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石魯學什麼——石魯品格漫談

　　賈平凹說：“在陝西，有兩個人會長久，那就是石魯和路遙。”

　　２０１７年8月25日，是石魯先生去世35年忌日。走過20世紀社會歷史的劇烈變遷，石魯的一生，在閃爍著璀璨光耀的同時，又充滿著令人扼腕長嘆的悲劇色彩。理性與激情、天才與癲狂，澆鑄了20世紀中國畫壇上最耀眼、最富個性、最具爭議的大師魂魄。陝西是大師石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他最熱愛的地方。

　　為紀念這位畫壇巨擘，我們特邀早年曾師承石魯、何海霞、李可染三位中國畫巨匠、並以詩畫雙絕享譽於中國畫壇的著名山水畫大家徐義生先生帶領我們，一起懷念和追悼石魯先生，品讀其獨特的藝術品格和其中深刻的內涵。

　　　　　　　　　　　　　　　　　　　　　　　　　　　　　 ——編者按

　　《轉戰陝北》 石魯

　　系天下興衰於一身 典型的社會理想型人物

　　我是17歲師從長安畫派石魯、何海霞二位先生，35歲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又師從李可染先生的。我的幾位恩師，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自身都有堅定的人生信念和藝術品格，都是系天下興衰於一身的社會理想型人物。同時，在繼承中國民族藝術精神和中國畫筆墨傳統方面，他們有鮮明的立場和高度責任感，並將之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我看來，人類有史以來，幾次文明巔峰期都毀滅於野蠻和暴力。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文明是無力自衛的。但是，文明在被毀滅之後，仍然可以透過它的碎片來折射文明的優越與高雅，文明的餘緒還活在千千萬萬人的心中而且被默默地心傳口授。對於這樣一個現實，野蠻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在非常時期，那些敢於貞守清白為文明傳承而獻身的人，亦即這些人所宗奉的文化人格學，就顯得那樣的重要和可貴。

　　國畫界的學者們對石魯藝術已經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和論述，諸如石魯藝術形象的框架廓定以及它的歷史源流、社會背景、文化意義等等，都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和評品，尤其是對他的意識造詣的獨創性、戰鬥性以及對於發展國畫藝術所作出的獨特貢獻，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讚賞。因此，在這裡，作為石魯先生的一個學生，我只想在這裡就石魯的人性品格、文化人格和石魯藝術現象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談談個人感受。

　　恩師石魯先生是一個典型的社會理想型人物。他對於天下的興衰、對於人世的憂樂、對於民族的發展前途，有遠大的理想和目標，有鮮明的立場和高度的責任感。這種人生觀和世界觀促使他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歷史，研讀哲學和社會科學。因此，他的思想境界，較之於一般文化人，有其明顯特點。開闊的歷史視野、敏銳的社會眼光、強烈的是非觀念、深厚的文化修養、高雅的生活情趣，必然使他目光遠大、胸襟寥廓、見地透徹、言行偉岸，他的人生道路曲折艱難，並與民族解放事業血肉相連、休慼與共。因此，他的人性品格和文化人格不可避免地承受了高壓和艱難，而這恰恰成全了他的密度和強度，並且必然促成他最後的藝術爆發具備超常的亮度、具備廣泛的社會含義和時代特徵。

　　日常生活中，石魯往往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惻隱之心。低標準時期，為了緩解社會矛盾，政府曾有過一段開放市場的舉措，為此，石魯曾畫過多幅極精彩的小品，其中一張小畫，上畫一箇中年婦女，橫眉豎目席地而坐，膝前有點滴餘物等候出售，畫題款是“階下之人，不可等閒視之”。還有諸多款詞，展現了艱難時勢中他對民生疾苦的痛楚和憂患。同時石魯在常人難以承受的逆境中，並不缺乏豁達與心理平衡，因為見識高遠，所以他能預料社會邪惡勢力的末日並對真理的最後勝利抱有堅定的信念。“少華添老色，雲青便是春，蒼潛無語處，長風寄廣情”，“與君指顧登層處，回首高天話白雲”，“大風吹宇宙，紅日照高山”等等款詞和書法作品，則勾畫了一個蒼涼的人生境界，一種壯士窮途的浩嘆。這種心聲，因為並非為了一己之私，所以它又成了一代落難的民族優秀分子的共同呼聲。因此說，石魯藝術現象富於典型的時代感和廣泛的社會性。

　　《年年八月祭石翁》 徐義生　　《紅鹿》 石魯

　　大是大非愛憎分明

　　堂堂正正的中華風範

　　石魯二十歲以前學的是國學，二十歲以後學的是馬列和西學，而且經歷了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兩種文化和艱苦歲月鍛造了石魯人性品格的正面，即中國古典文化中所稱謂的“浩然正氣”。石魯敢於面對嚴峻的歷史和現實，去實事求是地評判是非，而不是憑著某個集團、某個層面的利益去臆斷是非。

　　古埃及文明，巴比倫及雅典文明，古印度文明，先後都因野蠻部族和落後文化的入侵全部毀滅，獨有中國古代文明，在千百次內憂外患中有幸傳承至今，面對這種歷史事實，石魯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他深刻理解中華文明之所以久遠傳承的必然性，他洞悉中國古代哲學體系的核心，是在研究、闡述人性、社會和自然的根本關係，並且在發展變化之中尋求和諧、統一、平衡的法則，這是中華先民的超人之處，石魯給予高度的肯定和讚譽。一部中華史冊，不管是內亂還是外族入住中原，一旦大局初定後，全社會首先著眼的是對文化的選擇和修復，而且無一例外地都肯定和選擇了傳統文化的主流，於是歷史又揭開了新的篇章。對於一個幾千年的既成事實，石魯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於歷史長河所創造的文化，他願意不惜一切地去捍衛它，並矢志在此基礎上來發展祖國未來的文化藝術，他提出的口號“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不是空洞地去趕時髦，而是有冷靜見識的理性高度和熾熱純樸的情感因素作底氣的藝術實踐原則。

　　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石魯，我們看到的，他首先是一個大是大非愛憎分明的活生生的人，他一不偷安，二不苟活，這個在古典文明中一再被申述過的文化人格，在我們今天所稱謂的人性品格，在石魯身上是明晰的，是響亮的。《楚辭·九歌》中的《國殤》有句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和石魯的“一日捉鬼三千萬，抽盡黃泉水倒流”相比，我們不光看到文化品性和文化人格的一脈相承，而且同時還感受到一個偉大民族的脊樑的硬度。多少個英雄豪傑，在善惡的較量中，在危難之秋的肅殺中，憑著這樣一腔熱血，憑著這樣一股正氣，走向了刑場和戰場，從而支撐了這個民族的品格和尊嚴。

　　堂堂正正的中華風範，是石魯藝術的終極目標，不管是抒情言志，還是張揚人性，他始終注重風采，他激賞怒目金剛，而言及“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的時候，他也顯得神往和陶醉。有一次在畫室中聽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竟然燕翔鷺伏地舞蹈起來，他的舞姿為音樂開拓了空間和曲線。40年後的今天，我一回憶起來仍然如在目前。對於文字、音樂、電影和戲劇的涉獵，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之中，他對傳統的理解和信念更加鮮明和堅定，“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口號，是他多年的文化積澱和曲折人生的實踐昇華出來的一道智慧的閃亮。華人對於審美品格的裁定和闡述，其深邃和考究的程度，在世界美學領域裡是矯矯不群的。一個天人合一，人物互化的哲理骨架從一開始就浸透和支撐了中國的審美脈絡。只用大白話翻譯幾本唐宋詩詞，是遠遠不可能弄懂東方審美這門學問的。中國的學問，是在一個高古的哲學綱領支配下的統一體，各自獨立又彼此相關，救人危難的醫學和攻伐戰守的兵法，治國的方略和滅國的策論，甚至於建宮造苑，雕塑繪畫，在最高層面上，幾乎同時都碰到了陰陽虛實，相生相剋，主從爭讓，衡守權變等等。令人歎服的是石魯同時具備了這樣多方面的修養，他甚至還涉獵過傳統的預測學。有了這樣一個立體存在，然後再去創造《轉戰陝北》、《南泥灣道中》、《華山》等作品，除過現實生活的重大因素之外，在藝術語言的突破方面，之所以能如此大起大落、石破天驚，這跟佔有知識和生活的程度是絕對分不開的。這樣的鋪墊和堆積，為石魯觀察世界、造景狀物、析理寓意、提煉精華、抒情言志、採擷探索，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慧和力量。對於繼承人類優秀文化遺產和民族傳統，在這一主題上，石魯的態度非常鮮明，他常說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無希望”，就是指此而言的。

　　《華山晨輝》 石魯

　　相信天地自有正道

　　在最艱澀的日子裡處危不驚

　　石魯對於道統論在國畫領域裡的運用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對於道統論的傳承，主要體現在石魯思維模式的定向和方法論的實踐方面，在繪畫領域裡對於道和器的關係，他曾經有過深刻的思考，學畫錄中多處可以看到這樣犀利的思路，此處不再贅言。

　　在最艱澀的日子裡，他處危不驚，侃侃而談：“天地有大道，有正道，有常道，什麼叫理，道理道理，有道才有理，二者相合就是王牌兒，王牌當然是打不倒的。天地萬物，各有其道，要成一件事，就必須順應其道，如果亂其道、逆其道，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在談到長安畫派的評定時，他說：“人家說我們是新文人畫，那麼我們就得有文道、有文理、有文法、有文采、有文趣，這樣才能合乎畫道”。在寫作學畫錄的同時，他還提出了繪畫十一要，他反覆強調“體制”這個詞，他深刻地認識到體制在保證一件事物成功的過程中所佔的地位和比重，歸結到藝術上，他說：“立意第一、求體第二，有體則法度自立，而不會亂套”。我當時畢竟不到20歲，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很費解，他脫口教訓：“道統者，體制也，體制本來是對社會而言的，放到這裡就是藝術語言的形象和風格，就是體例、體格、體系，人有雄秀之差，字有顏柳之體，雄有雄道、秀有秀道，各守其道，則獨具一格，若心裡糊塗，道統乖亂，自然面目全非”。這些話四十年後的今天，我才能全面領會它的意蘊，並用來規範我的實踐。

　　最後，我還想多說兩句話，社會集其全力，成就一個人才尚且不易，而壞人毀掉一個人才，卻是舉手之勞，我再次為石魯的星隕中天而深深地憤慨和嘆息！

□作者　徐義生

風骨高超，神韻清越，清高有本，超越自來——石魯畫道臻達巔峰之上也——題記

西安美協大院，五十年代末及六、七十年代也是常去之處，畫家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都是畫技高超、談論隨心、虛心而熱情接引後學的畫道先行者，數十年後，至今仍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多少年以前，經別人提醒：“你還為石魯寫過一文，為‘野’‘怪’‘亂’‘黑’辯護，有一兩句話曾經發表在六幾年的《美術》雜誌上。”我才想起是有過這回事，但忘記了是第幾期。至今也無條件去查。

早年，我曾拿去我畫的詩箋送給石魯，石魯遂即題“是信為之箋，是箋可成譜也”贈我，還題了另外兩紙書法，一為“藝術為美”四個字，連另外一幅後來不經意間丟了。又曾在北京買了一把白紙扇子，以後拿去請石魯作畫，他那時正住在有一棵樹的院子裡，即後來世南書文中所寫“困”那一篇文中之院。石魯也知道他是住在困字之中。他先用手帕將扇面壓啊磨啊，使其能平順，然後便在石綠缽中（盛得顏色很濃厚）飽飽蘸滿色，落筆畫了兩隻綠石榴，扇的背面寫了一首詩，現在只記得有一句為“只留明月當天燈”前面的意思是涼風送爽之意。當時正是四人幫將要倒臺之時，政治溫度已看來要由高溫慢慢往下降了。當時令我驚奇的還不是其含義怎樣，我便問他，這詩是以前所作，記性好能馬上一寫就寫出來，他說，不是，是臨時隨筆寫，詩也就成了。這麼利索，這麼精練，當時使人很難思議。現在想想，還是一個心能空，便也靈。這也可說是他給我的點化。

去過不多的幾次，見他穿著很肥大的長衫，還用一根繩穿一個大螺絲母（鐵的）掛在腰間，是不是在煉什麼功，總是不得而知，也不敢問他。他說松樹長在石縫間，吃什麼，不吃什麼，依舊長的好，長壽的龜也可以不吃東西，總之，他崇尚和熱愛自然之心不能不說他是具有著一定的道家思想。

還有一次去參觀西安畫主席像的一個活動，地上扔著石魯畫的一副減筆頭像，題著“秦人也”三字，進去時沒人拾，出來時還在地上沒人拾。當時正是許多膽小得人家自動的燒舊字畫，把家傳的珠寶細軟往廁所裡倒的非常年月，石魯就是給人一張好畫，人也不想要，何況是一張簡略的試筆性的很不像樣子的小畫。有的人現在後悔說當年還勸石魯千萬不要送給他畫，他家沒地方放。而今天卻是制石魯假畫者大有人在，今天至高價位的石魯畫作所得利益，是他用短暫生命精心鑄造的。而這些都與石魯本人沒有一點關係。他是受夠了人間的苦難很想多畫而不能再畫而過早地離開人世的。以後得石魯畫利的人能懷念和感謝一下嗎？

除了《狂歌當哭》書中對石魯的苦與難有不少簡述外，據我所聞，在那四鬼橫行的年月，中華正直和有識之士被毀者多矣，石魯亦在其中，獨己潛逃、流浪、裝瘋，人說甚至裝瘋時食糞（可能把孫臏之事安在石魯身上），被判為“反革命”，甚至法場陪刑（這不敢確論）。家人被逼和他劃清界限，當然也無家庭溫暖和安慰可言，後來之籍酒澆愁，以酒代飯便為他之早夭打下了自毀性之基礎。石魯是當代一大悲劇。我們在賞閱石魯之畫所得的舒心快意不能不說是苦楝樹上結出個大碩果而給人間以香甜美味，又怎可忘懷於他及他之遭遇。

也正是這位承受大難九死的人，之前或之後本總是有著與常人不同之處，首先當是心性過強，出身於大富豪門中，自小又受傳統啟蒙教育，自然書畫詩印等早有根基，以後投身革命上了延安，深入生活，創作許多好畫，為革命起到鼓舞推進之作用，以後對藝術更獨有見解，野怪亂黑別人貶之，而自則褒揚，曲高自是和寡，心性若不強則早已從俗或收斂，隨機應變，甚至阿諛奉迎當時權要，也就不會遭遇大難，也正是心性之強而有顛峰之畫作。對藝術之正知正見亦如馬寅初對人口問題之正知正見，同都是心性至強，千摧不倒之華夏硬漢；自能彪炳史冊，千秋萬代留一派正氣於世；實為中華兒女之驕傲也。

心性之強使他由馮門九子，到延安赤子，到長安巨擘，再到蘆屋鬥士，藝術上基於中華傳統哲學之天人合一（主體為人）論，山水也是人，花木有心情，書法散其心，而能冠以恆古未見有人擔當起之藝術風神四字（詳見劉曦林所寫文《石魯的旅程與藝術風神》文章得當深刻）。任何現象之產生都可歸終於心性。石魯之人及畫，加上過程，也可概稱之為“石魯現象”，產生這種現象之本因則是石魯之心性，這是主要方面，還有次要方面即是客觀心性質量之總和——即境遇。這兩者便構成了一段因緣（哲學中所稱因果關係，隱者為因果，顯者為因緣）。

心性有強弱及清濁四個方面，可稱四種情狀，人人都有心性，一般都不太強弱和不太清濁，比較模糊或屬於中性。也有弱的人很清或很濁，至於心性強且濁，都是聰明到能幹糊塗事的人，洋洋大千世界不會少有這種人；心性強且清，也當有之而卻不多。清者能給人以淨念，石魯的畫繼承又發展創新了中國畫，也正是繼承了傳統之淨念美德。傳統中國畫由於儒學崇仁道學篤靜之支使，絕大部都是安詳、恬靜之內容，簡略、怪誕及筆勢放縱（如怒氣寫竹）墨彩淋漓有之也只是形式上事，內容沒有醜惡、打鬥和色情。石魯畫的內容也都是入目悅人而不損人害人，筆意之狂怪老辣則更具善意之視覺衝擊力。所以，石魯的心性是強而清。這一點很重要。翻看當代之藝術，誠是有強而濁者。任何人只要是一見到這種畫，總是因其濁念見到了假惡醜。有的人自己是痛苦的，卻給人以真善美之展現，如石魯；有的人自己是享福的，卻硬要把許許多多不堪入目的醜惡展現給大家看，讓別人無端地去難受痛苦。（與戰爭、災難之雕塑大作為驚醒世人之種種設施無關。這些確也是藝術重任和藝道高手之所作，值得稱讚，也是符合天理人意大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其它如戒毒戒菸等有關藝術性宣傳品也是值得刻畫其醜惡，不在此例）。在這一點上我與李宗津先生之撰文認識同，當今之嬉皮士藝術、議政之象徵性藝術、裝置藝術及許許多多要與外國現代藝術接軌之“藝術”，其中或有少數一點智慧性的，大部分都是雜念及濁念，甚至有惡念。歷史對藝術也是公正的，閃閃發光的“鑽石”總是永存於世為代代人所賞而那些汙垢醜品則快速消失於人世的忘海中。石魯畫及字如鑽石般光耀奪目。

石魯是真誠藝道之奉獻者。魯迅也用過佈施兩個字，石魯的畫作肯於佈施，很容易地便想送人。有此心境便使其藝道不斷提高之保證，也是藝道提高之根。在這點上我想說一點題外的話，以抽象的概念中之正知正見為寶，這便是智慧，便能有寶心寶意，能說寶言寶語，能寫畫寶字寶畫，便遠比實物性的寶貝要強得多。實際是捨得愈多愈好，奉獻愈多，如弘一大師、如石魯及許多覺悟者。換句話說，如果人人都不貪，都有奉獻精神，地球上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地令人不安。

石魯也是能忍辱者。有句成語為忍辱負重，惟忍辱者能負重任。一個忍字為綱，便能寫出一本厚書。好像國外有忍者、仁者，其素質都是優於常人者。石魯久歷磨難而衷心不改，柔韌頑強。惟有如此才能有人格及藝術上的大造就。

石魯又是肯精進者，忠於藝道真諦，精進不休。雖然年華不長卻藝果累累。以精進為苦為負擔則難於精進；以精進為樂為習慣則易於精進。精進的前提有大目標，而這大目標則是有益於天理世道人心。比如私下為造殺人武器而精進，或是以小聰明精進地寫了一大堆誨淫誨盜之文學作品，都是大罪惡，這種精進實在要不得。石魯似也有一定的禪修（好像是在練氣功什麼的），也有很大的智慧，石魯不是“聰明人”，是智者，一代藝道行者中之智者。

未來的時代可能有一門學問為“人之生命最佳化定向自控”。生命對人是至為寶貴的，能使人之精神素質及生命質量提高便是最佳化。而提高的目的是為真！為善！為美！這便是定向，定個接近真理的方向。這些又不是靠外力或外物，還是在心性上用工夫，是真誠的自覺。這才是人類徹底的覺醒。人人能自覺完善自我，便不會損及他人及自然（因為損了他人和毀了自然便是自我的不完善，背叛了真善美）。到那時，生態繁榮、天地和諧，沒有災難，全世界的居民們都安居樂業。石魯重返於那時，便畫得更為得意忘形了。（得理法意趣之意，而忘拘拘束束之形似）

人往往捨近求遠，不得不驚歎現代電子技術發展到令外人難以思議的程度，它使人過得更為舒適和方便了。這仍是專家們先有心性而後才成現實。還是心性之用大矣哉。但這些又思料不及出現大量負面影響。電子遊戲有損少兒心神健康；電視節目好的少，不值一看的多，看久了更有損於人之眼睛；更有駭客，專在聯網電腦上搞犯罪活動。再有使人變得更懶了。高科技用於戰爭更使罪惡增大，地球上更失去了安寧。即使電腦成畫本領再大，不過僅在廣告上大顯了神通，廣告上的你叫我嚷，剝奪了看電視人的幾分之幾生命，把人吵了個頭暈腦漲。若是用這些來宣揚人生生命之崇高、宇宙之奧秘、地球進化之實施方案、全人類素質提高之途徑則功勞卓著，大大有益於人類之未來。高科技再本事大也造不出一個機器人比石魯畫得更好；也造不出一顆西瓜、一朵花，離開自然之基因，誰也造不出來，還是自然偉大、基因奇怪。有過石魯的基因才有石魯之心性，至於畫作，是心性投射紙上，才使這張紙變成百萬錢一張之事誠為多有之（這是“炒”家之事）。

用“心性說”來寫《巔峰一石》之文，以懷念這位大師，願他有靈，能再來人世，繼畫其未盡之畫，若再狂歌，當以大笑之聲再驚人寰。

王炬寫於九八年盛夏炎暑初稿

2012·秋 修訂

石魯老師為本文作者王炬速寫詩箋畫題詞：“是信為之箋，是箋可成譜也，觀王炬制箋題焉記於長安。石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