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先秦典籍"十三經”是儒家“十三經”，它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說這是周文化的結晶是毫無非議的，如果說它是周人對周文化的總結就有一點概面之嫌了。

周朝特別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時代，諸子輩出，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異彩紛呈。如，儒丶道丶墨丶法丶名丶陰陽丶兵家丶雜家，等等不同派就有十幾個，像孔子丶莊周丶老聃丶慎到丶關尹丶墨翟丶管仲丶晏嬰丶孫武丶荀況等等大學者就有一百多位，他們的論著就有四百多篇（部）。比如《道德經》《莊子》《墨子》《公孫龍子》《管子》巜晏子春秋》《戰國策》《五德終始》巜列子》《商君書》巜魯仲連子》巜荀子》等等，等等。

以上諸子及其著述，代表了不同學派及其研究成果，共同創立了博大精深的周文化，這才稱的上週文化的總結，單十三經只能說是周文化中儒家思想文化的總結。

十三經是先秦儒家經典的大結集。所以說，可以把十三經看作是，中華傳統文化典籍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認為，十三經是周王朝時期陸續成書的，不過其內容，是從中華民族起源的時候寫起的。

所謂經典永流傳。也就是說，只有真正好的東西，才可能被留存下來。當然，也有些經典失傳了，不過，大部分被歷史湮沒的古籍，其價值是相對較低的。遺憾歸遺憾，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十三經是儒家的十三本經書，包括《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 《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據考證，它們都屬於先秦的古籍。

實際上，儒家經典的規模是變化的，歷朝歷代的說法不一。比如，從南宋時期開始，人們認為，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四書五經》。四書為《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其中，《大學》和《中庸》，分別是《禮記》中的一篇。那麼，什麼是五經呢？

五經何謂？《詩》、《書》、《禮》、《易》、《春秋》。

可見，在十三經中，包含四書五經。比如，要想了解《禮》，就得學習《周禮》、《儀禮》和《禮記》；要想學習歷史即《春秋》，就要結合三傳，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傳，可看做是對《春秋》的註釋和講解。

當然，流傳下來的經典書籍，不僅僅只有十三經。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經歷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除了儒家，還湧現出了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學術流派，即所謂諸子百家也。比如，老子的《道德經》，就屬於道家的經典。

總之，中華傳統經典浩如煙海。在諸子百家的著作當中，包含儒家的十三經；在儒家的十三經當中，包含最為重要的，也是我們較為熟悉的四書五經。這麼說，大家明白了嗎？

將“十三經”看作是周文化的結晶，這種觀感不準確。

要知道“十三經”的意義，就要先知道“十三經”的發展源流以及增改過程，還有這些作品中哪部分內容才是最為豐富的。

“十三經”的確立以及幾部石經

現在所說的“十三經”其實是在南宋才得以確立，在此之前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先來說一個誤區，很多人認為秦始皇“焚書”之後，很多如《詩》、《書》類的典籍就失傳了。

其實秦始皇只是不允許民間私藏“詩書”，史書上記載得很清楚：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也就是說，所燒的只是非國家正規出版的書籍，並不是將這些作品全都焚燬，所以這些儒家經典在官方和民間自然都是有流傳的，項羽幼時就曾學過詩書，便是證明。

到了漢代，人們把很多他們認為內容高深的作品稱為經，雖然當時人主觀上都認為這些是儒家典籍，但客觀來講，作品卻不限於此，比如《離騷》就曾經叫做《離騷經》。

而這個時候儒家經典中還只有五經，即：

《詩》、《書》、《易》、《儀禮》、《春秋》。

直到唐代，先是“五經”拓展為“九經”。

此時將《春秋》分出了三個版本，也就是後來的“春秋三傳”，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其中《左傳》偏重記人和事，《公羊傳》偏重“微言大義”，《穀梁傳》偏重思想流變。

又將《周禮》、《禮記》加入“經典”行列，與《儀禮》並稱“三禮”。

這樣一來就湊成了九部經典，合稱“九經”。

同樣是唐朝，開成年間要將這些經典刻成石碑，此過程中又添加了三部作品：

《孝經》、《論語》、《爾雅》。

這樣就湊成了“十二經”。

唐朝到宋朝之間有一個小插曲，後蜀刻石經的時候，將《孝經》、《爾雅》排除，第一次增加了《孟子》，這時只有“十一經”。

直到南宋，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獨立出來，和《論語》、《孟子》湊成四書，官方才正式認可了《孟子》“儒家經典”的地位。

直到此時，儒家“十三經”才正式確立。

那麼，古代沒有先進的印刷技術，如何來保障讀書人讀的是正版經典呢？

這就出現了“石經”的雕刻。以國家的名義，將這些經典刻成石碑，立於太學門口，供天下士子抄錄、拓印。

這件事情有文字可考的，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七次，其中三次形成了所謂的“三大石經”。

“熹平石經”：刻於漢靈帝熹平四年，立於洛陽太學，後來在董卓焚燒洛陽時損毀。

“正始石經”：刻於曹魏正始二年，立於洛陽。

“開成石經”：刻於唐大和七年，立於長安。因為使用了“古文”、“篆書”、“隸書”三種文體，所以又被稱為“三體石經”。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石經”。

除此之外，後蜀刻的“十一經”被稱作“蜀石經”，比較獨特的是它將“注”一併雕刻。

兩宋分別在汴梁、臨安都刻了石經，清代乾隆年間在北京也刻了一次石經。

“十三經”中地位不同，後人的註解更值得關注

“十三經”內部的重要程度也有分化，像《詩》、《書》、《周禮》、《儀禮》、《春秋》、《易》這幾本叫做“經”；而《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是《春秋》的註解，叫做“傳”；《禮記》、《論語》、《孟子》、《孝經》是“記”；《爾雅》是訓詁學的著作。

所以，經高於傳、記，傳、記又高於《爾雅》。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十三部作品流傳的過程中肯定會有損毀、改動，比如《尚書》在漢代還算可信，但晉代時候就失傳了，後來出現的《尚書》已經確定為後人偽造，是一部偽書，其內容和原來已經有了不同。

這時候將其認定為周代結晶，就不足信了。

但需要分清一個概念，“偽書”和“假書”。

“假書”往往是本來沒有這本書，後來人為了讓其流傳，就假託古人所作，是完全的造假。這樣的書籍如果內容精良還有些價值，但大部分都屬於為博眼球而作的劣質品。

“偽書”不是“假書”，它雖然也是後人偽造，但之前肯定是有這樣一本著作存在，只不過偽造的作品是依據其精神來寫就，內容可能有些許偏差，但依然有很高的價值。

《尚書》就是偽書，同樣有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三經”的功用不是為了研究先秦文化，而是透過對這些作品的解讀來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更注重實際功用。

所以，相比於“十三經”原文來說，對這些作品的“注”、“疏”更值得關注。

“十三經”原文只不過是某一個時代的思想體現而已，但對它的解讀卻是兩千多年裡無數學者的集思廣益。這才是這些作品的精華部分。

比如《詩經》，《毛詩序》就特別喜歡做政治解讀，《關雎》被認為是“美后妃之德”，而方玉潤等人又認為就是在描述君子、淑女間的愛情。

再比如有人認為“風雅頌”中，“變風”、“變雅”的存在是為了影射政事的荒淫，但也有人提出，“變風、變雅”其實是變化了“風詩”、“雅詩”的體例而已，本身沒有什麼深意，就像詞派當中，本來有《浣溪沙》，但有人稍作修改，就出現了《攤破浣溪沙》一樣。

這些爭論包含了作品的內涵、形式、主旨等等方面，百家爭鳴，暢所欲言，對其內容的思考就彙集成了極盛極多的新思想，這是“十三經”原文不曾表露的。

所以，認為“十三經”只是周代文化的結晶，這是不準確的。

題目中，包含了好幾個問題，不妨分解開回答。

十三經都是先秦文獻嗎？不是。

十三經都與周公旦有關係嗎？不是。

十三經是周文化的結晶嗎？與周文化有很大關係，但並非全是周文化結晶。

十三經是周人對周文化的總結嗎？和上面的問題相近，有周人的總結，也有的不是。

一

錢玄同曾經說過：“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來多數學者所宗之經，則更是雜湊之書，就是流俗所謂《十三經》也者。所以無論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它種種國故的，無不宗經——宗《十三經》。”

這段話，講了這樣幾個含義——

《十三經》是雜湊之書；它是宋以後才“雜湊”在一起的；過去的學者們，都“宗經”——把《十三經》奉為神明。

錢先生說的未必全對，但不無道理。

二

《十三經》之名稱，源自“經學”。

而“經學”，實際上起於西漢儒學的興起——儒家，稱本學派內的經典為“經”，研究這些經典的，就是“經學”。

所以，準確地表述，經學就是歷代訓解和闡發儒家經典的學問。

由此可知，儒家的經典，基本是把不符合自家“口味”的思想、學說排除在外的，比如，老莊道家、法家學說、孫子兵法等等，更為民間一些的墨家就不必說了。

如果說，墨家，與周王室的治理思想分歧嚴重的話，道家的“無為而治”與西周的“柔遠能邇”十分相近；法家，不談“法”，只說“術、勢”，也是周公等擅長的手段。

進一步說，在儒家那裡，周文王、武王、周公，似乎是隻講“王道”擯棄“霸道”的。實則不然，《左傳》也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論滅商還是平定“三監之亂”，武王和周公，那是大殺四方、屠劫無數的。孫子孫臏等，總結了以往的戰爭和軍事經驗，這也是周文化的一部分。不過，儒家不視其為“經典”，排斥掉了。

可以說，至少，《十三經》沒能準確全面地“總結”周文化。

三

儒家經典，最早，只包括《詩》、《書》、《易》、《禮》、《樂》，並稱六經。因《樂》有聲無書，實際為“五經”。

據儒家說，不管是“六經”還是“五經”，都經過孔子審定，為“先王之陳跡”。

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設“五經博士”之學官，每經一人，家學教授學生。這是“經”及“經學”的正式創立。

除“五經”外，《春秋》有了《左傳》、《公羊》、《穀梁》三傳；《易》也有了《易傳》。“不見經傳”的說法，由此而生。

當時的“經書”，用“漢隸”書寫，因此叫“今文經學”。

著名的“博士”，有董仲舒、京房、何休等人。以講陰陽災異、天人感應為特色。這是正統官學。

不過，文化無法禁錮，在民間，有以先秦“篆書”寫的“經書”為教材，私相授受，被稱為“古文經學”。

以劉向的兒子劉歆為代表的“古文經學”，以講文字訓詁、典章制度為特色，反對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解讀。

於是，從此形成了延續兩千年的今文和古文經學之爭。

四

到了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群經，為幾乎所有儒生仰視。所以，皆以鄭說為準，爭論暫息。

魏晉時期，普遍以老莊解釋儒家經典。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被稱作“正始之音”。

南北朝，“經學”分為南學、北學——南學多受玄學、佛學影響；北學則繼承兩漢“經學”傳統。

隋唐，經學歸於統一。孔穎達等奉旨編撰《五經正義》，並作為科舉取士標準。

唐代，《易》、《詩》、《書》、《儀禮》、《禮記》、《周禮》、《公羊》、《穀梁》、《左傳》始稱“九經”。

宋代，則又在“九經”基礎上，加入了《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稱為《十三經》。

也是在宋時，大儒朱熹從《禮記》裡抽出了《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一起，合為《四書》。《四書》《五經》從此形成。

五

《十三經》中的每一“經”，形成各不相同。

《詩》，三百零五篇，據說原為三百一十篇，亡佚五篇。始稱孔子刪詩，於三千篇中刪掉了百分之九十，當不確。大概原來確實數量很多，但到了孔子的時候，僅剩下了這些。儘管對《詩》不是沒有爭論，但其是西周初年至春秋的各地、各種風格的詩作，應該可信。有沒有改動呢？不能說沒有，版本問題，流傳問題，解讀問題，都有可能與當初的原作有所出入。現在出土的漢簡，也發現了與流行於世的版本之差異。

《書》，一般認為，孔安國本肯定是偽書，古文《書》被稱為《逸周書》，現在所說的《書》，含二十八篇，其中有真有偽，包括有的篇，是從其他篇中分離出來的。戰國時期，其中一些內容，被儒家化。特別是漢代，漢儒們，加進了自己的思想。對《書》，顧頡剛及弟子劉起釪的研究，應該說是集大成者。有興趣可去詳讀。

《儀禮》，周公所作可能幾乎沒有。最早，是孔子所作。

《周禮》，成於戰國有可能，但很小，更大可能是成於漢儒之手，至少內容經漢儒有所修改。

《禮記》，有說是大戴戴德和小戴戴聖所編，亦有說是東漢馬融、盧植所編。具體他們依據何本編成，已很難考。但此“經”成於漢代，當無疑問。

《易》，郭沫若透過對金文的考訂，認為，其作者並非一人，成書亦非一時。總之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成書於周初；一種認為，在孔子之後。郭沫若認為是後者，他的意見是，占卜卦筮可能早就存在，編撰者加進了故事和格言。

《左傳》不傳春秋，基本是學界共識。就是說，《左傳》不是為解說《春秋》而作。其與《春秋》相去不晚，成於戰國應無問題。但其應與《國語》原為一書，後由漢儒分為兩本。

《公羊》、《穀梁》疑問也多，不少學者以為，也是漢代一分為二而成，先秦無人提此二書。

《論語》，晚於《五經》。漢宣帝時，始有魯齊兩家傳授——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其最初是曾子門下所述孔子言行，歷戰國和秦，漢儒各記所聞，因此時有增益。清代崔述曾專門考訂《論語》，其所述，得到不少贊同。

《孝經》，是漢代兒童開蒙之書，即新入學兒童的修身教科書全書兩千字，分為十八章，學者們說，顯然是為了教學方便。

關於《爾雅》，《四庫全書提要》說：“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類以廣見聞，實自為一書，不附經義”。這是說，《爾雅》，是一部“小學”之書，即訓詁方面的書，不該列入“經”書之列。

《孟子》，爭論最少。約成書於戰國中期，現存七篇。《漢書.藝文志》載，另有外書四篇，共十一篇，此四篇已佚。

總結一下——

《十三經》，現在看到的，大部分成於漢代。這也怪不得漢儒。秦皇一把烈火，燒斷了秦及後世的史籍聯絡。除少量後來發現的壁藏古文史籍，其他都靠口耳相傳，用今文隸書記錄。在這個過程的那個中，難免有漢儒們的理解偏頗，也難免摻入自己的思想。好在，還是將先秦古籍儲存了下來。

如此，第一，說《十三經》完全是周文化的“結晶”或“總結”，就不夠準確——既有先秦的，又有漢儒的才對；另外，《十三經》絕對不是周文化的全部，還有很多精華，沒有包含在其內。

《十三經》，是最終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經典。分別是《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易經》、《左傳》、《公羊傳》、《榖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

漢代的時候才始立“五經”為官學，唐代的時候，在《儀禮》之外，又加《周禮》《禮記》，成為“三禮”。並分《春秋》為三傳，共為九經。到開成年間刻石國子學，又加《孝經》、《論語》、《爾雅》，共為十二經。南宋的時候才把《孟子》加上，總共有十三經。“十三經”之名雖出現較晚，其內容卻早在漢唐時就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中華書局曾出版一套《漢魏古注十三經》，整合漢魏名家對十三經的註解。

所以，雖然“十三經”普遍被認為是先秦時期的作品，但在先秦時期，並沒有“十三經”的概念。且周文化分東周、西周，東周與春秋戰國又大體重合，春秋戰國時期是衰微征伐的亂世，並不能代表整個周文化。盛世的周文化主要透過《五經》來體現。“詩既亡，春秋作”，到孔子，已是禮崩樂壞的開始。到孟子，則是純然亂世的戰國。

除“五經”外，其他八部皆成書於春秋戰國（且多數尚存爭議），而彼時百家爭鳴，思想紛湧，八部僅能代表儒家的思想，不能代表彼時的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