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來試試能不能從頭講清楚。

一個前提

胡適，並不能真正的理解孔子、理解儒家、理解華夏思想文化、理解“道”。

新文化運動之後，胡適馮友蘭之流，喜歡把中國傳統的道，歸類成東方哲學。

中國文化，所有的各家思想，都指向同一個道，各家學說的差異，只是一道各用用法各異而已。

這個道是怎麼來的呢，因為錨定天地而來，天地只有一個，所以天下也只能有一個道。

這就是所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

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會有那麼多的百家之說呢？

因為存在著一個學道立方的問題。

道只有一個，但是道有無窮多的方面，不得大道，只尋得大道之皮毛，以皮毛立一方之學，這就是道裂為百。

百家爭鳴是天下失道的體現，而不是一場文化盛宴。

立一方之學的人，則被稱之為方士。

始皇帝焚書坑儒,廢私學，復正統官學，坑的就是這些學道立方的方士。

在中國先秦諸子百家裡面，類似西方文化哲學這樣以語言為錨的符號思辨體系的，是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

西方的邏輯學家、哲學家，類似柏拉圖、黑格爾、海德格爾，甚至都比不上一個公孫龍。

新文化運動之後，西學東漸，全部照搬西方人的學術體系和思想體系，把我們以天地為錨的道，說成是以語言為錨的哲學的東方分支，這就十分好笑了。

天地大道，萬物之奧，並不在語言之中，而是在天地和自然本身之中，靠語言思辨，來求索大道，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要講正統的道，真正能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比如易道儒法醫兵各家，它們講的用的，才都是同一個道。

名家之學，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中，只是不道的異端邪說。

將孔子比作蘇格拉底，將孔子看作是古中國自由精神的代表，是胡適以西方思維解讀東方思想的典型的錯解。

新文化運動和胡適

胡適，新文化運動的干將，最早提出了要“打倒孔家店”。

什麼是新文化運動呢？

華夏的歷史，人類的文明史，就是要一邊過著太平日子，一邊打藏獒，在我們的歷史上，大大小小擊退了成百上千次的藏獒襲擊，才大體上儲存了地球上文明的種子。

這就要求，我們在精神上要保持文明的同時，又要在體魄上保持野蠻，要比蠻夷更野蠻。

這樣的要求，是很苛刻的，很嚴酷的。

幾千年下來，總難免會出現打盹走神的時候吧，於是有那麼好幾次，沒擋住成群的藏獒洪流，就被咬慘了。

人為什麼打不過藏獒呢？

滿清覆滅，民國建立，在那個一片漆黑的夜裡，一群試圖睜開眼睛，搞明白這個為什麼的人們，不禁陷入了沉思。

這番群體性沉思的結果，就是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說，人之所以打不過藏獒，是因為藏獒精通德先生和賽先生，如果我們學習了藏獒們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那麼我們就可以打敗這群藏獒。

李大釗說，要打敗這條藏獒，需要革命，需要布林什維克主義，只有經過革命運動組織起來的人民，才可以打敗這群藏獒。

魯迅說，人之所以打不過藏獒，是因為我們的祖宗把我們生成了人，而沒把我們生成藏獒，所以導致我們今天被藏獒欺負。都是祖宗的錯，誰讓我們的祖宗是人不是藏獒呢。這是我們的民族劣根性的根源。

胡適說，你們都不對，我認為不應該設想怎麼打敗藏獒。既然藏獒咬了我們，說明我們的一切都不如藏獒。我們首要的任務和目標，是怎麼才能變成藏獒。

錢玄同說，人打不過藏獒，關鍵原因在於人使用漢字，而藏獒不使用漢字。所以當務之急，應該廢除漢字才行。

周作人說，哎呀，你們都在說什麼呀，你看那條藏獒，多漂亮的藏獒啊。

走路上被藏獒咬了，在新文化運動明星大師們看來，居然成了人種劣根性問題，和文化劣根性問題。

他們反思的結果，就在於根除這些劣根性。

被咬了之後呢，很多人就開始疼的打滾，打滾著鬼嚎：我再也不想做文明人了，我想做藏獒。

這是多麼奇怪的做法啊。

正常的做法，難道不應該從路邊找根棍子，把藏獒暴打一頓嗎？

為什麼要產生藏獒咬了人，藏獒就比人高階的奇怪想法呢？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

這句話說的多好啊。

一句話就蓋過了洋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全部反思。

用天下制天下，以人的精神和高貴，理直氣壯的用一切方法和工具，去打敗那些害人的賤狗，又何來的負罪感和自卑感呢？

但是洋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一直都被這種負罪感和自卑感壓的喘不過氣來，他們承認了野蠻者的高貴，文明者的卑賤。

這是一場反文明的文化運動。

直到主席橫空出世，他比孟子還有氣魄，也身體力行的實踐了，什麼叫萬物皆備於我。聖人出，俾睨天下，終於一掃百年陰霾。

新文化運動，是把人在精神上變成藏獒的運動。

胡適，就是這場運動裡面，變得最像藏獒的那個人。

有了這樣的前提，我們再來看看胡適對孔子的評價吧。

胡適眼中的孔子

一方面，胡適對教化的儒家意識形態作了嚴厲的批判，並堅決反對任何以儒文化為基石的現代形式的“中體西用”論；

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場合特別是在國際論壇上，胡適又多次衷心地讚揚孔子和儒學，認真指出其歷史意義和現代價值，真誠希望儒學的自由精神能在人類的將來發揚光大。

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是對既定的思想文化觀念變革的複雜性的反映。

胡適自幼飽讀儒家經典，其父擅長經學，又以宋代理學傳家，古老的家鄉更是儒風淳厚，以致胡家門庭純樸到“僧道無緣”的境地。

接受新知識後，胡適仍不忘舊學，於留美期間還點讀經、史、子、集各部。他曾表示，這方面的用功是為將來作中國思想史研究打下底子。

長期而又深沉的儒學影響和從事儒學研究的自覺意識，加上對杜威哲學中思想論和方法論原則的熟練掌握，使得胡適有足夠的思維能力對儒學進行哲學思考，從中概括出基本的發展線索，以此來評判儒學。

胡適關於儒學的重要作品主要有：《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1919年）、《戴東原的哲學》（1925年）、《說儒》（1934年）等等。

在《說儒》中胡適指出，孔子是一位具有偉大人格的儒家學者，他打破了狹隘的畛域觀念和階級觀念，將儒文化推廣到整個周帝國，是“殷遺民的民族運動的最偉大的代表者”，是“儒學中興的領袖”；他熱心功業，具有救世情懷，為實現“仁”的理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表現出“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光輝品格，為中國古代人文精神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他認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使個人向社會盡自己的職責：一方面，個人以不斷的學習和思考來修身，保持人之所為人的價值和尊嚴；另一方面，把“仁”推而廣之，使之成為維護安定和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他認為，孔子“仁”論中最有價值的思想是“有教無類”，即施“仁”不分尊卑貴賤，一視同仁。

為此，無論是上層統治者還是下層百姓，都應當以謙虛的態度去學習和思考，以剛毅進取的精神去追求知識，追求真理，達到人格自由的境地。

甚至在晚年，胡適鄭重地把孔子比作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指出由孔子開創的中國古代的自由精神，終於形成了一種“蘇格拉底傳統”，即尊重知識、尊重智慧的傳統，這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寶貴遺產。

由此可見，胡適的孔子研究的思想特點，是依據現代社會的人文和理智標準，來評價孔子。

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六經注我”的淺人，比如陸九淵，比如王陽明。

胡適和他們相比，甚至和略早的嚴復，同時代的馮友蘭這些淺人相比，都還有很大的距離。

當代的儒黑？

這是一群連儒家是什麼都不懂的淺人，噴子。

這些人認為，儒家就是孔乙己，就是腐儒，腐儒就是儒家。

於是他對傳統的舊文化，持全盤否定態度。

問題在於，孔乙己真的可以代表儒家，代表傳統文化嗎？

顯然不能。

儒家不是裹小腳不是世俗禮儀，也不是愚忠愚孝，這都是後世的俗儒賤儒。

這些噴子的總的原則就一個：

證明你錯了，他對了。

你錯一點，就全錯，他對一點，就全對；

如果兩個人觀點不一致，那麼它一定是對的，你一定是錯的。

噴子的成因：沒文化。

真正的儒家

真正的儒家，在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為先秦儒家的三座高山，也是中國歷史上儒學的三座高山。

後世的儒士，不論是漢儒，唐儒，宋儒，明清儒，都難以忘其項背。

真正的儒家是什麼呢？

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儒。

它體現在孔子，孟子，荀子，張載，王夫之等人的身上。

那就是：

一個人，只要能修得一身浩然正氣和治國平天下之術，就可以成為大丈夫，可以成為君子，可以成為志士仁人，可以成為賢達，可以成為聖王。

這才是儒家真正的精華。

在近代歷史上發生了很多的錯誤，本不應該以西方的科技文明，來摧毀自己本民族古老的中華文明。胡適是新民主運動的一分子，要反省的不僅僅是一個胡適，還有很多的人。

胡適有很多著作，也影響了很多後人。但是著作的中，存在有不小的錯誤。比如《禪海釣沉》的內容，其實他根本不懂禪宗，卻在寫禪宗的事情。就像現在很多的學者並不懂得禪宗，卻在到處宣講禪宗。牟宗三老先生對胡適的批評是很中肯的：“他不懂禪，卻要講禪宗，還要跟鈴木大拙辯論，鈴木大拙說他是個門外漢，其實胡適自己本身就是門外漢。”

當初的“打倒孔家店”，是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在西方的科技衝擊之下，人們對自己的文化完全失去了自信，為了引進西方的文化和科技，才做出了推翻自己的民族文化，才會出現如此大的錯誤的舉動。

本來中華文明一直處在世界的頂端，衹是到了近代，國運有所衰微，這不是誰能解救的。然而，近代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的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危害也是巨大無比的，至今都無法修復它的危害所及。現在在人們的思想中出現了很多詭異的思潮，並且於中國傳統思想發展是有害的。新文化運動行為，動搖了不僅僅是本民族文化的根基，摧毀了原有的“生長”生態環境，也成為後來的“文化斷層”之說的主要原因。

新文化運動，這件事並不是胡適先生一個人所為的，當時的輿論導向是有嚴重的誤判，國運不濟，跟民族文化沒關係，並不是摒棄了本民族文化，而吸收西方的科技，國運就上去了。所以，當時人們的觀念非常頑固，也非常錯誤，然而最終大家都選擇了這個錯誤。

一個嚴重錯誤的問題，而導致了一系列錯誤的歷史事實發生。本來應該守護著自己的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但是很多人捨棄了它，並沒有完全修復，也沒有很好的維護。回過歷史，那是一個無法癒合的傷……

圖/來源於網路

這個世界完全是自然規律在起作用。中國幾千年來反覆學習的東西無法用於發現自然規律，也無法意思到自然規律才是最重要的準則，這是對華人思維的禁錮。華人祖祖輩輩被這樣思想洗腦，在旁支末節上花費幾乎所有精力，最終的結果被掌握更高自然規律的人打敗。沒有自然規律思想的文化和人終將被自然規律淘汰。

孔子是大聖人，但他不是一出道就成為大聖人的。實際上，孔子一生顛沛遊離，四處講學，過的不甚如意。當時孔子地處戰亂年代，諸侯爭霸，沒人理會他那一套。孟子荀子繼承了儒家思想，但是又大相徑庭，儒家思想可以說進一步擴散發展，愈加完善。後來秦始皇大一統，確立了法家治天下，對儒家不但沒有利用，反而來了一個焚書坑儒。如果照這樣下去，孔子估計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名聲了，甚至銷聲匿跡都有可能。可是沒過多久秦覆滅，漢王朝建立，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時候的儒家思想是融合了諸多新思想，更好的為大一統服務的新儒家，與孔子那時候的思想又有了很大不同。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和禮，而由禮衍生出宗法制度是十分利於中央集權統治的，所以儒家的正統地位就這麼確立下來，一直延續到清朝。

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確實給大一統帝國確立了立國思想基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人們的創造力，不過看一下唐宋時期燦爛的文化，其實看得出雖然儒家正統思想不動搖，但它也給其他方面的發展留了很多空間。後來儒家思想進一步發展，在兩宋時期出現了程朱理學，在元明清得到大發展，思想進一步集中，封建禮教進一步加強，特別到了清朝，作為外來民族統治，清朝對思想的控制反而變本加厲，大興文字獄，人們的思想完全趨於保守。

在漫長的歲月變遷中，孔子作為儒家創始人，地位逐漸拔高，直到達到了成聖成神的地步。這個孔子，早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孔子本人，而是被後世帝王統治者演化出來的一個巨大的精神象徵，估計孔子他老人家看到後世對他那麼多加工，他也不會高興的。

而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跟魯迅不同，胡適一直是比較溫和的，他倡導的是改良主義。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他也反孔，可是反對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後世諸人加工而出來的一個神話的禁錮人思想的孔子形象，反對的不是個人，而是背後所代表的封建禮教。

而且任何行為都不能拿今天的眼光來看待，而是要放到當時的大環境裡，當時我們被人欺負了幾十年，很多華人仍舊沒有覺醒，依舊麻木不仁。這時候倡導新文化，不來點狠藥怎麼能行，即使提出對孔子的批判也是合情合理的。關於這一點，新文化的另一位旗手魯迅先生在香港青年會的一個演講裡，講的特別到位，那篇演講就是《無聲的中國》。

看看這些，關於華人的總結多麼到位，華人是最喜歡調和，何況那時候那麼多麻木不仁的人，只有提出最激烈最刺激的理論，人們才可能有所觸動，然後再妥協鬥爭。胡適提出一些激烈一點的言論也不足為奇。可是當那股浪潮過去以後，還需要猛烈的批判孔子嗎。

今天我們去看孔子，看《論語》本身，會發現孔子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道理的本身都是十分合理的，放到今天一點也不過時，而且時不時展現一下真性情，絕對不是後面神話聖化以後一副假道學的嘴臉，這一點看看《論語》就一目瞭然。胡適作為一個大學問家、大哲學家，對這些不可能視而不見。

而且胡適畢生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和理想主義，總是避免偏激，這些跟孔子的仁禮也有不謀而合的地方，所以晚年胡適對孔子的態度從批判變成了讚賞，這點不足為奇。胡適是怎麼說的呢，根據相關資料，我們可以來看一看。

胡適晚年自己也說的很明白，對於後期統治者神話的儒教是反對的，而對於孔子本人還是很尊崇的，這裡可以看出他的真實態度。

孔子是一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可以說我們今天很多的思想觀念都深受其影響。胡適是一名出色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對待孔子的態度也說明了偉大的人物即使會被人一時誤解，其光輝最終還是會閃耀出來，光照千古。

親們:顯然憑我們自己那點墨水來評論孔子胡適魯迅是小巫見大巫,小廟的和尚不知道大廟的神道佛唸的是什麼經啊?孔子是仰止難及.胡適要打倒的孔家店與魯迅看仁義道德全是吃人兩字的意義一樣,是千萬夫所指朝野開的各色官冕堂皇的店面,那些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借仁借義的陰毒惡人,違背孔夫子教導的所謂善人呀!

謙虛是前進的動力，反思是進步的階梯。許多大家之所以成為大家，關鍵是能夠在思想的旅程上，不斷開拓新視野，不斷挖掘新天地，不斷提高自己，同時，也在不斷糾正自己。

像梁啟超先對老師康有為頂禮膜拜，到後來老師繼續堅持君主制度，而梁啟超在思想上已經邁出很遠了，所以毅然與老師分道揚鑣，這種決裂，不是品格上的忘恩負義，而是思想上的與時俱進，更是自省和開拓。而胡適思想上對孔子的態度，也有梁啟超式的自省和開拓。

1910年7月，胡適參加了庚子賠款官費生的選拔考試，考試通過後，獲得了留學美國的機會。隨後，胡適從上海登上游輪，穿過無邊無際的太平洋到達異國他鄉美國。胡適先進入的是位於美國紐約綺色佳城的康乃爾大學，選修的是農科專業。

胡適雖然學的是農科，但他一直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追求和哲學的思考，2年後，他改入康乃爾大學文學院學習，期間發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體現了他愛好和思想上的轉變。隨著思想的越來越開放，同時也越來越激進。

於是，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反傳統、反封建、反孔夫子的口號也響徹在古老的中國大地，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匯成一股狂飆突進的反傳統的潮流，對傳統進行著顛覆性的改造，其中最響亮的，就是“打倒孔家店”這個在當時足以驚世駭俗的口號。

很多人認為“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是胡適首先提出來的。確實，胡適的文章中曾出現過類似的話語，但“打倒孔家店”既不是他首先提出的，而胡適的文字也不是這麼說的。曾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的北京大學教員吳虞，是胡適非常敬佩的作家，他出版《吳虞文錄》時，曾囑胡適為其作序，胡適欣然應命，他在序言中高度讚揚吳虞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因此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響亮口號，說胡適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出處便在於此。

不過，這是一種生拉硬扯，胡適在序言中雖說了“打孔家店”四字，但這與“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一樣，是當時的同志和坊間送給吳虞的稱號，並非胡適所首創，所以說“打倒孔家店”是胡適提出來的，是一種誤傳。

其實，這不但是誤傳，胡適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要比這種決裂的態度理性得多，而且後來，胡適也多有反思和轉變。如，胡適曾在《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明確說：“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胡適對孔子和儒教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