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恕直言，如此先下定義(儒、法)再行尋找資料，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的研究方法不可取！這是一種機械唯物方法！定義一下，即將自家思路框定在概念範圍之內，無論怎樣分析，都會是非此(內儒外法)即彼(外儒內法)的選邊站隊結論，與歷史的真實相去甚遠！！！

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儒學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之一，從孔子周遊列國就能看出，當時的儒學，在列國均遭受冷遇。

而法家，作為明目張膽的鼓吹極權政治與馭民之術、力主嚴刑峻法與民為敵的學說，因為能夠很快的提升國力，則受到秦國的採納。法家主張性惡論，認為要用重刑對付臣民而輕視道德教化的作用。法家把一切與極權政治的農戰政策無關的階層與學說都看成是罪惡的。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韓非的“五蠹之說”，他認為學者，帶劍者，言談者，患御者及工商之民，都是國家的蛀蟲，應該全部消滅。這就是著名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暴政藉口。由此贏政搞的焚書坑儒，其實是除了法家及醫農之書以外，諸子百家全部遭殃。

那麼，儒家與法家究竟是怎麼扯上關係的，外儒內法又是怎麼來的呢？

漢武帝時代，好大喜功的劉徹，當然覺得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限制了他的手腳，因此急不可耐的要找一種思想體系來滿足他的味口。本來法家就是專門為暴君量身定做的最合手腳的治國治人之術，但是法家赤裸裸的推崇君權與民為敵的刑名之術，使漢武帝懾於秦朝迅速崩潰的前車之鑑而不敢明目張膽的採納。而墨家反應底層社會民眾的要求，主張除強扶弱，兼愛，非攻，節用，苦行，蔑視權貴，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有嚴密的組織性與凝聚力，則更為帝王所忌諱。

漢武帝

這時，一個專修《春秋公羊傳》的大儒董仲舒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董仲書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一書中，明確的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何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五常：仁、義、理、智、信。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道德觀，孟子從仁政及民本的思想出發，也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仁、義、理、智的四端道德。然而，到了董仲舒這裡，不但與孟子的“君臣有義”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將孔子的等級道德觀進行了的本質性的篡改。劉徹看到這個徹底維護君權而又蠱惑民心的三綱五常，心中大悅。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招天下賢士，諮詢治國之策，董仲舒獻上《天人三策》，何謂三策：1、天人感應，實現大一統就要尊君，君權神授，代天牧民。君主違背天意時，天降災異，君主合符天意，天降祥瑞。2、文德與刑名兼治天下。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請注意，老董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

講授儒學

漢武帝其實在本質上是認同法家的，他表面上排斥法家，是忌憚於秦朝的速亡，不得己獨尊儒術。當時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很可能是墨家）就對劉徹有句大膽的評語：“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一朝，打儒家招牌，行法家治術，掛羊頭賣狗肉，雖說儒者居高位甚多，但政績平庸。然而酷吏橫行，嚴刑峻法為漢朝之最。中央集權體制在老董的推動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猙獰，被滅九族的官吏百姓何其多就暫不統計了。僅巫蠱之亂，不但皇后太子兩任宰相都死於非命，從官員到百姓上萬人被殺。

一個才被秦始皇焚坑的儒家，幾十年後，就殺氣騰騰的要滅絕諸子百家了，一個在荀子那裡遮遮掩掩猶抱琵芭的儒法怪胎，就在董仲書手裡呼嘯而出，大行維護君權的外儒內法之道，開兩千年郡縣制帝國的思想文化專制的先河了，儒學由此一躍而為官方的主流思想並一統中國兩千年。

此事要辯證。從大的方面、從根本制度上說應是內法外儒。因為董仲舒改造孔儒本身並非為復分封制的周禮，而恰恰是適應和維護秦創漢承的郡縣制和其大一統的皇權的舉措。亦即儒與諸家融合是為共同維護一統皇權和郡縣制的根本大法的，否則不加改造，如按孔子“復禮”的原意是無法做官全面進入權力層的；但從精神層面和某種角度它又體現了內儒外法。如把四書規定為必讀、致使固化、獨尊、三綱五常的僵化運用和解讀、延至宋後對婦女形成的層層枷索等等。此時，因儒家觀念的長期灌輸、固化，某些部份和層面己形成以儒代法、以儒定法。總之，在維護郡縣制、一統皇權、一姓政權這個根本的、法定的制度的大前提下儒家、儒者都是讀“聖賢”書的各級官員(也含皇帝、皇族皇親)、地方鄉紳都是執法者，同時又是儒家思想的衛道者。

具有古代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董仲舒主張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孔孟之道的最忠實繼承者和儒家思想典型代表人物，不存在什麼內法外儒或者內儒外法的學術思想，即使存在也改變不了其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性質。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花功夫去理解和爭辯。

當今，最應該理解和研究的是如何把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著眼於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著力於化解社會主要矛盾，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避免封建社會歷史興亡週期率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悲劇重演，凝心聚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董仲舒個人是徹徹底底的儒家人物，但是他對於中國法制的發展是有著巨大的貢獻的。 在之前，因為漢朝繼承的是秦國法制，所以執法手段比較粗暴，法律也較為死板，這是故事背景。舉個2100多年前的真實案例：父親被人打了，兒子看到後非常著急拿著木棒就衝上去要為父親報仇，但是不小心打到了自己父親身上。這放在今天難道觸犯什麼法律嗎？會有什麼後果嗎？不會有的。但是在秦漢時期，按律法以子傷父大逆不道當判死刑，當時有人就去找董仲舒說情，董仲舒於是以儒家經典 春秋 為根據解釋，覺得是無心之舉好心辦壞事不應懲處，救下了這個可憐的孝子。也就是從董仲舒春秋決獄以後，中國的禮法才開始結合。這只是其中一則，這裡邊有很多案例都反應了秦漢時期法制的落後，而這些都是靠著董仲舒春秋決獄之後才有以改變，更重要的是引進了參考，日後法官在判決時若遇到這種情況就不能一刀切，得按照儒家經義所傳達的思想去解讀行為本心或其它特殊情況，客觀上促進了法制的進步。（原創）

董仲舒是儒家，小集團利益為本位價值觀，階級存在的保障理念。以漢武帝什麼鬼都拜的情況來看，巫蠱之亂是必然的，“非其鬼而祭之，為諂。見義不為，無勇也！”

孔子是至聖先師，聖人心懷人道，“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聖人之道指向大同，至德中庸為“允執闕中”，指是人生觀世界觀兩端取無私，價值觀隨勢取捨合道而行。《論語

儒，人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大道不行才要主張仁義，仁義本來就是大道；智慧為什麼能出來，因為世間價值觀混亂！“儒，溝通天地之人”，並不是認倆字讀的書多能忽悠人就能稱“儒”。以“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理解，聖人之道是從個人心思言行的管理到邦國的管理之說。用“儒學”這兩字永遠也理解不了《論語》在說什麼，也理解不了先秦諸子是在做什麼。

孔子的“仁義禮智信”用內經解釋，是個人修證和大治結合的管理理念，整本書邊教識人邊說為治邊教我們“有恥且格”。“有恥且格”，是聖人之道的修證，先成人，後修道溝通天地。而內經《著至教論》言內經“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明明白白地說內經由三人皇立道，伏羲起河圖取像，神農整理，炎皇完善。孔子繼承的是人皇聖道：醫統天下，完善人格，提升自我的路。不過孔子的說法特別淺白，反而涵義很深，《論語》只是直接告訴我們他思考取捨的而已，大象無形對不對？《三皇內經》那確實是很深，所以明朝遺料“學醫者先習儒業”就是如此，本是一以貫之。

所以不管董仲舒說的啥，那是切合當時的需要，且歪曲了孔子的理念。如果他不歪曲聖人之道，漢武帝就只會祭天地人祖，根本不會有巫蠱之亂。董的價值觀本位不一樣，說明扭曲了管理的根本理念，相當於三觀的人生觀不一樣。人生觀不一樣，是人品不一樣，“驥不稱其人，稱其德也！”等於他走的是他自己的路，無關孔子。

所有的管理，都是文武之道。別說啥“儒法”，這太外行了。所有的管理都歸結為人需，只是德禮還是政刑的區別。文武之道的運用，由決策者思維層次的理解和行為能力來運用。即使董有問題，那也是正合領導的心意，誰也別說誰，只能說時勢如此。歷史鑑證未來，但歷史不決定未來，這會討論這問題的意義並不大。

當然，題主愛讀書思考是好事。我建議你橫向比了縱向再比，諸子著作也看一看。先秦諸子是求治思維大綻放，所有的理念源頭都在先秦，不用讀別人的口水書省得要過濾作者的價值觀本位，你的理解會不一樣的。加油！

我們先來看一場發生在漢景帝時的御前爭論。

清河王劉承的太傅轅固生，是當時研究《詩經》的大家，漢景帝拜為博士。有一次，他和黃生在景帝面前爭論。

黃生說：“湯王、武王並不是秉承天命繼位天子，而是弒君篡位。”

轅固生反駁說：“不對。那夏桀、殷紂暴虐昏亂，天下人的心都歸順商湯、周武，湯、武迫不得已秉承天命才立為天子。”

黃生說：“桀、紂雖然無道，但依然是君主；湯、武雖然聖明，卻是臣子。君主有了過錯，臣子應該規勸使他改正。怎麼能借其有過而取代他呢，這是弒君篡位。”

轅固生答道：“如果按你的說法，那麼漢高祖取代秦朝也不對嘍。”

漢景帝一看爭論涉及到漢家祖宗，不能再讓他們爭下去了。於是趕忙說：“談學問的人不談湯、武是否受天命繼位，不算愚笨。”於是爭論止息。此後學者再無人膽敢爭辯湯、武是受天命而立還是篡奪君權的問題了。

這個故事說明漢朝遇到的一個嚴重問題：需要找到一套權威理論，可以論證漢朝得天下的合法性。

到了漢武帝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四處征戰，對百姓徵收的賦稅很重，民間質疑漢朝合法性的聲音此起彼伏；還有主張要分封為多國各自為政的。

此時，董仲舒橫空出世了。

董仲舒的理論，概括而言就是：

董仲舒把陰陽家的思想雜糅進儒家思想，他用《春秋繁露》這本書表達了出來。

其中儒家思想的部分基本繼承了荀子和孟子的說法，儒法並用，外儒內法。孟子的主張中強調“仁”的部分是側重點，統治者要行仁政；荀子的的主張更強調“禮”，即用法律制度來約束臣民。董仲舒把這兩點都繼承並強調了。

其中陰陽家的思想則是用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道理論證了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用天人感應的理論表達了上天制約人間君王的理論。陰陽五行說的是每個王朝都有其五行德運，五行之間的生克原理就與王朝更替對應上了。天人感應則說的是上天透過天象和災異來與人間君主溝通，以告誡君主該怎麼辦。

大一統：董仲舒提出，大一統是宇宙間的通行法則，人間的王朝政治，當然也要遵循，並且大一統適合古今任何時代。

漢武帝一看，就被董仲舒這一套理論給征服了：這正是我要的。

於是，漢武帝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朝的五行德運推定：

秦始皇按照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剋、終始迴圈的原理推定，認為周朝佔有火德的屬性，秦朝就是剋制火德的水德。衣服、符節和旗幟的裝飾，都崇尚黑色。而漢朝則認為秦朝國祚太短，不能算數，認為自己才能居於水德。於是西漢德運就定位水德。我們看影視劇中西漢的服飾旗幟以黑色為主，就是這個原因。但是到了東漢，五行德運又被改成了火德，東漢因此崇尚紅色。

五行生剋的這套理論，雖然經過董仲舒的雜糅改造，但是很不嚴密，隨意性太大，所以後世逐漸趨於沒落。

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

天人感應認為，上天透過天象和在人間的災異現象來與人間君主溝通，告訴皇帝哪些幹得好，是上天嘉許的；哪些不好，是上天所嚴厲譴責的。比如，出現了地震、山崩、洪災等等，這是上天在警告君主，要行德政仁政，要善待百姓；再比如，天上出現了流星、出現了異常的星象，這都是提前對人間的預警，流星墜落，以為著人間有大人物要去世，異常的星象，各自有不同的意義。

這套理論的好處是，給人間君主最後一道限制，讓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斂。壞處是：理論粗糙，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後來的歷史就嚴重地受到了這些理論的影響，比如王莽代替漢朝，就是依靠天人感應這個粗糙理論完成的。天象啟示也被權臣用作清除異己的手段。

董仲舒的其他重點：主張國家應該大一統，不能分封；王朝應該推行德政，打擊豪強以緩和社會矛盾，推行仁政，以刑罰為輔助。

結語：

中國從漢朝開始，基本上是儒法道並用，剛開始是到家多一點，然後儒法並用、外儒內法。儒法結合，其實是荀子的主張，荀子繼承並重點發揮了控制的“禮”，即法治部分。

（完）

“董仲舒的思想到底是外儒內法還是外法內儒”的提法不夠恰如其分。按史料來分析，董仲舒（前197～前104）所主張的“獨尊儒術”，實際是德與法並用，以德為主。那麼，如何理解呢？從歷史資料來看，中國成為統一的封建國家，自秦王朝開始，到西漢時才鞏固下來。當時面對的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為了適應當時封建統治者的時代要求，鞏固中央專制集權，董仲舒從地主階級的基本立場出發，吸取秦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主張緩和階級矛盾，革除秦時的弊政，提出了德與刑並用，重視德治的統治原則。一方面打擊豪強勢力，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量。另一方面主張“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政策，以暫時緩和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防止農民起義，加強封建地主階級專政。這就是董仲舒主張儒法並用的大統一思想，當時作為良策被漢武帝採納。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董仲舒的原話，而是民國初期的易白沙的話，其在評論孔子時指出“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志，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這段話是非常深刻的，雖然說於一百多年前，但我們當今很多人都恐怕還達不到他這個認知水準。

雖然董仲舒沒有說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他的思想確實就是如此，其給漢武帝建議的核心思想即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這是他的原話，與我們所熟知的易白沙的八個字並無實質區別。董仲舒到底是外儒內法還是外法內儒？總體看，董仲舒是相對純粹的儒家思想，並無過多摻雜法家思想，理由如下：

第一、董仲舒真正的專業是研究春秋三傳之一的《公羊傳》，這部經典本來就是研究怎麼解釋孔子的經典著作《春秋》的，而且董仲舒實際上研究了一生，也運用了一生，他對儒學談不上信仰（他也是個投機分子），但是確實一生都在研究，對其他學問比如法家、刑名他就沒什麼興趣。

第二、董仲舒作為一個投機分子，有動機抬高儒學的地位，而貶低其他學說。原因之一顯然是上述的他自己是儒學研究尤其是《春秋》研究中專家中的專家，他又不傻，他必須抬高儒學的地位，尤其是《春秋》的地位。原因之二在於，他要在政治上得勢，就要藉助皇帝的力量，他一個書生能有什麼作為呢？董仲舒顯然是經過一番算計的，漢初實行的是黃老之學，但竇太后去世後，儒生們預感到機會來了。董仲舒只是比一般的儒生更懂得一個道理：矯枉必須過正，要統治者深度接受孔子，就要深度讚揚孔子的學說，就要深度貶斥其他學說，就要說一些極端的話，至少是有分量的話。

第三、從董仲舒的主張來看，與孔子大致吻合，強調尊卑有序，強調大一統，強調天命觀。比如說，尊卑有序，孔子對於季氏竟然敢用周天子的排場痛心疾首“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比如大一統，孔子多次讚揚最高的功績就是大一統，天下歸心；比如天命觀，孔子名言“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以及《春秋》記載的那麼多的災禍、異變之事對君王的警醒的用意，這些在董仲舒這裡不但全盤接受， 而且都得到了進一步發揮，這集中體現在公元前134年他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另外，儒家的經典思想強調先禮後刑，董仲舒大致也這麼主張，而這與法家思想顯然是不相符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董仲舒其實沒什麼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完全來源於孔子的儒家。他是借孔子的皮來營銷，為自己沽名釣譽而已！這個投機分子，雖然總體上還算順利，但也遇到過皇帝發怒的時刻：春秋筆法，董仲舒當然懂，學《春秋》，他寫了《災異之記》，主父偃把他的書上奏漢武帝，漢武帝讓大傢伙討論，諷刺的是，董仲舒的學生大肆抨擊該書，認為簡直是愚蠢。漢武帝大怒，董仲舒被判死刑。後來，被赦免，但官職降低為中大夫。經過這個教訓，這個投機分子不再學《春秋》談什麼天人感應、災變預言了。

董仲舒實行的是外儒內法。

外儒內法的意思是儒為表，法為例，顧名思義就是表面上是儒學，實際上實行的是法學。

外儒內法是董仲舒提出來的，董仲舒主張“以教化為大務”，還主張“正法度之宜”，用儒學和法學再夾雜陰陽等各派學說的思想來治理國家。

外儒內法之所以能盛行於世，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符合了當時國家的發展和帝王的需要。

國家實行什麼樣的學說是和這個國家政策有關係的：漢初之時，百廢俱興，因此帝王實行黃老學說，提倡無為而治，主張清靜無為，輕徭薄賦，為的就是與民休息，國家需要靜養，人民也需要靜養。

可到了漢武帝時期，無為政策已經不實用了，當時漢武帝劉徹當政，上臺後，迫切需要解決當時的諸侯封國問題，黃老思想已經無法滿足帝國的政治需求，所以道家思想不可取了，可如果實行傳統的儒學思想，也太軟了，壓不住諸侯們，難以成事，如果實行傳統的法家思想，太硬了，容易引起各諸侯國之間的矛盾，所以漢武帝走了中庸之道，他接受了董仲舒的新儒學，將儒學和法學結合起來，並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外儒內法也稱新儒學，新儒學與傳統儒學有很大區別，最大的區別就體現在思想體系的不同：

傳統的儒學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孔子主張“仁”，主張“禮”，強調克己復禮，講究愛世人。孟子主張“仁政”，強調“君貴民輕”。

而董仲舒的新儒學站在帝王的立場上，提出了“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學說，這等學說有利於加強君權，保障帝王權益。

董仲舒的儒學體現在他提出了“三綱五常”思想上，董仲舒強調：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地位。

董仲舒的外儒內法適應了帝王的需求，鞏固了皇權，君權神授嘛，君主的權力是老天爺賦予的，誰也不能剝奪，你要不滿，就是違抗天意，迎合了當時大一統的需要。為皇權的高度集中貢獻了很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