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放
糖瓜祭灶，新年來到，
閨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子要吃新年糕，
老頭子要戴新呢帽。
這首北方廣大地區流行的年節歌謠，生動地傳遞著舊時民眾盼望新年的熱切心情。
新年在傳統社會有著重要的時間意義，是一元復始、永珍更新的時刻。無論朝野貴賤、男女老少，都要回歸家庭，團聚在祖宗牌位前，共享新年。依照傳統習慣，新年是一個時段，它包括初一到十五，在中國北方地區甚至到二月二才結束。這裡我們依照新年節序敘述正月初一至元宵節俗。
一 迎年賀歲
正月初一，漢代稱為正日，宋代稱為元日，明清稱為元旦，俗稱新年。元旦是一年之首，作為歲首它在年度生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明清歲首民俗也極為豐富。我們以北京、蘇州為例，兼及其他地方，分別介紹南北歲首習俗。北京是首都，習俗具有代表性，因為在地域上處於北方，生活習慣上具有北方特色；蘇州在長江三角洲，是明清最富庶的地區，人們的生活習俗豐富，代表了南方民眾的生活習性。下面我們按新年民俗程序來談：
迎年。送舊年、迎新年是歲末年初人們生活中的大事，在送走舊年的同時，人們積極地為迎新年做準備，清掃房屋，置辦年貨，在門上貼對聯、門神像等。大年除夕全家團聚守歲迎歲。午夜交子時，或五更時，明清有迎接新年的習俗。
明朝人在五更時起，焚香，燃放爆竹，開門迎年。北京皇城宮內人將門槓向院內地上拋擲三次，稱為“跌千金”。然後飲椒柏酒，吃扁食（劉若愚《酌中志》卷20）。扁食即後來的餃子，這種餃子是應時食品，清代北京人稱為“餑餑”，後世稱為更歲“餃子”，諧音更歲“交子”，在新年到來的子時食用，有著慶賀與祝福的意義。有的餃子內包著一二枚銀錢，吃到這樣的餃子就表示得到吉兆，此人新年大吉。明朝北京人也有不吃扁食而吃年糕的。明朝年糕已經是新年的時令佳品，早上起來盥洗完畢後，就要吃黍糕，曰“年年糕”，諧音“年年高”。明朝北京元旦食品還有不少，如有百事大吉盒兒，裡面裝的是柿餅、荔枝、龍眼、栗子、熟棗等，還有驢頭肉，用小盒包裝，稱為“嚼鬼”（《酌中志》卷20）。明朝北京人在元旦守歲時，還有許多禁忌，忌諱睡著打噴嚏，如果打噴嚏，要趕緊起身，否則會給人帶來疾病。屋外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能答應，因為那是鬼在作怪（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
明代蘇州除夕夜守歲，到子夜時分，要祭祀瘟神，換門神、桃符，更春帖，並在道路上以白灰畫弓箭射祟。元日，飲屠蘇酒，作生菜、春盤、節糕（嘉靖《姑蘇志》）。
清朝北京元旦迎新食俗更豐富多樣，在清朝中期，伴隨著朝野上下如擊浪轟雷般的迎新爆竹，是賣瓜子的叫賣聲、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賣合菜細粉聲，悅耳美妙。人們獻椒盤，飫蒸糕，呷粉羹，出門“迎喜”（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到晚清時，吃餑餑成為迎年的第一食品，“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麵作角食之，謂之煮餑餑，舉國皆然，無不同也”（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
清代蘇州稱元旦為歲朝，家家戶戶在堂屋中懸掛祖宗神像，陳設几案，燃香點蠟，“以祈一歲之安”。天明時，開門放三聲炮仗，說是驅趕疾疫鬼邪，稱為“開門爆仗”。男子出門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婦女頭飾松虎、綵勝。男女都要穿上新衣，鞋子一定要乾淨，打扮光鮮。相見則舉百果相互饋贈，各人都道吉利的祝福語，稱為“開口果子”。元旦忌諱掃地、乞火、汲水，禁止動針剪，禁傾倒穢物，忌諱吃粥或以湯茶淘飯（顧祿《清嘉錄》卷1）。
賀年拜年。清晨迎來新年後，接著是賀年、拜年。順序是先家內，後家外。明代北京元日拜年盛行朝野上下，“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陸容《菽園雜記》卷5）。明代京城拜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見面跪拜，如果人們在路上見到親友也會下車，在路中叩頭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長率家人奴僕，拜天地、祖先，給上輩祝壽，然後互拜。並用三牲熟食祭祀，紙錢供於祖先牌位前。然後打扮出門給親戚朋友拜年。人們用烏金紙作飛鵝、蝴蝶、螞蚱之形狀，大如掌，小如錢，呼曰鬧嚷嚷。男女老幼各戴一枝於首中，富貴者有插滿頭的（沈榜《宛署雜記》卷17，民風一）。這是古代戴勝習俗的沿襲。士庶人等向親友拜年，多是實心實意。另一種拜年是一種虛套的禮儀形式，明朝中期京師有所謂“望門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間的往來，講求禮儀形式，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帖；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門帖者（《菽園雜記》卷5）。
歲首朝賀，始於漢朝，明朝亦重視元旦朝賀之儀，不僅京官要早朝朝賀，地方官也要拜賀，杭州“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0，熙朝樂事）。明代杭州特別重視元旦，“今海內士庶鹹重歲首，而慶拜往還，舉酒相祝，惟吾杭最盛”。當時有諺曰：“老子回頭，不覺重添一歲；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張瀚《松窗夢語》卷7，時序紀）可見民間年節老少歡娛情景。有一首小詞道盡明代杭州民間元旦風俗：“接得灶神天未曉，爆仗喧喧，催要開門早。新褙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朮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郎瑛《七修類稿》卷30，詩文類，除夕元旦詞，引沈明德元旦《蝶戀花》詞）
清朝中期，北京人賀年、拜年之俗，沿襲明朝。清晨，士民之家，著新衣冠，肅佩帶，祭神祀祖，焚燒紙錢，闔家團拜後，出門拜年賀節。有“具柬賀節”，有登門揖拜，即使路上親友相遇，也要下車長揖，口頌“新禧納福”。北京拜年賀節的節日食品十分講究：有“鏤花繪果為茶，十錦火鍋供饌。湯點則鵝油方補，豬肉饅首，江米糕，黃黍飥；酒餚則醃雞臘肉，糟鶩風魚，野雞爪，鹿兔脯；果品則松榛蓮慶，桃杏瓜仁，慄棗枝圓，楂糕耿餅，青枝葡萄，白子崗榴，秋波梨，萍婆果，獅柑鳳桔，橙片楊梅。雜以海錯山珍，家餚市點”。即使不是近親密友，也要舉酒三杯。當時俗話說：“新正拜節，走千家，不如坐一家。”（《帝京歲時紀勝》）晚清“接神之後，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賀”。然後，百官走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員往來交錯，真有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之盛（《燕京歲時記》）。
清代蘇州賀年、拜年習俗，《清嘉錄》記載甚詳。放過開門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輩份給家長拜年之後，由長者率家人晚輩出門拜謁鄰居親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長前往慶賀，謂之拜年。就是終年沒有往來的，這時也互相往拜於門。人家在門首設一記事簿，專記拜年客姓名，這種記事本，號為“門簿”。當時還有“飛帖”拜年的習俗，家長大多並不登門拜年，而是讓僕人將拜年紅帖送到親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樣遣僕人送帖，這種往來送帖拜年的習俗，稱為“飛帖”。人們為了接帖方便，新年時就在門上粘一個紅紙袋，寫上“接福”二字，或者稱為“代僮”。送帖拜年的習俗，據說在宋代江南就有了。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簡。康熙中，則換成紅單，只書某人拜賀。《文待詔集》有《拜年》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顧祿《清嘉錄》卷1）拜年的時間一般不得過初十，過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喪家拜年要遲五天開始，否則就是不知禮。
二 燒門神紙與接財神
正月初三小年朝。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一個年節的時間段落，明朝北京的男男女女這幾天要到白塔寺繞塔，求好運。清代蘇州稱初三為“小年朝”，這一天如同元日，也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吳俗在這天早晨祭祀家堂神，晚上接灶神。民間這天有一個祈蠶事豐收的習俗，買簸箕四枚，懸於四壁，說是可以“田蠶倍收”（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1）。湖北等地民俗與蘇州不大相同，初一、初二都不能掃地，不能潑水，至初三日，在大門外點燃香燭，將屋簷所插的松柏枝與門神紙等一起燒掉，稱為“燒門神紙”，也稱為“送年”（乾隆《荊門州志》）。
正月初五破五、送窮、接財神。正月初五在明朝尚未作為重要的時間點，根據明人文集與地方誌，一般沒有說到初五，只在福建有初五“得寶”之說。“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雲‘得寶’”（謝肇淛《五雜俎》卷2）。清朝中期以後，初五逐漸得到重視。在北京，初五之內不得以生米做飯，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婦女才可以往來祝賀。初五稱為“破五”。正月初五在清代還是送窮日，山西解州“正月五日，縛紙婦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窮’”（康熙《解州志》）。在山西翼城將窮視為鬼，人們“破五”早上起來，取少許爐灰放在筐裡，剪五個紙人，送至門外，焚香、放花炮，稱為“掐五鬼”。這天，必以刀切面，煮而食之，名為“切五鬼”。婦女竟日不作針線活兒，擔心刺了五鬼眼（光緒《翼城縣誌》）。
初五在南方是財神日。清代蘇州初五祭祀路頭神，說初五是財神五路的誕日。初五這天人們爭先早起，敲起金鑼，燃響鞭炮，擺上犧牲供品，迎接路頭神。誰先接神，誰就得到利市。蔡雲《吳歈》雲：“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願一時酬。提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搶路頭。”（《清嘉錄》卷1）路頭神來源於古代行神，將行神奉作財神大約是清朝江南人的創造。江南城市商業發達，商品貨物的往來流通無不倚重交通，物暢其流，也就財運亨通，所以傳統的道路之神，也就變化為主管財運的財神。“五路者，為五祀中之行神，東西南北中耳。求財者祀之，取無往不利也”。在蘇州無論貧富貴賤初五都要祭祀財神。這天市井開市貿易（《吳郡歲華紀麗》卷1）。上海，初五接財神，有人挑擔上街賣鮮鯉魚，稱為“送元寶魚”，晚上喧鬧喝酒，名曰“財神酒”（同治《上海縣誌》）。初五，在南北有著不同的習俗表現，無論是送窮，還是祭祀財神，都表達著人們乞求生活富裕的願望。
人日。正月初七稱為人日，這天天氣清明，就預示著人丁的興旺。明清時期人日不大被人重視。
三 元宵燈會
正月十五元宵節，漢魏時期形成，唐宋有了明顯發展，道教將它視為三元節之首，為上元節，為天官賜福之辰。明清時期成為新年期間與元旦呼應的重要節日。元宵在清代稱為“燈節”。元宵張燈習俗大約由漢代祭星與佛教燃燈禮佛儀式融合而成，唐宋時期的元宵燈會繁盛，明清元宵的燈會雖然從規模上不及前朝宏闊，但其張燈時間更長，燈具品類更多，燈會設計更精巧，元宵張燈習俗也更為豐富多采。
元宵燈會，北方以京城為代表。唐宋時期的京城燈會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樂年間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東華門外，形成燈市，賣燈的商販、買燈的顧客、觀燈的遊客，絡繹不絕，人物齊湊，熱鬧非凡。明代燈市十六更盛，“天下繁華，鹹萃於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卷20）。婦女身著白綾衫，結伴夜遊，名為“走橋”，也稱“走百病”，說元宵夜走一走沒有腰腿病。人們到各城門偷摸門釘，以祈子嗣，名為“摸門釘兒”。太平鼓徹夜喧鬧，有跳百索的，有耍大頭和尚的，有猜謎語的，不分男女聚觀遊樂。民間觀燈時間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京郊鄉村人在十一日至十六日，用秫稈佈置燈陣，人們進入稍不小心，就會迷路，稱為“黃河九曲燈”。十三日，各家用小盞一百零八枚，夜晚點亮後，遍置井、灶、門、戶、砧石之間，稱為“散燈”。富裕人家點四晚，窮人點一晚，赤貧者也就不點燈了。明代京城還有放煙火的助興節目，煙火用生鐵粉雜硝、磺、灰等做成，“其名不一，有聲者曰響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炮連聲者，曰三級浪。不響不起，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還有砂鍋兒、花筒、花盆等名目，總名為“煙火”（《宛署雜記》卷17，民風一）。
明代南方元宵燈會熱鬧繁華，福建人尤其重視燈會，明人謝肇淛說：“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為丁，每添設一燈，則俗稱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開始燃燈，至十三日晚，則家家燈火，光照如同白晝。“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彩珠，下至紙畫，魚龍果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即連臂喧呼，名為“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燈火方息。福建元宵如同京師有十夜燈會。富人家庭的婦女乘轎出行，貧者步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五雜俎》卷2）。
杭州為明代元宵燈會繁盛之區，明人張瀚說燈會除京師外，“若民俗最盛於杭”（《松窗夢語》卷7）。杭州正月十五前後張燈五夜，在元宵前，燈市即開，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球、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瓶之屬，難以列舉。元宵節時，有燈謎，有祭賽，有社火，有臺閣戲劇，滾燈煙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西湖遊覽志餘》卷20，熙朝樂事）。明人張岱記述龍山放燈的情景：“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只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陶庵夢憶》卷7）
紹興元宵燈景在明代知名海內，因為這裡竹賤、燈賤、燭賤。賤，所以家家都能置燈，賤，所以家家以不能設燈為恥，“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天進城，東穿西走，“鑽燈棚”、“走燈橋”，四處看燈。可見當時江南燈會之盛。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詩，寫出了元宵燈月相映之妙：“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繞月下月如銀。”
清代的元宵燈市依舊熱鬧，只是張燈的時間有所減少，一般為五夜，十五日為正燈。北京元宵的燈火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其次工部、兵部，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花燈以紗絹、玻璃製作，上繪古今故事，“以資玩賞”。冰燈是清代的特殊燈品，由滿人自關外帶來。這些冰燈“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極具觀賞性。放煙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燈會的專案之一。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按例放煙火盒子，煙火盒子懸在大架上，每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群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一首（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1）。北京煙花品類繁多，有盒子、花盆、煙火杆子、線穿牡丹、水澆蓮、金盆落月等，“競巧爭奇”，焰火施放時呈現出一派“銀花火樹，光彩照人”的豔麗場景（《燕京歲時記》）。
蘇州燈在宋代就著稱於世，元夕張燈“以蘇燈為最”（周密《武林舊事》卷2）。清代燈市貨郎出售的各色花燈，“精奇百出”，品類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賣諸燈未改古制，而鄉鎮別邑，又皆買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後，喧盛尤昔”。蘇州元宵用松枝竹葉在通衢扎棚，白天懸彩，晚上燃燈，閶門之內，“燈綵遍張，不見天日”。除街道張燈結綵外，家戶店鋪、神祠會館都燃燈慶祝，平民人家在中堂點燃兩根大蜡燭，安排宴席，互相觀賞。當時“華燈萬盞，謂之燈宴”。遊人以看燈為名，結伴閒遊，通宵不絕。
清代蘇州除燈火色彩的繁華外，還有“鬧元宵”的節俗，“元宵前後，比戶以鑼鼓鐃鈸，敲擊成文，謂之鬧元宵，有跑馬、雨夾雪、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三五成群，各執一器，兒童圍繞以行，且行且擊，滿街鼎沸，俗呼走馬鑼鼓”（《清嘉錄》卷1）。小戲表演是元宵節節俗專案，北方鄉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鄉村演花鼓戲、唱採茶調。清代湖北黃安正月十五前後舞燭龍，俗以此“壓災驅疫”。還有采茶燈，以十二個童男扮女妝，各人帶燈一具，稱為“茶娘”，唱採茶調，每月一曲，每曲以“採茶”二字起興。城鄉婦女十五結伴同遊，稱為“蕩元宵”（道光《黃安縣誌》）。
猜燈謎是蘇州元宵節俗之一，人們將謎語貼上在燈上，“任人商揣，謂之打燈謎”。猜中者可獲得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獎品。城中懸燈謎之處，常常是人群集中之地，“連肩挨背，夜夜汗漫”，時人有詩為證：“一燈如豆掛門旁，草野能隨藝苑忙。欲問還疑終繾綣，有何名利費思量。”（《清嘉錄》卷1）
吃元宵。元宵是一種節令食品，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為時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後，就開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細粉製成，圓形，內包核桃仁、白糖為餡，大如核桃。江南稱為“湯糰”（劉若愚《酌中志》卷20）。清代蘇州人稱為圓子，杭州人稱為“上燈圓子”。在祭祀祖先之後，家人老鄉一起享用圓子，取其團圓的意義。
燈會求子，也是明清時期常有的習俗。如前述明代福建的添燈（丁）之俗，北京的摸門釘祈子俗等；清代廣東北流，一般人乞求生子者，要禱於社壇，生子後，在正月初十日獻花燈一盞，懸於壇簷，所以只要數數社壇上的燈數，就知道本街區去年添了多少人丁。到十六晚，望子心切的人，偷走社壇上的燈，去照內房，以祈子嗣（楊恩壽《坦園日記》卷4）。在廣東海豐元宵夜有“拾燈”之俗，元夕在江上放水燈，人們競相拾取，得白色燈者為喜得男子之兆；得紅燈者為得女之兆。當時有人詩詠其事：“元夕浮燈海水南，紅燈女子白燈男。白燈多甚紅燈少，拾取繁星滿竹籃。”（《廣東新語》卷9）
明清時期，新年時節各地有許多的廟會。廟會是歲時節日的補充形態，它與城市民眾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絡。明代北京較多的是香會。元旦日，到東嶽廟燒香；元旦到初三，男女到白塔寺繞塔；十九日聚集白雲觀，“耍燕九”。“是日天下伎巧畢集，走馬射箭，觀者應給不暇”（《宛署雜記》卷17，民風一）。清代北京廟會更多，有大鐘寺廟會，從正月初一開始，開廟十日，“遊人坌集，士女如雲”。白雲觀廟會最為甚大，每至正月，自初一起，開廟十九日。遊人絡繹，車馬奔騰。十九日這天最盛，稱為“會神仙”。廠甸廟會，從正月初一開始，列市半月，兒童玩好，集中在廠甸。東西廟（隆福寺、護國寺）是京城的兩大商業集市，從正月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開廟之日，百貨雲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燕京歲時記》），是京城有名的商業廟會。江南蘇州新年逛廟會成為習慣，“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遊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其中蘇州城中的圓妙觀，是遊人最集中的地方。觀左右門名吉祥、如意，人們穿行二門，以取新年吉兆（《清嘉錄》卷1）。
明清新年民俗生動和諧、情趣盎然。“百日之勞，一日之蠟”，新年是休憩的日子，是民眾身體與精神放鬆的機會。豐富多彩的新年民俗展示著民眾的生命律動與精神渴求。新年充滿歡快，也充滿期待。
蕭放
糖瓜祭灶，新年來到，
閨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子要吃新年糕，
老頭子要戴新呢帽。
這首北方廣大地區流行的年節歌謠，生動地傳遞著舊時民眾盼望新年的熱切心情。
新年在傳統社會有著重要的時間意義，是一元復始、永珍更新的時刻。無論朝野貴賤、男女老少，都要回歸家庭，團聚在祖宗牌位前，共享新年。依照傳統習慣，新年是一個時段，它包括初一到十五，在中國北方地區甚至到二月二才結束。這裡我們依照新年節序敘述正月初一至元宵節俗。
一 迎年賀歲
正月初一，漢代稱為正日，宋代稱為元日，明清稱為元旦，俗稱新年。元旦是一年之首，作為歲首它在年度生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明清歲首民俗也極為豐富。我們以北京、蘇州為例，兼及其他地方，分別介紹南北歲首習俗。北京是首都，習俗具有代表性，因為在地域上處於北方，生活習慣上具有北方特色；蘇州在長江三角洲，是明清最富庶的地區，人們的生活習俗豐富，代表了南方民眾的生活習性。下面我們按新年民俗程序來談：
迎年。送舊年、迎新年是歲末年初人們生活中的大事，在送走舊年的同時，人們積極地為迎新年做準備，清掃房屋，置辦年貨，在門上貼對聯、門神像等。大年除夕全家團聚守歲迎歲。午夜交子時，或五更時，明清有迎接新年的習俗。
明朝人在五更時起，焚香，燃放爆竹，開門迎年。北京皇城宮內人將門槓向院內地上拋擲三次，稱為“跌千金”。然後飲椒柏酒，吃扁食（劉若愚《酌中志》卷20）。扁食即後來的餃子，這種餃子是應時食品，清代北京人稱為“餑餑”，後世稱為更歲“餃子”，諧音更歲“交子”，在新年到來的子時食用，有著慶賀與祝福的意義。有的餃子內包著一二枚銀錢，吃到這樣的餃子就表示得到吉兆，此人新年大吉。明朝北京人也有不吃扁食而吃年糕的。明朝年糕已經是新年的時令佳品，早上起來盥洗完畢後，就要吃黍糕，曰“年年糕”，諧音“年年高”。明朝北京元旦食品還有不少，如有百事大吉盒兒，裡面裝的是柿餅、荔枝、龍眼、栗子、熟棗等，還有驢頭肉，用小盒包裝，稱為“嚼鬼”（《酌中志》卷20）。明朝北京人在元旦守歲時，還有許多禁忌，忌諱睡著打噴嚏，如果打噴嚏，要趕緊起身，否則會給人帶來疾病。屋外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能答應，因為那是鬼在作怪（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
明代蘇州除夕夜守歲，到子夜時分，要祭祀瘟神，換門神、桃符，更春帖，並在道路上以白灰畫弓箭射祟。元日，飲屠蘇酒，作生菜、春盤、節糕（嘉靖《姑蘇志》）。
清朝北京元旦迎新食俗更豐富多樣，在清朝中期，伴隨著朝野上下如擊浪轟雷般的迎新爆竹，是賣瓜子的叫賣聲、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賣合菜細粉聲，悅耳美妙。人們獻椒盤，飫蒸糕，呷粉羹，出門“迎喜”（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到晚清時，吃餑餑成為迎年的第一食品，“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麵作角食之，謂之煮餑餑，舉國皆然，無不同也”（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
清代蘇州稱元旦為歲朝，家家戶戶在堂屋中懸掛祖宗神像，陳設几案，燃香點蠟，“以祈一歲之安”。天明時，開門放三聲炮仗，說是驅趕疾疫鬼邪，稱為“開門爆仗”。男子出門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婦女頭飾松虎、綵勝。男女都要穿上新衣，鞋子一定要乾淨，打扮光鮮。相見則舉百果相互饋贈，各人都道吉利的祝福語，稱為“開口果子”。元旦忌諱掃地、乞火、汲水，禁止動針剪，禁傾倒穢物，忌諱吃粥或以湯茶淘飯（顧祿《清嘉錄》卷1）。
賀年拜年。清晨迎來新年後，接著是賀年、拜年。順序是先家內，後家外。明代北京元日拜年盛行朝野上下，“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陸容《菽園雜記》卷5）。明代京城拜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見面跪拜，如果人們在路上見到親友也會下車，在路中叩頭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長率家人奴僕，拜天地、祖先，給上輩祝壽，然後互拜。並用三牲熟食祭祀，紙錢供於祖先牌位前。然後打扮出門給親戚朋友拜年。人們用烏金紙作飛鵝、蝴蝶、螞蚱之形狀，大如掌，小如錢，呼曰鬧嚷嚷。男女老幼各戴一枝於首中，富貴者有插滿頭的（沈榜《宛署雜記》卷17，民風一）。這是古代戴勝習俗的沿襲。士庶人等向親友拜年，多是實心實意。另一種拜年是一種虛套的禮儀形式，明朝中期京師有所謂“望門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間的往來，講求禮儀形式，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帖；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門帖者（《菽園雜記》卷5）。
歲首朝賀，始於漢朝，明朝亦重視元旦朝賀之儀，不僅京官要早朝朝賀，地方官也要拜賀，杭州“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0，熙朝樂事）。明代杭州特別重視元旦，“今海內士庶鹹重歲首，而慶拜往還，舉酒相祝，惟吾杭最盛”。當時有諺曰：“老子回頭，不覺重添一歲；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張瀚《松窗夢語》卷7，時序紀）可見民間年節老少歡娛情景。有一首小詞道盡明代杭州民間元旦風俗：“接得灶神天未曉，爆仗喧喧，催要開門早。新褙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朮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郎瑛《七修類稿》卷30，詩文類，除夕元旦詞，引沈明德元旦《蝶戀花》詞）
清朝中期，北京人賀年、拜年之俗，沿襲明朝。清晨，士民之家，著新衣冠，肅佩帶，祭神祀祖，焚燒紙錢，闔家團拜後，出門拜年賀節。有“具柬賀節”，有登門揖拜，即使路上親友相遇，也要下車長揖，口頌“新禧納福”。北京拜年賀節的節日食品十分講究：有“鏤花繪果為茶，十錦火鍋供饌。湯點則鵝油方補，豬肉饅首，江米糕，黃黍飥；酒餚則醃雞臘肉，糟鶩風魚，野雞爪，鹿兔脯；果品則松榛蓮慶，桃杏瓜仁，慄棗枝圓，楂糕耿餅，青枝葡萄，白子崗榴，秋波梨，萍婆果，獅柑鳳桔，橙片楊梅。雜以海錯山珍，家餚市點”。即使不是近親密友，也要舉酒三杯。當時俗話說：“新正拜節，走千家，不如坐一家。”（《帝京歲時紀勝》）晚清“接神之後，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賀”。然後，百官走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員往來交錯，真有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之盛（《燕京歲時記》）。
清代蘇州賀年、拜年習俗，《清嘉錄》記載甚詳。放過開門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輩份給家長拜年之後，由長者率家人晚輩出門拜謁鄰居親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長前往慶賀，謂之拜年。就是終年沒有往來的，這時也互相往拜於門。人家在門首設一記事簿，專記拜年客姓名，這種記事本，號為“門簿”。當時還有“飛帖”拜年的習俗，家長大多並不登門拜年，而是讓僕人將拜年紅帖送到親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樣遣僕人送帖，這種往來送帖拜年的習俗，稱為“飛帖”。人們為了接帖方便，新年時就在門上粘一個紅紙袋，寫上“接福”二字，或者稱為“代僮”。送帖拜年的習俗，據說在宋代江南就有了。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簡。康熙中，則換成紅單，只書某人拜賀。《文待詔集》有《拜年》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顧祿《清嘉錄》卷1）拜年的時間一般不得過初十，過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喪家拜年要遲五天開始，否則就是不知禮。
二 燒門神紙與接財神
正月初三小年朝。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一個年節的時間段落，明朝北京的男男女女這幾天要到白塔寺繞塔，求好運。清代蘇州稱初三為“小年朝”，這一天如同元日，也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吳俗在這天早晨祭祀家堂神，晚上接灶神。民間這天有一個祈蠶事豐收的習俗，買簸箕四枚，懸於四壁，說是可以“田蠶倍收”（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1）。湖北等地民俗與蘇州不大相同，初一、初二都不能掃地，不能潑水，至初三日，在大門外點燃香燭，將屋簷所插的松柏枝與門神紙等一起燒掉，稱為“燒門神紙”，也稱為“送年”（乾隆《荊門州志》）。
正月初五破五、送窮、接財神。正月初五在明朝尚未作為重要的時間點，根據明人文集與地方誌，一般沒有說到初五，只在福建有初五“得寶”之說。“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雲‘得寶’”（謝肇淛《五雜俎》卷2）。清朝中期以後，初五逐漸得到重視。在北京，初五之內不得以生米做飯，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婦女才可以往來祝賀。初五稱為“破五”。正月初五在清代還是送窮日，山西解州“正月五日，縛紙婦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窮’”（康熙《解州志》）。在山西翼城將窮視為鬼，人們“破五”早上起來，取少許爐灰放在筐裡，剪五個紙人，送至門外，焚香、放花炮，稱為“掐五鬼”。這天，必以刀切面，煮而食之，名為“切五鬼”。婦女竟日不作針線活兒，擔心刺了五鬼眼（光緒《翼城縣誌》）。
初五在南方是財神日。清代蘇州初五祭祀路頭神，說初五是財神五路的誕日。初五這天人們爭先早起，敲起金鑼，燃響鞭炮，擺上犧牲供品，迎接路頭神。誰先接神，誰就得到利市。蔡雲《吳歈》雲：“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願一時酬。提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搶路頭。”（《清嘉錄》卷1）路頭神來源於古代行神，將行神奉作財神大約是清朝江南人的創造。江南城市商業發達，商品貨物的往來流通無不倚重交通，物暢其流，也就財運亨通，所以傳統的道路之神，也就變化為主管財運的財神。“五路者，為五祀中之行神，東西南北中耳。求財者祀之，取無往不利也”。在蘇州無論貧富貴賤初五都要祭祀財神。這天市井開市貿易（《吳郡歲華紀麗》卷1）。上海，初五接財神，有人挑擔上街賣鮮鯉魚，稱為“送元寶魚”，晚上喧鬧喝酒，名曰“財神酒”（同治《上海縣誌》）。初五，在南北有著不同的習俗表現，無論是送窮，還是祭祀財神，都表達著人們乞求生活富裕的願望。
人日。正月初七稱為人日，這天天氣清明，就預示著人丁的興旺。明清時期人日不大被人重視。
三 元宵燈會
正月十五元宵節，漢魏時期形成，唐宋有了明顯發展，道教將它視為三元節之首，為上元節，為天官賜福之辰。明清時期成為新年期間與元旦呼應的重要節日。元宵在清代稱為“燈節”。元宵張燈習俗大約由漢代祭星與佛教燃燈禮佛儀式融合而成，唐宋時期的元宵燈會繁盛，明清元宵的燈會雖然從規模上不及前朝宏闊，但其張燈時間更長，燈具品類更多，燈會設計更精巧，元宵張燈習俗也更為豐富多采。
元宵燈會，北方以京城為代表。唐宋時期的京城燈會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樂年間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東華門外，形成燈市，賣燈的商販、買燈的顧客、觀燈的遊客，絡繹不絕，人物齊湊，熱鬧非凡。明代燈市十六更盛，“天下繁華，鹹萃於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卷20）。婦女身著白綾衫，結伴夜遊，名為“走橋”，也稱“走百病”，說元宵夜走一走沒有腰腿病。人們到各城門偷摸門釘，以祈子嗣，名為“摸門釘兒”。太平鼓徹夜喧鬧，有跳百索的，有耍大頭和尚的，有猜謎語的，不分男女聚觀遊樂。民間觀燈時間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京郊鄉村人在十一日至十六日，用秫稈佈置燈陣，人們進入稍不小心，就會迷路，稱為“黃河九曲燈”。十三日，各家用小盞一百零八枚，夜晚點亮後，遍置井、灶、門、戶、砧石之間，稱為“散燈”。富裕人家點四晚，窮人點一晚，赤貧者也就不點燈了。明代京城還有放煙火的助興節目，煙火用生鐵粉雜硝、磺、灰等做成，“其名不一，有聲者曰響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炮連聲者，曰三級浪。不響不起，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還有砂鍋兒、花筒、花盆等名目，總名為“煙火”（《宛署雜記》卷17，民風一）。
明代南方元宵燈會熱鬧繁華，福建人尤其重視燈會，明人謝肇淛說：“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為丁，每添設一燈，則俗稱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開始燃燈，至十三日晚，則家家燈火，光照如同白晝。“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彩珠，下至紙畫，魚龍果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即連臂喧呼，名為“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燈火方息。福建元宵如同京師有十夜燈會。富人家庭的婦女乘轎出行，貧者步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五雜俎》卷2）。
杭州為明代元宵燈會繁盛之區，明人張瀚說燈會除京師外，“若民俗最盛於杭”（《松窗夢語》卷7）。杭州正月十五前後張燈五夜，在元宵前，燈市即開，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球、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瓶之屬，難以列舉。元宵節時，有燈謎，有祭賽，有社火，有臺閣戲劇，滾燈煙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西湖遊覽志餘》卷20，熙朝樂事）。明人張岱記述龍山放燈的情景：“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只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陶庵夢憶》卷7）
紹興元宵燈景在明代知名海內，因為這裡竹賤、燈賤、燭賤。賤，所以家家都能置燈，賤，所以家家以不能設燈為恥，“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天進城，東穿西走，“鑽燈棚”、“走燈橋”，四處看燈。可見當時江南燈會之盛。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詩，寫出了元宵燈月相映之妙：“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繞月下月如銀。”
清代的元宵燈市依舊熱鬧，只是張燈的時間有所減少，一般為五夜，十五日為正燈。北京元宵的燈火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其次工部、兵部，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花燈以紗絹、玻璃製作，上繪古今故事，“以資玩賞”。冰燈是清代的特殊燈品，由滿人自關外帶來。這些冰燈“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極具觀賞性。放煙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燈會的專案之一。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按例放煙火盒子，煙火盒子懸在大架上，每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群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一首（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1）。北京煙花品類繁多，有盒子、花盆、煙火杆子、線穿牡丹、水澆蓮、金盆落月等，“競巧爭奇”，焰火施放時呈現出一派“銀花火樹，光彩照人”的豔麗場景（《燕京歲時記》）。
蘇州燈在宋代就著稱於世，元夕張燈“以蘇燈為最”（周密《武林舊事》卷2）。清代燈市貨郎出售的各色花燈，“精奇百出”，品類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賣諸燈未改古制，而鄉鎮別邑，又皆買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後，喧盛尤昔”。蘇州元宵用松枝竹葉在通衢扎棚，白天懸彩，晚上燃燈，閶門之內，“燈綵遍張，不見天日”。除街道張燈結綵外，家戶店鋪、神祠會館都燃燈慶祝，平民人家在中堂點燃兩根大蜡燭，安排宴席，互相觀賞。當時“華燈萬盞，謂之燈宴”。遊人以看燈為名，結伴閒遊，通宵不絕。
清代蘇州除燈火色彩的繁華外，還有“鬧元宵”的節俗，“元宵前後，比戶以鑼鼓鐃鈸，敲擊成文，謂之鬧元宵，有跑馬、雨夾雪、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三五成群，各執一器，兒童圍繞以行，且行且擊，滿街鼎沸，俗呼走馬鑼鼓”（《清嘉錄》卷1）。小戲表演是元宵節節俗專案，北方鄉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鄉村演花鼓戲、唱採茶調。清代湖北黃安正月十五前後舞燭龍，俗以此“壓災驅疫”。還有采茶燈，以十二個童男扮女妝，各人帶燈一具，稱為“茶娘”，唱採茶調，每月一曲，每曲以“採茶”二字起興。城鄉婦女十五結伴同遊，稱為“蕩元宵”（道光《黃安縣誌》）。
猜燈謎是蘇州元宵節俗之一，人們將謎語貼上在燈上，“任人商揣，謂之打燈謎”。猜中者可獲得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獎品。城中懸燈謎之處，常常是人群集中之地，“連肩挨背，夜夜汗漫”，時人有詩為證：“一燈如豆掛門旁，草野能隨藝苑忙。欲問還疑終繾綣，有何名利費思量。”（《清嘉錄》卷1）
吃元宵。元宵是一種節令食品，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為時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後，就開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細粉製成，圓形，內包核桃仁、白糖為餡，大如核桃。江南稱為“湯糰”（劉若愚《酌中志》卷20）。清代蘇州人稱為圓子，杭州人稱為“上燈圓子”。在祭祀祖先之後，家人老鄉一起享用圓子，取其團圓的意義。
燈會求子，也是明清時期常有的習俗。如前述明代福建的添燈（丁）之俗，北京的摸門釘祈子俗等；清代廣東北流，一般人乞求生子者，要禱於社壇，生子後，在正月初十日獻花燈一盞，懸於壇簷，所以只要數數社壇上的燈數，就知道本街區去年添了多少人丁。到十六晚，望子心切的人，偷走社壇上的燈，去照內房，以祈子嗣（楊恩壽《坦園日記》卷4）。在廣東海豐元宵夜有“拾燈”之俗，元夕在江上放水燈，人們競相拾取，得白色燈者為喜得男子之兆；得紅燈者為得女之兆。當時有人詩詠其事：“元夕浮燈海水南，紅燈女子白燈男。白燈多甚紅燈少，拾取繁星滿竹籃。”（《廣東新語》卷9）
明清時期，新年時節各地有許多的廟會。廟會是歲時節日的補充形態，它與城市民眾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絡。明代北京較多的是香會。元旦日，到東嶽廟燒香；元旦到初三，男女到白塔寺繞塔；十九日聚集白雲觀，“耍燕九”。“是日天下伎巧畢集，走馬射箭，觀者應給不暇”（《宛署雜記》卷17，民風一）。清代北京廟會更多，有大鐘寺廟會，從正月初一開始，開廟十日，“遊人坌集，士女如雲”。白雲觀廟會最為甚大，每至正月，自初一起，開廟十九日。遊人絡繹，車馬奔騰。十九日這天最盛，稱為“會神仙”。廠甸廟會，從正月初一開始，列市半月，兒童玩好，集中在廠甸。東西廟（隆福寺、護國寺）是京城的兩大商業集市，從正月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開廟之日，百貨雲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燕京歲時記》），是京城有名的商業廟會。江南蘇州新年逛廟會成為習慣，“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遊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其中蘇州城中的圓妙觀，是遊人最集中的地方。觀左右門名吉祥、如意，人們穿行二門，以取新年吉兆（《清嘉錄》卷1）。
明清新年民俗生動和諧、情趣盎然。“百日之勞，一日之蠟”，新年是休憩的日子，是民眾身體與精神放鬆的機會。豐富多彩的新年民俗展示著民眾的生命律動與精神渴求。新年充滿歡快，也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