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的政治主張 首先,東林黨主張一條重要的政策,高攀龍認為:“天下大事,有益於國者則居於民者,權國為重,則宜從之。有益於民者而居於國者,全民為重,則宜從之。至於無懼國而有益於民者,則智者不再計較,仁者不俗諾而行矣。”[ 高攀龍:《四府公啟汪澄翁大司農》,《高子遺書》卷八下。]東林黨人認為當朝政府不能做到如此之說的原因,在於朝廷閹黨當權專政。顧憲成認為:“明太祖罷免中書省而設定六部,唯恐其權力不散,嚴分以來內閣合六部而覽之,唯恐其權力不聚。散則互矜,權臣當道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裁,各個不得守其職,則權臣之利也。危機大重,於是乎在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列傳第一百一十九《錢一本傳》。]也就是說,東林黨人批判內閣應該只是論道之用的三公,而不應該將六部的權力集中於一人手裡,歸於一人所 掌握。所以東林黨人在批判之餘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就是當朝的權臣將權力歸還於朝廷,將政事歸還於六部。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將矛頭指向了當時專權的閹黨,並且涉及到了兩千年來的中央集權制度。顧憲成批判道:“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人臣之司,謂之執掌。然必上請,奉旨而行。所謂權力,?m其自在,然非人臣者所能得而專業。是故職在於分,權者無所不統;權在於獨,指有所不伸。君臣之分於是乎在。”由於時代的侷限性,東林黨人的思想只能指向內閣的專制,未能像後世者直指君主,但東林黨人已經做出開天闢地的工作。 其次,東林黨的政治活動有相當大程度上是針對黨派鬥爭的排斥異己,特別是東林黨發展的第三階段。當時閹黨橫行,他們利用制度權力在當朝中排斥異己,並且取消地方勢力參與到朝廷中來。東林黨人進行了鬥爭,他們就主張召回那些被閹黨排斥在外的人,重新起用他們,其中自然包括東林黨自身舊有的成員。在李三才爭立太子事件中,這一類人就有王學輝、鍾羽正、玩過親、馮從吾、趙南星、薛敷教、黃正實、錢一本等人。東林黨人擬出了自己的政治人員名單,當然這一批名單不可能得到閹黨的認同。閹黨也由此加大江南一帶參與朝政的限制,以至於江南一帶計程車人只能透過“破格”的方式參與到政治當中,倪元璐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東林黨人這種“破格錄用”的主張,一方面保障了江南 一帶的政治利益,同時也符合其他地方的政治勢力的發展,與東林黨的要求相一致。可以看出,東林黨與閹黨的政治鬥爭漸漸向畸形發展,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也使東林黨自身染上了不良的政治鬥爭成分。 再次,東林黨對科舉制度的重視。早期東林黨的成員大多是進士出身,都是參加過科舉考試,深切體會到科舉制當中的弊端。在他們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之後,他們提出了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的建議,力求清除科舉制當中的弊端。東林黨的代表人物葉茂才就提出了專門批判科舉舞弊現象的言論,說道“科場舞弊,汙人齒類,而內閣敢以原私弊之旨,以欺吾君”,矛頭雖然仍是指向內閣獨裁專制,但是卻關切到了科舉公平的問題,批判消除以舞弊而中舉的不公平現象,這無疑是進步的一舉。甚至顧憲成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言論,認為在科舉考試當中不應該有任何的政治勢力參與,說道“上不得私其下,下不得私其上”,強調了科舉考試的公平性,認為國家透過科舉取士應該不得分貴賤,不得分等級差別,每一個士人都應該得到公平的取士機會,科舉就應該是“士亦何擇於等級也?貴而取之,賤而不取,唯其當也?”東林黨對科舉的公平主張在當時具有現實意義,即使是今天看來也極具現代意義,政治勢力不應該干涉教育考試,這才是真正的平等。而東林黨當時的現實意義在於打擊當權貴族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同時也為較為底層的階級創 造平等參與政治的條件。所謂貴者指的是世代當朝為官的權臣,就像當今流行說法“官二代”;而賤者則指的是底層寒門,包括從事商品經濟事業的人,這與現代有部分差別,在中國古代從事商業是末流,是十分被瞧不起的。東林黨從底層起來,故也考慮、維護著底層的政治利益。 最末,東林黨的成員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而知識分子一向擁有敏銳的洞見能力,他們看到了明朝晚期極可能會產生階級矛盾,產生社會危機,爆發農民大起義。東林黨對當時隱含的社會危機極其敏感,他們認為這些危機的存在都是極其迫切的,從而要求當權者停止所有逆行倒施的政策。東林黨的首腦人物李三才指出“遼左危難,必難永保狀”,直至二十多年之後,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高攀龍也指出了國防的險情四伏的狀態,“後金長驅直入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地日保無疏與否不可測也,西域之寇保無乘虛而入者不可測也,而我朝之所防備者泛泛然,日復一日而無可收拾也,其坐以待斃而已哉”。東林黨人深刻指出了邊患以及農民社會潛伏的危機,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就是蓄意破格錄用人才,不斷加強軍隊訓練才能挽救危局。歷史事實證明東林黨對時局的判斷是極其正確的,李三才預言了農民社會潛伏的危機之後,不到三十年之內果然全國爆發了浩浩蕩蕩的李自成農民大起義;而高攀龍指出了邊患之後不到二十年之間,清兵果然從山海關長 驅直入,直搗北京。由此可以看出東林黨一批知識分子在時局的預見上,極具眼力。 ~東林黨提出這一些政治主張的內因及其影響 東林黨之所以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張,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主要來源於東林黨的為學思想。這是一批具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救治社會,力挽狂瀾,主要是意識到了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畸形發展。從內在思想的層面上看,東林黨的產生是必然的,可以說是當時特定時代的產物。因為傳統的儒學思想發展到明朝中後期,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外部受到佛教、道家思想的圍剿,在內部則流於王陽明後學的泛濫,形成了一種內憂外患的思想局面。當時王學後學有王畿的言論流於空玄,有李贄的言論流於狂禪,破壞了儒學傳統思想的嚴整性,他們的學說十分普遍流行,幾乎遍及天下。即使東林黨人本身就有大部分是出於這兩派之後,當然他們自己是不太願意承認,而且還反其道提出“宗朱”的旗幟。東林黨人是第一批批判王學後學之風的思想家,所謂“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正惡,繫於學術,法度風俗,性情罰省,進線退不肖,舍明道而其道無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東林黨人對王學後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心性論與功夫 論上,特別是功夫論。王學後學用王陽明晚年四句教的“無善無惡”為出發點,大加發揮,混淆了是非善惡,泯滅了“君子”與“小人”之間的界限區別,導致了任由人性情感的泛 濫,使道德淪喪,社會風氣變壞。當時的學人只管空談坐禪,而不事工夫,東林黨人對這一點可謂痛心疾首,所以打出“宗朱”的旗號,為的就是高舉程朱一派的嚴謹的修養論。所以東林黨從學術入手,正人心,重綱常,顧憲成說道:“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這一句話就囊括了心性論與工夫論兩個重要方面,關於王畿持“無善無惡”的言論,到東林黨則高舉“性善”的旗幟,反對人的本性無善無惡之說,從應然的層面重新規定了人性的善惡問題;而後半句則主要是工夫論,李贄的“狂禪”一派任由情慾流淌,而不加制止,東林黨人重提工夫論,注重工夫修養,從“小心”二字入手,認為在與人待物時需要小心,在獨處時一樣需要小心,時刻保持著謹慎敬畏的心態,維護了傳統儒家思想的綱常倫理道德,並以此為救世的良方。 東林黨人在思想上是選擇性地採取前賢的觀點,而深刻批判王學後學的流弊,儘管他們在思想上沒有創見,但是在當時王學後學佈滿天下的狀態下,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也正是有著這樣經世致用的思想作為一切行為實踐的出發點,東林黨才能夠在晚明的政治領域當中提出一系列立足於經世致用的政治主張。這可以說是東林黨提出他們政治主張的內在原因。 在東林黨的影響下,他們的政治主張以及思想價值深入人心,崇禎帝一就位就剷除閹黨,其中就有著東林黨人前期 的政治影響。並且由東林黨人講學佈道,他們的學說思想廣泛地影響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注重經世致用的精神從此根植於士人心裡,士人也開始發奮於學問與修養,用實際的行動報效祖國。從大的方面上講,在東林之後雖然東林黨不復存在,但是有復社繼承著東林黨的餘緒,復社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後東林黨”時代。東林黨挽救人心,扭轉晚明學風,使人民大眾重拾傳統道德,維護了良好社會秩序。並且東林黨人十分重視士大夫剛毅的氣節,這樣的精神深刻影響了明末思想家的思潮,包括劉宗周與黃道周兩人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林黨人影響。正是有這一批註重氣節的知識分子所在,大明雖不能抵?跚灞?入關,但是忠於大明的人遺老卻數不勝數。可以說在相當大程度上,這是東林精神的傳承與發揚。 小結~ 東林黨在晚明的政治舞臺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注重明朝實際社會狀態的政治主張,並且有著敏銳的眼力,看到了社會中潛伏的危機。東林黨人可以說是一批擁有天下情懷的官僚文人聚集在一起,講學佈道,他們的政治主張來源於深刻的內在思想,是對當時王學後學流於空談、不事工夫的一種救治。所以說東林黨在當時,以及後來的復社及知識分子當中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真正的鬥爭。他們是飽讀詩書，清官的廉吏的代表，在與閹黨的後宮勢力博弈中，幾經沉浮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東林書院 明朝天啟四年，以楊漣為代表的東林黨大臣彈劾魏忠賢犯有二十多條罪狀，群臣響應，一時間檢舉魏忠賢的奏章不下百餘份。面對來勢洶洶的攻擊，魏忠賢剛開始非常恐懼，他趕緊把彈劾檢舉他的奏章截留下來，不讓皇帝知道。他意圖在皇帝知道彈劾風波之前做足為自己開脫的準備。那麼魏忠賢及其他的閹黨該怎麼做呢？ 楊漣 東林人發難時，魏忠賢本來打算求和的時候，身邊出現了一個高人，這個人就是副都御史馮銓，他告知魏忠賢“外廷不足慮，教魏忠賢，行廷杖，興大獄。”也就是說外廷的人只會寫文章，只要讓他們忍受牢獄之災，就行了。這個上疏彈劾魏忠賢的萬燝就正好成為了第一個整治物件了。魏忠賢就賜其廷杖一百，結果萬燝就被活活的打死了。就這樣，他成為東林黨人和閹黨之間的第一個犧牲的東林黨官員。 客巴巴和魏忠賢 天啟四年六月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七月份魏忠賢等閹黨就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就是不讓他們接近皇帝，阻隔通道。第二個辦法就是抹黑，魏忠賢還讓自己的手下篡寫了一本《東臨點將錄》，也就是將東林黨的官員按照水滸傳中的人物進行排列，其中就有大學士葉向高和吏部尚書趙南星被封為總兵都頭領，左都御史高攀龍被封為軍士。東林六君子中有四個人被封為五虎將。 魏忠賢畫像 第三招就是請天啟皇帝做主，首先客巴巴和魏忠賢在天啟皇帝面前講了水滸傳的故事，說這些所謂的梁山好漢都是賊寇，拿出楊漣上奏的奏章大題小做，只揀不重要說。魏忠賢一邊辯解一遍說要辭職，不讓皇帝為難，客巴巴則是誇張為魏忠賢擺脫，兩人還裝作委屈的大哭。結果魏忠賢完勝，楊漣等人還被訓斥了一番。 天啟皇帝和魏忠賢 按照天啟皇帝不顧朝政的品性，這件事最終還交給了魏忠賢來處理，有了皇帝的委任，魏忠賢就更加的變本加厲了，收到這個訊息的東林人非常的憤怒，紛紛請辭還鄉。魏忠賢就將內鋪的成員全部換成了自己人。就這樣內廷外廷的官員幾乎都成為了魏忠賢的手下。而奉承一做就多到底的處世到裡面的魏忠賢，對東林黨人展開了窮追猛打。 魏忠賢漫畫 首先將矛頭對準的就是東林東林六君子之稱的：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可以說這幾個人在東林黨中都是元老級的人物。魏忠賢就想到了讓其內鬥的方法，首先就是利用被關進監獄的熊廷弼。在熊廷弼洗脫行賄的這件事上面，魏忠賢將計就計，將多人都牽連到這個案件中。 東林六君子 偽造了一份供詞，其中主要牽連到了，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幾位東林黨的大臣，並且還將證人汪文言打死，成為了死無對證的鐵案。魏忠賢十分滿意這份供詞，並且將其呈交給天啟皇帝，皇帝看了之後非常的憤怒，想到了在遼案熊廷弼入獄之時，楊漣等東林黨人確實是有力保熊廷弼，天啟皇帝就相信了這份供詞。最終東林六君子均以收受賄絡，結交邊臣、欺君罔上的罪名被革職收監。 乾寧宮 六君子被抓到了詔獄，也就是一進去就不可能活著出來了。入獄後的東林六君子遭到了嚴刑拷打，但是他們都非常棒的硬氣，無一人招供。但是最終在更加殘酷的嚴刑逼打之下了六君子假招供，並被魏忠賢將計就計將其處死。後來的東林黨的命運是什麼樣的？我們下次接著講。

東林黨人的社會主張是：在朝為官時整頓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為民時整頓士子的學術道德。

換句話說，萬曆、天啟年間的東林黨人是由一群高舉道德旗幟的官員、士子等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團體，專門對大明朝其他讀書人（非東林黨的官員及非官員）搞道德綁架，灌輸“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的政治理念。

如果有人做不到，在東林黨人的眼裡就屬於異類，必須排除在外。所以他們才會在萬曆年間利用京察來排除異己！

道德綁架討不討厭？南宋由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說教就已經讓人痛恨不已，現在到了大明朝居然又來這一套。

如果是在朱元璋時期還好說，但偏偏是在明末這個社會風氣相對開放、自由、奢靡的時代，東林黨人還試圖用這種愚弄人的價值觀去約束朝堂，期望人人都能做一個道德君子。這種嚴重違背社會環境的做法，是極其不得人心的。

正因為如此，才激發了東林對立面的政治勢力的誕生，萬曆時期為浙黨、齊黨、楚黨等，天啟時期為閹黨！那麼，為何在萬曆、天啟時期會出現東林黨這種相對偏激的思想團體呢？關鍵在於明末思想大爆炸！

中國傳統的治國思想是儒家（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到了兩宋時期出現了程朱理學，在明朝中期（正德、嘉靖時期）又出現了王學（王陽明學說），但程朱理學和王學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發展和繼承。

二者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又有各自的思想，這樣就會導致讀書人的思想混亂。

如程朱理學“究也率流而據，而人厭之，於是乎激而為王子”，王學“究也率而狂，而人亦厭之，於是乎轉而思朱子”，讀書人這種不堅定的毫無信仰的率性而為，在東林創始人顧憲成看來會造成天下動盪，這樣不利於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局觀，所以必須救世，必須尊孔，而朱熹理學和王陽明王學都是可以批判的。

“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夫苟亟亟於救世，則其所為必與世殊，是故世之所餘矯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矯之以有餘。”

在顧憲成看來，救世之舉就是要拯救世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提高了，那麼大明朝也就得救了。

“砥操礪節昭昭冥冥，一稟於誠理，則外無虧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於道德也幾乎。”

而且此時的大明朝正處於西學東漸時期，西方文明透過傳教士在中華大地上開始和儒家學者接觸，這種外來的思想進一步加大了顧憲成、高攀龍等明朝傳統士大夫們的警惕。

所以為了正本清源，顧憲成才會在無錫創辦東林書院講學，以保證儒家的純粹性和血統高貴性！正因為如此，東林黨在治國的過程中（主要是天啟年間）過分強調思想上的純潔性，加上他們忽視了人性的多樣性，才會把那些思想上不跟東林一致的官員排斥在外，而且作為道德君子的他們自然也看不慣宦官在面前說三道四。

在這樣的氣氛刺激下，也就催生了以魏忠賢為首的，以和東林黨思想不一致的官員為骨幹的閹黨組織，成為明末最大的黨爭案！

但事實上，萬曆、天啟兩朝的東林黨，是真正的君子，是道德審判的文化組織，而不是政治改革計程車大夫集團。

這也是為什麼在後人眼裡看東林黨只知道爭權奪利，而提不出一個真正有效的治國方略的根本原因！

東林黨的主張跟他們的出身有著很大的關係，深究東林黨的歷史，會發現其實他們是一幫代表了城鎮中產階級和中下層地主利益的政治團體。

東林黨在政治上的主張是：反對貴族大地主專政，反對內閣壟斷政權和排斥其他政治勢力。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大貴族、大宦官的政治權力，即降低大官僚把持的內閣權勢。要求地方勢力可以參加政權並加重地方官的權勢。

之所以這麼幹，也是當時的政治大環境決定的。自從弘治朝開始，內閣的權力就進入了一個爆炸階段，基本上外朝的人都要看內閣的眼色行事，不然就是就會被內閣排擠出政治圈。這點在嘉靖朝嚴嵩當首輔的時候達到高峰，隨後從徐階、高拱到張居正，內閣的首輔們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去排擠地方，打擊不同的政治勢力。利用京察制度排擠反對派，不補缺官員來削弱現有的反對派勢力。

這也不是空口無憑，在1595年內閣曾以“附和結黨，抗造君命”的罪名，一次幾乎就把所有的南北雨京的言官降職調外或被判罰奉，其他在趙南星京察事件，李三才事件，爭立太子事件，爭礦稅事件中也大批地罷免排斥各種反對派。

在經濟方面，東林黨認為：應該反對貴族大地主的礦監稅使的掠奪, 要求有限度的定額稅收政策，要求鄉村與城市平均負擔納稅品。並主張開墾荒田，興修水利。

在蘇州織工反稅以及一系列城鎮中產階級反對礦稅的運動，成為了東林黨威脅貴族大地主的根據，如果不能夠減稅，那麼就隨時都有可能激起一場席捲大明的抗稅起義。

當然，你光反對是不夠的，還有相應的政治建設性意見來代替才行，這點東林黨人也是考慮到了，時任御史的秦懋義提出具體建議是:

“查邸報萬騰二十四年起至今二十六年，雨年順天之所解進者共四萬餘雨，或秋盈而夏箱，或彼多而此少。臣按歲而派分之，則每歲可二萬者其大都也。山東則解二萬四千餘雨，每歲可能一萬，而河南、山西各解二萬兩，每歲可得八九下雨。浙江兆解二千兩，每歲可得八九百兩，敲即此定額，責戒焦按，合廉能府佐，兼任其事，另立開朵銀兩名色，如數勒限進，怠緩者罰無赦。若開採已完，而無砂可採者，即將坐落地方，夫費抵解，又不然則量派該省，稍稍如額而止”。

這個意見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要求把無止境增長的稅銀定額固定下來，一個是要求把開採榷稅之權由宦官手中轉交給地方官。這樣的建議也未被貴族大地主所採用。但事實上，這些建議並沒有被貴族所接納。

因為接二連三的政治碰壁，讓東林黨意識到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就必須獨斷大綱，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東林黨改變了大明，而是大明的政治局勢改變了東林黨。東林黨人在最初都用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規範自己的政治行為，所以他們眼中容不得其他派系油頭滑面的官員，任何不符合他們道德標準的官員，最後都被排擠出政治核心。

作為皇帝，萬曆是已經放棄了和東林黨繼續鬥爭，索性在最後的兩年把爛攤子扔給了這些個文官黨派。而泰昌帝本是支援東林黨的，如果他能夠在位至少五年，那麼東林黨或可真有很大的政治作為。然而泰昌帝的死，讓大明的政局再次發生了變動。

於是嗅到政治訊息的先前被排擠出朝堂的齊楚浙三黨開始報團取暖，和被東林黨所鄙視的宦官、貴族聯合在一起，組成了閹黨。並且於天啟五年，扳倒了東林黨的陣營。而在這五年的鬥爭中，東林黨並沒有實施過什麼特別的整治措施來緩解社會矛盾，除了廢除礦稅以外，在沒有什麼可以緩解民生的手段。

也是說長期的黨爭已經使得東林黨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最初那個為中產階級謀取政治權力的政治團體，變成了只會在道德上分派系的政治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