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收復了黃河以南大片土地，但是東晉政權內部不穩定，上游的恆家日益坐大，而國內孫恩，盧循的叛亂毀壞了三吳地區也就是東晉中央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同時謝氏領袖凋零，北府軍建立者謝玄離世，使得北府軍一時群龍無首，寒族出身的劉牢之雖有威望，但和當政者不睦。東晉中央政權在經濟，軍事及兩方面失去支援，輕易就被恆玄篡位。北伐只能等待劉裕平定國內內亂以後的出擊。

公元383年，前秦伐晉，於淝水與東晉北府軍交戰，大敗，前秦八十餘萬大軍折損至僅剩十萬，元氣大傷。可奇怪的是，東晉此後對北方的軍事行動十分有限，戰績也乏善可陳，直到二十一年後的劉裕北伐，東晉才收回洛陽，直抵長安。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東晉未能趁淝水之戰大勝之勢挺近中原恢復故土呢？

一、淝水之戰後東晉與北方政權的對峙情況

淝水之戰後東晉的確採取了一些積極的反攻措施。《晉書·孝武帝紀》載：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春正月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衝部將郭寶又攻取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前鋒都督謝玄擊潰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春正月，蜀郡太守任權擊敗苻堅守將奪回益州。可見淝水大勝後，東晉收復了淝水之戰前被前秦佔領的一些州郡。局面看似一片大好，如此挾淝水大勝之勢一統天下似乎也順理成章。

但奇怪的是太元十年之後，東晉政權對北方的大規模用兵就似乎停止了，且史傳中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戰事多為前秦崩潰後北方割據政權互相的征伐。彷彿東晉政權在淝水戰後取得了些許優勢便沒有動作了。這不禁令人生疑，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東晉政權未能進一步擴大淝水之戰的戰果？

東晉淝水之戰前後疆域圖

二、東晉末年政治局勢與陳郡謝氏尷尬的政治地位

淝水一戰，功勞最大者莫過於陳郡謝氏一族，東晉最為精銳的北府軍也被謝安、謝玄、謝石等人掌控。以理度之，剛剛指揮完淝水大勝的謝安、謝玄等人也是繼續指揮北伐的最佳人選。淝水之戰勝利後謝安本人也確有此意。《晉書·謝安傳》載：“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並、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可見謝安的確打算收復中原，完成統一。

但東晉末年微妙的政治局勢使他步履維艱。一方面，陳郡謝氏遭受到了皇族的猜忌。當朝的東晉孝武帝亦非懦弱無能的庸主。雖然史籍大多對其評價不高，但相較於前代他在位時強化了皇權與司馬氏宗室的實力。其中尤以重用司馬道子，使其與謝安共同擔任錄尚書事，制衡謝安為其主要手段。孝武帝對以謝安為首的陳郡謝氏多加提防，採用各種手段控制謝氏家族。這樣緊張的君臣關係，使謝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處理與皇帝的關係。

其次東晉末年的政局中並不僅僅存在著門閥大族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士家大族之間也有各種衝突。謝安任相之前，以桓溫為代表的譙國桓氏掌權，一度妄圖代晉稱帝。不過，桓溫篡權的一系列程式被謝安等人拖延，最終桓溫被拖到病死，譙國桓氏代晉之舉終功敗垂成。但桓溫雖死，其龐大的宗族勢力仍在。淝水之戰前，由於前秦巨大的軍事威脅，譙國桓氏選擇與陳郡謝氏合作共同對抗前秦。但淝水之戰後前秦的威脅驟減，譙國桓氏與陳郡謝氏的矛盾也再次浮出水面。

謝安此時可謂是步履維艱，倘若北伐成功，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必然功高震主；倘若北伐失利謝氏威名受損，桓氏乃至外戚太原王氏又必然對謝氏的政治地位產生威脅。面對皇室的政治壓力與錯綜複雜的局勢，謝安選擇了較為保守的政治策略。《晉書》載：“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此時掌控著東晉精銳北府軍的謝氏按兵不動，也就意味著東晉政權不大可能動用主力進行北伐作戰。

三、謝安去世前後東晉北方戰事的一系列失敗

謝安在司馬道子與王國寶的步步緊逼下憂鬱成疾，不久就病逝了。不過，淝水之戰後南北雙方的力量對比仍然未有太大變化。南方的軍事優勢仍在。但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之後，東晉對北方的戰事有勝有敗，相較於淝水之戰後的勢如破竹，軍事進展可謂十分有限。

太元十年謝安曾率兵救援被反叛部將包圍的苻堅前秦政權，但發兵不久，謝安便因病逝世，謝玄也在之後很快病死。此後，東晉與北方各割據政權之間的交戰互有勝敗。東晉方面有時損失慘重。其中尤以名將慕容垂對東晉造成的打擊最為巨大。東晉北府兵名將劉牢之曾與之交戰多次，皆敗於慕容垂之手。《晉書》記載劉牢之為慕容垂所敗時“策馬跳五丈澗”方才脫身。劉牢之所率士卒離散，待其逃入臨漳方才聚攏殘部。可見劉牢之此戰之狼狽倉皇。

總之，在謝安、謝玄病死後，東晉缺乏能統領一方的名將主帥，加之北朝慕容垂等名將尚存，故對北方用兵進展不大。

圖2田餘慶先生名作東晉門閥政治

四、東晉末年政局的急速惡化

在東晉北方戰事遲遲沒有進展的同時，內部的政局卻發生著悄然變化。謝安死後，陳郡謝氏對政局的影響大為減弱。但此時孝武帝與其弟司馬道子主相之間又起爭執，加之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等士族勢力又參與其中使得東晉末年的政局更加撲朔迷離。

孝武帝與司馬道子鬥爭之激烈直接表現在了對地方藩鎮的控制中。荊州為東晉戰略要地，王敦、桓溫等權臣皆曾依靠荊州挾制上游，故東晉乃至南朝控制朝政者無不派其親信執掌荊州軍政大權。司馬道子一黨的王忱出鎮荊州，太元十七年（392年）時死於任上。其病死當月，孝武帝直接違反常規，未經吏部授權，直接派其親信殷仲堪接管荊州。又任命王恭鎮京口，孝武帝此時親信重臣皆居要衝之地，表面上穩固了自己的皇權。

但不到五年之後，孝武帝突然去世。且孝武帝所立太子司馬德宗先天愚型，是一個徹底的白痴，史載其口不能言，不辨寒暑。政權就由居於相位的司馬道子所掌控。但孝武帝生前所留下的挾制中央的藩鎮部署仍然存在，司馬道子雖然把持中央朝政，但礙於地方藩鎮制約，總還是投鼠忌器。

解決這樣的政治困局顯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司馬道子卻依靠自己捉急的政治智商作了個大死，他在沒有其他靠譜軍事力量依靠的情況下，直接裁撤孝武帝親信王恭、殷仲堪等人的兵權，激怒了這些孝武舊臣。於是，掌控地方兵權的王恭、殷仲堪等不滿於司馬道子的囂張行徑，起兵勤王，拉開了東晉末年內亂的序幕。此後各勢力征伐不休，加之孫恩盧循之亂，東晉的社會經濟遭到了巨大破壞，直至413年劉裕討平譙蜀，東晉內部的戰事方才告一段落，但此時離淝水之戰已經過去了整整30年。

總之，淝水之戰後東晉未能趁機一統中原的因素是較為複雜的，其中既有內部政治鬥爭的因素，也有外部軍事實力的因素。但總體來看，是東晉內部錯綜複雜的內鬥制約了其軍事行動。這與東晉政權自建國以來複雜政治局勢直接相關。一方面皇權不甘於被士家大族所控制，另一方面士家大族之間又都想佔據主動，於是整個東晉皇權與士家大族；士族與士族之間進行著無休止的爭鬥。他們之間的鬥爭、內耗最終導致東晉的軍事力量不能集中於北伐，而是最終用於互相碾壓的內鬥。

圖3壁畫中的六朝士族生活

縱觀六朝歷史，我們發現不僅東晉政治如此，內鬥也是南朝歷代的通病。或許正如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的後論中所說的：“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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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徐芬：《晉宋之際政治研究》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這裡面牽涉得太多，但主要的就是東晉內部皇族與各大世家門閥的鬥爭，以及司馬氏偏安一隅的想法。

東晉的建立，實際上當時的司馬氏並沒有多大的實力，主要是依靠王導號召南遷的中原世族，聯合南方大世族組建的一個王朝。

由於歷史的矛盾，在司馬炎時期，南方世族受到極大排擠。自然的，形成了北方南渡世家勢力與南方江東世家勢力的對峙。在東晉時，南北世族的內部鬥爭是經常發生衝突的，使得內亂頻繁發生。

另外，自東晉建立後，就表現出了小富即安，偏安一隅的極端消極想法，對於北伐長期的持作壁上觀的態度。皇帝只想做個安樂皇帝，而王導也只想建立一個王氏當權的小朝廷。

祖逖北伐，東晉朝廷叫他自行募兵，集糧，這就是當時東晉朝廷及世族的態度，也漸漸的形成了南朝特有的府兵制度。

這個府兵制的口子一開，各大世族間都能夠擁有掌握軍隊的權利，這個時候就看誰的拳頭大，誰整合的世族利益集團更強了。

祖逖北伐失敗，憂憤而死。晉元帝不滿王家專政，任用了南方世族將領戴淵來收割祖逖北伐的成果，以至於激起了南北世族爭鬥，故而發生了王敦之亂。

王導利用王敦的這場叛亂，與謝家聯盟，一舉將大權掌握在王氏手中。此後，便形成了以王、謝、桓、庾四姓四大家族的利益鬥爭及南方世族的鬥爭。

府兵制度成了世族權益的保障。為了各自利益，各大家族都有專權的野心。

先是庾家轉移到長江上游荊襄一帶，宣稱以北伐中原為己任，企圖建立起自己家族利益的根基，佔據了東晉朝庭重要領土的一半。

再則，在庾翼臨死時，讓他的兒子繼任他的位置，由此開創了藩鎮世襲的惡例。

於是，在東晉朝廷及世家的反對下，桓溫藉此崛起，擊敗庾氏，收復巴蜀，以北伐為幌子，逐步擴張自己的野心，後來篡位野心敗露，鬱郁病死。

然桓溫雖死，可桓家的勢力卻沒有真正被剪除，可以想象，東晉時世家大族專橫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王導，桓溫等人死後，謝安執政，由於王謝兩家的利益密不可分，自然謝安也是奉行世族利益相互平衡的政策，也使得這一時期東晉朝廷出現少有的一片和睦景像。

而這一時期，也就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

其實，謝安是乘勝追擊過的。在這場戰役後，謝安掌管諸州軍事，準備率領北府軍聯合恆衝北伐支離破碎的前秦。

公元384年時，謝安命令謝玄、桓石虔、劉牢之等率軍北伐。北伐軍自廣陵北上，攻克鄄、廣等地，並修建運送糧草的水陸運輸線。收復了山東、河南一帶，將東晉領土擴充套件至黃河以南。

以桓洛為首的荊州軍也成功收復四川、襄陽一帶。謝玄繼續北上，前鋒劉牢之一度打到鄴城。但專政朝廷的司馬道子忌諱謝氏功高，朝議“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還”。年老的謝安，不得不命令謝玄回鎮淮陰，最後這場北伐功敗垂成。

可以相見，在這種皇族，世族等等利益亂成一鍋粥的情況下，誰北伐都無用。若東晉朝廷有心，世家大族有家國理念，放下成見，早在祖狄北伐時就能功成。

東晉的結局大家也知道的，最後由這場“淝水之戰”出身，劉牢之的手下，劉裕給終結了。

383年淝水之戰後,強大的前秦分崩離析，北方又重新分裂,東晉的外部威脅解除了。很多人就有疑問，為什麼東晉統治階級沒有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改革內政,收復中原呢。

一開始東晉政權建立的基礎很不牢固，司馬家依靠世家大族建立政權，因此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世家大族掌握很大的權力，分割了中央集權，皇權的威信也不高。只是在面臨前秦強大的威脅時，不得不團結在一起面對強敵，外部威脅一解除，內部就又開始爭權奪利。再加上統治者也無心北上收復失地，昏庸。此後東晉逐漸走向衰落。

淝水戰後,謝安的威望、權力進一步增大,引起了孝武帝的猜疑,謝安被迫請求出鎮廣陵,把中央權力交給了孝武帝的弟弟會稽王司馬道子。385年,安死後,司馬道子獨攬軍政大權,引起孝武帝的憂慮。孝武帝以王恭為兗州刺史,鎮北府；殿仲堪為荊州刺史,鎮江陵,以牽制司馬道子。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馬德宗繼位,是為安帝。安帝是個白痴,大權更落到司馬道子手中,東晉朝政日壞。

司馬道子的專權，引發了東晉內部幾次內亂，嚴重削弱東晉實力。

司馬道子後來把權力交給年僅17歲的兒子司馬元顯,又引用太原大族王國寶等參掌朝權,與王恭、殷仲堪對抗,引起北方軍的不服和反抗。次年,王恭、殷仲堪以誅王國寶為名起兵反抗司馬道子。司馬道子無力抵禦,便殺王國寶等,請王恭退兵。又次年,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與雍州刺史楊佺期、廣州刺史桓玄(桓溫之子)起兵響應。司馬道子派子司馬元顯率兵征討後來,因為王恭的部將劉牢之倒戈,王恭被殺；植玄吞滅了殷仲堪、楊佺期,這次聯合叛亂也就失敗了。

東晉後期對農民的壓迫相當沉重，而且經常被抓去當兵，服兵役和徭役，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399年最後引發了孫恩、盧循起義，沉重打擊了東晉門閥士族勢力。

420年，劉裕廢掉東晉恭帝，東晉滅亡，凡立國103年。

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東晉在淝水之戰後發起了北伐，只是沒有得到理想的成果。

下面，我根據《資治通鑑》來梳理出一個大概的時間線：

太元八年（383年）十一月，前秦於淝水之戰中大敗，皇帝苻堅逃往長安。同時，東晉方面的都督謝石也於返回建康獻捷。

十二月，晉室嘉獎前線功臣謝石、謝玄。而自此年底開始，前秦內部開始了分化，分崩離析已是遲早的事情。

太元九年（384年）正月，東晉展開了對前秦的試探攻勢，謝玄的下屬劉牢之攻陷前秦譙城，荊州方面的車騎將軍桓衝派上庸太守郭寶收復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將軍楊佺期也出兵進據成固，擊走前秦梁州刺史潘猛。此時，前秦內部在慕容垂、姚萇等人的叛亂下愈加脆弱。

四月，東晉竟陵太守趙統攻破襄陽，擊走前秦的荊州刺史都貴。

五月間，梁州刺史楊亮又開始了對蜀地的收復戰鬥。此後發展至七月，晉軍已經北進至魯陽，河南太守高茂也奉命戍守故都洛陽，朝廷亦派高密王司馬純之北至洛陽，拜謁並修理在洛陽的帝陵。東晉在蜀地的軍隊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推進至成都附近。

八月時，在太保謝安的請求下，東晉正式授謝玄為前鋒都督，率大將桓石虔等北伐，“徑造渦潁，經略舊都”（《晉書·謝玄傳》）。

九月，謝安為避朝中爭鬥，更出居廣陵，都督十五州軍事，成為了名義上的統帥。

至此，東晉在取得了一系列試探性的成果後，正式開始了對前秦的反攻。謝玄出征後，晉軍進展更加迅速，相繼收復了兗、青、司、豫四州，得到了頗為可觀的勝利果實。

然而，謝玄在功成之後，卻不出意料地遭到了朝廷的裁製，他與老將朱序“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籓朝廷”的戰略構想被朝廷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還”的理由否定了。

朝廷既無心於繼續鞏固北伐成果，謝玄為免猜嫌，也只能聽命退還。不久後，他因河北地區發生騷亂的原因上疏請辭，最終離開了戰場。

【謝玄雕像】

在謝玄之後，老將朱序駐守彭城，進一步穩固了東晉所取得的土地。不過，晉軍的推進也就基本停滯了，劉牢之、朱序、楊佺期等與前秦、西燕、翟遼等交戰，互有勝負，而大規模的北伐也就告一段落了。將來的事業，還在等待著劉裕的到來。

總而言之，東晉並非沒有北伐，只是未取得理想的目標。

【淝水之戰前後】

但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承認，東晉在前秦大亂後的適時出擊，為自己收復了大片領土，其國境線向西、向北都有推進，尤其是謝玄領導下的北伐，為東晉將來的生存提供了靈活的選擇空間，而不僅僅侷限在長江一線。

如此來看，東晉此次的北伐，意義也頗為重大。

東晉建立後，中原地區淪喪於胡人之手，雖然皇室以及大多數世族都只想偏安江南，但卻仍不乏以收復故地為己任的志士出現，有的是為了愛國，有的是為了穩固權勢。不管目的如何，東晉百餘年間，先後有祖逖、庾亮、殷浩、桓溫、劉裕等人的多次北伐，然而奇怪的是，在淝水之戰取得大勝後，東晉並沒有發動大規模北伐。

淝水之戰中前秦內部不穩的問題徹底暴露出來，再加上新兵眾多、人心浮動，這才導致一人高喊“秦軍敗矣”，前秦數十萬大軍立時崩潰，遭遇慘敗，氐族主力遭受重大打擊。

戰後前秦分崩離析，迅速形成了群雄割據的局面，不復統一光景，毫無疑問，這是東晉北伐收復中原，一統天下的大好時機，然而東晉卻沒能乘勝統一北方，東晉佔領黃河流域還是幾十年後劉裕的戰功。

不過東晉並非毫無動作，戰後稍作休整，東晉便立刻發動了全面反攻，歷經一年多的戰爭，先後收復了益、梁、豫、司、徐、袞、青七個州，而且利用河北後燕和前秦的戰爭，兵鋒已經推進到了河北的鄴城。

如果東晉把這種全面進攻持續下去，利用北方的混亂局勢先河北後河東然後關中，逐個擊破，收復北方是很有可能的。

雖然前鋒劉牢之遭遇了後燕慕容垂而失利，但劉牢之帶的只是北府軍的一小部分部隊，對東晉的國力軍力並沒有大的損失。加之慕容垂當時立足未穩，如果東晉能夠像淝水之戰那樣以主力軍進入河北，有很大可能擊敗慕容垂。但是，不論是皇室還是士族，都不願意讓北府軍北伐，這是東晉內部矛盾決定的。

東晉的皇權一向很低，從建國伊始，就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其後的王敦之亂更是坐實了這一點，而在淝水之戰前幾年，桓溫掌權，心裡想的就是篡位奪權，只是被謝安等人拖著，一直拖到桓溫病死。

桓溫雖死，但譙國桓氏的勢力仍然不小，桓溫之弟桓衝繼任為桓氏首領，繼續佔著荊州控制長江上游，與陳郡謝氏成為東晉國內最強的兩大士族，

此時的東晉，大體上就是桓沖和謝安兩個人說了算。淝水之戰前秦向荊州和建康方向都發起了進攻，這兩個人才團結起來對抗前秦，戰後前秦敗退，士族矛盾再次搬上臺面。

此外還有中央計程車族矛盾，東晉孝武帝也是有追求的，他試圖加強皇權，而陳郡謝氏和譙國桓氏的勢力太大了，打壓他們幾乎是孝武帝必然的選擇，所以司馬氏和其盟友太原王氏、琅琊王氏與主政的桓氏、謝氏的矛盾越發尖銳，謝安為了調和，只好出鎮。

謝安很清楚，在這種內部不穩的情況下讓北府軍北伐（北府軍被謝氏掌控），不僅很容易失敗，而且失利後損失的是謝氏的實力，將直接危及謝氏在門閥相爭的利益。

不過謝安還是有北伐意願的，太元十年(385年)，謝安還希望來年春水發後（北伐後勤靠水路），東西並舉大舉北伐，然而不久後他就去世了。

謝安去世後，孝武帝和執政司馬道子顯然不願意看到謝家和桓家的勢力隨著北伐繼續擴大，因此否決了繼續北伐。

隨著桓衝、謝安、謝玄的去世，東晉似乎開始了經營魔咒，在以後的幾年內，謝石、桓石民、桓石虔、桓伊相繼離世，謝氏和桓氏精英為之一空，給孝武帝加強皇權提供了有利時機，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整個東晉的精英也沒得差不多了，新人尚未崛起，東晉已經無法再發動大規模北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