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只知道國富論，你讓那些拿國富論吹牛逼的人說說這本書的全稱，估計有九成人會嘲笑你——什麼？國富論還有全稱？

存在就是合理的。提出的問題就是一種現實情況。它有合理性。

大家都不富裕、國家也不富裕，因此首要目標是致富。沒飯吃，過苦日子，這個時候，利己主義有合情合理的一面，這也是國富論肯定的。這個時候，一般人認為：錢多好，良心算什麼？也是情理之中（只有少量的顏回陣營的人，堅持不為財富折腰）。因此，國富論是寶貝。

造福過程啟動後，逐利的程序啟動後，空氣就瀰漫了金錢至上的氣氛，一切向錢看。一般人都是短視而又追求快感、刺激的動物，自然進入被金錢迷昏雙眼的境地，只是急功近利靠享樂主義支撐自己的靈魂，不懂得或者忘記了真正幸福的來源更多是精神修養的昇華和心神安寧的油然而生。這種短期快感的享樂主義支撐著不斷更富有的思想，強化了對於國富論的追捧。這個過程，有些類似於打遊戲、酗酒一樣的成癮。

實際上，財富既有證明自己價值、可以過著所謂買來一切的生活的一面，也有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的一面。

道德情操論是亞當斯密為了回答英國資本主義成熟時期，對於是否利己至上而創作的。因此，它是對於已經致富、且追求高境界幸福的人，比如真正的貴族，才更加需要的營養品。真正的幸福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約束和為主基調的。

這個世界短視俗人居多，世界是俗氣的，資本主義根深蒂固有市場的，適用於真正貴族的道德情操論不吃香，就合情合理？

另外，道德情操論的學術水平，相比於國富論，要遜色一些？

首先是《國富論》出名。其次是這麼多歷史名人、名著，那能全部都學得過來，多數都是看有關的介紹，真有興趣研究了，才去看原著。

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時有一個假設，就是人人都是自私的。但同時斯密還有一個假設，那就是人人都有同情心，也就是他的《道德情操論》裡的觀點。

斯密認為，儘管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對自己的愛護會多過他人，但他們都不會將這種自私的態度表現出來，也不會公開以這種態度做事。否則的話，他將得不到他人的支援，甚至還會招來敵對的態度。人生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下，必定會依賴於他人的支援才能生存和發展。一旦失去他人的支援必定無法生存。所以，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援人們必然會壓抑自己的私心而不膨脹，以此來獲得別人的支援和同情。

讓斯密沒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個假設成立了，第二個假設卻沒能成立。人們在以後的資本運作中，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賺取更多的利潤是那麼的不要臉，他們可以“睜眼看獻血，閉目對公道”哪裡管的上別人的死活。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樣：自從資本來到這個世上，每一個汗毛孔裡都帶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還有講資本家如果看到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會不惜鋌而走險的那段話

據說斯密晚年的時候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靠道德情操是不能扼制住人的私慾惡性膨脹。他曾試圖寫一部法學著作，透過法律來解決人的私慾膨脹，最後沒有完成。

這可能就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在當今不被人重視的根源。

（亞當.斯密）

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兒逗——難道是有人對斯密有偏見不行，故意忽略了他寫的前一本書？其實，這本書是可以忽略的——相比較《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寫的很一般般，不看或者不加以評介，是完全可以的。

1，亞當.斯密，1723年出生於蘇格蘭，父親是海關審計員。他從小聰明，1737 年，14歲時進入格拉斯哥大學，1740年畢業後又到牛津大學學習。1746 年回到愛丁堡。經人介紹在當地公開講學，所講內容很龐雜——從修辭學到歷史和經濟學都招呼。 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 1763年，斯密辭去教授職務，擔任年輕的布克萊希公爵的私人教師。次年陪同公爵旅遊Continental。在巴黎認識法國重農學派的首領魁奈等人，這對斯密的經濟思想有不小影響。回倫敦後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 1767-1776年，斯密專門從事著作，終於寫完了《國富論》。 次年，斯密被任命為蘇格蘭海關與鹽稅專員。後曾一度擔任格拉斯哥大學校長。晚年靜享富裕生活，1790年去世，終年67歲，終生未婚。 2，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很難被歸類。後來研究他的西方學者乾脆說：這本書奠定了他後面所寫《國富論》的心理學基礎；而《國富論》是他前一本書的續集。

這兩本書裡，斯密顯然更鐘情前一本——出版後又修改了五次，去世前不久，出版了第六版。

這部書共計7篇——第一篇，論述同情、同情心是人類天賦的本性之一；情感互動是社會生活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第二篇，分析人們對優點和缺點的感覺。第三篇，講解人們評判自己情感和行為的基礎和責任感。第四篇，論述效用對贊同情感的作用。第五篇，分析習慣和風氣對有關道德贊同和不贊同情感的影響。第六篇，闡述有關美德的品質——對個人幸福所產生的影響；對其他人的幸福產生的影響。第七篇，論述道德哲學體系。

概括地說，在《道德情操論》這本書裡，斯密認為，人是受感情驅使的動物，同時又有思維能力和同情心進行自我節制。這種雙重性既使人們互相鬥爭，又使人們能夠創造社會制度來緩和兩敗俱傷的鬥爭，甚至把鬥爭變成共同利益。他反覆強調：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常常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牽著走——他指的是道德情感——最終促進了全社會的利益。

1，歐洲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教會權力大大削弱。按羅素的話說，十五世紀開始，在阿爾卑斯山以北，代表世俗力量的國王聯合富商，逐漸取代了封建貴族的勢力。這種局面，帶來新文化——“自由主義”，就是和通商貿易聯絡在一起的文化。幾乎所有思想家、哲學家的理論，都和商貿有關——有兩個人例外——費希特和黑格爾。羅素說，這種例外人物並不代表那個時代。他還說，初期的自由主義是英國和荷蘭的產物。 （洛克）

2，前面說到，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難以被歸類，客觀說，其屬於倫理學範疇是沒有問題的。他的思想來源，無疑是上述的自由主義。關於這種自由主義的特徵，羅素總結得很透徹，他說：“初期自由主義在有關知識的問題上是個人主義的，在經濟上也是個人主義的，但是在情感或倫理方面卻不帶自我主張的氣味。這一種自由主義支配了十八世紀的英國，支配了美國憲法的創制者和法國百科全書派。”斯密的思想恰是這樣，他從人的個體來討論道德和情操，著眼點卻是社會的整體利益。

3，然而，斯密既生當其時又生不逢時——生當其時是說，他若不是趕上了那個時代，他很可能寫不出這樣的兩本書；生不逢時則指，他的前後左右均“星光熠熠”，差不多他是處於一種“燈下黑”的局面，咱們只說英國的——

霍布斯（1588-1679）是在英國很有影響的哲學家，在《利維坦》一書中，已經初步提出了社會契約的思想，而且他的倫理學透徹明瞭；洛克（1632-1704），更是一顆巨星，他的認識論、關於契約和財產的政治哲學、倫理學，不僅對英國，對法國和美國都產生巨大影響；休謨（1711-1776），聰明至極的哲學家，他把笛卡爾開始，經洛克、貝克萊的經驗主義推入了死衚衕，導致了德國康德哲學的登場，他的主要著作《人性論》的第三部分是“道德”。 這三個人在斯密之前。斯密受到休謨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他之後還有邊沁（1748-1832），他被歸於功利主義哲學家一類，著作涉及法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他的理論對英國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 （休謨）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上述這些位大咖的相關論述相比，還是差了些火候。

4，問題出在哪呢？不妨看看其他幾位論述倫理問題的邏輯——

霍布斯說，人和蜜蜂不一樣。同蜂房的蜜蜂不競爭，它們沒有求榮欲；人則不同，人的協作與和平相處，只能靠盟約，道德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

休謨的倫理思想比較深奧，他把道德和人的自由意志捆綁在一起討論。若要讓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就必須專注於如何對人們的行為施予合適的獎勵或懲罰，以鼓勵他們做出道德的事情、避免犯下不道德的行為。所以，很多人認為，從他開始，就為後來的功利主義埋下了種子。

邊沁的重要倫理理論是“最大幸福原理”，這個理論確實和洛克，和休謨，還和哈奇遜有關。他說，所謂善便是快樂和幸福。所以立法者的職責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造成調和。他的道德理想不是自由是安全。 （邊沁）

5，表面看，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前述幾位很像，但仔細分辨，又不難看出區別——

第一，那幾個人，都是把個人的道德倫理放到社會當中去考察和論述的——人是社會的人，道德倫理也是社會的道德倫理；而斯密，則把人抽象出來了，成為了脫離社會的人，道德倫理也成了孤立的道德倫理。

第二，那幾個人，都強調了利益對於道德倫理的決定作用；而斯密，則把道德放在了前面，似乎道德倫理是原始動力，所以，西方沒有人認為他是屬於“功利主義”這一派別的——他把前後順序搞顛倒了。這一點，他還遠不如中國的古人認識透徹，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很好地解釋了道德倫理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關係。

第三，那幾個人幾乎都強調了契約和法律對於道德倫理的制約作用；而斯密，則認為協調人們的社會關係靠道德倫理這一“無形之手”，管理經濟才靠制度。

6，大概是因為這些看似細微的差別，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在西方的受關注程度並不很高。他是把這本書作為主體部分的，《國富論》只是這本書的延續，因此才反覆修改這一本書。這倒是也應了中國一句古話——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國富論》後來綠蔭無限，《道德情操論》則大大相形見絀了。我的意思，不是說這本書一無是處，願意看，當然很好。

因為這是一個經濟第一的時代。西方宗教有《聖經》，祟上帝，那麼《國富論》就是西方經濟理論的基石，是西方經濟理論的“聖經"，其中，"看不見的手"如一神教的上帝一般。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比卡耐基。他的思維差了不少。卡耐基，能夠運用人類的心理學。懂得如何與人相處。如何，由衷的讚美，別人。卡耐基的思想，是他一生中。從做推銷員開始。到企業大亨。他一生中的自己的人生總結。哲學思想是不斷進化的。認識也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的完善的。

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就是魔鬼與天使，亞當.斯密就是這個意思，經濟發展，財富獲得的過程是卑鄙齷齪的，應該有道德情操來控制人性的貪婪比較好。西方的信仰裡最經典的就是殺完人了來教堂懺悔，然後又可以繼續去殺人了。

這個問題問亞當斯密，他自己可能也會很鬱悶。實際上亞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只能算是半路出家，哲學與倫理學才是他成名的專業。《道德情操論》對於亞當·斯密而言極其重要，它幫助亞當·斯密進入英國一流學者的行列，在英國乃至歐洲大陸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英國經濟史專家埃裡克·羅爾說過：“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如果我們不瞭解後者的一些哲學知識，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很多人開始推崇《道德情操論》。大致的論調就是，經濟危機的爆發源自人性的貪婪與自私，亞當·斯密“自利”、“自由放任”的觀點將經濟引入歧途，而《道德情操論》所倡導的同情心、正義、仁慈才是我們社會需要的品質。

在一些名人的推薦下，《道德情操論》在中國一度成為網紅書，但認真讀過這本書的人很少，所以產生的誤解非常多。

第一個誤解，認為《道德情操論》是亞當·斯密對《國富論》“自利”思想的補充。其實，《道德情操論》出版比《國富論》早了17年，它是一部純倫理學的著作，跟經濟思想沒有任何關係。在創作這部作品時，亞當·斯密並沒有接觸過太多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理論。

也有人認為，這部作品後面修改了五次，吸收了《國富論》裡面自利的思想，這也是一種誤解。自利思想並不是經濟學裡提出來的，自利本身是倫理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分支和學派。雖然亞當·斯密並不屬於這個學派，但對這方面的研究極為深入。

第二個誤解，認為《道德情操論》是一部道德教化的書，教人怎麼做人，怎麼做才是一個有道德、有同情心的人。

在中國，一提到道德就會認為是教化，一提到同情心就會聯想到憐憫。有這種誤解其實是正常的，因為我們是一個受到嚴重道德教化的民族，以至於現在不少人一說到道德教化就有些心理抗拒，或許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對《道德情操論》沒有太多閱讀興趣。實際上《道德情操論》是以同情心為核心的道德思辨，並不是道德教化，它是一部嚴謹的學術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書中所說的同情，並不是指憐憫，而是一個動詞，具有“同感”、“感同身受”的意思，可以同情他人的悲傷、憤怒、恐懼，也可以同情他人的快樂和喜悅，以及其他人類所有的情感。

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主要來自格拉斯哥大學的老師弗蘭西斯·哈奇森。而哈奇森的思想源自斯多葛學派的基督美學及倫理學，這個學派認為，倫理學是研究義務和道德規律的科學。

我們身邊很少人學習過倫理學，很容易將倫理學等同於道德或道德教化，實際上倫理學是研究道德規律的科學。比如我們看一部電影會哭得稀里嘩啦，聽一首情歌會傷感，親眼看到別人被傷害時渾身感覺不舒服，這種情感來自哪裡呢？這就是倫理學研究的一部分內容，也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想要告訴我們的。

從哈奇森的思想我們可以看出，哈奇森主張人性中的仁愛作為其倫理學的立論基礎，以此來“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亞當·斯密繼承了哈奇森這一“道德感”學說。

除了哈奇森，還有另外一個人對亞當·斯密的學術影響也很大，那就是他的好朋友大衛·休謨。

休謨一生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但大多數作品都是在他去世之後才得以發表，後來著名哲學家康德發現了休謨的作品，才使得休謨的思想得以廣為流傳。

休謨對亞當·斯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倫理學方面，休謨也受到哈奇森老師的影響，繼承了情感主義思想，主張“同情”學說。

亞當·斯密吸收了哈奇森的道德感以及休謨的同情學說，創立了以“同情心”為基礎的倫理學體系，這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主要內容。

亞當·斯密認為，同情心是人與生俱來的。他的原話是這樣的：“無論在我們看來某人如何自私，他總是會對別人的命運感興趣，會去關心別人的幸福，儘管他除了因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同情心，即當我們看到、感同身受到他人的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在亞當·斯密看來，同情心不僅是人性中固有的，它還是人類一切道德情操的根源。

亞當·斯密從同情心出發，衍生出三種美德：仁慈、正義和謹慎；仁慈和正義是關注他人，而謹慎是關注自己。亞當·斯密在書中這樣表述，“出於對他人幸福的關心，我們形成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出於對自身幸福的關心，我們懷有謹慎的美德。謹慎讓我們自我剋制，從而使我們免遭傷害和痛苦，而正義和仁慈讓我們為他人謀得幸福。一個尊重自己內心深處永恆的良知和情感的人將會一輩子堅定不移地執行這三種美德。”

在學術上，這本書被認為開創了現代社會倫理學，這是非常高的評價。

倫理學龐大而繁雜，早期倫理學與哲學不分家，上古時期就有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三位古希臘大神，中世紀以奧古斯丁、阿奎那為代表的基督教倫理學興起，文藝復興更是群星璀璨，蒙田、加爾文、馬基雅維利、洛克、休謨、笛卡爾、康德、伏爾泰、黑格爾、邊沁、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等都有一席之地，《道德情操論》何以能在百花爭豔中為亞當·斯密確立倫理學歷史地位？

要客觀理解這本書的歷史地位，還需要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亞當·斯密所處的歷史年代，正處於歐洲思想啟蒙時期，牛頓創立了經典力學理論徹底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原有的教會權威被打破，人的思想開始掙脫神學的束縛。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求學期間，就對牛頓的自然哲學非常感興趣。但是，亞當·斯密秉承的基督教美學思想，註定他不可能像休謨一樣變成無神論者。

從《道德情操論》中關於上帝的描述來看，亞當·斯密應該是自然神學論者。他承認上帝的存在，但同時以理性和經驗來構築上帝的教義。簡而言之，他認為上帝是就像“鐘錶匠”設計了世間萬物執行的規則。

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這樣寫道：“管理宇宙這個龐大的機體，關懷一切有靈性、有知覺的生物，這些都不是人的職責，而是上帝的職責。人對他自己的幸福，對他的家庭、朋友和國家的幸福的關心，被指定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之內，而這是一個更適合人的有限的智力與能力的職責範圍，所以我們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為藉口而忽略我們職責範圍內的小事情。”

這種論述，在當時而言是具有啟蒙意義的。在此之前，中世紀以來的基督教哲學都將人性看作是惡的，這源於人類的原罪。人類的一切行為及宿命，都由上帝安排。但是亞當·斯密跳出了這一傳統觀念，他認為宇宙大事歸上帝管，追求幸福則是人類自己的責任。

這樣一來，理論上的衝突就透過上帝的思想平衡了。亞當·斯密認為上帝不會因為人們思維中的各種品德的優劣，單純地懲惡揚善。在他看來，勤勞地追逐個人利益，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市場機制，也是上帝設計的規則。

在上帝看來，他的規則是合理的；對我們而言，人類遵循的規則也是合理的。這兩者都是為了偉大的目標——人間的安定和人性的和諧。

透過這個結論，亞當·斯密將道德從傳統宗教中脫離出來，拒絕教會充當上帝在人間的中介，道德不服從於教會教義，而與上帝的規則一道，共同服務於人類的幸福。這就是《道德情操論》的啟蒙價值。

至於為什麼人們會忽略這本著作，可能是書籍讀起來晦澀難懂，加上對這個專業感興趣的人不多造成的。

我們都知道亞當·斯密是《國富論》的作者，是經濟學的奠基人。他的核心主張就是，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私利來工作，但是經過市場這隻無形的手的組織，最後就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祉。

但是，亞當·斯密身上還有一個悖論，就是他還寫過另外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很多人就說了，你看，亞當·斯密也不是讓大家都追逐私利吧，他還主張每個人應該有道德，講情操啊。

聽起來，亞當·斯密也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人，又強調要注重私利，又強調要注重道德。那他到底是個啥意思呢？這就要從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解讀，在亞當·斯密生活的那個時代，大規模的陌生人協作的現代社會還沒有成型，當時人的主要生活場景，仍然是熟人的小圈子。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私的，但是在熟人之間，我們怎麼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呢？

最靠譜的方法，就是講道德。亞當·斯密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人天生就不但希望被愛，而且希望自己是個值得愛的人。”

所以，在我看來，亞當·斯密的出發點，仍然是每一個人能夠利益最大化。只不過，兩本書功能不一樣：《國富論》說的是在大規模的陌生人協作的情況下的原則，而《道德情操論》說的是熟人之間打交道的原則。是在不同的環境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看似矛盾，其實不然。

因為道德是成本，有利於大眾，但不利於私利，就如同資本家忽略人民交稅基建基本不賺錢的道德，卻總是儘自己所能賺更多利潤的私心！

亞當·斯密這套理論，並非是像傳統上的道學家那樣“勸善”，或者佔領一個什麼道德制高點對人說教。斯密首先承認人是自利的，然後從個人利益出發，去推導這麼一套道德選擇，幫我們找到一個處世之道。

上次說到，我們的目標是既要“被愛”，又要做一個“值得愛”的人，用他那時候的英語，也就是lovely。

要讓自己值得愛，一個最基本的功夫是你做事得符合一般的社交規範 —— 用亞當·斯密的話說是propriety，用現代英語說是appropriate，翻譯成中文就是“得體”。

1、得體

這個“得體”，值得好好說說，這其實就是一個紳士跟身邊熟人融洽相處的方法。尤其在今天，很多宅男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不愛社交，一旦非跟人接觸不可，種種言行又不得體，既得罪人，又把自己搞得很被動。

什麼叫得體呢？就是你做事最好能符合別人的社交預期。比如身邊發生一個什麼事情，一般人反應是大笑，你最好也是大笑；一般人如果是微笑，你最好也是微笑。如果身邊人都在微笑而你卻在大笑，這就叫不得體。當時社會沒有那麼多元化，人也沒有那麼寬容，人們希望大家反應一致。其實現代人也有這樣的心理需求，只不過有時候我們心知別人不得體，但是懶得理他罷了。

所以紳士社交的基本要求是大家同步，同步了才能和諧。 亞當·斯密說，我們對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同步要求。比如說藝術欣賞方面的同步要求就沒那麼強 —— 我喜歡趙本山你喜歡周立波，沒問題，咱倆不至於因為個文化急眼。我們對同步要求比較高的，是感情方面：發生在我身上的悲劇，我希望你同情我；發生在我身上的好事兒，我希望你也跟我一起高興。

但人的特點是跟別人一起高興很容易，一起悲傷就比較困難。朋友參加比賽贏球了，我們就好像自己贏了球一樣高興。但朋友如果失業了或者考試沒過，我們肯定不像他一樣難受，否則一聽說壞訊息就特別難受日子沒法過了。

據此，亞當·斯密提出，合理的社交方式，是跟人分享發生在自己身上大的壞事，和小的好事。你失業了自己很難受，跟朋友分享，朋友肯定不會像你一樣難受，那麼你為了跟他的感情同步，就會表現的得體一些，把自己的難受也降低一點 —— 這對我們改進情緒就很有好處。自己有個什麼小喜事分享一下，讓別人也高興一下，很得體。

做事得體，是我們值得愛和被人愛的第一步。

2、美德

更高的要求是“美德”。 亞當·斯密說，美德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謹慎（prudent）。這意味著我們應該誠懇、老實、少說多做，千萬不能高調張揚誇誇其談，這樣才能贏得別人的信任。不過亞當·斯密說的這是熟人社會。在現代社會要跟很多陌生人打交道，你不搞點自我推銷也不行，所以Roberts說偶爾自誇幾句也未嘗不可 —— 但是你不能言過其實，而且也不要抓住一切機會吹自己，那樣只會引起別人反感，偶爾說幾句，甚至有時候明明有機會自誇也不說，是最好的；

第二是正義（justice）。這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嚴格要求，非常簡單，就是你不能傷害別人；

第三是仁慈（beneficence）。仁慈要求我們主動做些好事去幫助別人。跟正義相比，仁慈不是非黑即白的，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沒有嚴格的理論，其實是一種藝術。比如我們是否應該給窮人捐款？捐，當然是好事兒。不捐，也有道理 —— 首先你已經交過稅了，窮人的福利就是來自稅收；其次直接給人錢未必是解決他的問題的最好辦法。

在這三個美德之外，如果你對自己還有更高的要求，那你可以追求改變世界。

這就涉及到一個智慧。

3、改變世界

並不是非得變成喬布斯才能改變世界。說到這裡我實在是太佩服亞當·斯密了，他兩百年以前，就提出了一個特別有現代味道的概念：emergence —— 中文叫“ 湧現 ”現象。

如果你對這個概念不熟悉，沒必要自責，這可是非線性科學的範疇，說的是複雜系統的自組織。我來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說Google這個詞，我們都知道是個搜尋引擎的名字 —— 是個名詞，對吧？但是現在有一種約定俗成的用法，就是把Google當動詞用 —— 比如說“知之為知之，不知Google之”。那麼請問，是誰第一個把Google當動詞用的？是哪個英語國家的委員會宣佈這種用法在語法上是合法的？

答案是沒有人有這個權力單方面改變一個詞的用法。是你也用我也用，大家一起，慢慢地就把這個新用法給習慣化了 —— 這就叫“湧現”。是我們一起改變了世界！

再比如說，一兩百年前男人出門都會戴個帽子，尤其正式場合必須戴帽子，可是現在幾乎沒人戴帽子了 —— 這個社會習俗的改變，是誰決定的？這也是一個湧現現象。

這就引出了一場天大的爭論。

亞當·斯密，和後來的哈耶克，認為，真正的社會進步，必須是這種民間自組織出來的，湧現的結果。

但後世有很多學者，以及政治強人，就認為改變世界不能光靠湧現，也需要“看得見的手”去強力干預。這場爭論實在太大，並非本文所能說清楚，今天暫且放下不提。

再把話說回來，亞當·斯密認為我們應該怎樣改變世界呢？你不用幹什麼大事，只要從一言一行做起，見到別人做好事就給他鼓掌，見到壞事敢於站出來說話，這樣無數個你一起，透過湧現的辦法，就能改變世界。

亞當·斯密特別反感的，叫做“系統人” —— 用他自己發明的說法，就是man of system。這個“系統人”，跟我們今天說的“體制內的人”有點關係，但斯密主要說的是那種把社會視為一個系統，自己有個宏大計劃，想要對這個系統進行單方面改造的人。斯密認為這種人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他會被自己的大主意所迷惑，凡是不符合他的理論模型的資訊他一律忽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模型可能是錯的，而且任何政策都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第二個錯誤是他把所有人都視為執行自己計劃的棋子。他以為自己只要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目標，就可以隨便擺弄別人。但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慾望和夢想，你讓別人老老實實當棋子按你的計劃走，這本質上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說的這個改變世界的智慧，不是什麼“做大事”的智慧，而恰恰是“不做大事”的智慧。

我們仔細想想，其實“湧現”這個理念，跟“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是一致的 —— 市場上商品的價格就是所有人共同決定，根本不需要什麼強人來指揮或者計劃。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說，“湧現”、《道德情操論》、“看不見的手”、“理性人”，這些概念一脈相承，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理念！

說到湧現，我馬上就能想到一個好例子。有個2009年拍攝的中中國產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說有個女青年被拐賣到山區，她“多次自殺未遂後，被公婆的善良感動，決心以善報善，支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最後還當上了代課老師。這個片的本意是讚美這種行為，當年在電影頻道也沒有引起什麼反響。

可是到了2015年，微博上突然掀起一番巨浪，無數的人痛批這個電影！你們拐賣婦女還“善良”了？逆來順受還值得讚美了？這是赤裸裸的野蠻行為明白嗎？！

這就是中國的進步。每一個參與批評那部電影的人，都在潛移默化地改變中國，他們共同完成了一次湧現。從此之後，恐怕再也沒人敢要求被拐賣婦女“以善報善”了，整個社會都會用更嚴厲的反應去對待拐賣。

亞當·斯密，肯定會讚賞這些網民。

本文最開始我說要講一番大道理，其實亞當·斯密說的都是做人做事的小道理。

我們在中國受到的教育，總是指望強人來救中國，要麼就乾脆希望自己去當個強人 —— 可是強人又太容易犯大錯，所以我們只好要求強人都是聖賢。

亞當·斯密說你沒必要當什麼聖賢。聖賢是靠不住的！他提出了一套對自己、對別人都有“ 好處 ”——完全是利益推理出來的 —— 道德選擇。

由此得到，你只要從自身利益出發，做好自己的小事兒，潛移默化之功，就能讓社會真正地進步……點到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