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爾係數法，莫泰基稱之為“食費對比法”；在阿爾柯克的著作中，它是“收入替代法(Income Proxy Measure)”中最主要的一種。

據阿爾柯克介紹：19世紀末，德國的研究者恩格爾在比較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費模式後，得出一個結論，她發現收入較低的家庭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錢佔他們的收入的比例更大。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錢佔收入的比例下降，而更多地去購買非必需品。在研究中，恩格爾繪出的表示生活必需品開支佔收入的比例的曲線，就是著名的“恩格爾曲線(Engle Curve)”。恩格爾發現的生活必需品開支與收入的增長成反比這一著名的論斷，稱為“恩格爾定律”(Engle"s Law)。

正式運用恩格爾定律測量貧困線，則是美國學者奧珊斯基(Orshansky)的研究成果。1964年，為響應約翰遜總統“向貧困開戰”的號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貧困標準：四口之家年收入3000美元以下、單身成年人年收入1500美元以下即是貧困。這個標準試圖以保證家庭成員基本的、足夠的飲食消費來估計他們的最低收入需要。奧珊斯基的研究為這個貧困標準提供了理論基礎。奧珊斯基論證，生活必需品開支的社會平均水平可以用於確定貧困水平。她在研究了美國家庭的食物開支佔總開支的比例後，繪出了一條“恩格爾曲線”，並且聲稱她在這條曲線上發現了一個“轉折點”，在這一點以下的部分就是貧困的。經計算後她提出，一個家庭將預算的30%以上用在食品開支上就是貧困的。

1965年，奧珊斯基又對自己度量貧困的方法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據林萬億介紹，她的研究分三個步驟：

恩格爾係數法

恩格爾係數法

1.她以農業部提出的“經濟食物計劃”為根據，計算不同性別和不同年齡的每一個個人每週所需要的食品消費的預算；

2.計算不同的家庭構成(包括年齡和性別)與不同的家庭規模所需的食品消費的預算；

3.計算食品消費佔家庭支出的比例。

最後，她提出了一個更精確、更有鑑別力的貧困標準。即三口或三口以上的家庭的食品消費佔其總收入的33%及以上的，或者二口之家佔27%及以上的，即為貧困戶。根據奧珊斯基的計算結果，美國社會保障署制定出各種不同規模和不同構成的家庭的貧困標準，其基本標準為四口之家(非農業家庭)3223美元，同時根據城市和農村的居住條件再進行調整。按照這個標準，1965年美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是17%，達3320萬人。

從此，奧珊斯基的方法廣為流傳。但仍被人們稱為“恩格爾係數法”。現在國際上常用恩格爾係數60%或50%來作為判定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家庭是否貧困的標準。

1987年，布拉德肖等人經研究後提出，恩格爾曲線不是一條簡單的曲線，而是一條更長的“S”形曲線。它描繪出消費模式更為複雜的變化。如圖2中箭頭所指，恩格爾曲線的彎曲點表現的是邊際傾向，是表示消費的加速或減速的“轉折點”。在第一點以上，收入的增加造就了更強的消費能力，人們用於購買非生活必需品的開支增多，而用於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銳降。到了第二點，情況發生變化，各種新的消費能力已經耗盡，商品交易趨於定型。這一點上的變化給出了一個標準，一種較為定型的消費選擇取代了消費需求，這就是貧困標準的所在。布拉德肖等人主張應該為大多數型別的家庭找到一個以食品、衣著和燃料為基礎的最低消費點。

恩格爾係數法

恩格爾係數法

美國學術界對奧珊斯基用以確定貧困線的方法給予了高度評價，在20多年以後，哈夫曼(Haveman)在他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的評估中說：“採用‘奧珊斯基線’作為法定貧困線提供了一個政策研究與代表了政治妥協的確定數量相結合的成效的重要例子”。

優點

童星、林閩剛指出：運用恩格爾係數法確定貧困線方法有二：“可以把恩格爾係數的某個值(現在國際上一般確定為60%)直接定位貧困線；也可以依據恩格爾係數間接地用收入金額來表達貧困線。後者的具體辦法是：按營養學知識確定一個最低飲食標準及其相應的飲食費用，然後用它除以恩格爾係數的貧困值(如上述的60%)，其商就是貧困線標準。”

如果說，貧困群體的恩格爾係數是已知的，那麼，在實際操作中，恩格爾係數法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一.簡便易行，便於操作 　恩格爾係數法簡便易行，便於操作。確定一個“保證家庭成員基本的、足夠的飲食消費”的開支金額，除以恩格爾係數，就可以求得貧困線。

二.可以於社會平均生活水平掛鉤 　恩格爾係數法可以“使公援人士的生活質素客觀地與一般市民生活水平拉上關係，並可逐步改善公援人士生活質素”。

在這裡，介紹一下香港和美國的做法。

1.香港：香港的公共援助機構在確定下一年公援基本金額時，按這樣的程式計算(採用1990年香港的統計數字)：

⑴.公共援助物價指數的恩格爾係數：75.1%。

⑵.三人家庭公援人士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2541元。

⑶.公援家庭個人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2541÷3×75.1%=636.1元

⑷.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月收入在2500—9999元)的恩格爾係數：41.2%

⑸.下一年度共援家庭個人的公援金額應是：636.1÷41.2%=1544元

⑹.三人公援家庭的每月公援基本金額應是：1544×3=4632元

⑺.若以單身認識的每月平均公援金983元計算，下一年度單身公援人士的公援金額應是1792元。

2.美國：在美國，從1965年到1980年的長時間裡，在計算貧困標準時，貧困家庭的恩格爾係數是一成不變的。即“貧困者生活預算的1/3用於食物消費”的假定長期有效。但美國從1969年開始，將“經濟食物預算費用”與消費者物價指數掛鉤，以此來調整貧困標準。使貧困家庭的收入維持在中等家庭收入的37—40%之間。

司馬光甚至被有些人認為可以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因為他對北宋政治的發展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對待王安石變法，卻很讓人無法理解，幹了一些讓人不理解的事。可以說，司馬光很莫名其妙。

司馬光本來和王安石是非常好的朋友，卻由於政見不同，最後導致意氣之爭。在北宋政壇上，兩個人經常相互對著幹，比如王安石支援的司馬光就反對等等。王安石變法，應該說是王安石應對當時北宋弊端，所提出的一些救時之措，裡面當然有些急於求成，但基本上思路方法還是過得去的。但是王安石死後，司馬光當政了，全面推翻變法開始清算，變法內容其實有很多都是不錯的，司馬光全面反對，導致長期和司馬光站在一起的蘇軾都起來反對司馬光。（蘇軾也因此倒了大黴）

這算什麼呢，能再認為他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麼，在筆者看來，司馬光作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就足夠了，再上去似乎也不是很合理，畢竟，傑出的政治家還是要以人為本，而司馬光在這一點上，顯然有些欠缺。

司馬光，也算是一個北宋名臣，直至今日都有很多他的故事流傳。在這其中，司馬光砸缸，不納妾，等等這些應該都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另外，司馬光還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除此之外，司馬光還有不少論著。

司馬光甚至被有些人認為可以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因為他對北宋政治的發展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對待王安石變法，卻很讓人無法理解，幹了一些讓人不理解的事。可以說，司馬光很莫名其妙。

司馬光本來和王安石是非常好的朋友，卻由於政見不同，最後導致意氣之爭。在北宋政壇上，兩個人經常相互對著幹，比如王安石支援的司馬光就反對等等。王安石變法，應該說是王安石應對當時北宋弊端，所提出的一些救時之措，裡面當然有些急於求成，但基本上思路方法還是過得去的。但是王安石死後，司馬光當政了，全面推翻變法開始清算，變法內容其實有很多都是不錯的，司馬光全面反對，導致長期和司馬光站在一起的蘇軾都起來反對司馬光。（蘇軾也因此倒了大黴）

這算什麼呢，能再認為他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麼，在筆者看來，司馬光作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就足夠了，再上去似乎也不是很合理，畢竟，傑出的政治家還是要以人為本，而司馬光在這一點上，顯然有些欠缺。

司馬光，也算是一個北宋名臣，直至今日都有很多他的故事流傳。在這其中，司馬光砸缸，不納妾，等等這些應該都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另外，司馬光還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除此之外，司馬光還有不少論著。

司馬光甚至被有些人認為可以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因為他對北宋政治的發展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對待王安石變法，卻很讓人無法理解，幹了一些讓人不理解的事。可以說，司馬光很莫名其妙。

司馬光本來和王安石是非常好的朋友，卻由於政見不同，最後導致意氣之爭。在北宋政壇上，兩個人經常相互對著幹，比如王安石支援的司馬光就反對等等。王安石變法，應該說是王安石應對當時北宋弊端，所提出的一些救時之措，裡面當然有些急於求成，但基本上思路方法還是過得去的。但是王安石死後，司馬光當政了，全面推翻變法開始清算，變法內容其實有很多都是不錯的，司馬光全面反對，導致長期和司馬光站在一起的蘇軾都起來反對司馬光。（蘇軾也因此倒了大黴）

這算什麼呢，能再認為他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麼，在筆者看來，司馬光作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就足夠了，再上去似乎也不是很合理，畢竟，傑出的政治家還是要以人為本，而司馬光在這一點上，顯然有些欠缺。

算一個頑固保守 的政治家。

司馬光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又將神宗朝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日後在新舊黨爭時，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

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

與此同時，還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臺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閒。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於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設想。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後說，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臺，並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司馬光當然是政治家了，一個當上了宰相的人，更寫下永恆不朽的名著《資治通鑑》的作者，沒有資格號稱叫政治家，世上誰比司馬光更有資格啊？當然政治家中也有很多成功與失敗的例子，能榮華富貴終身就是好政治家嗎？失敗或闇然下臺的就是壞政治家嗎？激進改革就是好政治家嗎？穩妥保守的就是壞政治家嗎？如果答案是很簡單，世界歷史中國歷史就簡單得多，容易寫得多了，也是古人常說，世界上最難判斷好壞的事，利益！為了利益多少英雄豪傑為此競折腰，不過也有人說，世界上最容易判斷的事，利益！一個真心為人民謀利益的人，成功或失敗做法，人民都會記在心頭，永遠成為歷史的一筆寶貴財富的，司馬光就是一個這樣的政治家。

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家。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薰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透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透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透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鑑，“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餘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鑑》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援，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鑑》，並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範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鑑》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鑑》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司馬光在《通鑑》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裡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歷史借鑑，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麼多的附論，與《通鑑》的內容取捨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鉅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鑑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託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透過觀覽此書，能夠“鑑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實際上，《通鑑》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鑑，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鑑，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歷史證明：《通鑑》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如今，對《通鑑》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鑑。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

司馬光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是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還是有名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