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胡惟庸謀反案是明朝四大冤案之一，這一點已經被歷史學家證實，是朱元璋為了加強皇帝專制而一手炮製的大冤案。與其並列的是藍玉謀反案，殺了一大批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武將（朱元璋稱之為驕兵悍將）和開國功勳。看似是兩個案件，其實是有關聯的，朱元璋先利用胡惟庸案解決了皇權和相權的矛盾，廢除了丞相制。又借藍玉案，殺了一群英勇善戰的武將，解決了皇權和武將之間的衝突，進一步加強了皇權，從這兩個案子就能看出朱元璋城府之深，用心之險惡。

我們再來說一下胡惟庸這個人，胡惟庸被殺也和他這個人的性格有關，胡惟庸當丞相時間長了就有點飄飄然了，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手伸的有點長，才給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後期他和朱元璋的矛盾，確實已經非常的尖銳。比如他擅自決定官員的生殺升降，六部呈上的奏摺都要經過他，對自己不利的就擅自扣下。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物不可勝數。更讓朱元璋忍無可忍的是，胡惟庸還結黨營私，不論文臣還是武將，胡惟庸都極力籠絡，據說他和藍玉的關係就不一般。綜上所述，胡惟庸的種種行徑朱元璋都心知肚明，也確實讓朱元璋感受到了威脅。從底層打下天下的老朱，辛辛苦苦才做了皇帝，是不會答應有人搶走自己的東西的！

該來的終歸還是會來的，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還殺了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他的老鄉兼恩師李善長也未能倖免。為此朱元璋還專門頒佈了《昭示奸黨錄》，胡惟庸案前後經歷了十幾年，有三萬多人被殺，後世稱為“胡案”。

胡惟庸當然沒有“不軌”之心，胡惟庸當然沒有真的造反。

朱元璋的不軌之心非常非常大，那就是把“相權”連根剷除，永不再生，他成功了。

朱元璋要造的是“秦始皇”的反，朱元璋的不軌之心是試圖一舉終結“百代皆行秦政制”這個歷史事實。

胡惟庸犯的唯一錯誤就是，他沒有理解透他的老闆朱元璋的政治意圖。

一開始，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淮西集團”裡面根本是一個小角色，算不上什麼的。

從1355年胡惟庸投奔老鄉朱元璋開始到1368年大明朝建立，13年的功夫，胡惟庸也只是一個局級幹部（太常少卿），在明初的謀臣武將群中真的排不上號。

胡惟庸既不會打仗，也不會籌糧，一直跟在李善長的屁股後面做些事務性工作而已，可是他人還是比較聰明的，終於被他團結了不少人。

然後，朱元璋看見了他，決定賦予他更大的任務！為什麼朱元璋挑選胡惟庸？正是因為，他只是有人緣，而沒有力量。

朱元璋挑選他讓他衝鋒在前幹掉了劉基，擠掉了李善長，把丞相大權放給了胡惟庸。

一定要記住，朱元璋把丞相大權放給胡惟庸只是因為胡惟庸能力小，而不是因為胡惟庸本事大，朱元璋害怕劉基和李善長在丞相位置之上。

朱元璋這種人的真正敵人只有秦始皇那種人，其他皆不在話下也！

朱元璋要做的是幹掉已經運行了一千多年的秦始皇行政體制——君相制衡。

這個人必須是一個糊塗人，不可以具有劉基和李善長的政治思考能力。

這個人還必須要有人緣，因為有人緣才可以像“朋黨”而不是“朋黨”。

真“朋黨”是政治利益共同體，鬥爭起來勝負難料，唯有胡惟庸只有好人緣而無朋黨，朋友多而無朋黨！才非常容易“讓他謀反”，並且非常容易把胡惟庸謀反辦成鐵案。

胡惟庸至死也沒有明白，不是他做的不好，不是他做的不對，也不是他的好人緣沒有了。

而是，他坐的地方不對！他坐在宰相位置上。

為了讓天下再也沒有宰相，胡惟庸必須謀反！必須圖謀不軌，以證明宰相這個位置容易害人！

你們看，以前的胡惟庸多麼好的人呀！大家都喜歡他這個小鬼，自從他當了宰相，一切就變了，朱元璋說。

於是，宰相位置廢！

胡惟庸死！

先奉上答案：胡惟庸並沒有謀不軌，只是被謀不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胡惟庸其實並沒有造反，只是當上丞相之後權力觸及了皇權，於是引發了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黨之獄”，即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發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它是指洪武帝誅殺宰相胡惟庸事件，隨後大肆株連殺戮功臣宿將，此案牽連甚廣。胡惟庸被殺，朱元璋罷左右丞相，廢除中書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設內閣供皇帝做為顧問。從此中國再無宰相一職。那麼胡惟庸案到底因何而發？

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升任丞相，在七年的丞相生涯裡他在朝內遍佈朋黨，使得淮西朋黨集團的勢力不斷膨脹，而且他還不遺餘力地打擊異己。例如朱元璋的大功臣劉伯溫就因與與淮西朋黨集團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當初分封功臣時，劉伯溫歲祿只有240石，而李善長歲祿4000石，240石連自己都養不活。

因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深受後者痛恨，在胡惟庸當上丞相不久，劉伯溫就被解僱革去歲祿。之後，劉伯溫生病，胡惟庸派醫生前去看望，但劉基服藥後不久便一命歸西，疑似被胡惟庸下毒。

當然，也許這個做法是得到朱元璋默許的，畢竟從朱元璋之後的行為來看，他對功臣的態度並不友好，但是胡惟庸排除異己的做法為自己立下了無數政敵，在他事發之後，不知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在他身上踩一腳。

排除異己並不是胡惟庸案的關鍵，真正的原因是胡惟庸過於獨斷專行，許多生殺黜陟等重大案件，他都不向上稟報，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深感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

洪武十二年，占城(今越南南部)來貢，胡惟庸和當時的右丞相汪廣洋等人匿而不奏，結果被太監告發。朱元璋知道後言辭斥責群臣，而胡惟庸等人將責任推給禮部，禮部又跟中書省，相互推諉扯皮。這一行為徹底惱怒了朱元璋，最終胡惟庸不得不推出替死鬼汪廣洋，不久，汪廣洋被處死。

但是正是這一行為讓朱元璋深深的感覺到後怕，在不知不覺之間朝局竟以被胡惟庸掌控至此，於是朱元璋對這一結果並不買賬，他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屬的罪行，同時下定決心來剷除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為了自保，胡惟庸的黨羽塗節上告胡惟庸謀反。明太祖隨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等人，並以“枉法誣賢”“擅權枉法”“蠹害政治”罪加以處死。

朱元璋能成為皇帝可謂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成為皇帝后，每個皇帝都有的通病：猜忌跟專權便突顯了出來，尤其是傳統制度中丞相的權力過大，這對朱元璋來說是不能忍受的。

朱元璋廢丞相之前共有四位丞相，而這四位宰相的下場無一不是以被殺而告終的，這也就是表明了朱元璋對於宰相這一職位是心懷忌憚的，加上明朝初年國中有很多的建國元勳，如果稍有不慎，自己的江山可能就會不穩固，因此朱元璋必須要有行動來捍衛自己的皇權至上。

有人說胡惟庸真的想謀反，有人說這是朱元璋處心積慮削減宰相權利的手段。但是從胡惟庸案前後的一些細節來品，史書上對於胡惟庸的謀反叛逆的行為的描寫是很少的，《明史》之中，提及胡惟庸案也都是含糊其辭的，只是寫道胡惟庸在自己被誅殺的時候，臉上都沒有絲毫的謀反叛逆的面容。並且在胡惟庸案中，定罪行刑的時間都是極短的，絲毫不給胡惟庸為自己辨白的機會，因此胡惟庸案可以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

胡惟庸被殺後，此案並未了結，他的罪名也在不斷升級。開始只是說胡惟庸“擅權植黨”，後來，又加上了“通倭”、“通虜”和“謀反”等罪名，並不斷牽連、擴大化。而我們來看看胡惟庸案一共有三萬多人掉腦袋，其中包含著眾多的開國功臣，可以說朱元璋憑藉著胡惟庸案將明朝開國元勳中的文官勢力幾乎一網打盡。

而之後的“藍玉案”將明朝開國元勳中的武官勢力近乎連根拔起，將兩案並在一起來看，兩者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都是在得知罪行之後立即進行了殺害，沒有留給胡惟庸或是藍玉為自己辨白的機會。並且都有相繼的餘波影響，胡惟庸案和藍玉案都牽扯了大量的朝中大臣。

參考文獻：《明史》

館主來了，我是無月，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無月是不大相信胡惟庸謀反的。

胡惟庸真正的罪行也就是結黨營私，貪汙舞弊而已。

但是朱元璋醉翁之意不在酒。

狡兔死，走狗烹。

大明帝國一統天下，此時原先那些文武元老，關係盤根錯節，黨羽眾多。

朱元璋生性多疑，且小心謹慎，刻薄嚴厲。

天下大定，朱元璋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怎麼解決掉這班元老，將權力收回來。

胡惟庸都還算不上是開國元老，只不過憑藉著權力鬥爭，靠損人利己爬上的高位。

甚至可以說，胡惟庸的上位是朱元璋有意為之，扶持胡惟庸就是為了打擊元老。

胡惟庸靠著打擊別人，官位扶搖直上，春風得意不可一世。

殊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胡惟庸不過朱元璋一顆棋子而已，而且任務完成，很快就要成為一顆棄子。

試問，胡惟庸有什麼實力和資格可以造反？

除非胡惟庸瘋了。

朱元璋把胡惟庸的案子辦成謀反案，牽涉數萬人在其間，一舉就解決掉一大片臣子，而且斬草除根，滅人全族，真是殘忍。

無月文化，品讀經典，品味文化

胡惟庸謀不軌，但沒造反。

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殺胡惟庸九族，誅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同時中書省和丞相職位被革除。

公元1390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南韓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人。

後來，又以“通倭”、“通元（北元）”等罪名，究其黨羽，大肆殺戮，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

在胡惟庸案，胡惟庸確實謀不軌，不守法度，但是並沒有謀反。胡惟庸謀反，是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削弱淮西勳貴集團權力，防止大權旁落的一個藉口。

朱元璋“事業”起步不久，胡惟庸就前來投靠，在朱元璋手下當一個幕僚。隨著朱元璋“事業”做大，胡惟庸的地位也越來越高。最終，成為大明王朝的丞相。

胡惟庸不僅做事幹練，而且熟悉官場規則，性格霸道，富有心計。在當丞相期間，依靠心計收攏了一大批功臣官員們的心，官員們也認為胡惟庸的權力很大，一拍即合，形成了一夥。

《明史》中描述胡惟庸：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以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當時，胡惟庸控制了中書省，在朝廷內結黨營私，使朱元璋有大權旁落的威脅。而胡惟庸等人手握大權，為所欲為，更是引起了官員百姓的不滿，朱元璋決定清除掉胡惟庸，追查奸黨。

從此來看，胡惟庸確實“謀不軌”。所謂“謀不軌”，就是謀劃越出常規、法度之事。但是，不管從情理還是實力來說，胡惟庸都沒想過謀反。

朱元璋從一個放牛娃坐上了皇帝的位置，全依靠自身的實力，可以說朱元璋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是很高的。朱元璋的實力也是得到眾人的認可，不管是淮西勳貴集團，還是其他的地區的集團。

面對這樣一個開國皇帝，一個文臣想透過政變或者其他方式來推翻朱元璋的統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實力不夠，也師出無名，沒有得到官員和百姓的支援，胡惟庸造反，無疑是自尋死路。

胡惟庸作為一個丞相，不可能不清楚天下大勢，糊塗到這種地步。那麼胡惟庸既然沒有造反，朱元璋為什麼說胡惟庸造反？真相只有一個，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削弱淮西勳貴集團的權力。

朱元璋是淮西人，身邊的將領也多為淮西人。所以，當朱元璋做了皇帝，“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淮西勳貴的權力也是越來越大，而這些人由於有共同的地域即鄉里觀念，經歷相似，地位相近，利益相同，自然的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集團，胡惟庸也是其中一個。

淮西勳貴透過與皇族聯姻，相互結合，榮損與共。比如，武定侯郭英之妹、臨川侯胡美長女皆為朱元璋的妃子。郭英又有二女，一為遼王妃，一為郢王妃；徐達有三女分別為燕王妃、代王妃、安王妃……其次，淮西貴族之間互相聯姻，李善長與胡惟庸為兒女親家，鄭國公常茂妻子是宋國公馮勝之女。

這樣一來，淮西勳貴的地位上升，勢焰熏天 ，必定會威脅到皇權的鞏固。其次，過於看重淮西勳貴，也引發朝中其他的政治勢力的不滿，從而導致政局不穩。

一開始，淮西勳貴遵守“君臣之禮”，不逾越君臣名分，就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後代子孫滿堂。但是，結果不想朱元璋多想的那樣，君臣和諧。

淮西勳貴“以介冑之士桀驁難馴，乘其鋒銳，皆能豎尺寸於疆場，迨身處富貴，志滿氣溢，近之則以驕恣啟危機，遠之則以怨望扞文網。人主不能廢法而曲全之，亦出於不得已，而非以翦除以為私計也。”

這樣一來，朱元璋和淮西勳貴集團的矛盾加深，從一開始的裂痕到關係無法彌補。朱元璋為了限制他們的行為和權力，不得以大肆殺戮。

所以，胡惟庸造反，是朱元璋的皇權與淮西勳貴集團的一場權力的較量，最終以淮西勳貴走上衰敗結尾。

胡惟庸在當丞相其間，確實有謀不軌的行為，獨攬大權，威脅了朱元璋的皇權。但是，胡惟庸也是淮西勳貴集團中的一員，淮西勳貴排斥非淮西官僚、擅權撓政，結黨營私，這一切都被朱元璋所察覺到。所以說，胡惟庸造反是一個藉口，是朱元璋為了削弱淮西勳貴集團勢力的一個藉口。

胡惟庸的死並非是圖謀不軌，而是死於結黨營私、專橫跋扈、閉塞君王。胡惟庸在錯誤的時間，面對著錯誤的物件，做了許多錯誤的事情，這直接導致了朱元璋將其滿門抄斬，並牽連萬餘人。至於胡惟庸謀反，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關於胡惟庸造反的記錄，正史來自於《太祖實錄》記載。大概講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一天，朱元璋要外出，一個太監跪倒在朱元璋的車駕之前哭喊不斷，不讓朱元璋走。朱元璋大怒，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太監說丞相謀反，皇帝此番出去必定會有危險。朱元璋大驚，登上城樓，果然發現丞相府荊旗蔽空，刀光劍影。朱元璋隨即下令將胡惟庸抓捕，最終以謀反罪處死胡惟庸及其黨羽兩萬餘人。

這則故事就是《太祖實錄》為胡惟庸定罪的唯一原因，想來可笑，這種連小孩子都不相信的故事怎麼能用來做一樁大案的起因呢？試想，有哪個謀反的人會蠢到將兵馬大張旗鼓的埋伏到官邸，丞相府可是百官時常光臨的地方，就不怕露餡嘛？其次，既然是要刺殺皇帝，又荊旗蔽空，說明胡惟庸動用的不是刺客，而是士兵，試想一個丞相府能容納多少士兵？這些人顯然不夠刺殺皇帝，既然準備都不充足，怎麼可能傻到讓他們站在院子裡招搖過市。

很顯然，這個故事就是朱元璋杜撰的，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要解釋朱元璋與胡惟庸之間的微妙關係，用一句話解釋最為妥當，那就是“君不知臣，臣不知君。”

朱元璋不知道胡惟庸會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胡惟庸不知道朱元璋啟用他竟然別有他意。

朱元璋在很早就將南韓公李善長辭退，讓他回家養老去了，繼任著為楊憲，後來是汪廣洋，可是這兩個人都沒有當的長久。最後朱元璋啟用了胡惟庸出任左丞相。

胡惟庸認為自己終於熬出了頭，位極人臣，光宗耀祖，一邊積極處理政務，一邊開始了自己的結黨營私之路。胡惟庸一直以為，自己能成為丞相是朱元璋對其能力的肯定，殊不知朱元璋之時用他來過渡權力。

朱元璋身邊從來不缺能做事的人，如果是因為辦事能力的話，南韓公李善長就不可能過早的被遣回鄉里。朱元璋曾在早年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他說元朝亡於“臣強主弱”，也就是說，朱元璋對於權力的把控慾望是空前的。

朱元璋建國之後，承襲元朝政治體制，結果朱元璋發現丞相對君權的分割實在太大，即便是有兩個丞相相互制衡，君權受到約束。於是朱元璋想釜底抽薪，循序漸進的集中權力，最早的實驗便是用小功臣代替大功臣，方便控制。

第二任丞相楊憲，能力出眾但是剛愎自用，最後觸怒朱元璋而被處死，汪廣洋本來是朱元璋安插在中書省的耳目，但朱元璋沒想到這個迂腐書呆子只會處理政務，對皇帝的心思一竅不通，最後亦被朱元璋賜死，最後繼任著便是胡惟庸。

這三位丞相在工作之時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都沒有體會到朱元璋的用心，完全以一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姿態處理政務。胡惟庸繼任之後更是囂張跋扈，結黨營私，將丞相府變成了小朝廷，閉塞君王視聽。朱元璋是在忍無可忍，但是殺他又要師出有名，於是便有了圖謀造反的罪名。

胡惟庸死後，中書省丞相空缺，朱元璋又開始了新的謀劃。既然過渡的方式沒有辦法有效的集中君權，那就乾脆不要中書省了。當然，在此之前，朱元璋還有處理一個人，那就是前丞相李善長，只有李善長死了，朱元璋的廢丞相行動才能走的悠然。

李善長被全家處死之後，朱元璋便下旨廢黜中書省，後世子孫不得再立，若果有大臣敢進言復立中書省，群臣可以共誅之，皇帝可以將其凌遲。

這一原因解釋了楊憲被殺案、汪廣洋賜死案、胡惟庸案、李善長案，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共同點，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連成一條線的事件。朱元璋作為一位布衣天子，一生都在為其集權行動而努力，屠戮功臣的背後便是權欲的不斷膨脹！

【文 / 楚南青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