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讀戰國曆史的時候都會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最後統一天下的並不是人才濟濟的魏國，也不是富甲天下的齊國，並不是胡服騎射的趙國，甚至不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國楚國。

所謂變則生，不變則亡，為什麼會是秦國統一呢？個人覺得最大的原因還是秦國的變革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徹底。相比之下，其他國家的變革大多是半途而廢、人走茶涼。而秦國在執行變革方面極為強勢，就算是商鞅死了之後，它的立法和政策依然得到徹底的貫徹和實施。徹底把秦國打造成為一個軍事化的強國。

幾乎大部分的戰華人才都出自魏國，魏國有天下大才卻不能用，最終紛紛成為秦國的棟樑之材。趙國最先進行軍事化改革，修築長城，曾經令匈奴不敢南侵，卻在長平之戰一戰武功盡廢，人地兩失，從此不能與強秦爭鋒。楚國也由於幾次決策失誤，一再喪失戰略要地，被秦國一口一口的蠶食殆盡。五國被前秦所滅之後，齊國也是孤掌難鳴，金銀買不來勝利，成為最後一個被滅的國家。

相比其他國家的改革來說，秦國的改革時間更長，執行得更徹底。所以秦國統一六國，實際上是一種大趨勢，一種先進的制度必然消滅其他不先進的制度。

最後用一句話來總結秦國一統天下的根本原因——變革興亡事，豈有成敗人？

第一，持續深入的改革。秦國地處關攏地區，處於西部地區，秦人長期與羌戎等少數民族雜居相處，民風彪悍，制度鬆散，這直接導致君主的政令執行力下降，戰爭動員效果不佳。自商鞅變法以來歷代秦王勵志變法圖強，改革內容涉及法律、民俗，深入民心，極大調動了國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生產力的提升。自秦國佔領巴蜀之地後，在全國大力發展水利，建成了像都江堰和鄭國渠這樣的大型水利設施，極大促進了秦國的農業發展，儲備了充足的糧草，支撐統一戰爭。

第三，山川阻隔，地理條件優越。秦國西靠黃土高原、東有華山阻隔、南有秦嶺憑藉，有險可守，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第四，人民群眾對統一的渴望。長期以來，人民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統一、和平有強烈的 嚮往知心，人心所向。

如果我們客觀一點來看，周厲王其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嘗試中央集權的君主，他的很多政策，如國有化山林、言論控制、賣官鬻爵、窮兵黷武，都是中央集權的努力。

東方的幾個大的諸侯國，已經不來朝貢周天子了。周天子因為歲歲出徵，國庫早已入不敷出。東夷和蠻族幾次三番打到了洛陽近郊，因此周厲王認為需要加強政府的經濟和政治實力。

（華人暴動）

周厲王的改革是在一個有貴族民主政治傳統的王畿地區，因此遭到失敗。這場失敗的改革，直到幾百年後，在戰國時才再一次被觸發。

在戰國之前，諸夏國家的國君其實都是族長。這些家族開枝散葉，逐漸興建更多的城邑。這些城邑透過宗族的關係，隸屬於族長。因此，這個時候的國家，一個族長的能力和威望非常重要。因此春秋時的國家，都是貴族城邑的聯盟，君主的個人軍政能力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最大變數。

到了戰國時期，隨著民族融合的完成，國野分別不再明顯，這個時期已經是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為了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各個國家都在進行變法，國君都在尋求法術制度，來向國民徵收賦稅、編練軍隊、修築道路等。以孔子隳三都為例，國君開始想方設法摧毀貴族的勢力，完成政令的統一。然而也和孔子所在的魯國一樣，很多諸夏國家因為封建貴族勢力過於強大，摧毀他們的權勢的努力並不成功。

（春秋是君主爭霸）

因此諸夏國家的國家政治改革，是以日益緊迫的邊境危機來脅迫國內貴族妥協，為了換取他們的支援，保留了相當程度封建貴族特權。這些大貴族搖身一變，成為了新興地主，他們掌握了大量的國家賦稅和軍政實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君的任何增強國家軍政實力的措施，都會被看成“國進民退”的敲詐勒索。當然了，這個“民”可不是自耕農、奴隸，而是貴族。

秦國是邊緣勢力，在春秋時曾出現過秦穆公（個人軍政能力很強）稱霸西戎的盛況。進入戰國後，當諸夏國家紛紛變法增強國君權力時，秦國還在延續著穆公時代的貴族政治，即所謂的老秦人。這些人依然如之前一樣“赳赳老秦，共赴國難”，可是這些氏族子弟，在與一個國家對抗時，在資源排程方面，天然處於弱勢。因此秦國被魏國壓著打了80多年，差點亡國。

（戰國是列國爭雄）

秦國遍求賢人，有衛鞅入秦，遊說以法家之學，要在秦國變法。由於秦國尚處於春秋模式，與諸夏國家相比落後了一個時代，常常被諸夏國家稱為鄙夷小國。

正如社會主義革命爆發在工農業都比較薄弱的俄國一樣，傳統阻礙勢力的弱小，使得秦國變法極大擴大中央權力變成了可能，秦孝公為此還特定組建了3000人的護法隊。因此，與六國相比，秦國的變法更為徹底。20年後，新法已成，秦國反而在政治制度要比六國還要先進一個時代。秦國的郡縣制度貫徹的更為徹底，相同的國力下，秦國政府能夠控制的資源遠多於山東六國。

這樣的政治制度，經過歷代秦王的不斷完善，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制，在這個基礎上打造的戰爭機器，猶如一個饕餮巨獸，貪婪地吞噬著資源來維持自身的運轉。因此秦國與山東六國的作戰，並非完全出自於君主的意志，更多是制度設計，如耕戰立國，如軍功爵。

秦國統一六國後，秦朝的政治制度必須需要從外界獲取能量來維持運轉，所以，秦始皇北進南下。最終，民力耗盡，二世而亡。

當競爭壓力減少時，對國家調動資源參與外部競爭的需求不強烈，貴族民主制有利於產生競爭、促進發展；當外部壓力增大時，則需要中央集權統一排程國家資源參與競爭，中央集權優勢更為明顯。

（徙木立信：法家都是營銷天才）

所以，秦國之所以一統六國，有以下四點:

其一，秦國在變法前曾經是被山東六國不屑的“鄙夷小國”，變法更為徹底，資源呼叫更為充分。

其二，秦國連續8位君主都屬明君，在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裡，君主對國家發展趨勢的絕對影響力大為加強，秦國的政策連貫性最強。

其三，秦國地理位置靠邊，有更為廣闊的腹地可以拓展，如攻取巴蜀以實軍資。

其四，秦國對其他國家來說更為開放，秦國客卿制度使得六華人才紛紛就秦。

必然因素:

一、秦人自古就尚武，很多家裡一連幾代都是行伍出身，能征善戰，不懼怕死亡，所以到戰國末期還能手持劍戟上戰場拼殺的秦人已所剩無幾。而且他們擁有快意恩仇，不嬌柔不做作，說幹就幹的性格也決定了其所建立起來的秦國能夠消滅任何曾經欺辱過他們的國家。

二、戰國中後期秦國實行商鞅變法，並大範圍舉賢納士，經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各方面實力大大增強，為實現大一統提供足夠的，智力，物力，財力。

三、秦國地理位置優越，易守難攻，等待時機成熟自然可以虎視群雄，萬馬平川。

四、公元前259年正月，秦王嬴政在邯鄲誕生了，其政治野心和魄力亙古少有，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都已成熟。滅六國而實現大一統也就變得水到渠成了。

偶然因素

正所謂奉天承運！“運氣好”這一點朱元璋就想的很清楚了，他就認為自己當年能戰勝強敵，統一中華建立明朝是跟老天爺的安排密不可分啊！

所以說其實在冷兵器時代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人的命運甚至國家的命運有時候不得不祈求“老天”保佑。

但是在現代科技已經發展到遠端定點精確打擊的時代

僅僅依靠蠻力和某些過時的戰略戰術已經沒那麼輕易的實現國家間的吞併了。就算吞併了其他國家也必然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可能到時候侵略者家裡連電腦都被”以某國為首的集團“斷網了！所以秦國還應該感謝那個年代，使他沒有機會遇到實力跨級別的對手！

人在政興，人亡政亡，一切興衰存亡無非“人治”而已，秦之所以能成為唯一實現大一統的諸侯，是因為自孝公以來的歷任秦君雖稱不上個個賢能，卻都是守成之君。再加上商鞅所建立的相對完善而優越的政治制度。試問秦國不統一天下誰統一天下？

一：由於特殊的建國經歷，自古以來秦人皆好戰

自平王東遷盡棄豐岐之地以為秦國籌功之賞以來，為了收復淪於西戎之手的失地，秦國接連數任君王戰死疆場之上。由於封地近於少數民族政權，常年戰亂不斷，剛剛新建的秦國不得不放棄中原諸侯的禮樂文明，建立強者為君、以武立國的政策。

此外，長期處於惡劣的地理環境和國際社會環境，兼之由於淆山函谷關而導致與東方世界懸隔的緣故，秦國逐漸脫離中原王朝的禮樂建制，越來越近似於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崇尚武力、強者為王的血液蓬勃在每一代秦王的血脈之中，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一國之君的秦王尚且如此，驍悍尚武、輕剽善戰逐漸成為秦人的傳統。

二：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和道德鉗制，秦國迅速完成了富國強兵的轉型

自古蠻夷不與華夏通，數百年來即僻處西戎、混雜與諸多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秦國被中原諸侯所厭棄，這種縱然你比我強但你沒我尊貴的阿Q式的精神使原本就自尊強大、敏感多疑的秦國君臣備感屈辱。

公元前356年，志在雪恥復仇的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由於特殊的建國背景和國家地理環境，發展至今的秦國已經徹底拋開了中原諸侯所崇尚的“禮教綱常”的道德包袱，在商鞅的運作和秦孝公的強力干涉之下，原本就驍勇善戰、悍不畏死的秦國民風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天下百姓一變而為“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一舉成就了秦國強悍霸道的軍事實力。

此外，和中原各國的政治相比，秦國政治顯得更加人性化一些。鑑於毗鄰強敵、夷漢混處的客觀現實，為了救亡圖存、艱難發展，秦國一直以一種野蠻生長的姿態活躍著。於是，在選擇繼承人的問題上，他們更加註重嗣君的德行和能力。所以統觀秦國曆任君王，兄終弟及、棄庸取賢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政治的穩定和國家政策的持續性。而商鞅就在此基礎上，輕而易舉的奠定了“君主中央集權的制度”，將天下權利收歸一人之手。使君王在頒佈法令和施行政策時能夠“如臂使指”順心如意。

三：君王素質決定了帝國走向——秦國的明君迭出和諸侯國的昏亂不斷

自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實行變法開始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這一百餘年時間裡，秦國不僅沒有出過昏君，而且屢有明君令主出現，諸如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宣太后執政期）、秦莊襄王和秦始皇等。

而在同時期的其他六國，雖然也有明君出現，但往往猶如彗星閃現，匆匆而過之後即湮滅無聞，期中趙武靈王就是最典型代表人物，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六國諸侯，明君令主異乎尋常的少，但權臣佞臣卻異乎尋常的說，諸如名聞天下的“戰國四公子”。這種太阿倒持的現象在當時比比皆是，君王的權利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和威脅。

在這種此長彼消的情況下，秦國的優勢變得得天獨厚，賢能的君王、強悍的軍隊、深厚的敵後縱深、遠交近攻的戰略決策以及易守難攻的天險淆函，秦國一統的契機已經出現，所謂“君王即國家”公元前221年，在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的領導下，秦國的戰爭機器強力運作，終於兼併六國，結束了長達500餘年的春秋戰國大亂之世。

秦國的歷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影響他們統一的因素很多，在戰國以前，秦國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優越性，秦國是贏在戰國的。

戰國時期，秦國本土以關中為主，北面是陝北高原，西面是廣漠的沙漠，南面是巍峨的秦嶺，東面有黃河天塹和函谷關之固，北、西、南都沒有強勁的敵人，向東還可以憑藉黃河天塹和函谷關進退自如，關中平原遼闊，土地肥沃，渭水、涇水、洛水分佈其中，是發展農業的好地方，處於邊陲本身也是一種優勢，春秋戰國的四強晉楚秦齊都處在邊緣地區。到了戰國時期，晉國一分為三，魏國率先變法富強起來，但是也敵不過四戰之地的地理劣勢，強盛也是曇花一現。反倒是居於北方的趙國在戰國中後期成功接力了晉國留下的大旗，但是趙國的領土東面有燕、齊兩大國，北面還有強悍的胡人、匈奴人，南面便是韓魏兩國，也是強國環繞。齊國東靠大海，盡享魚鹽之利，北面與燕趙接壤，南面是楚國，東面主要是魏國，競爭更是來自四面八方。楚國獨佔南方，土地廣袤，人口眾多，但是北面除了與燕趙絕緣，其他主要諸侯基本都和他接壤，多線作戰讓楚國吃盡苦頭。南韓和魏國差不多，強敵環視，發展的空間實在狹小。燕國地處北方，單純的地理位置也不錯，但是天寒地凍，資源有限，人煙稀少，農耕遊牧業嚴重受限，只能偏安一隅。

戰國時期，主要諸侯國先後進行了變法，戰國七雄的局面才最終形成，但是列國的變法影響卻有天壤之別。秦國的變法是獨一檔的存在，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確立了秦國土地私有制，從本質上促進了秦國農業的發展。普遍實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使秦國的中央集權大大加強。“按軍功受爵”則極大的調動了兵士們的尋找積極性，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魏國的李悝變法也是很成功的，他的“盡地力之教”符合農業發展的需要，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和新興地主階級的產生。李悝在法治方面成就巨大，著有《法經》，促進了魏國的法治建設。李悝還建立了武卒制度，使魏國擁有了一支戰鬥力非常強大的隊伍。與秦國同期的變法還有齊國的鄒忌變法、趙國的公仲連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南韓的申不害變法這些變法雖然都是尊崇法家，但是側重點各不同，比如申不害變法過分強調“術”，對法本身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雖然能夠讓君主集權，卻也能讓政治混亂，而且他的變法則不夠全面。最為重要的是，大多數的變法都是人走茶涼，而秦國雖然在秦惠王剛即位就殺了商鞅，但是秦法卻保留了下來，並且不斷不充發展，以適應戰時需要。

戰國中後期，秦國的國君大多賢明，從秦獻公開始、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始皇基本上都是如此。早在秦獻公時期，他就開始變法，為秦孝公變法奠定基礎。秦孝公時期，頒佈“求賢令”，天下人才一時爭先恐後來到秦國，他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國家富強起來。秦惠文王時期，任用張儀合縱連橫，北擊義渠，西平巴蜀，南下商於，東出函谷，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秦武王時期，他任用甘茂伐宜陽，實現了“車通三川窺周室”的願望。秦昭王時期，在魏冉、白起、範睢等人的協助下，鯨吞蠶食了大量的東方六國的土地，殺死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極大削弱了他們的實力，秦國已經開始了統一戰爭。到了秦始皇的時侯，秦國賢才濟濟，呂不韋、李斯、尉繚、王翦、蒙武等不勝列舉，秦始皇任用他們各司其職，摧枯拉朽一般統一了天下。魏國則在魏惠王時期國力達到頂峰，從此由盛轉衰，也沒有出現力纜狂瀾的君主，而且人才大量流失，比如張儀、公孫衍、衛鞅等等，魏國便衰落了。趙國在趙武靈王改革以後，國家也強盛起來，也培育了大量優秀的人才，比如戰國四大將中李牧、廉頗均為趙華人才，但是趙武靈王死後，他的改革只被部分保留下來，到了長平之戰以後，也就衰落了。楚國則貴族氣息嚴重，後期的將相不過屈、景、昭三家，人才得不到充分利用哪有持續強盛的道理？戰國時期尤其是決定一統天下的中後期，沒有一個國家能像秦國這樣擁有前仆後繼的明君賢臣，秦國不統一，誰統一。

東方六國，沒有一個國家能像秦國一樣把一統天下作為國策長久堅持下去。秦國從秦惠王時期，就提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從此以後，他們都以一統天下為己任，矜矜業業，有始有終。而其他國家也沒有成熟的統一國策。比如強盛時期的魏國，想的居然還是中原的霸權，搞幾個小國朝拜天子，不合時宜。齊國強盛的時候也是有想法的，甚至一度和秦國並稱“東西二帝”，奈何五國伐齊把他們的夢想打的灰飛煙滅。楚國在莊嶠之變以後已經嚴重分裂，內部紛亂尚且無法扼制，何求天下一統。趙國在趙武靈王時期曾有滅秦的計劃，如果實現了那個宏偉計劃，趙國是有機會一統天下的，但是無奈沙丘宮變，趙武靈王英年早逝。至於韓、燕能夠苟活已經不錯，一統天下根本是無從談起。

戰國七雄，秦國的外交策略最為成功。戰國初期，秦國默默無聞。到了秦惠王時期，任用張儀開展外交活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戲耍楚懷王，當時秦國想打齊國，但是害怕楚國幫助齊國，於是張儀佯用六百里商於地為誘餌使楚國和齊國斷交，於是秦、齊兩國就結交了，楚國發兵攻打秦國，秦、齊一起攻打楚國，丹陽、漢中又成為秦國的土地。秦昭王時期，範睢使用“遠交近攻”的策略，使秦國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長平之戰時，範睢實行“反間計”，使人到戰國散播秦國不怕廉頗只怕趙括的言論，趙惠文王果然換趙括為主帥，導致長平之戰迅速戰敗。秦始皇時期，採用李斯、尉繚等人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離間齊國是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那時候，秦國採取和齊國友好的策略，秦國在滅亡其他諸侯國的時候，齊國非但不幫助他們，反而與秦國友好互動，這樣，秦國就不用擔心齊國的威脅。其他諸侯國為了對付強大的秦國，從公元前318年五國合縱攻秦開始，先後有過五次較大規模的合縱事件，但是卻敗多勝少，外交工作沒做好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連橫本身是一種聚眾弱以攻一強的無奈之舉，它很難聚集人心，所以本身就有劣根性。

秦國在取的土地的時侯，經常把原來的犯人赦免了，遷到別的地方去，充實勞動力。公元前286年，秦國取安邑以後，公元前282年，攻佔趙國藺、祁以後，就“赦罪人遷之”。這樣不僅有利於農業發展，也符合人民的願望。另外，攻取了一些大的城市，他們會驅逐大商人，公元前318年，他們攻取曲沃的時候，就“盡出其人”，這裡的“其人”是指商人，他們剝削農民，限制小農經濟的發展，而小農經濟是本，“出其人”也就保護了小農經濟，使國家的徭役、賦稅、兵源有了保障，秦國的這些策略正是人心所向。

戰國中後期，商業和交通的發展，使各地的聯絡大大加強。秦國李斯在《逐客令》中提到了大量來自四面八方各個國家的奇珍異寶，比如崑崙之玉、江南金錫、西蜀丹青等等，說明各國之間的商業貿易非常廣泛，同時也說明交通道路的便利，這也客觀上促進了統一。

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長期戰爭，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人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權。那時候一場大戰的代價常為“十年之田而不償也”。水患除了天災，也常為人患。處於上游的國家常常雨季放大水淹沒下游國家，乾旱的季節就阻塞水道使下游的國家沒水用。比如“東周欲為稻，西周不放水”。戰爭時候，用水淹城也很常見，秦國滅魏國就是引黃河之水灌大梁，不僅城池毀壞，人民也深受其害。而唯有建立統一的政權，才能免受戰亂和剝離之苦。

北方的胡人、匈奴人等遊牧部落經常侵犯中原，各國雖然也派重兵防守北方，但是主要的兵力都用於中原戰爭，邊防就嚴重削弱，實現統一以後，就可以集中更多的兵力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秦國統一以後，就派公子扶蘇和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

“天時地利人和”，秦國皆有之，其他各國則殘破凋敝，一統天下，舍“秦”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