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詞篇目增加，有人會直覺反應:背誦壓力又增大了。在許多人看來，古詩詞自然聯絡著背誦，此外的詩歌世界似乎與小學生無緣。“小朋友理解不了，先背下來當作積累”大約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認識。這一認識實際上反映了兩個問題:小朋友真的理解不了詩歌的涵義嗎?古詩背下來後，詩歌教育的任務就完成了嗎?

　　我們在學生時代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經歷過同樣的“背誦危機”，“小朋友理解不了詩歌”的觀念實際上折射出的是當代人與古詩詞的隔閡。究其根源，可能正是學生時代的盲目背誦造成了人們成年後對古詩詞的畏懼。現在，再面對孩子的詩歌教育時，家長們的手段可能依然只有簡單粗暴地要求背誦。

　　當傳統文化全面復歸，我們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感覺隔閡的古詩詞會如此自然地存在於古人的生活中?也許回到詩教傳統當中去，可以尋得答案。

　　“手舞足蹈”的詩教

　　說起來，“詩歌”這個名字本身就昭示著詩的起源與歌唱活動是一體的。最早的詩歌可能僅是祭祀儀式中人們自發的、與上天溝通的一種方式。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禮樂文化成為周王朝統治的基礎，詩、歌、舞的組合被納入了禮樂文化的國家結構之中成為了有著具體使用場合的儀式。

　　那時的詩實際上都是儀式樂歌所用的歌詞。儀式時有由貴族子弟組成的歌隊演唱詩歌。婚禮時歌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大宴群臣時則歌唱“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同詩的用於不同的場合。

　　詩教作為禮樂教育的一部分，極具實用性，那時候的詩教大約就是在唱著歌、跳著舞的過程中進行的。《詩大序》在描述詩歌起源的時候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種唱著歌、跳著舞的詩教與儀式不僅是為了開心，而是有著加強心理認同的深層目的。透過《詩大序》的描述，我們能夠感受到這種心理認同的建立並非來自硬性規定，而是在手舞足蹈的儀式中形成情感共振，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心。

　　《周禮》中記載，負責貴族子弟也就是國子教育的是大司樂。樂教是主要的教育科目。樂教的內容是綜合的，包含樂德、樂語、樂舞。以德為先，這是此後幾千年傳承的以詩教為基礎的教育體系所遵循的基本邏輯。樂教或詩教，首要目的是培養完善的道德。樂語之教實際上就是詩教，包含興、道、諷、誦、言、語。其中“興”為發興，“道”為引導，這兩條是說對詩義的理解。

　　《論語》中記載，有一次子夏向孔子請教《詩經·衛風·碩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什麼意思。這幾句描繪的是美人微笑、目光流盼、光鮮亮麗的樣子，其中“素以為絢兮”容易讓人困惑，“素”是素色，“絢”是彩色，一張臉上又是素色又是彩色是怎麼回事呢?孔子用四個字回答子夏:“繪事後素。”也就是說在白淨的底子上才能更好地描繪美麗的顏色。

　　子夏接著又問道:“這是說禮在後嗎?”子夏這一問由詩歌的字面意思聯想到了人的道德修養，人在高潔道德的基礎上學習禮儀，就像是在白淨的底子上描繪美麗的顏色。孔子聽到這話感嘆道:“啟發我的就是子夏啊，以後可以與你談論詩了。”

　　詩歌與文章不同，往往透過形象來表達詩義，所以聯想力和想象力的運用對於理解詩義非常重要。孩子對於詩歌的理解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差，或許也可以用“繪事後素”來解釋。因為心境單純，所以孩子對詩歌形象的感受更加鮮明，對詩義的聯想與想象更加豐富。樂語之教的接下來兩條裡，“諷”是背詩，“誦”是誦讀，也就是詩歌的記誦練習。這是現在小學生最常用的學詩方式。“言”是發言，“語”是回答，這兩條是說詩歌的運用。詩歌教育的普及，形成了貴族階層共同的文化基礎，從西周中期開始，人們在交往中越來越多引詩、賦詩。於是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也就是說如果不學詩，就聽不懂別人說話，沒法與人交談。這實際上詩歌教育普及的一種自然的結果。

　　興、道、諷、誦、言、語，為我們勾畫了完整的詩歌教育的圖景，依然適用於當下。“興”與“道”作為詩歌教育的起點，是最需要老師介入的部分，是“諷、誦”(記憶)與“言、語”(運用)的基礎，卻恰恰是當下學校詩歌教育最缺乏的。要補足詩歌教育中的“興”與“道”，則首先需要老師們對於詩歌更加深入的認識，以及詩教理念的更新，或者說是詩教理念的迴歸。

　　瀰漫著詩的唐代

　　唐代，毋庸置疑是一個瀰漫著詩的時代。這時期詩歌的繁榮與統治者的熱衷有關，也與詩歌發展至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有關，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詩賦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在詩歌發展史上，律詩定型於初唐，而為律詩制定規則的沈佺期、宋之問恰恰曾擔任科舉考試的考官。所謂“文無第一”，文學創作方式千差萬別，很難統一標準斷言孰優孰劣，而考試就需要一個客觀、可衡量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律詩的標準。科舉試詩詩體是五言六韻十二句的排律，於是文人們大力作五言律詩。律詩在唐代的迅速發展與科舉考試不無關係。

　　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實際上就是少年時準備科舉試詩的習作。這時代的很多詩人都有很小年紀開始作詩的記錄，比如駱賓王的《詠鵝》傳說是其七歲時寫的，杜甫說自己“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王維則“九歲知屬辭”。詩人早慧並非因為某種基因突變而使這個時代誕生了很多詩歌天才，而是作為社會制度的科舉規則使然。

　　在唐代，詩歌並不只是精英文化，而是一種全民狂歡。中唐傳奇小說集《集異記》中記有一則軼事:開元年間的某一天，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一同在旗亭飲酒。這時候來了一些梨園伶人在宴會上演唱樂歌。三人在一旁觀看，並偷偷約定，伶人們演唱誰的詩作最多即為優勝。只聽一位伶人唱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這是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於是王昌齡笑著在牆上畫一道標記，表明伶人們演唱了一首自己的詩。接著又有一位伶人演唱了高適的《哭單父梁九少府》，於是高適也笑著在牆上畫一道標記。之後伶人又唱王昌齡的“奉帚平明金殿開”一詩，這時王之渙有點坐不住了，強撐面子道:“這都是些俗人，豈能唱陽春白雪的曲子。”他指著伶人中看起來技藝最好的一位說:“如果這位唱的還不是我的詩，我以後就甘拜下風，再不敢跟你們比高下。” 過了一會兒，這位伶人果然唱道:“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是王之渙的《登鸛雀樓》。這則軼事本身可能出自演繹，然而，宴飲娛樂時演唱詩歌在唐代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這自是無疑。

　　現藏於湖南博物館的唐長沙窯青釉褐彩詩文執壺上寫的一首詩也許能讓我們更真切感受詩歌是如何瀰漫在唐代人的生活中的。這首詩寫道:“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哢春聲。”

　　春天的池水、小草、人、鳥兒，毫無修飾的白描，語言隨性得像隨口吟出，卻將生機盎然的春天景象展現在我們面前，靈動自然、音韻和諧。這是一個全民皆能詩的時代。孟郊《教坊歌兒》道:“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

　　唐代的人們浸潤在詩歌的世界中，詩歌已經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那些流傳千古、後人無法企及的詩歌與詩人之所以誕生在這個時代，並不是橫空出世，而正是因為有如此豐厚的詩歌土壤的滋養。

　　《唐詩三百首》與“香菱學詩”

　　在唐詩的高峰之後，宋人在繼承的基礎上尚能開闢新境，此後的世代便只有膜拜的份兒。人們漸漸只認得唐詩，頂多捎帶上宋詩，其他時代都變得不再重要。明清的詩歌教育相當發達，流行的詩歌啟蒙教材很多，比如蒙學詩歌選本《千家詩》和《唐詩三百首》以及專門訓練格律詩聲韻屬對的蒙學教材《聲律啟蒙》《笠翁對韻》《訓蒙駢句》等。然而，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之下，詩教也走入了較為狹窄的末途。源遠流長的詩歌歷史中卻只學唐詩，唐詩中又只重律詩，一開始寫詩便對對子、摳字眼，鑽入細碎詩法。

　　用當時流行的蒙學詩歌選本舉例來說，《千家詩》除了唐詩，倒是多選了宋代的詩，卻只入選律詩而沒有其他詩體。《唐詩三百首》的編選者孫洙批評《千家詩》說:“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絕二體。”

　　除了質疑《千家詩》選詩的鑑賞力，還認為選詩的詩體只有律詩和絕句太過狹窄。孫洙的《唐詩三百首》古體、律詩、樂府各體皆有，選擇範圍更廣泛，學習者可以體會不同詩體的風格特點，書中對詩歌的點評，常常僅一二字點出詞句間的勾連，簡潔而有啟發性，適合作為詩歌鑑賞入門。於是，它成為了流傳最廣泛、影響最大的古詩入門選本，從清代到現在，多少代人的詩歌啟蒙教育都是從它開始的，以至於說起“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人們會自然認為指的是《唐詩三百首》這本書。然而《唐詩三百首》的普及卻更將“詩必盛唐”推向了極端，人們逐漸淡忘了詩歌的歷史長河，淡忘了唐詩自由開闊的面貌是來自整個詩歌長河的滋養。

　　在詩歌蒙學教育越來越死板的同時，也存在著有靈性的聲音。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就常藉著小說中人物結詩社、對詩、聯句而展開詩歌創作，或者闡述自己對詩歌的認識。比如香菱學詩一節，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講起作詩的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這一套不拘泥於詞句的說辭就見林妹妹的詩歌格局較開闊，有唐人風範。接著她又說起學詩的門徑，香菱提及自己喜歡陸游的兩句詩，馬上遭到了林妹妹的否定，告誡道:“斷不可學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

　　林妹妹對於宋詩的輕蔑可見一斑，她顯然是宗唐一派。林妹妹開出的學詩藥方是先以唐詩打底:讀王維的五言律詩一百首、杜甫的七言律詩一二百首、李白的七言絕句一二百首。有了這些底子再上溯源流，開闊視野，看看陶淵明、謝靈運、阮籍、庾信、鮑照等魏晉南朝詩人的作品。結果自然不必說，香菱循著林妹妹的法子，果然得以體會詩中三昧。不過，要說學詩視野的開闊，宋代嚴羽《滄浪詩話》比之林妹妹還要勝一籌。他主張要沿著詩歌發展脈絡自上而下地學習，先熟讀楚辭，然後讀漢代的《古詩十九首》、樂府、漢魏五言詩，再讀李白、杜甫、盛唐諸家的作品。當然，今天我們的詩歌視野還可以更開闊一些，宋、元、明、清、近代也都有代表時代的佳作值得我們去了解。

　　當科舉時代結束，工具性學科的現代學制建立，傳統詩教人文精神培養的意義逐漸消弭，語文教育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逐漸趨向於工具性，更多承擔著訓練語言文字技能的任務。影響華人至深的古詩在最近的一百年中漸漸遠離了人們的生活，人們習慣了對於古詩敬而遠之，殘存的詩歌啟蒙教育也在與生活的疏離中變得只剩下機械記憶。

　　林語堂曾說，詩歌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作用。詩歌是深植於華人心中的精神滋養，如果說我們曾無意中遠離了這種精神滋養的土壤，那麼現在中小學語文教育增加古詩詞和傳統文化內容的新傾向，實際上顯示著迴歸中國古代詩歌土壤的努力，也是傳統詩教人文精神培養的迴歸。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寫文章要模仿秦漢時期的風格,作詩歌要遵照盛唐時代的氣象。

明代“前七子”、“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壟斷文壇，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在散文創作中拋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既成傳統，走上覆古的道路。影響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學者在散文創作中一味以模擬秦漢古人為能事，其作品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

明代中葉前的一個相當時期內，文壇以三楊為代表，在形式上追求曲雅工麗，在內容上歌頌功德、粉飾太平的“臺閣體”文風瀰漫一時。王九思居官後，感到自己以往的作品，也多追求形式上的典雅，缺乏現實生活內容，並對此種文風產生了懷疑。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倡導“復古”的文學運動，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反對虛浮、萎弱的“臺閣體”。

要想學詩，首先必須提高詩歌藝術鑑賞力：一開始就要把路子擺正，立志向最優秀的前輩詩人學習;要以漢、魏、晉、盛唐的傑出詩人為師，而不能效仿開元、天寶以下詩人。

要培養“識”的能力，必須閱讀大量優秀詩歌。藝術物件的水平愈高，它所創造出來的懂得藝術的大眾水平也愈高。如果作品藝術水平低下，就很難培養有高度藝術鑑賞能力的欣賞者。所以，必須瞭解哪些詩歌是最好的，哪些詩人是最優秀的，一開始就要把路子擺正，立志向最優秀的前輩詩人學習，即要向漢、魏、晉，特別是盛唐的傑出詩人學習，以李白、杜甫為中心，博取盛唐名家，對他們的詩加以理解、領會，“醞釀胸中”，以求徹底掌握，達到透徹之悟。這樣才是正途，才會有所成就。而切不可以低劣平庸的詩人為榜樣，否則誤入歧途，愈走愈遠，以致不可挽回。嚴羽還引用俗語：“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強調學習物件和立志高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應該肯定，嚴羽的這些見解是十分精到的。明代李東陽《滄州詩集序》謂：“必其識，足以知其奧，而才足以發之。”將“識”看作欣賞者能夠對物件作出正確審美判斷的主觀條件。清代葉燮《原詩》也論到“識”，認為“識”是人們認識和把握事物特徵、規律，鑑別美醜善惡真假的主觀條件，詩人只有具備“識”的能力，才能逞膽使才，抓住生活中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加以概括提煉，創作出優秀作品來。

但是，嚴羽只重視盛唐以前，由此提出從盛唐以前的詩歌中去培養“識”的能力。後來，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提出，欣賞能力的培養，“學者當以博覽為工”，就比嚴羽的觀點更客觀、更全面一些。袁枚認為，學習研究優秀作家作品是必要的，但還不夠，還要善於鑑賞詩文作品，不僅要懂得韓愈的文章，會欣賞杜甫的詩，還要廣泛地涉獵各種風格的作家作品，具有廣博的知識，這樣才能具有很高的藝術鑑賞力，才能真正學好詩詞。

“唐詩宋詞漢文章”，是說某個時代有某個時代的文化特色，某個方面的頂尖人才相對多些，才使某個領域達到了巔峰狀態，後代的人很難企及到這種地步。

唐詩就是唐朝時代詩歌領域方面的造詣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後代望塵莫及。

說實話，詩這種文學載體，唐朝的才子佳人確實是發揮到了極致，並湧現出了一批空前絕後的頂尖人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之輩，你說說，後人中哪個達到了他們的地步？

他們真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

同樣，宋代詞人的修為，後代也鮮有人及。你比如蘇軾，柳永、李清照等人的詞，後人也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但並不是說其他時代就一無所是，事物向來都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這方面稍遜一籌，別的方面就會獨領風騷。——這就是元曲、明清小說異軍突起的原因。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詩必盛唐”雖不乏偏頗，但唐代在其他文學載體上的成就要遜色於其他朝代了。

這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先回答第一個“詩必盛唐”有失偏頗的問題：

一、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

古人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如果一個國家政冶環境好，言路開放，不以言治罪，一定會進入思想家、哲學家、政冶家，文學家等輩出的時代。如：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唐朝的詩歌繁榮，民國時期的大師輩出等。反之，則會出現萬馬齊喑的的局面。如：周厲王的禁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秦朝的焚書坑儒，宋朝的“烏臺詩案”，清朝的“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等文字獄。先說前者：

1、以唐朝為例。

唐僧的言路相當開放，這是其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詩人很大膽，可以揭露現實黑暗的一面，甚至批評皇帝。如：杜甫詩作《麗人行》、《兵車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李白詩詞：“天子呼來不上胎，自稱臣是酒中仙。”白居易的詩作：“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為地衣”等。寫過這些詩的人都很安全，政冶上幾乎為零風險，所以，詩人們能做到即興即詩，毫無羈絆，因此詩歌很繁榮。因此，魯迅先生也曾說過，好詩被唐人寫完。再說後者：

2、大興“文字獄”的朝代很危險，詩詞必然凋零，以秦為例：

秦始皇為了使其江山穩固，對儒生們的說古論今，削弱其統治，非常害怕，於是對說過於自己不利的言詞的文人們實行鎮壓，以坑埋而殺之，欲使其人人對己唱讚歌。而詩詞貴在真實，否則，沒有靈魂，必然造成了文化行業（包括詩歌）市場的蕭條與凋零。

二、當代人如何學詩？

俗話說：“熟能生巧。”古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呤；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書出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由此可以看出，多讀多背多寫，勤學多練習，仍是學詩的主要辦法。

綜上，“詩必盛唐”之說，並無不妥，多學，多記，多練仍是學寫詩的主要方法，祝朋友們早日成功。

俗話說唐詩，宋詞元畫。

這就說明，唐詩在詩中的重要地位，盛唐出了許多優秀的詩，和優秀的詩人，詩仙詩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人。

但並不能說除唐詩外而無好詩，而是各朝各代都有好詩。李杜詩篇萬古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也說明古人就對這種說法，宋朝八大家的詩也如星月閃光。而我認為現代毛主席的詩更是超越各朝。

秦皇漢武，略輸文彩，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只試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唐宋詩詞甲天下，主席詩詞冠古今。

唐時社會風氣開放，上有好焉，下必附焉。唐詩真正進入全盛時代與唐玄宗李隆基有很大關係。

初唐時李世民時代國家與民休養生息，對外北征西御，政治環境相對嚴峻。到高宗李治及武則天統治時代，嚴刑酷法，言路不開。李隆基神龍政變後勵精圖治，創造了開元盛世。其時國家承平已久，政治環境極為寬鬆。最重要的是玄宗極喜歌舞，尤其是得到楊玉環後更是夜夜笙歌。古代的詩是專門吟唱的，所以自上而下，有了豐富的詩歌土壤，如同流行歌曲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

李隆基本人也是詩詞高手，其詩作入選唐詩三百首。一時間民風蔚然，全民寫詩，如同今日足球之於西班牙，巴西，人口雖然不多，全民參與，自然大咖迭出。出現了盛世李白。經安史之亂後，山河破碎，國家不幸詩人幸，造就了亂世杜甫。李杜亦成為詩者兩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現今中國，是歷史上政治，經濟環境最好的時代，中國偉大復興指日可待。而文化復興是中華復興的一部分，甚至是先鋒。目前，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復甦，寫古體詩的作者越來越多，這是好事。

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重了人們急於事功的心態，總想走捷徑，不肯下死工夫，所以當今詩壇如中國足球，看的人多，練的人不少，下大工夫鑽研的人太少，所以出不了精品。

隨著大環境的向好，相信會有好的作品出現，比肩盛唐，也不是沒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