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領導唐朝初年實現了國內大治、四夷來朝的“貞觀之治”，除開任用了房玄齡、王珪、魏徵等賢明的相臣以外，那就是設計師唐太宗李世民“為民為國、先公後私”的促進社會安定的治國理政舉措和所溼溼的“民主集中制”。

從《資治通鑑·唐紀九》中的記載就可見一斑。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其意思是說：房玄齡和王珪執掌朝廷內外官吏的考核，治書侍御史萬年人權萬紀上奏說存在著不公平，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查驗。魏徵規諫說：“房玄齡和王珪都是朝廷中的老臣，素以忠誠正直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員過多，中間怎能沒有一二個人考核失當！體察其實情，絕不是有私情。假如找到失當之處，那就不可信，怎麼能重新擔當重任呢！而且權萬紀近來一直在考堂履職，並沒有任何駁論糾正，在自己沒有得到好的考核結果時才開始陳述意見。這正是想激怒陛下，並不是竭誠為國。假如推問後得到考核失當的實情，對朝廷也沒有什麼益處；如果本來就虛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心意。臣下真正關心的是治國主體，不敢袒護房玄齡和王珪二人。”太宗就此放手不問。

濮州刺史寵相壽坐貪汙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其意思是說：濮州刺史龐相壽因貪汙被解職，上表陳情曾在秦王府任職。太宗憐憫他，想讓他官復原職。魏徵規諫說：“秦王府的舊僚屬，在朝廷內外任職的很多，臣下擔心每個人都仗恃陛下的私恩，而讓那些善人恐懼。”太宗欣然採納了魏徵的意見，對寵相壽說：“我從前為秦王，只是一府之主，現在身居皇位，就是國家的君主，不能只是偏護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見都這樣，朕怎麼能違背呢！”賜帛遣返，寵相壽流著淚離去。

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後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華人或潛通書啟於蕭後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強，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其意思是說：春天正月，李靖率領三千勇猛的騎兵從馬邑出發，進兵駐防在惡陽嶺，當夜突襲定襄城獲勝。突厥頡利可汗沒有想到李靖神速到達，大驚失色地說：“唐朝沒有傾全國兵力北來，李靖怎麼敢孤軍深入到這裡。”突厥軍隊一天內數次受驚，就把牙帳遷移至磧口。李靖又派間諜離間其親信，頡利的親信康蘇密攜帶隋蕭後和煬帝的孫子楊政道來投降。乙亥這天，到達長安。先前，有投降的胡人說：“唐朝有人私自與隋蕭皇后通書信。”到此，中書舍人楊文瓘請求核實，太宗說：“天下未定時，突厥正當強盛，愚民無知，或許有這種事，現在天下已經安定，既往的罪過，何須追問！”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雲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慾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為：“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眾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其意思是說：突厥滅亡後，其所屬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唐朝的有十萬戶，太宗下詔讓群臣商議如何安置。群臣都說：“北狄人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的禍患，現在他們有幸敗亡，應當全部遷移到黃河以南的兗州和豫州一帶，分別各個種族部落，讓他們分散居住在各州縣，教化他們耕種織布，把他們轉變為農民，使塞北地區永遠空曠無人。”中書侍郎顏師古認為：“突厥和鐵勒族自古以來就不能臣服，陛下既然使他們臣服，請把他們安置在黃河以北的地區。分別設立酋長，統領自己的部落，就可以永無禍患。”禮部侍郎李百藥認為：“突厥雖說是一個國家，但它的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部族首領。現今應當乘其離散，各以本部族設首領，使其相對獨立，縱使想立阿史那氏為首領，也只可領有其本部族而已。國家分裂則力量削弱、容易控制，各部分勢均力敵則難以相互吞併，各自力圖保全，必定不能與中國抗衡。請仍然在定襄置都護府節度該地區，這是安定邊防的長策。”夏州都督竇靜認為：“戎狄的本性如同禽獸，不能用刑罰法令威服，不能用仁義道德教化，並且他們留戀故土的心情也不易忘卻。把他們安置在中原，對中國來說有害無益，恐怕一旦發生事變，就侵犯了大唐的長遠策略。不如乘其滅亡的機會施加意外的恩寵，封他們王侯稱號，把宗室的女子嫁給他們，分割他們的土地，解體他們的部落，使其權勢分化削弱而易於控制，從此讓他們永做藩臣，永保邊塞的平定。”溫彥博認為：“把突厥人遷徙到兗州和豫州之間則違背了自然屬性，不是讓他們生存的辦法。請依照漢光武帝的辦法，把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塞外，保全他們的部落，順應他們的風俗習慣，以充實那片空曠的地區，使那裡成為中原的屏障，這是完善的策略。”魏徵認為：“突厥世代為寇盜，是中國百姓的敵人。今天有幸滅亡，陛下因為他們投降歸附、不忍心把他們全部殺掉，應當把他們放歸故土，不能留在中國。戎狄人面獸心，削弱時就請求歸服，強盛時就叛亂，這是其本性。現在投降的近十萬人，數年之後，發展多倍，必是心腹大患，後悔都不及。西晉初年胡族與漢民在中原混居，郭欽、江統都勸晉武帝把胡族驅逐出塞外，以杜絕發生禍亂，武帝不聽從。此後二十餘年，伊水、洛水之間就成為北方戎狄聚居地，這就是前事的明鑑！”溫彥博說：“君王對於天覆地載的萬物都不能遺棄。現在突厥困窘來歸附大唐，為什麼拋棄而不予接受呢！孔子說：‘對於教育物件不應區分親疏貴賤。’如果拯救他們於危亡之際，教授他們從業生存，教化他們禮教仁義，數年後，全都轉化為中國民眾。選擇他們的部落首領，使其入朝充任宿衛官兵，畏懼皇威而遵守道德，哪有什麼後患呢！”太宗決定採納溫彥博的策略，安置突厥投降的民眾於東起幽州、西至靈州一帶，劃分突利可汗原來統屬的地區，設定順州、祐州、化州、長州四州都督府，又劃分頡利地區為六州，東部設定定襄都督府，西部設定雲中都督府，以統治本地區的民眾。

五月，辛未，來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上戎之曰：“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啟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其意思是說：五月辛未這天，唐朝任命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其統領各部落官員。太宗告誡突利說：“你的祖父啟民毅然投奔隋朝，隋朝立為大可汗，疆土覆蓋北部地區，你父親始畢可汗反而成為隋的禍患。天道不容納你們的作為，所以才有今天的慘敗滅亡。我之所以不立你為可汗，就是杜絕因為立啟民為可汗的前事再次發生。現在任命你為都督，你應當善守大唐法令，不要再肆意相互侵佔掠奪，這不只是想要中國長治久安，也是為了你們宗族永遠生存下去！”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其意思是說：林邑人向唐朝進獻火珠，有司認為所上表章的言辭桀驁不馴，請求討伐林邑。太宗說：“好戰者必亡，隋煬帝、頡利可汗都是親眼所見。戰勝一個小國並不能表明武力強大，何況不一定能取勝呢！語言中的言辭問題，不足介意！”

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嘆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彩二百匹。其意思是說：乙卯這天，徵發士兵修築洛陽宮殿以備太宗巡幸使用，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規諫，認為：“還沒確定巡幸洛陽的時間就預先修築宮室，這並不是現在的緊急要務。從前漢高祖劉邦採納婁敬的建議，從洛陽遷都長安，難道不是因為洛陽地區不比關中地區的地勢好嗎！漢景帝採用晁錯削藩的建議而導致了七國禍亂，陛下現在將突厥雜居於中國漢民中間，與突厥的親近程度怎麼抵得上七國呢？怎能不先憂慮此事、卻突然興建宮室、輕易移動皇輦御駕呢！我知道隋朝起初建造宮室，近處山上沒有大樹木，都從遠方運來，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橫木做輪子就磨擦起火，於是鑄鐵做車轂，走一、二里路，鐵轂即破損，另使數百人攜帶鐵轂隨時更換，每天不過走二、三十里，總計一根柱子需花費數十萬的勞力，其它的花費可想而知了。陛下剛平定洛陽時，凡是隋朝宮殿巨大奢侈都下令毀掉，還不到十年光景，又重新建造修繕，為什麼以前厭惡的東西現在卻要效仿呢！並且按照現在的財力狀況，怎麼能與隋代相比！陛下役使傷筋動骨的百姓，承襲隋朝滅亡的弊端，禍亂恐怕又要超過隋煬帝！”太宗對張玄素說：“卿說我不如隋煬帝，那麼與桀、紂相比如何？”回答說：“如果此項勞役不停，恐怕也同樣要走進混亂！”太宗感嘆說：“我考慮不周到，以至於這樣！”面對房玄齡說：“朕認為洛陽地處中國中部，四方朝貢路程均等，想著便民，所以派人建造。剛才張玄素所說的確實有道理，應該立即停止施工。日後如有事去洛陽，即使居於露天也不傷大體。”仍然賜給張玄素綵綢二百匹。

元年，關中飢，米鬥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里，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雲：‘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其意思是說：貞觀元年，關中地區饑荒，一斗米值一匹絹；貞觀二年，全國蝗災；貞觀三年，發大水。太宗勤勉聽政，賑災安撫，百姓雖然東乞西討，也未曾怨恨。本年，全國大豐收，乞討的人都回歸故里，一斗米不過三四錢，全年犯死罪的只有二十九個人。東到大海，南至五嶺，都夜不閉戶，旅行不帶糧食，在路途中取得食物。太宗對長孫無忌說：“貞觀初年，上書的人都說：‘君王應當獨自運用權威，不能委任給臣下。’又說：‘應當耀武揚威，討伐四方。’只有魏徵勸朕說：‘儲備武力、修養人文，中國安定之後，四方自然賓服。’朕採納了魏徵的意見。現今頡利成了俘虜，其部族首領成為帶刀宿衛官，各部落都承襲了中國的禮教，這都是魏徵的功勞，只是遺恨封德彝見不到了！”魏徵拜謝說：“突厥破落滅亡，國內的社會健康安寧，都是陛下的威嚴和道德，臣有何功力呀！”太宗說：“朕能夠任用公，公能稱職，那麼功勞怎麼能是我一個人的呢！”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其意思是：房玄齡上奏說：“我看過朝廷府庫的兵械，遠遠超過隋朝。”太宗說：“鎧甲兵械等武器裝備確實不可缺少，然而隋煬帝的兵械難道不夠嗎！最後還是失去了天下。如果你們盡心竭力，使百姓得到治理安定，他們就是朕的武裝部隊。”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其意思是：太宗對執政的群臣說：“朕常常恐懼因為個人的喜怒而妄加賞罰，所以希望你們極力規諫。你們也應當接受別人的規諫，不可以自己隨心所欲，而厭惡別人違背自己的慾望。如果自己不能接受規諫，怎麼能規諫別人。”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其意思是說：康國要求歸附唐朝。太宗說：“前代的帝王，喜歡招撫地處遙遠的國家，以求得降服遠方的盛名，這毫無益處而只是損害百姓。如今康國要求歸附，如果他們遇到危急情況，遵循道義不得不去救援。士兵們行軍萬里，豈能不疲勞！讓百姓疲勞以獲取虛名的事，朕不做。”於是不接受康國的歸附。太宗曾對侍臣說：“治國如同治病，病雖好了，仍需維護調養，倘若立即放縱自己，病就復發，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幸得安定，四方都服從，確實是自古以來所少有，然而朕每日謹慎做事，惟恐不能持久，所以想多次聽到你們的諫諍。”魏徵說：“國家內外俱得安定，臣並不認為是喜事，只認為陛下能夠居安思危是喜事。”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其意思是說：太宗曾和侍臣討論刑獄，魏徵說：“隋煬帝時曾有盜竊案發生，煬帝令於士澄逮捕竊賊，稍有疑點，都嚴刑拷打得以服罪，總共二千餘人，煬帝下令全部處斬。大理寺丞張元濟疑問罪犯這麼多，試著查考訴狀，其中五人曾有盜竊前科，其餘都是普通百姓。張元濟竟不敢堅決上奏說明真情，所以全部被殺掉。”太宗說：“這哪裡只是煬帝無道，他的臣下也不盡忠。君臣都這樣，國家怎能不滅亡！你們應該引以為戒！”

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甦，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繼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 ，故史稱“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唐太宗能夠實現貞觀之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因素：

1、隋朝滅亡的鑑戒使唐太宗善於體察民情，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明智的實行舒緩刑罰、寬政安民、輕徭薄賦的政策，使社會日趨安定，生產逐漸恢復。

2、唐太宗做到居安思危，時時以長治久安為念，鼓勵群臣敢於直言上諫並指出自己的過錯，自己也能虛心納諫，勇於改過。

3、唐太宗深知“為政之要，唯在得人”，欲要使得治國方略順利地進行，關鍵在於廣招賢才，知人善任，因而用人不論資歷出身，不計親疏恩怨，凡有治國安邦之才能，都委以重任。

4、唐太宗開明的民族政策常為後人稱道，既重視加強國防建設，又致力於改善民族關係，並與少數民族交往密切。例如將宗室文成公主嫁往吐蕃的松贊干布，增進了漢蕃兩族的友誼。

唐太宗對各族俊才一視同仁，都予以信任重用，他的真誠相待使邊疆各族紛紛歸附，成就了大唐文化的繁榮與恢宏，也促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日漸鞏固。

唐太宗能夠實現貞觀之治還有一部分的歷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間的戰爭使人口減少了約2000萬以上，戰爭結束後導致人少地多，人心思安，這是貞觀之治產生的重要原因。

2、隋朝開創了大運河以及科舉，大運河的勞民傷財導致隋朝的滅亡，但這些卻促成了貞觀之治。大運河的開創，利在當時，功在千秋。

3、唐太宗引隋朝之苛政為戒，調整統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於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