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西漢公主昭君出塞嫁給匈奴人首領冒頓單于和親，還是後來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兩代公主入吐蕃的和親政策，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明戰術戰略。一方面，相對身體功能強悍的外域異族，和親政策的推行彌補了漢人體能短板劣勢，不用打也能禦敵。另一方面，漢人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乘機強化戰術整訓，加強文化滲透，逐步統一思想制度，堅持開放包容，將版圖的面積鞏固後，穩定向外域延伸，實現了古絲綢之路一帶“開元盛世”、“貞觀之治”、自由貿易、互通有無、和親繁衍等大唐盛世的繁榮局面。

一言概括之，微觀的角度看，是嫁出公主和親換和平;宏觀的角度，是推行和平開放、相容幷包的發展戰略。

吐蕃和大唐搶地盤沒搶過，退而求其次，已和親吸收大唐的先進技術，而大唐也可以省去一次軍事開支，吐蕃有了面子大唐省了錢，皆大歡喜。

安西四鎮，指唐朝前期在西北地區設定，由安西都護府統轄的四個軍鎮。唐安西四鎮在歷史上存在了一個半世紀，它們對於唐朝政府撫慰西突厥，保護中西陸上交通要道，鞏固唐的西北邊防，都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貞觀十四年（640）八月唐滅高昌國，九月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交河故城遺址），管理西域地區軍政事務。二十二年，唐軍進駐龜茲國以後，便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國都城（今新疆庫車），同時在龜茲、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築城堡，建置軍鎮，由安西都護兼統，故簡稱安西四鎮。貞觀以後，安西四鎮時置時罷，軍鎮也有所變動。調露元年（679），在唐安撫大使裴行儉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後，以碎葉水旁的碎葉鎮城代焉耆。從此安西四鎮是碎葉、龜茲、于闐、疏勒。

有一支軍隊，駐守西域接近半個世紀，從沒有離開過，最後幾乎全部陣亡。這支軍隊的將領叫做郭昕，他的軍隊就是當時的安西四鎮守軍。在永泰二年的時候，也就是766年，郭子儀建議，任命郭昕去巡撫西域。當時他的職位是左武衛大將軍。在唐朝同意之後，郭昕就高高興興地去上任了。當時他是年少有志，年紀輕輕，想著能夠為國家做貢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哪知道上任沒多久，河西走廊被吐蕃佔領。這個地方可是相當的重要，它是當時西域和唐朝的聯絡要地。在北廷駐軍和安西駐軍因內亂被抽調走之後，他被任命為安西留守。

在任職安西留守期間，他和自己的軍隊可以說是孤立無援。吐蕃軍則趁人之危，不斷進攻安西四鎮。吐蕃曾經集結過四十萬大軍抵抗過薛仁貴十萬大軍的進攻，一個孤立無援的安西四鎮豈是它的對手。在隴右和安西四鎮失守之後，他也沒有撤軍回唐朝。就這樣，他的軍隊就和大唐徹底的失去了聯絡。但是他並沒有放棄抵抗，而是率領剩下的幾千留守兵和吐蕃死扛到底。而且，他還想辦法增加兵力，收編了一些散兵，遊勇。考慮到自己孤軍奮戰，處於劣勢，還拉攏了回紇人，沙陀人幫助應戰，於是他一人率領士兵在西域堅持了近五十年。

在戍邊期間，並不是那樣的一帆風順，遇到過很多困難，畢竟西域是荒涼不毛之地。眼看糧食快吃完了，他們就想辦法在種植糧食。為了解決貿易中斷，經濟衰敗的問題，他們還嘗試過自己鑄造錢幣。有考古學家在新疆發現過“大曆元寶”，這並不是唐朝官方錢幣，是郭昕和將士們鑄造的錢幣。有一次，和回紇合作應敵的時候，郭昕就派了幾個士兵透過回紇地盤往長安的方向趕。在德宗建中二年的時候，也就是781年，這些士兵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終於到達了長安城。在唐朝這邊得知他們在西域抵抗吐蕃，堅持近五十年的事情之後，大臣們還有皇帝都非常的感動。

在德宗看到這些老兵之後，感動不已，潸然淚下，深情的說，“沒想到朕的安西，河西都還在啊。”大臣們聽到皇帝說了這句話之後，更是感慨萬千，悲痛不已。為了獎賞這些忠誠計程車兵，就大加賞賜了這些將士們。對於所有留守士兵，包括普通軍卒，連升七級。郭昕則被德宗封為“武威郡王”。但是大唐已經走向了衰敗，吐蕃還是非常的強盛，對於河西走廊這塊地方，大唐是沒有能力擊敗吐蕃收復回來了。

小編認為，對於整個西域，它也沒有能力再次把自己的勢力擴充套件過去。郭昕依然是孤軍奮戰的狀態。在唐憲宗元和三年這一年，也就是808年的冬天，吐蕃攻佔了龜茲，安西軍將士，包括郭昕，全部以身殉國。所以，儘管是孤軍奮戰，沒有任何援軍，郭昕依然死守西域，不願意放棄一寸領土，足以見得他對唐朝的忠誠。

那麼在此期間有沒有進行談判呢？

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吐蕃贊普松贊干布率軍進攻唐松州（治嘉誠，今四川松潘），被唐軍擊退（參見“松州之戰”）。十五年，唐以文成公主入嫁松贊干布，唐蕃關係在此後30餘年內十分融洽。

吐蕃於717年（唐玄宗開元五年）遣使向唐廷求和，同時金城公主也單獨上書“孃家”要求雙方息戰。經過多次往來談判，唐蕃於兩年後進行會盟，約定不再重啟戰端，和平友好相處。

從吐蕃軍神與唐朝縣尉的談判，看兩國對安西四鎮的勾心鬥角！不為人知的唐蕃會談，吐蕃軍神和唐朝縣尉的野狐河之會。

公元697年（武周朝，神功元年），吐蕃軍神論欽陵和唐使郭元振，在西域野狐河畔進行了一次不為人知的會談。

會談中，雙方為各自利益，唇槍舌劍鬥得不亦樂乎。

雖然野狐河之會，很快便淹沒在浩繁的歷史長河裡，似乎並未激起多大波瀾。

但從會談的動議上，顯見兩國對西域控制權的糾纏。可成為窺視西域，尤其是安西四鎮地區，大國政治博弈視窗。

一、野狐河之會的時代背景。

吐蕃王朝在七世紀中葉平滅象雄後，西藏本土完成了統一。隨著吐蕃社會生活趨於穩定，走下高原對外擴張，便成了國家的主要戰略方針。

從地理格局上看，吐蕃擴充套件只能有三個方向，東出康巴，圖謀川蜀；北出甘南，搏取河隴；西出崑崙，爭奪西域。

在這三個方向中，北出甘南取河隴，顯然是重中之重。

因為，東線的橫斷山脈溝壑縱橫，極不利於大兵團展開。而西線穿越崑崙山的路線補給困難，且南疆的沙漠綠洲地形也不利於統治（這點對唐蕃都一樣，所以二者不約而同的選擇了羈縻方式）。

只有北線草原連綿，既適合吐蕃軍隊的作戰方式，也能滿足其軍隊的補給需求（關於吐蕃軍隊的補給特點，詳見拙作《動輒興兵數十萬，吐蕃軍隊是如何解決後勤問題的？》）。

因此，不管吐谷渾有沒有攪合吐蕃的求親，它都必然是吐蕃刀下第一隻羔羊。

另外，西域和川蜀距離太遠，形不成戰略聯動。只有北線能左右逢源，既聯絡西域，又呼應川蜀。

吐蕃王朝確實也是這麼做的，從貞觀十一年（637年）松贊干布進攻吐谷渾開始，直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才徹底穩定了青海的局面，前後歷時三十餘年。

佔據吐谷渾故地後，青海牧場馬上便和西域產生了聯動。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取西線穿越崑崙山入南疆，陷西域白州等十八州（羈縻州），又聯合于闐周邊突厥部落，攻陷龜茲拔換城（故址在今新疆阿克蘇）。

唐朝被迫罷龜茲（今新疆庫車）、于闐（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鎮，安西都護府撤回西州（今新疆吐魯番交河城）。

為實施反擊，唐朝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以阿史那·忠為西域行軍大總管，由北向南出徵安西。以薛仁貴為邏些（拉薩）道行軍大總管，出河隴征伐青海，試圖使吐蕃首尾難顧。

可惜，薛仁貴所領唐軍在大非川，遭論欽陵所部四十萬蕃軍圍攻。唐軍傷亡殆盡，薛仁貴被迫與吐蕃約和退軍。

高宗儀鳳三年（678年），吐蕃捲土重來，聯合西突厥首領阿史那·都支再攻安西。

吐蕃大論贊聶（疑為祿東贊長子贊悉若）親自領兵入西域，在西域活動了近四年（676-679年）。

唐朝一面以西州為基地，派兵到龜茲附近與吐蕃爭戰，一面派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出兵青海策應。

但李敬玄、劉審禮率領的十八萬唐兵，再敗於論欽陵之手（史稱“青海之戰”）。吐蕃“西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安西四鎮再廢。

垂拱二年（686年），唐朝主動放棄了安西四鎮。吐蕃藉機翻越喀喇崑崙山和崑崙山進入西域，攻克安西四鎮，長驅東進，兵鋒所向直逼沙州（今甘肅敦煌）。

長壽元年（公元692年），王孝傑領十八萬唐軍再入西域，重挫蕃將勃論贊，“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

二十二年間，安西四鎮六度易手，一直都是唐蕃博弈熱點地區。

有一點需要注意，安西四鎮在王孝傑收復前，長期沒有駐紮唐軍，每鎮只有五百人的兵額。

這是其反覆易手的重要原因，但在長壽元年後，重兵屯駐，迅速穩固了局面。

兩年後（延載元年，694年），王孝傑又在大嶺、冷泉兩地重創吐蕃、突厥聯軍六萬人。唐軍控制安西的局面，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

但在青海、河隴地區，欽陵始終都是唐的心腹大患。

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三月，欽陵、贊婆（欽陵三弟）在素羅汗山（甘肅臨洮附近）大敗王孝傑、婁師德，唐軍損失慘重。

戰後，吐蕃軍隊以唐軍屍體築“京觀”炫耀武功，史稱“屍骸高與天齊”。為此，武則天貶“王孝傑為庶人，貶婁師德為原州司馬”。

攜素羅汗山大勝之威，蕃軍圍攻涼州大掠去，但很快欽陵便遣使長安，“復遣使請和親”。

野狐河之會就在，唐朝安西穩固、河隴新敗的局面下開始了。

當時，武則天身邊攢了一票能臣，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可她誰都沒派，而是選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郭元振出來。

出使前的郭元振，在唐朝政壇上沒有任何建樹。甚至很多人都認為，他所供職的奉宸監，乾脆就是武則天收集“小鮮肉”的場所。

但就是在和欽陵的野狐河之會上，他充分展示了“人除了長得帥，還得有能力”，這一真理。

當他來到青海吐蕃大營後，欽陵稍作寒暄便單刀直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鹹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乞聖恩含弘，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居，人自為守，既不款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荒陬幸甚。”

欽陵話中的意思很直白，既然唐蕃議和修好，為避免糾紛，兩國應該各自從安西地區撤軍，讓西域的十姓突厥部落實施自治，唐蕃都不應橫加干涉。

此話看起來頗為冠冕堂皇，但邏輯上卻有點問題。

安西四鎮周邊的突厥部落，從貞觀二十二年起（648年），便開始內附唐朝。而西突厥十姓部落，也於高宗顯慶二年（657年）編入唐朝的羈縻州。而延載元年（694年）的大嶺、冷泉之戰，已基本將吐蕃勢力逐出了安西地區。

所以，安西地區實際上是唐朝的實際控制區。欽陵所言的兩國撤軍，只不過是要求唐朝單方面撤軍。

這種要求，郭元振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他也無權答應。

再說了，哪有兩國和談，一方放棄實際控制，用來構建戰略緩衝區的道理？

因此，郭元振反詰道：“十姓突厥、安西四鎮本來相安無事，你有什麼可憂慮的？”

（“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

欽陵答道：“你說的確為事實，但我擔心邊疆守將為了功名，見利忘義，不守盟誓條例呀。”

（“使人此詞，誠為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為深憂也。”）

郭元振不再客套，一針見血的回擊道：“你說唐蕃兩廂撤軍，但安西四鎮、十姓突厥與吐蕃並非同族，現在撤了唐朝守軍，你心裡盤算的是吞併安西吧？”

（“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

被道破心機的欽陵也不慌亂，溫言解釋道：“吐蕃如果貪求土地、財物，則會東侵甘（今甘肅張掖）、涼（今甘肅武威），而突厥諸部，孤懸於萬里之外，這不是捨近求遠嗎？！”

（“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裡，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裡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裡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

但隨後，他也知道郭元振不好糊弄，便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

“十姓中，五咄六諸部落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為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騰突，旬月即可以蹂踐蕃庭，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

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癘，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為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達夷漫，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為蕃患，故陵有此請。”

欽陵這段話的意思是，十姓突厥中，五咄六諸部遊牧區靠近安西，離吐蕃較遠，但俟斤諸部的控制區（大略位置在新疆于田西南，崑崙山北側）靠近蕃境，騎兵部隊旬月便可突襲吐蕃王庭（拉薩）。

且從青海湖經烏海（今青海瑪多縣冬給措納湖，蘇定方曾在此地大敗達延莽布支）進攻吐蕃，道路險阻關隘重重，即便精兵猛將也難以得手。但西部道路通暢漫達，就是羸兵庸將，也能成肘腋之患。所以，我才有這個要求。

郭元振逼出了欽陵的實話，便以事關重大，需上奏天聽為由啟程回京。欽陵也沒為難他，派郎宗戚思若為使相伴回唐。

野狐河面對面的交鋒結束了，但談判桌外的勾心鬥角才開始。

郭元振回朝後，唐庭對四鎮撤軍議論紛紛。武則天一度也表現的很猶豫，遲遲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覆。

其實，關於安西的定位和四鎮的存廢，早就存在爭議。

垂拱二年（686年）十一月，武則天便曾以“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為由，罷黜四鎮。

需要注意的是，這次唐朝主動撤回四鎮的少量駐軍，並不是捨棄邊疆不要，而是撤回鎮將防人，把防務交給忠實於唐朝的羈縻府、州長官來負責，以期減輕一些財政和人力負擔。

但很快，事實就證明放棄四鎮是個蠢主意。

趁唐朝控制力減弱之機，吐蕃迅速染指安西，而被寄以厚望的突厥部落，大多成了帶路黨。

隨著，沙漠東緣的播仙鎮（今且末）、若羌先後陷落，吐蕃兵峰直指沙州（敦煌）。

感受到切膚之痛的唐庭醒過味來，在西州（今新疆吐魯番）都督唐休璟的請求下，才有王孝傑再入南疆，收復四鎮的軍事行動。

但即便如此，朝中廢除四鎮的聲音依舊存在。

狄仁傑在其《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中，以“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為理由，請求罷黜四鎮。

而崔融則以《拔四鎮議》針鋒相對的反駁，“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覆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問題。

四鎮未駐重兵前，每鎮不過五百兵額，即便為爭奪諸蕃“民心”，唐朝輕徭薄役，也能勉強支援。

但王孝傑以三萬唐軍駐紮後，西域軍隊的後勤壓力激增，供應幾乎全部由河隴州郡接力運輸而來。

需要注意一點，軍隊補給運輸的不是貨幣。

以貨幣發放，在當地採購物資，促進當地生產流通，這種現代商業模式在古代是行不通的，尤其在南疆沙漠綠洲地區更加行不通。

所以，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軍隊供應線。駝隊運輸的布帛，主要用來發放軍餉和交換軍糧，而不是大多數人想象的對外出口。

作為唐朝數得著賢相，狄仁傑因此才有“費用不支，有損無益”的論斷。這算是對未來經濟壓力的清醒預期。

而崔融的《拔四鎮議》則明顯著眼於現實威脅，守不住安西，北疆三州和河西走廊的聯絡，很容易被吐蕃截斷。如果北疆再丟了，河攏地區將遭受西、南兩個方向的戰略擠壓。

安史之亂後，吐蕃軍隊正是首先截斷了河西走廊這條細細的珠鏈，讓唐朝對西域軍鎮生死不知。

郭元振畫像

就在武則天左右為難之際，郭元振站出來獻了兩條計策。

他很清楚武則天心中所想，便上書道：“既然吐蕃聲稱沒有東侵的意思，不如這樣回覆他們，‘交還吐谷渾故地，即以俟斤諸部授蕃’。欽陵必然不能答應，這樣既堵住了他的嘴，又沒有直接拒絕他。”

（“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

果然，唐朝的詔書發出後，欽陵再也不提四鎮的事兒了。

要知道，“鯨吞吐谷渾，開啟北進之路”，是吐蕃走下高原，最基礎的大戰略，從松贊干布生前就開始醞釀。

松贊去世後，祿東贊接續實施，前後足足運作了十年，才算將吐谷渾徹底消化。別說拿一個安西換，就是三個、五個，欽陵都不見得能答應。

如果說，答覆欽陵的不過是條順水推舟之計，最多算是抖機靈。那下面，他對吐蕃政局的分析，則可謂一針見血。

當時，以祿東贊為首的噶爾家族弄權已達四十餘年（吐蕃王朝一共才二百年），吐蕃贊普年紀幼小時，大家都沒話說。

但現在，吐蕃贊普已經換了兩茬，新贊普赤都松贊都二十多歲了，早就該親政了，但欽陵始終沒有還政於王的意思。

所以，吐蕃王權、相權間不可能沒有齷齪。

郭元振的計策便是，“吐蕃百姓久為兵役、徭役所苦，但欽陵統重兵於外，為其羽翼。故當每年遣使吐蕃牙帳申明和好，欽陵必不能從命。斯亦離心日漸，上下猜阻，久必為禍。欽陵若去，斷吐蕃右臂矣。”

果不出郭元振所料，次年（698年，武周聖曆元年），吐蕃贊普和噶爾家族關係破裂。

赤都松贊帶兵突襲了噶爾家族封地，莊園內兩千餘口全部被殺。血洗噶爾莊園後，赤都松贊召命欽陵回拉薩議事，被欽陵拒絕。

吐蕃王室即刻宣佈噶爾家族反叛，赤都松贊親自帶兵赴青海圍剿。欽陵見大勢已去，自殺而死，吐蕃軍神就此隕落。

贊婆（欽陵之弟）和欽陵之子噶爾·莽布支，率部七千餘帳歸降武周。

必須要承認，唐朝決定不了吐蕃的政局走向，但能夠發現吐蕃權力集團的裂隙，並加以利用已屬於“上兵伐謀”的範疇了。

一次表面沒有任何成果的青海野狐河之會，卻引動兩個帝國在河隴、安西大棋盤上勾心鬥角，可謂靜水流深。

這正是唐蕃百年國戰的縮影，兩國博弈絕不僅限於戰場對決，攻防嗜血，而是不斷在戰、和之間糾纏。

所以，才會有二百年間交戰190餘次，而使臣往來多達290多次（唐使100多次，蕃使180多次）。

單純從戰爭角度解讀唐蕃關係，根本無法反應這段歷史的全貌。在綿延百年的博弈中，雙方心機用盡、詭道頻出，既有崔知辨的背盟攻掠，也有尚結讚的平涼劫盟。

野狐河之會的勾心鬥角，不過是這幅龐大歷史畫卷的一個章節。等兩國都被戰爭消耗的日薄西山，最終的和平會盟才姍姍來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