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本營總體沒有戰略思想，但是胃口又太大，四出用兵。捉襟見酎。它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不得人心。最後就是失敗的結果

如果仔細看日本的歷史，就知道日本的下克上不僅僅存在於二戰時期，而是在日本歷史中延續不斷的。

首先日本一直到明治維新前都不能稱之為一箇中央期權制的完整國家，而是由天皇、幕府將軍，、大名與地藩主、武士、以及平民等組成的社會各階層。各地的藩主們受經常性的互相發生火併與征戰，然們都奉幕府將軍為共主，而幕府將軍又象徵性的奉天皇為主人。這樣一來經過混戰戰，執力做大了的地方藩主必然不肯甘心居於幕府將軍的騎下往往會挑戰幕府將軍的權威或是其他的藩主進行兼併戰爭，當各種勢力的平衡打破後大了的地方藩主又成為了新的幕府將軍。這從廉倉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莫不是如此。

就連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悲劇英雄“楠木正誠"在高喊七生報國時也是以下克上的。而到了幕府末期，以西南強藩中的長洲藩薩摩藩為主的的執力又是以下克上推翻了幕府統治把明治天皇扶上了正位。但等明治天皇坐穩了位置以後進行改革時又威脅到了西南強藩利益，西南各藩又發動了反叛天皇的西南戰爭，這又是一樁日本軍隊中以下克上的重大歷史事件。

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期與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軍隊中的各種實力派又進行了激烈的角逐，以下克上的事件屢屢發生。

到了二三十年代，日本軍隊中的以下克上達到了新的高峰，在1923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訂後日本被迫限制了自己的海軍規模，但當日本的談判代表返回日本國內以後卻被軍隊中的下級軍官當街殺害。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有三位首相被軍隊中的中下級軍官給殺害。到了1932年的二二事件中日本皇家陸軍近衛師團的上千名官兵在中下級軍官中的蠱惑下發動了空前的兵變，這使日本軍隊的以下克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所以說日本民族是個扭曲的民族，即強化絕的對服從，骨子裡卻有一種以下克上不服輸的反叛精神。

古代日本天皇就是個空架子，下面的各藩都拿著天皇開涮。近代天皇雖然權威大漲，但是基本上對下面也是沒有多少實際控制權。各部隊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忠君愛國，熱情高漲，口口聲聲為日本而戰，極度狂熱而野蠻，各部戰鬥力雖強。卻沒有協調統一和組織紀律，小的戰鬥戰役幾乎都能打贏，但從總體戰略上到最後卻把日本給禍害死了。

下克上，其實是說白了就是指的下面的軍官對上面一層軍官的不滿。而他們之所以有這個膽子敢對上面一層軍官表現出不滿，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著天皇支撐。這樣一來說，下克上，也可以看成是天皇的一種手段。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平衡朝廷的權勢，這樣上層的官員們也不會因為手上握的權利太高，從而會威脅到天皇的權力。

不過發展到了後期，日本內部都開始一致覺得這個現象非常好。因為在918之前，日本究竟該如何對待中國？究竟該如何在中國開展戰略活動？這在他們內部，一直都是一個謎團。那時候，中國畢竟還是一個大國家，稍有不慎，日本敗了的話，責任算誰的？因此大家都打著這種算盤，高層一個個的就開始穩如泰山。而下面的一群人，因為受到天皇的支援，故而膽子也非常大，直接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如此莽莽撞撞的行為，其實也算是對高層權力的一種挑釁。但那時候高層覺得無所謂，如果下面的這群人，方法用對了，取得了勝利，那麼作為他們的上級人員，也會因此享受到成果。能夠從中獲得更高的利益。反正他們不敢行動，那就讓下面的這群人來行動是一種不錯的方法。而一旦這些人失敗了，那麼也無所謂，高層們可以將他們推出去，讓他們去做這個替罪羊。反正方法是下面人出的，行動也是他們私自做的，那麼失敗了，也就應該是他們受到責罰。

再來看下層的軍官們，他們當然也明白高層的心裡。不過他們也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若是勝利了，這就是建功立業的好機會，可能就因此一步登天，升上了高位。而且當時，石原莞爾就是因為這樣成為了日本民族的英雄。有了他這樣的先例在前面，後面的人自然就更是爭相模仿。

這個現象是不是好呢？如果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就是一種放任現象。也就是說大家都在推脫責任，要達到坐享其成的目的。但就是這樣一種不好的現象，卻得到了當時日本軍官們的一致喜愛。不管是上一級的高官，這下一級的軍官，都因為這一中奇怪的現象而獲得了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下克上這明顯就違反了軍人精神的現象，卻一直屢屢出現的原因。

日軍的下克上其實是有歷史傳統的，早在明治時期就有著名的"西鄉大暴走"事件，主角西鄉從道無視政府訓令，執意要攻打臺灣，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已開了軍部自行其是的所謂"下克上"的先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西鄉本人屬於維新元老，在明治政府中地位特殊，所以這位暴走以後不但沒事，後來還做到海軍大臣和海軍元帥，這個事件其實為日軍後來下層軍官的暴走埋下了伏筆（也可以說做了榜樣），因為軍方有元老的護持，後期逐漸成為日本一種超越法度之外的獨立存在，比較有名的就是"統帥權獨立"，軍方的行為可以不受文官政府的約束，這個體制的負面作用在明治時期還不怎麼明顯，因為彼時大部分維新元老都在，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當政者的認識差別不大，而軍方也才屬於初生階段，還在可控範圍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體制的負面作用逐漸顯現，隨著藩閥政治逐漸走向解體，軍方自身的意志也越來越難以被約束，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3年的"熱河事變"，下層軍官屢屢出現自行其是的"下克上"，但由於統帥權獨立及社會下層日益增長的狂躁情緒等原因，結果當事人大都是"成則加官進爵、敗則輕輕放過"，昭和時期的軍官團，尤其是陸軍逐漸被嬌縱成一群無法無天、狂妄自大的暴漢，這就是日軍下克上的由來。

結尾多說兩句，今人常說日本人是"戰術一流，戰略三流"，其實抗戰時的鬼子並非生來就缺乏制定優秀戰略的天賦，只是這些自上層軍部領導蔓延至下層軍官參謀的暴走使頂層大腦即使有好的戰略也無法執行，更何況由於下層軍官的屢屢暴走，使得時局的變化也往往無法為當政者所預料和控制，所以抗戰時鬼子就表現出了基本無通盤考慮戰略的情形，今天對這段歷史的反思其實就是為了告誡我們，一個想要健康發展的組織一定要有完善的組織紀律約束，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實施起來卻未必簡單，日本人是有名的講服從的民族，但仍然會在軍隊這種最講紀律性的組織中出現下克上，這是值得深思的，而下克上的嚴重後果已為歷史證明，如何既保證不要扼殺組織成員的創造活力，又要保證組織紀律性，防範下克上式的自行其是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這個問題牽扯到日本比較深的東西，這裡只能簡單的說一下。大家都知道，日本自古就是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國家，又地方狹小，很多矛盾避無可避，必需直面，所有社會底層，也以日本底層被壓榨最為兇狠，基本已無再進一步壓榨的可能。這個環境，造成日本社會大概是世界上最早權力集中，最早階級固化的國家，有限的資源必需集中分配，掌握分配權力的階層一旦稍有偏頗，被壓榨到底線的底層就只有造反，古代沒有明確的科學指導，但在日本社會自然形成保護分配權的武士階層，以及可以憑頭腦更合理分配資源，自己還可以從中漁利的財閥階層，但最高層既要這兩個階層協助自己分配資源，又沒能力供養這兩個階層，回收所有分配權力，那怎麼辦呢？—— 給政策！在保證最高層收益的情況下，給他們壓榨權！他們只要壓的住最底一層，那麼收到和上交之間，怎麼漁利，就是他們的權力。實際日本歷史上最底層被逼到造反的情況很多，但日本地域狹小，轉圜餘地小，強勢方從沒有什麼兵力空虛，不集中的問題，鎮壓起來很方便，從來都是露頭就打，弱勢方從來沒有發展空間，像中央帝國那樣，底下已成燎原之勢，高層還沒收到情報的狀況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不過日本強勢方也有個好處，就是懂得不能殺雞取卵，薅羊毛得留著羊，這些底層每一個人頭上，都有著明確的收益，殺了可就沒了，所以武力鎮壓壓住陣腳後，就是請中人出來談判，給多少米糧，然後大家別鬧了，還是回家好好過日子去吧。所以日本歷史不提什麼農民起義，此類事件都是所謂“騷動”，二戰的緊要期間，日本各大城市還發生過有名的“米騷動”。而題目所問的“下克上”，就是日本中層把下層壓榨過甚，下層開始“騷動”了。或者高層試圖染指中層這種壓榨過手的權力，中層開始反擊，下克上，就是日本社會保持階層平衡，維持階層固化的自然手段。到了近代，西方現代科學知識的輸入，很快這種下克上就加進了科學指導，變得有些似是而非，比方226事變，石原莞爾締造關東軍神話，就被很多人認為是日本軍隊下克上的典型案例，那就這麼認為吧。但是要是對此感興趣，願意深究，你會發現這並非下克上，而是日本高層權力鬥爭當中，某一方利用了中下層，過程裡，明智維新後，社會變動，一些得以由下層躥至中層的人，在日軍中就是所謂的少壯派，從中看到自己可以由此更進一步，躥進高層的機會，這種“下克上”就變得變本加厲，失控起來，老實說，我的感覺，當時日本不亡於盟軍，歐洲沒有發生大戰，任由日本在東亞獨大，一帆風順的日本，恐怕也會亡於這種失控，這一點，從石原莞爾本人，被手下激進少壯派所推出權力中心，可見一斑。

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盛行。而在其軍隊內部所謂的武士道精神也開始盛行。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在他著作的《武士道》中指出“下克上和武士道精神屬於一體雙生。武士在強調對上級忠誠服從命令的同時，下級也會要求上級尊重下屬的利益。當下級認為上級違背責任或者有明顯過錯的時候，武士可以毫不猶豫的反對。而二戰時期日本整個軍隊內部盛行武士道精神。透過狂熱的精神洗腦導致他們都有一些病態的瘋狂。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二戰時期日本下克上如此嚴重。

有很多人認為在二戰時期就是日本軍隊中的下層軍官“綁架”了日本軍部。很多時候日本軍部都是身不由己不得不按照下級的命令去做事。二戰時期日本軍隊中下克上的領軍代表人物就是石原莞爾和辻政信。這兩個被洗腦的瘋狂的傢伙可以說一手把日本帶入了地獄。著名的九一八事變就是石原莞爾這個傢伙一手策劃引發的。而當時的石原莞爾只是關東軍的一個小校官。誰能想到可以堪稱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的九一八事變就是這麼一個小人物一手策劃的。石原莞爾可以說一手把日本拖入了戰爭的泥潭。本來石原莞爾這種舉動肯定是要上軍事法庭的。但是在當時軍國主義盛行的日本，石原莞爾此舉被日本軍隊譽為英雄壯舉而且獲得了軍隊層面的大力支援。所以石原莞爾不僅沒有收到懲罰反而還一路官運亨通。

石原莞爾這麼瘋狂那麼身為石原莞爾粉絲的辻政信也不甘落後。二戰時期本來日本河蘇聯之間“相安無事”。但就是由於辻政信的原因。導致了日本和蘇聯爆發了諾門坎大戰導致關東軍損失慘重。當時在關東軍服役的辻政信認為蘇聯已經是強弩之末了。立功心切的辻政信就一手策劃了進攻蘇聯的計劃。在日本軍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辻政信策動了關東軍高階將領私自對蘇聯開戰。而這一戰也是日本和蘇聯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戰爭的結果就是日本在蘇聯的鋼鐵洪流面前被碾壓了。因此日本關東軍在北方對蘇聯開始處於劣勢。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之所以會敗的那麼慘和日本軍隊內部下克上的風氣影響很大。二戰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陸軍主要以日本關東軍為主。而日本關東軍又因為戰功彪炳和日本軍部關係不是很融洽。這就導致了關東軍實際上和日本軍部就形成了下克上的關係。日本軍部命令不了關東軍只能給建議。而日本關東軍又不可一世根本不搭理日本軍部的意見。甚至還宣稱“三個月佔領中國”最後陷在中國戰場是進退兩難。有了關東軍高階將領當榜樣。下層軍官自然更加有樣學樣。所以下克上風氣越來越嚴重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二戰時日軍犯了四個嚴重的錯誤。

一、逐次增兵，欲戰又止，遲疑不決。

二、隨意更改“主戰場”。

三、軍、政不和，下克上之風氣嚴重。

四、該出手時作壁上之觀，不該出手時南進襲美。

其中“下克上”之風尤為嚴重。

拋開民族情感來講，日本在中國發動的戰爭程序也算是可圈可點，想象一下，日本一個島國，在當時連一億人口都沒有的小國家，在對華戰爭過程中竟然侵佔了大半個中國，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最終他們還是失敗了，雖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國民萬眾一心致力抗敵，但是其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下克上。

下克上不難理解，中國古代的一句話就可以解釋——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也就是指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感到不滿甚至對上級下達的命令不理不顧，按道理說軍人是以服從軍令為天職的，但是下克上出自日本武士道精神，武士在強調對上級忠誠的同時，也希望上級能尊重下級的利益，如果下級認為上級違背了這個約定，下級是可以反對上級的。

其實這種情況的出現是一種必然結果，因為這些下層軍官後面都站著一個人——天皇。“下克上”也可以說是天皇一手促成的。他希望以此來平衡下面人手中的權力，並且增強自己手裡的權力。

20世紀30年代，日本右翼大力宣揚“下克上”，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右翼認為國家出現衰弱的原因是天皇被內閣架空，這該如何是好？

只有除掉這些中間的官員，直接聽命於天皇的領導，這樣就能迅速對外擴張，透過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來壯大自己的祖國，聽上去是不是覺得很感動，持有這種“愛國情懷”的軍官大多數是草根出身的中下級法西斯官員，正是他們的這種“下克上”的思想讓日本日益膨脹，開始四處侵略擴張。

但這種現象其實是從918事變之後開始的。918事變並不是由日本高層一手策劃並實施的，而是由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等關東軍將領揹著日本軍方高層秘密實施的一個計劃。

對日本而言918事變的冒險嘗試是非常成功的，東北軍的不抵抗使得東三省以席捲之勢淪陷。而那些參加了對東三省進行了作戰的官兵嚐到了甜頭後越發狂熱，認為918事件完全可以重演。

由此那種下克上之風越發嚴重，後來的七七事變有對戰果的擴大和不擴大兩派，而被奉為英雄的石原在當時卻屬於不擴大派，有部分擴大派軍官就效仿石原，直接繞開了上層領導制定各種戰略規劃，於是中國爆發了全面抗戰。

類似的事件還有很多，比如說諾門坎戰爭，英帕爾戰爭都是各軍司令部獨自策劃並領導各種戰役決定，也因此影響了全域性。其實根本原因還是海外軍團獨立性過大，是日本下克上風氣所致，同時也讓這種失敗成了必然。

這種模式雖說在理上說不通，可是有許多軍官卻是預設接受這種“潛規則”了。畢竟手底下人瞞著自己做事，做成了有自己的一份御下有方的功勞，沒做成的話就把下屬推出去自己撇得乾乾淨淨。

而那手底下人呢？一旦做成了事情那可就是平步青雲了，可謂是進入了官職晉升的快車道了。

可是這種方式有利有弊，畢竟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日軍下克上風氣直接導致了日本軍部的戰略部署的錯亂，導致其慘敗。就比如說日本在攻打南京的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導致其被徹底陷入持久戰的泥潭而無法自拔了，日本一線指揮官越過日本軍部直接攻打南京，導致軍部被迫認可了這個決定，再後來又繼續獲得了政府和天皇的追認。

其實究其根底，日本的失敗一是在於中國國民對侵略者一致對外的決心。二是其戰略方針的錯誤，而戰略方針的錯誤又在於軍中的相互制衡，互相猜忌，更有本文中提到的——下克上風氣。

下克上，就是下級架空上級，並取代上級作出決定，取得實際領導權。先把這解釋清楚才好回答。

石原莞爾本是日本關東軍的中佐（中校）參謀，整個九一八事變的實際策劃者和實際指揮這者之一。

在九一八事變開始時，石原莞爾等人繞過剛到任不到一個月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雖然也是侵佔中國的支持者）下達戰爭命令。事變發生後才進行告知，而此時也只是並勸說其正式授權關東軍的軍事行動。

事變發生後日本內閣下達停止命令後日本關東軍仍繼續行動，以及日本北韓軍越境進入中國東北參與九一八事變（雖然在事變後得到日本天皇的追認）。又是兩起更加嚴重的下克上。

因此滿洲事變也被稱為昭和時代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也是由此開啟了日軍二戰中一系列下克上的歷史。

後來就盧溝橋事變發生之時，已經升任日本戰爭指導部部長的石原莞爾認為不應在此時擴大戰爭而受到下級課長的下克上，並被怒懟“我們現在就是學石原先輩在滿洲的做法，有什麼不對。”擴大派佔據主流後石原莞爾則被排擠出中央，後又被轉入預備役被監視居住。

可以說石原莞爾是二戰中日軍下克上上的開啟者和受益人，也是其的受害者。

一 、首先九一八事變中，樹立了錯誤的典型

石原莞爾等人下克上，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反而成為了國家英雄，並因此官運亨通。給了想建功立業的下級軍官一個錯誤的示範。

因此九一八事變後接連出現日本在華日軍挑釁事件，上海一二八事變、天津日本駐軍挑釁事件。

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系列事件中出現的小團體或者是派閥在日本軍中所其的作用。或者說就是日本的決策體系已經被各種派閥所左右，沒有了正常的軍隊指揮體系。下克上成了弱勢一方，操控軍隊影響決策的常用手段。

仍以九一八事變來說，需知道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等組織者都是日軍中統制派成員。其計劃在謀劃之初就已告知統治派核心人員永田鐵山，並得到了其在事變前從日本本土調來240毫米重炮的支援。同時也是在中央的統治派成員在事變開始後強壓處分命令，並在日本大肆宣傳其“英雄事蹟”，才將這些不停調令的軍官塑造成“大和英雄”。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派系支援，改變國策的行為，僅憑几個參謀來做可能當天就被終止了。

作為對比也是一二八事變和天津駐軍挑釁事件，都是不符軍內派閥的戰爭思想，下級想學習九一八事變中的英雄事蹟卻很快被制止。

同樣日本內部的二二六軍事政變，也是在逐漸失勢的皇道派軍閥為挽回頹勢與統制派爭權搞策動下級軍官搞政變，並在事變中拖延鎮壓，並幫助宣傳叛軍的“愛國思想”。

但卻如同開啟了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樣，在一次以後日軍中不斷因為各種戰爭思想分裂成不同的小團體，並用下克上的手段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其下克上的範圍也延伸到大到國家國策小到戰役決策各個層面。而最初採用這種方式的石原莞爾和永田鐵山也成了下克上這種不擇手段的犧牲品。

持疑不決，這也與日本的國情有關。日本資源少兵力不足，要在諾大的中國土地上作戰確實需要在用兵上需要慎重考慮。所以說以一時之強日本想要快速吞併看似弱小的中國並非日本軍閥想的那麼容易。

在軍國主義影響下窮苦平民子弟居多的日軍中下層軍官見識淺薄而精神狂熱，他們急於透過戰爭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多次向出身貴族武士家庭的上層軍政要員動武甚至發動軍事政變。上層的戰略決策被下級軍官藐視自行其事，甚至亂來一氣造成既成事實裹脅政策。在這種背景下日軍只能在戰術層面取勝，卻不可能有冷靜周到的戰略思考。就連三本五十六對比都無可奈何……

“下克上”並不是二戰才凸顯出來的矛盾。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團體處於變革期的時候，少壯派都對老一輩上級心存怨念。通常老一輩對新觀念會謹慎接受，而少壯派則樂衷於新觀念帶來的短期效益。

日本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讓少壯派信心大增，軍國主義狂熱則讓少壯派完全不懼生死，所以屢屢違背軍部的意見。以至於只要成功，軍部不但不能追責，還要進行嘉獎。

這種現象在全世界都屢見不鮮，也算是成王敗寇的一種另類體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