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為首的革新派勢力，在645年發動了一次宮廷政變，推翻了當權的大奴隸主貴族蘇我氏，奪取了政權。不久他們決定遷都難波，並仿效中國製度，制定了年號，把這一年（645年）定為大化元年。緊接著他們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史稱“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代表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等人經常請教曾經出使過大唐的南淵清安、高向玄理和僧旻、後兩者還擔任了國家的最高政治顧問——國博士。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頒佈詔書，進行改新。這件事標誌著日本歷史從飛鳥時代步入了奈良時代，同時也標誌著日本社會已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

改革的主要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受到在中國留過學的南淵清安影響，特別是受到了中國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影響。隨著日本經濟基礎的改變，社會的上層建築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些變化幾乎都受到了唐文化的影響，有不少就是直接引進和模仿唐代制度而制定的。

如奈良時代為了確立國家統一的政權，在中央設立京師、畿內製度，在地方設立國、郡和裡等組織機構；制定了班田制。其他如法制，如“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還有官制也多是根據唐朝相應制度而制定。

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天皇被視為權和神的統一代表王權神授的思想，也是這時形成的。其實這也是中國把皇帝視作“天子”及“奉天承運”的觀念，照搬了過去。

佛教文化

提起唐代中日佛教的交流，就不得不說兩個和尚：鑑真和空海。

鑑真（688～763年），俗姓淳于，祖籍廣陵江陽（今江蘇揚州市）。父親是位虔誠的佛教徒，曾隨智滿禪師學佛。鑑真和尚是日本律宗初祖，亦稱“過海大師”、“唐大和尚”等。

鑑真曾經先後六次東渡日本，弘傳佛法，促進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流。鑑真大師一生不畏難險，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橋樑，並把盛唐的先進文明帶給了日本，對建立奈良時代的天平文化起了巨大作用。

（圖 | 揚州的鑑真像）

鑑真的主要貢獻有：

佛教思想，將佛教的戒律制度傳到了日本，而且在日本開創了律宗，成為奈良佛教的南部六宗之一。在建築和雕刻藝術方面，他和他的弟子們建造的唐招提寺反映了盛唐建築的宏偉之風，也是造像精華的寶庫。寺內經堂、講堂與中國五臺山的佛光寺正殿相似，是日本現存的奈良時代最壯美的佛教建築。寺內的木雕群更是精美絕倫，故整個唐招提寺也被日本政府定為國寶。在醫藥方面，鑑真的貢獻也很突出。他本來就擅長醫術和本草學，到日本後，在弘揚佛法之餘，還傳授醫藥之學。他曾為天皇、皇太后治好了疾病。他雖雙目失明，但他可用鼻嗅、手摸、口嘗等方法鑑定中草藥真偽，因此日本醫藥界把他尊為始祖。日本直到明治維新以前，藥店的中草藥袋上均印有鑑真像。其他方面，鑑真帶到日本的佛經等印刷品以及書法碑帖，有的至今還在奈良正倉院中儲存著，它們對日本的印刷術和書法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鑑真東渡時還帶去了不少中國食品（如糖、水果、豆腐、點心、蔬菜等）以及製作方法，對日本的飲食文化發展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空海（774年7月27日－835年4月22日），俗名佐伯真魚，灌頂名號遍照金剛，諡號弘法大師，日本佛教僧侶，日本佛教真言宗創始人。

（圖 | 電影《貓妖傳》中的空海形象）

空海出身在地方富豪家庭，自幼隨舅父阿刀大足學習漢文和儒學經典《論語》、《孝經》等。他聰慧好學，招人喜愛，15歲時隨舅父入京學習，18歲時進了日本的最高學府——大學寮的明經科，學習經史等儒學著作。與此同時他對佛學也產生了濃厚興趣。24歲時他撰寫了《三教指歸》一書，闡述了他的教育理論，並對中國的儒、道、佛三教進行了評論比較，認為佛教思想最終在各種思想中佔主導。

793年，當空海20歲時，在和泉寺拜槙尾山石淵寺僧正三輪宗的大師勤操為師，剃髮為僧，名教海，後改為如空。795年，他22歲時，在奈良東大寺戒壇院受具足戒，僧名空海。後來他對密教產生興趣。為了加深理解密宗教義，他決心要親自去大唐求法。此後，空海開始了自己學問僧之旅。

805年夏，空海拜長安青龍寺高僧、三朝國師（唐玄宗、肅宗和代宗）、真言宗（即密宗）第7代傳祖惠果為師。806年空海返回日本，818年，空海在紀州高野山（今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町）創立了真言宗根本道場——金剛峰寺。次年，嵯峨天皇任命他為內供奉十禪師。820年，又敘傳燈大法師位（相當於三位的官階）。公元827年，空海升任大僧都，他所創立的真言宗也與高僧最澄創立的天台宗並列，成為平安時代日本佛教的二大派別。同時密教也滲透到天台宗內，使得天台宗內“臺密”系統風靡一時，並影響了整個日本佛教的發展。

（圖 | 真言宗的金剛峰寺）

空海給日本帶來的不僅只有佛教思想，還有中國的文化。他著的《文鏡秘府論》一書，在總結中國從漢魏六朝一直到隋唐時代文學作品基礎上，闡明瞭中國詩歌的規範和法則，成為了人們賦詩、撰文的指導書籍。此書對日本人掌握漢詩文以及對後來日本民族詩歌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影響。他所編著的《篆隸永珍名義》共30卷，是日本最早的漢文詞典，對日本人熟習漢字有重要作用。

禮俗文化

日本在禮俗文化上，受到唐朝的影響是最大的。

818年，嵯峨天皇下詔說：

“朝會的禮節、穿戴的朝服和跪拜的禮儀等，不論男女老少，皆按唐的禮儀制度辦事。”

日本在孝德天皇時，仿照中國皇帝年號，開始有了自己的年號，把645年定為“大化”元年。著名的盂蘭盆節也是由來唐學習的學問僧傳入日本的。

在天文歷算方面，日本從604年開始使用的歷法，是從北韓半島百濟傳入的“元嘉歷”，後來由於與唐直接交往，日本設立陰陽寮，置天文博士，又從中國大陸引入了“麟德歷”（亦稱“儀鳳歷”）。公元763年停止使用“麟德歷”，而改用僧一行的“大衍曆”。後來中國的五經歷法和宣明曆法傳入日本，到江戶時代也為日本參酌使用。

音樂方面，日本大量引入了隋唐時期的宮廷歌舞與音樂，隋唐時代的許多流傳到日本的樂器和舞蹈用具，如笛、琴、箏、箜篌、阮咸、唐琵琶、排簫和伎樂面（假面）、樂譜等至今還儲存在正倉院中。

（圖 | 唐琵琶）

建築方面，日本推古天皇執政期間，大量移植、引進了中國建築的技術和藝術風格，用於建築自己的宮殿和京城等。這樣平城京（奈良）以及後來的平安京（京都）的設計和佈局全都是仿唐長安城的模式，甚至連城名也與長安城相似。城內的建築物、市場佈局也與長安極相似。此外，當時日本的許多寺院建築也多仿照中國寺院建築，不少寺院的佛殿屋脊兩端的魚尾裝飾和三層斗拱的建築形式皆為唐代建築風格。

學術文化

長期以來，日本民族多是靠漢文表達思想、感情。古代日本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後來中國文字傳入日本後，他們就利用漢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當時在日本朝廷做官的“渡來人”（“歸化人”）為朝廷起草檔案、詔書全都使用漢文。傳說奈良時代從中國留學歸國的吉備真備利用漢字偏旁創造了片假名，作為日本文字與漢字夾雜使用。後來平安時代的遣唐僧空海從中國回國後，又依靠漢字草書創造了平假名，逐漸形成了日本自己的文字。

由此可知，今天的日本文字皆源於漢字，直到現在日文中還有大量的漢子。應該指出的是，當時雖然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日本在書寫、撰文時還常常完全使用漢字。從7世紀開始，直到江戶時代，許多文史書籍均用漢字書寫，如《日本書紀》、《懷風藻》、《文鏡秘府論》和《大日本史》等。特別是7世紀至9世紀期間，不僅日本上層社會以漢文為主要工具表達思想，就是民間以文字表達思想時一般也多用漢字。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文明對日本影響之深。

中國的名著、詩文、佛經，都是日本貴族爭相學習的物件，《史記》、《論語》、《易》、《詩經》、《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都已在日本廣為流傳。在奈良時代以後，一般日本貴族都能寫作六朝風格的漢文和漢詩，8世紀中葉編成的日本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就是當時貴族文學作品的代表。當時日本國內，從貴族到一般知識分子，模仿唐詩風靡一時。

那時候，櫻花還沒有貴為日本的國花，日本文人還在爭相學習唐朝詩人“詠梅言志”。

結語

看到這個題目，我們必然會產生民族文化上的優越感。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文化是沒有國界的。正如日本文化中有大量的中國唐朝文化的影子，今天我們中國的文化中也有大量日本文化的內容。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文化也是一樣。不同的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夠進行自我反思，文化也只有進行反思後才會進行自我迭代。

中國與日本在近代史上，都因為自我的封閉，在世界的全球化變革中遭受西方列強的凌辱，同時，中日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也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可悲的是，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很多人以民族主義為藉口，無差別地排斥西方文化。他們並不知道，就連他們口中的民族、主義這樣的詞語，都是誕生於西方，從日語傳過來的。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管民族還是個人，強調順應文化的保守性，不等於停滯不前，更不等於在知識上的自我封閉，而是更需要建立開闊的知識結構，提升對文化的鑑別力。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應該是在交流中不斷地進行自我反思，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