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沒有獨尊儒家，即使最重用儒家的漢文帝和漢元帝，道家和黃老都有一席之地。

所以，這個題目應改為‘漢朝如果一直重用儒家，社會會如何發現？’

一、言論自由，沒有誹謗罪。

漢朝如果一直重用儒家，會言論自由，思想奔放，沒有誹謗罪。

誹謗之法，是罵天子，批評政治之罪。由秦始皇為實行法家愚民政策，禁錮思想，扼殺言論而創立。商鞅謂之：民愚，則易治。韓非謂之：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那四百名儒生以古非今，罵秦始皇，就是死於誹謗罪。

漢文帝時，重用儒家大師張倉為丞相。放開言論，廢除誹謗罪。

漢武帝時，法家酷吏張湯重立誹謗罪。

漢武帝與張湯謀劃發行白鹿皮幣。召來大夫顏異商議。顏異認為不妥，並未罵劉徹。‘天子不悅’，法家酷吏張湯認為，顏異欲罵天子，不言而入腹，便以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因肚子裡罵天子，而被法家酷吏誅殺。這不是法治。而是治人】

二、中國會進入準法治社會，或者說法治大於人治的社會。

法家主張法律必須體現君主的意志——生法者，君也，守法著，臣也。

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

夷族連坐，寧枉勿縱。

儒家主張立法為民——奉法以利民。

司法獨立——孔子批判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

疑罪從無——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

不罪無辜——孔子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漢文帝時，儒家大師，丞相張倉廢除秦朝誹謗罪，夷租連坐等惡法。張倉廢法，是中國法治史上的一大進步。

漢武帝時，法家酷吏重立誹謗罪，夷族連坐罪。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中國進入人整人，人治人的社會。張湯立法，是中國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法家是法治的頭號死敵。是極端的人治——治人。

三、會滅掉匈奴。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屠戮了十幾萬皇族、群臣、軍民。嚴重損耗了國力。對匈奴的戰爭也最終失敗。漢武帝外甥李廣利戰敗後。漢朝國力全部耗盡，再也無力討伐匈奴。再加上法家賣官鬻爵，盤剝百姓，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首例人頭稅。導致吏治腐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人口減半，相當於今天死了7億人。已經到了亡國的邊緣。還沒滅掉匈奴。

漢武帝不但用法家酷吏，處死儒家大師。還罷黜群儒而不用。更是處死最後一個墨者郭解。名存實亡的墨家學派徹底滅亡。

作為一個理科生，我用歸納法與演繹法來推論，如果沒有儒家，中國歷史會怎樣演進。

和中華文明同時代的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早就在外敵入侵下消亡了。古希臘，現在的希臘只是歐洲的一個小國；羅馬帝國，四分五裂，現在的義大利人不知道能不能稱為羅馬民族的後裔；波斯帝國，現在的伊朗，已經伊斯蘭化，和波斯帝國時期的國土與影響力相差極大；阿拉伯帝國，四分五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近代中國類似，一個西亞病夫一個東亞病夫，兩個老大帝國，在近代西方入侵中一個四分五裂，而中國的軍閥們卻沒有一個背祖棄宗脫離中國的！這些帝國，在它們統一的時候，可是有統一的文字，度量衡的！由此歸納，如果沒有儒家，中國也會像這些帝國一樣，或消亡，或分裂。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波黑的穆族與塞族，同出塞爾維亞族，血脈相同，卻因為不同的信仰互相仇殺，分成兩個民族！可以想像漢族如果沒有儒家思想，可能早在漢帝國亡後就分裂了，也不可能成為現在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民族！

那儒家是否阻礙中國進步，阻礙中國科技發展？沒有儒家，中國是否能提前兩千年進入工業社會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西方文明也沒有在兩千年前就進入工業社會！更何況儒黑眼中的弱宋，恰恰是同時代科技最發達的地區，實在是打臉！另外世界上儒家隻影響東亞地區，但是工業革命的源地只是英國，其它廣大的非儒家文化地區並沒有發展出工業文明來！說明工業文明的發端，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就彷彿生物中的基因突變一般！法國德國與美國只是離英國比較近，所以能最先接受工業文明而已，要是沒有英國，同是西方文明的法國德國也無法完成工業革命，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都要走中央集權，君權神授的道路，和漢武帝一個樣！

所以我尊重五四運動時的大師們，他們反儒，是受時代的限制，也有進步的意義，正如魯迅所寫的“華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他們並非真要拆掉房頂；

鄙視七十年代的文人，他們反儒，只為迎合上意，讓自己往上爬，全不為民族未來考慮，當代中國的道德淪喪，他們要負主要責任；蔑視當代反儒的文人，他們反儒，純粹是智商低下問題，他們人云亦云，既不懂儒學，也不懂魯迅，魯迅們只是想要開啟一個窗，而當代的儒黑們卻以為魯迅們真的要把房頂拆掉，全不知道屋頂拆了，確實屋子亮了很多，卻連風雨都無法遮擋了！

孔子思想在當時及現代都比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思想科學先進，要把孔子的思想體系與後世儒家思想體系區分開來，後世儒家綁架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個唯物主義者 ，仁義禮智信是基於倫理大道，也是人類區別於野獸的最基本的標誌，後世儒家思想體系趨於功利性，魚目混雜。

實際上，這是一個政體選擇形式的問題。政體建立形式的依據是國家對於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哲學為依據而決定的，不管選擇什麼樣的政體形式，以及是以什麼樣的國家哲學來指導政體的組織形式，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為最終目的。但最終能不能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這種政體形式，是不是能促進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才是決定性因素。

這是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基礎理論，其總體邏輯圖如下：

先丟擲結論：如果漢代沒有獨尊儒術，而是百家爭鳴，那麼歷史最終也會選擇一種成熟的哲學思想來形成國家哲學，從而建立一套符合社會發展的主流思想而形成一種政體形式。而不會是一直百家爭鳴。思想統一，是所有政治組織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儒家思想，他是承接先朝的周禮而定的。有承前啟後的根脈在的。其中重要的一點就禮制。漢初實行的是分封制。但最終以改良的儒家思想，走向了中央集權。規定了一整套社會階層流動的機制。但核心不能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看秦朝，也是這樣的，但他的國家哲學不一樣：法家。重法而輕教。到政權確立之後，繼續這樣執行，所以即使秦國有當時世界上最牛×的軍隊，也是三世而亡。漢取代秦之後，實際上是外儒而內法的國家哲學。即做到了中央集權，又做到了階層流動的相對容易。達到了一種社會各階層的動態平衡。東西漢存在了400年，其中大部分時間是政局穩定的。

魏晉南北朝用了釋家，道家哲學，作為國家哲學，但這兩種形式，給中華民族是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的，五胡亂華就發生在這個時期。你仁慈，別人歹毒，你無為，人家有為。這兩種哲學指導下的國家政策，很容易失去國家凝聚力。外部環境決定這是註定失敗的。也註定是災難。

隋朝結束魏晉之分崩離析，實行中央集權，然對外用兵失度——過快，過大。隋朝迅速滅亡。科舉制度在隋朝完整建立，社會階層躍遷途徑進一步最佳化，隋朝雖然滅亡，但為中國減少了周邊威脅。所以到唐朝的時候，前人的政治智慧進一步得到傳承和完善，國家繁榮出現。宋朝是把儒家思想運用得最好的。他的滅亡，純屬意外。元是完全拋棄了儒家思想，他是國家暴力哲學的典型。純屬使用的是硬力量的碾壓。“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長”漢唐是剛柔相濟的政體形式，即為儒家的中庸哲學。元朝是純剛純強的形式，所以很快滅亡。

明朝我們單獨起一段來分析：他的國家哲學主體是儒家思想。後期，甚至在江浙有了資本主義萌芽，手工業商業相當發達。在明中葉，是很像“三權分立”的政體組織形式的。皇帝的權利是受到了很大的掣肘的。但社會思想，魚龍混雜，在明朝，真有百家爭鳴的再現的局面了。甚至基督教都有在中華大地廣為傳播，東林黨裡面，更是各種政治理念都有。我的觀點是：明朝亡於統治階層的思想不統一，價值觀的不統一。個人英雄主義氾濫：居然以被打屁股為榮譽，沒有被打過屁股的，就沒有面子。這是什麼概念？所以，我們看明朝是出了很多能人的。而這一些所謂能人，是一個不屌一個的牛×，嚴重影響了中央集權和組織能力。所以，我們看，明朝在所謂國力並沒有很差的情況下，被一個奴隸組織給滅了，實在可惜可嘆。

這一段我要說明說明呢？說明中央集權在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

清朝，這個王朝，是一個骨子裡面的奴隸社會思想，儒家思想為面子的怪胎王朝，兼具元和宋的特徵。正面講是：剛柔相濟（但不真心），反面講是擁有軍事力量的暴發戶。維持著對於最低限度的漢人的存在，目的只是讓他們幹活，而沒有把佔絕大多數的漢族人當自己人。

講這一段和題主所問的聯絡是什麼呢？是百花思想的效果展示。思想不統一，不管每種思想獨立來看，多麼優秀，但並不一定促進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一種思想，不管多落後，只要適宜社會發展，和整體的國家素質相匹配，這種思想，才能在生產生活中發揮作用。

清亡之後，總統制，其國家哲學是“天賦人權”這一套西方哲學。行得通不？不知道，反正是分崩離析，內憂外患。群狼俯視，惡熊野狗環顧林立。

現在我們的國家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行不行，反正現在我認為非常行。組織能力，世界第一，國家安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綜上所述：一個牛逼的組織，不可能是長時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花爭豔，牛逼的組織形式，一定是一枝獨秀。文人墨客的自由思想，對於整體的民族生死存亡，一點卵用沒有（很殘酷的言語吧？）。而一個真正牛叉的組織，是在一枝獨秀的情況下，允許百花齊放而存託這一枝花獨秀的豔麗。絕不是孤零零在風中搖曳的孤芳自賞！

沒有獨尊儒術的話歷史走向的可能是多樣的不好猜測但是一些東西是確定的

第一，尚武精神不會被閹割

第二，各行各業的各種匠人不會被視為奇淫技巧，各種技術會得到大的發展

第三，人們的思想不再總是崇古薄今，可能會出現更多基於古人的新發現，而不是越來越弱

第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會減少，人們的整體思維更加的務實

儒家被篡改和曲解的可能性變小，可能會得到更好的發展，我們的道德觀可能會變的更加的合理客觀，在中央集權制政體下的百家爭鳴各行各業各家各派可能會有長足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朝代可能會出現更替但民族會變強，最後可能會發展到類似於君主立憲的政體出現

漢代並非獨尊儒術，亦非百家爭鳴，而是百花齊放。漢初，當時的人鑑於先秦的成敗得失，及戰國時期各家學術的優劣，開始總結出一條適合當時的道路。而總結出來的成果則體現在漢武帝時期的“更化改制”之上，儒家致力當時的教化、易俗、教正制度之上;法家致力於整肅社會秩序、節制社會資本之上;農家、墨家著力於開墾拓荒興修水利之上;兵家則著重於改革軍制建立新軍之上;外交家則著重於打通外貿友好通道遠赴西域傳播文明開拓絲綢之路……

當時的人們對先秦諸子的學術已經有了非常客觀的認識。先秦學術，因各家盡專一門，就一方面而論，是最精的，都有很高的見解。但是，對於其它方面說，又是最粗的，只知自身的而不瞭解他家的立場。如墨子所主張“乃凶荒札喪的變禮，本不謂平世當然”;荀子力駁他，“說天下治好了，財之不足，不足為患，豈非無的放矢?"理論是可以說的，可事實上是辦不到只顧一方面的，只顧及一方面必然行不通。因為國家施政，不得不兼顧到各個方面的。

“更化改制”各家逐漸興起，並著力於自身的優勢在為當時的社會治理提供足夠的能量。漢初六十年後社會已經變壞，從當時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中可見，更正制度、興起教化已經是迫在眉睫，因為要更正制度興起教化，此重任也非儒家不能勝任。

其次便是當時的經濟制度急需更正，要更正經濟制度就必須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要做這兩方面的事，則非法家不能。當時的資本和地權大半掌控在諸候王與地方豪強手上，諸候王源於分封割據，地方豪強則源於土地與財富的兼併。在處理地權與資本問題上，當時的法家有郅都、主父偃、桑弘羊、張湯等，這些人在處理諸候王和地方豪強，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最後是軍制改革上，由於當時有匈奴外患的問題存在，漢軍軍制老舊將領作戰保守，無法應對強大匈奴騎兵的大舉入侵，為解決漢武帝決定起用新人組建“內廷”改革軍制。在兵事改革中，起用了衛青、王恢等一批新將領，組建適應與匈奴人作戰的漢軍騎兵軍團。另外，漢代出色的外交家莫過於張騫了。

可見，漢代是各家百花齊放的時代，是先秦百家爭鳴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和諧統一。是避各家之短，揚各家之長，將各家之說融合於一個國家方方面面的百花齊放時代。

“百家爭鳴"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前475-前221年）特別是在進入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期（前221年）當時在學術思想領域是“百家"林立，互相爭辯，著名的有儒、法、道、墨、陰陽、縱橫、農、雜、等等，歷史上稱為“庶民亂議"，孔子的儒家也是其中之一。

春秋時，孔子建立了“儒教"，帶領他的學生周遊列國，他向各國諸侯推銷恢復“周禮"，他的口號是“克己復禮"。由於儒學是從周禮的“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沒有人欣賞周禮。孔子晚年在家修訂《春秋》，在《春秋》一書中，孔子將魯國的國君痛罵了一頓。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他到泰山封禪，他祭拜的蚩尤，而不是黃帝。因為秦始皇認為蚩尤是本地的，而炎黃是外來的。（以後有機會再解釋）楚漢相爭時，漢高祖劉邦祭拜的也是蚩尤，而不是炎黃。漢初時，劉邦還建蚩尤祠，他們都認為“蚩尤"是華夏的祖先。漢初，從劉邦、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都採用的是“黃老之學"，沒有采用儒學。

（漢高祖劉邦）

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將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陰陽五學等揉合在一起，進行授課。丞相衛紈、竇嬰、田鼢都去聽課，（後來司馬遷也去聽課）丞相們將董仲舒推薦給漢武帝劉徹。董仲舒向漢武帝推銷他的“具有西漢特色的儒家學說"，它就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其中，“君權是上天賜予的，不容動搖的"。打動了漢武帝的心，漢武帝知道儒學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就頒佈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術"就是一個騙術。以後董仲舒在長安失火的時候，搬出了“天人感應"來嚇唬漢武帝，結果漢武帝差一點要了董仲舒的腦袋。

（大儒董仲舒）

先秦時期的儒法之爭，引深到西漢，漢武帝頒佈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延續了中國二千多年。以秦為代表的認為“蚩尤"是華夏的祖先，被漢初所接受；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在漢武帝時期被肯定，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確定“炎黃"為始祖，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都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實際上，就是儒家的勝利，而法家退出歷史舞臺。

“獨尊儒術”的目的是要與儒教抗爭，取得儒信仰的領導權。

如果不實行“獨尊儒術”，那就會儒教全面復興，不過這個儒教是道家當家，儒家會仍然屬於民間，其“有教無類”的風格將使其成為社會底層的儒教徒（孔子的弟子子張，號稱儒門八派之首，主張與墨家類似，當時就有大儒稱其為“賤儒”）。

為什麼推翻秦王朝的統治後，道家迅速的登上國家的宮廷，取得國家政治的統治權，因為儒教的領袖就是道家，儒教也本來就是華人的本土宗教信仰。

實際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了與道家爭奪儒信仰的領導權，漢武帝也是為了將沒有任何上層根基的儒家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儒教主張的那樣將君王置於宗教的控制之下。

如果實行純粹的儒教統治，可以實現“百家爭鳴”，但國家就會處於分裂狀態，中國也就不會形成大一統局面。

如果漢代沒有獨尊儒術而是百家爭鳴，那麼歷史會向什麼方向……

中國將比現在的西方國家中的任何一個都還要開明，

在我點開這個問題的時候，頁面右側的“等我來答”顯示了一個問題，我覺得與之對比，可以凸顯出了“百家爭鳴”整體的缺陷。那個問題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被當時的人稱為最有智慧的人，但為何他總是說自己無知？"

蘇格拉底的偉大在於他認識到，很多古老的經驗說法習俗，可能根本就是錯誤的或者含糊不清的。要想認識清楚這個世界，就必須拋棄那些成見陋習，以一個無知者的姿態從根本上去探究各種現象背後的深層規律。也就是說蘇格拉底認識到了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犯錯，每一種文化都可能會犯錯，每一種已經存在經驗可能都是片面的甚至錯誤的。如果我們不承認自己無知，不從根本上去探究我們所應用的每一個概念，每一個做法，甚至手上的每一種工具。可能我們就無法突破這個世界複雜的表象，去看到更深層次的規律。

非常有趣的是，在人類最初文明的軸心時代，東西方的思想家都寫過文體相近的對話體制作。比如柏拉圖的對話錄，孔子門徒收集的論語。孟子的著作。初看起來他們好像都是一樣的，仔細端詳一會兒，你會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在孔孟等人的對話錄中，永遠是學生在恭恭敬敬的提出問題，老師耐心細緻的回答。永遠是以老師的回答為準，老師基本上沒有錯誤。（後來王安石詩句裡說，孔孟如日月。）但是在柏拉圖的對話裡，不同的角色之間是相互辯駁的，並沒有一個人一言九鼎說了就是大家都奉為真理的標準。

在孔孟的著作裡彷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後人也覺得聖人的觀點就是這個世界的金科玉律，不容置疑。後來的思想家們在寫自己著作的時候，比如朱熹王陽明都要宣稱自己是在重新闡述孔孟的思想，朱熹甚至還配享孔廟。這種以老師為尊不可質疑的思想，在先秦諸子中恐怕也是幾乎如出一轍的。比如墨子也認為一切想法“以古聖先王為準”。

但是在希臘哲學這裡並不是這樣的。希臘的哲學家們對無數問題進行了爭論，每一派每一代哲學家都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他們相互辯駁，競相著書立說。而且很多哲學家都知道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最終答案。柏拉圖甚至說“如果有人能夠指出我們的錯誤，我們應該把他作為英雄奉為上賓。。”

不管是黃老之學也好，陰陽五行家也好，墨子學派也好，縱橫家也好，儒家也好，他們競相研究學問的目的，其實非常簡單：“幹祿“，就是為了打動國君，正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但具有不同思想的各派學者。他們是否願意承認自己的理論可能是有錯誤的。從而能夠像我們理想中的合作探索未知呢。這我們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