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補充一下，漢末各州的最高長官並非刺史，刺史也基本不存在於漢末的地方官制裡，主要唱主角的是州牧，比如劉備做過徐州牧、豫州牧、荊州牧等。）

中晚唐時期的節度使，和漢朝的州牧制度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之間又有許多差異的地方。筆者就試著為大家盤點一下——

節度使的設定，完完全全是為了戰爭——盛唐時期，國家開疆拓土頻仍，於是在北方先後設立了十個藩鎮，最高長官即為節度使；

相反，要說漢朝設定刺史/州牧是為了和平，也沒說錯。漢武帝時把本是郡國制的漢朝分成十三個刺史部，定期派刺史去監察地方官。這個制度演變到了後來就把刺史部變成了地方的一級行政機構，也就是州。刺史也從行使檢察權的中央官，變成了地方長官——州牧。

如果拿今天的制度來做一個類比的話，節度使一開始就是軍區司令，而刺史則是監察委的特派員。但是最後，他們卻都成了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兼武裝部隊司令員。

這就要談到節度使和刺史的第二個異同點——一場變亂讓他們變了味，於漢朝，就是黃巾起義；對唐朝來說，則是安史之亂。

這兩場大規模的變亂，中央王朝都採取了飲鴆止渴的方式——漢朝把徵兵的權力下發給了各級地方官，結果打出了大大小小的州牧/軍閥；唐朝則姑息了河北地區的部分安祿山餘黨的存在，他們就成為了後期的節度使。

但是節度使制度和州牧/刺史制度的第三個異同之處也就應運而生了——漢朝的州牧制度，並未存在多久就被三國所取代；而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則穩定地存在了一百多年。

有關節度使制度為何能存在一百多年的問題，基本可以寫一部專著，在此我們不多做展開。我只提醒諸位注意一點——唐朝的藩鎮和漢末的各個州可不一樣，他們也許不服從中央的調遣，也許不接受派來的官員，卻基本都承認大唐皇帝的合法性，個別藩鎮甚至還願意向唐朝繳納賦稅。

一言以蔽之，漢朝的州牧制度，是為了分裂而準備的前奏；而藩鎮和節度使制度，則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唐王朝的存在，甚至是名義上的統一。

刺史： 也寫作刺使，漢代開始出現。最早是由中央政府派出的臨時監察官員（級別比較高）後來演化成了郡一級的地方長官。從秦到唐初，地方區劃一般是郡-縣兩級（不考慮封國）。到唐朝貞觀年間在郡上面加了一個道，不過唐朝的道不是正式的行政區劃，而是一種監察區的劃分。總的來說還是郡縣兩級，從漢朝起到唐朝，郡這一級經常改名字，在郡和州這兩種之間改來改去。一般來說，郡的長官是刺史，州的長官是太守（有些時期是州牧），大多數時候，刺史和太守是等同的。漢朝中期開始，刺史已經是常設的正式郡地方長官，而且是郡一級裡最大的。

經略招討防禦觀察使以及節度使： 這是一個組合出來的職務，分別是：經略使，招討使，防禦使，觀察使。其中一般觀察使得級別略高，經略使、招討使、防禦使差不多，區別是具體的事務目的不一樣。觀察使的級別和權力低於節度使。

節度使厲害的地方就是有“旌節”，這個東西一般是一個很長的杆子，上面綁著一個有繩結和其他裝飾的繩子。擁有的人稱作“持節”。

除了節度使以外，其他的使都是沒節的，許可權就低。除了節度使，某些使者也可能會持節。在唐代，節度使慢慢變成了常設的地方長官。到宋代，節度使成了一個榮譽性的官職，類似三公這種。到元代，徹底取消了節度使。

對比之後我們可以知道，唐代節度使是二品，位在宰相以上，而漢代刺史不過地方大吏，與中央不可比。唐朝的節度使和東漢末年的軍閥差不多，只是名義上擁護朝廷，其實都是獨立的政權，黃巢起義和黃巾起義都摧毀了唐漢的中央體系，讓地方坐大坐強，導致中央羸弱，不過唐末比漢末還是強多了。至少唐末還是有能力剿滅藩鎮，地方還是服從朝廷的，敢挑戰帝國權威的也就是朱溫，連李克用都奉唐朝為正朔。

唐代以後的歷史不過是一部節度使混戰的歷史，細細考據來，無非就是佔據中原的宣武軍節度使以及周邊的松漠都護府，定難軍節度使，靜海軍節度使，靺鞨黑水都督府之間的戰和史，最後由室韋都督府終結了這諸候割據之勢。

兩種制度的設立初衷不同，刺史和節度使最初的職權範圍也不同，但是兩者最終都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藩鎮，這是最大的相同點。具體分析如下：

漢代刺史制度

1、 刺史的設定初衷和職權範圍

漢代刺史的最初源頭可追溯到秦朝的御史監郡制。秦朝統一六國後，“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史記·秦始皇本紀》）。這其中的“監”就是監御史，它的功能就是作為皇帝的耳目監察各地郡縣。

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皇權的加強，國內外環境的穩定，加強對地方上的監管便成了重中之重。而漢初作為執掌監察之任的御史、丞相史因為重複出刺，職事重疊且察無定區，所以收效甚微。於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於“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漢舊儀·捲上》)，取消了御史監察地方的職責，並於“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 掌奉詔條察州”。（《漢書》）這是刺史的最初設定。

（西漢時期共設有13州刺史部）

刺史的職權，包括“詔書舊典, 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聞, 即不省”。

六條問事包括：一、“強宗豪右, 田宅逾制, 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二、“二千石不奉詔書, 遵承 舊典，倍公向私，旁詔守利, 侵漁百姓, 聚斂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獄,風歷殺人, 怒則任刑, 喜則淫賞, 煩擾苟暴, 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實訛言。”四、“二千石選署不平, 苟阿所愛, 敝賢寵頑” 五、“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任所監”六、“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續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

可見刺史設定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對地方郡國的監察。就職掌而言，是刺察而非治民；就身份地位而言是以卑臨尊：刺史“秩六百石”，但監察的卻是二千石的郡國守相。但是刺史秩卑權重, 有舉察之勤但無凌犯之意。“秩卑則其激昂, 權重則能行其志” , “此大小相制, 內外相維之意也。”（顧炎武《日知錄·部刺史條》）刺史與地方郡守，一大一小，可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

2、漢末刺史的演變

刺史的功能和職責演變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從最初不常置的御史監察地方，到漢武帝常置刺史，再到刺史的逐漸地方長官化，最終到了東漢末年的割據方鎮。

西漢末年，尤其是漢元帝以後，由於皇權闇弱，外戚干政，地方豪強大族也紛紛要求擴大其政治權力，在這種背景下，刺史制度逐漸走樣，因為此時的刺史開始有了固定的掾屬與幕僚，開始了地方官化。漢成帝更是“罷刺史，置州牧, 以應古制”，刺史成了管理一方的封疆大吏。

這種現象到了王莽篡漢以後，更為加劇。王莽為了應付各地農民起義軍和少數民族的反抗，不得不派州牧統兵去鎮壓，於是州牧、刺史的監察職能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行政、統兵職能的加強。

東漢建立以後，漢光武帝劉秀為了迅速平定各地的割據勢力，也經常拜自己的親信將領為州牧以籠其心，詐其力。雖然劉秀讓州牧統兵領郡是統一戰爭的權宜之計，而且統一全國後“遂罷州牧, 復置刺史”(《後漢書·光武帝紀》)。但是刺史的領兵權雖被剝奪，治政撫民的權力卻又被擴大, 實際上朝廷已經承認了刺史作為地方官治理一方的合法性。

東漢末年，由於宦官之患、朝政腐敗以至皇權日益削弱，而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激化也導致各地起義此起彼伏,。到黃巾起義爆發後，為了鎮壓八州並起的黃巾大起義，朝廷不得不賦予地方更大的軍政權力。刺史由此得以長期掌握重兵，並招兵買馬，積極擴大自己的勢力。刺史、州牧最終演變為割據一方的諸侯。

（刺史演變到東漢末年成為藩鎮諸侯）

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州牧和刺史實際上是幷置實行的，兩者都已成為割據的方鎮，實際上就是一個意思。此時的州牧、刺史“內親民政,外領兵馬”，勢大權重，跨州連郡，彼此之間割據混戰。如荊州牧劉表, “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領,，北拒漢川, 地方數千裡, 帶甲十餘萬”(《後漢書·劉表傳》)。冀州牧袁紹勢力更大，以長子“出為青州刺史” ,“以中子熙為幽州牧, 外甥高翰為幷州刺史”(《後漢書》)。

總之，發展到東漢末年，地方州牧、刺史開始自署將帥, 自闢謀士掾屬, 自委任地方官吏，已經成為東漢傀儡政權之外的獨立王國了，而州牧刺史的割據混戰也最終導致東漢王朝的滅亡。“故焉牧益士,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卜制書於燕朔;劉表荊南, 郊天祠地;魏主據兗, 遂構皇業。漢之殄滅, 禍源乎此。”（《後漢書》）

唐朝節度使制度

1、節度使制度的由來和演變

唐初沿襲北周及隋朝的舊制，在重要地區設定都督或總管一職作為地方軍政長官，有所區別的是唐朝的都督是持旌節的。旌節是當時的一種全權印信，佩此全權印信者，可全權排程，故稱節度使。節度使赴任時, 朝廷一般都賜“雙旌雙節”，“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 之。旌以專賞, 節以專殺。”（《舊唐書》） 都督帶使持節，可掌專殺專賞的大權。

“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 然猶未以名官。” （《新唐書》）由此可見見，“節度使”之名初次出現於唐高宗永徽年間。然而，“奉使持節”的都督雖然掌握生殺賞罰、專斷一切的大權，但此時的節度使並不是常任官職，只是對持節都督的稱呼，只能作為朝廷為執行某項任務而臨時差遣的使職，並非常任職事官。除節度使外，唐朝還曾先後設定了巡按使、 安撫使、觀察使、宣撫使、採訪使等，都屬於臨時指派的使臣一類。

到唐睿宗景雲年間，節度使制度方才正式形成。睿宗景雲元年(710年) 十月, “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資治通鑑》）。景雲二年(711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新唐書》）。由此可見，節度使一職在唐睿宗景雲年間開始正式設立。此時的節度使與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的節度使是臨時指派的，任務完成就取消，無管轄區，無固定辦公場所，也不設官屬；而此時的節度使已經有了固定的治所和明確的轄區，任期也開始長期化。這就意味著節度使已經趨向於地方職官化。節度使趨向於職官化適應了邊防形勢的需要，對鞏固邊防和維護唐朝的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另外，睿宗景雲年間除了設定主管軍事的節度使外，同時還設定了主管錢糧的“度支使”和主管駐軍屯田的“營田使”，三使一開始是獨立行使權力，不相統屬，而防區內的各州政事則由刺史掌管。然而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這種狀況逐漸改變，度支使、營田使以及負責檢查地方刑獄和監察州縣的採訪使等，都開始由節度使兼任，如此節度使逐漸掌握了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 逐漸形成了強大的軍事集團。

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由於邊疆形勢的需要，更因為唐玄宗的好大喜功，虛驕心作祟，他不僅廣設邊鎮節度使：從開元二年（714年）到天寶元年（742年）在邊疆共設定了八個節度使，加上景雲年間設立的兩個節度使，共計十個節度使，而且令其久任不替，有的節度使十數年都不替換。不但讓親王遙領，甚至讓個別大將身兼數道節度使。 “及開元中, 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 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 宰相則肅高、牛仙客, 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領也。” （《通鑑紀事本末·安史之亂》）

但是節度使這種無節制的發展，尤其是節度使完全掌握了軍、政、財大權後，完全可以與中央相抗衡，再加上唐玄宗後期的怠政和政治的腐敗，在缺乏有效監管機制之下，很難保證不會出現野心家。而“安史之亂”的爆發也用事實證明節度使制度在唐玄宗後期的畸形發展。從安史之亂開始，節度使成了割據一方的藩鎮，而節度使制度也成了瓦解大唐帝國的重要因素。

2、節度使制度形成及勢力坐大的原因

01 均田制的破壞導致府兵制的崩潰，最終府兵制被募兵制所替代，這是節度使制度形成的社會基礎

唐代自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逐漸遭到破壞，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到開元天寶年間，“兼併之弊, 有逾於漢成、哀之間。”（《通典》）農民沒有了土地，作為兵農合一的府兵制自然就無法維繼下去，而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也成了流民和逃民，成為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

唐玄宗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也為了解決府兵制崩潰下軍隊士兵的來源問題，便招募流民充軍，實行募兵制。但是這批人成為職業僱傭兵之後又助長了邊鎮節度使的實力，導致各鎮節度使的軍隊規模有增無減。到天寶年間，唐朝十大節度使共擁兵49萬，內地僅有9萬中央禁軍，形成了內輕外重、尾大不掉之勢。

02 唐朝邊防戰事越來越多導致邊將的權力越來越大

唐朝邊境上本來少數民族就比較多，有突厥、奚、契丹、吐蕃、高句麗等，邊疆民族關係和地緣政治很複雜，再加上唐中宗、睿宗時期政治的黑暗腐敗，很多問題的處理都措置失當，由此導致邊境衝突增多，少數民族勢力經常犯邊入侵。

（節度使權力越來越大）

到唐玄宗時，因為他個人的好大喜功，不但廣置節度使，還不斷強化節度使的權力，甚至出現兼領數鎮節度使的現象出現，如王忠嗣兼任四鎮節度使，安祿山兼任三鎮節度使等。這就導致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藩鎮割據，與中央相抗衡。

03 政治黑暗和統治者的縱容

唐朝天寶年間，節度使之所以迅速發展並形成藩鎮，與唐玄宗後期的政治腐敗大有關聯。唐玄宗後期尤其是天寶年間，大唐盛世承平多年，唐玄宗本人沉迷於酒色，不再勤於政事，也喜歡阿諛奉承之詞，任用楊國忠等奸佞為宰相，堵塞言路，以至於朝政腐敗不堪。

（唐玄宗後期的朝政腐敗是節度使坐大的重要原因）

另外，唐政府的姑息和縱容也助長了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安史之亂被鎮壓後，唐政府不但沒有根除安史舊部，而且繼續任命他們為節度使，再加上平定叛亂有功的節度使，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更趨嚴重。對此，唐朝統治者已經無力擺平，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還要以安撫為主，如此更加助漲了節度使擴張的氣焰。“天子顧力不能制, 則忍辱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新唐書·兵志》）

結語：綜上而言之，節度使與刺史在設立之初，其初衷是不相同的，一個是為了都督一方軍事，另一個則是為了監察地方官員，各自的職權範圍也不相同；但是演變到後期，兩者都成為掌握一方軍、政、財大權的藩鎮，成為瓦解各自王朝的重要因素，這是兩者最大的相似之處。

漢、唐兩朝實行的政治架構不一樣，雖然刺史、節度使的初衷都是監察，但兩者的不同點卻更多。

漢朝刺史的由來

漢承秦制，有三公九卿。三公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御史大夫掌監察，而刺史隸屬於御史大夫。在漢武帝的時候，為了打擊豪強，刺史制度才形成常規。中央派遣官員到地方巡查叫“刺史”。全國被分為十三個調查區，每區派一個刺史。

州郡太守是“二千石”高官，而刺史只是“六百石”小官。對於刺史的調查範圍，也有嚴格規定。中央制定六條考察範圍，範圍之外的事情，刺史不能多管，地方上的行政責任還是由太守負責。刺史沒有固定治所，充當的也只是皇帝的耳目。也正因為他們官小，要想做出成績，便要敢說敢講。終西漢一朝，刺史作為監察的主題沒變。

到了東漢光武帝開始，刺史成為“二千石”高官，對於郡守、縣令有奏聞之權，而不必需由三公委派。此時，刺史還能帶兵打仗，這無疑是擴大了刺史職權，使得刺史開始侵染太守權力。等到東漢末年，隨著各地起義越來越多，為了鎮壓起義，許多資深刺史被任命為州牧，成為太守的上級。這樣刺史便成為了地方上的軍事、行政長官，也為後來三國時期，各個州牧形成割據勢力提供了方便。

唐朝節度使的由來

唐朝實行的是三省六部一臺（御史臺）的政治架構，此時的御史臺已經成為單獨的機構，不再隸屬於三省。在唐中宗後，御史臺分為左右御史，左御史監察中央朝廷，右御使監察州縣地方。監察地方的稱為分巡，全國分為十道，派去監察的御使稱為監察使。這些監察使，和漢朝的刺史不同，他們監察的範圍遠遠不止六條。

這些監察使如果到了邊疆重地，如果朝廷要他對地方事務全權負責，便成為“節度使”。“節”是朝廷頒發的全權印信，有此節者才可行使全權管理的權力。等這些節度使常駐地方，指揮軍事，管理財政，後期甚至掌握了人事任免權，便慢慢形成割據。唐朝時候，邊疆地區往往擢升武人做節度使，逐漸發展為藩鎮。

由此可見，原本都是中央派出的監察官員，都是為了分化地方的權力。但到了最後，這兩者都成為地方上軍事行政主官，反過頭來又和中樞對抗，這是兩者相同的部分。但兩者不同的部分，卻是更多。

刺史和節度使兩制度的不同

是否和相權脫離。漢朝的三公，太尉主管全國軍事，此外其他政事不得干預。因此，當時最高的行政長官是丞相，而御使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刺史的上司是御使丞，御使丞隸屬於御史大夫，而御使大夫又是宰相的副手。副宰相（御史大夫）所輔助宰相的，便是監察的責任。因此，漢朝的刺史，並沒有脫離相權。

而到了唐朝，因為御使臺是獨立的機構，並不隸屬於三省（宰相權分散在三省）。因此，唐朝的監察使或者節度使，已經脫離了相權，和漢之刺史大不相同。

監察的範圍不同。漢朝刺史給定六條監察範圍，六條之外，一概不問。而到了唐朝的節度使，監察的範圍已經大大擴大，包括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務。

和太守的上下級關係上不同。漢朝刺史可以監察太守、縣令，但他們的職權一直沒有超過太守、縣令。一直到了刺史轉為州牧，刺史才成為太守的上司。而唐朝監察使不同，他們監察一切範圍，地位天然高於當地行政主官。而一旦監察使獲得“節”，成為節度使，更是軍事、財政、人事一手抓，太守、縣令更無力抵抗。

徵集僚屬的正當法理性。漢朝的時候，官員有權自己徵召屬吏。而在唐朝的時候，這些吏是由中樞的吏部任免。所以刺史徵集僚屬是原本中央賦予他的權力，而節度使往往沒有這種法理上的正當性，更多的是透過武力攫取了中央的人事權力。

綜上所述，漢之刺史制度和唐之節度使制度，其出發點（監察地方）和結局（成為地方行政、軍事長官，形成割據勢力）是一樣的。但從兩種制度的特徵上來說，兩者又是不同的，在是否脫離相權、監察範圍、和太守的上下級關係以及徵辟僚屬的正當法理性上，刺史和節度使都有顯著的不同。所以不能簡單地看出發點和結局，應從制度的本身分析。透過上面的對比，漢之刺史制度和唐之節度使制度，是不一樣的。

有些時期一樣，有些時期不一樣。節度使前期沒什麼權利，甚至都不算正式的官職，後來才強大的。而漢末的刺史制度，在西漢中後期強大，後來王莽將刺史改稱州牧，地方軍被削弱，直到漢靈帝時，爆發了黃巾起義，再次恢復刺史，加強地方軍權力，鎮壓判亂。

基本一樣，唐朝的節度使負責一個地區的軍政大權，漢朝的刺史開始只是負責監察的職業，然而漢朝末期，隨著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叛亂的興起，刺史被正式賦予了統兵之權。這樣一來，刺史就由單純的監察官發展為總攬地方大權的行政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