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分析。諸侯混戰，弱肉強食。諸侯一心想要多的土地和人民，不斷進行征伐戰爭。對各諸侯來講，雄霸天下必用霸道。這也是孟子的思想不被梁國採納的原因。

其次，分析法家代表人物韓非。韓非師從荀卿，但思想觀念卻與荀卿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卻“喜刑名法術之。學”（申不害主張君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論稱為“術”。商鞅的理論稱為“法”。這兩種理論統稱“刑名”，所以稱為“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指韓非的理論與黃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南韓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南韓公子，目睹南韓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

　　後來這些著作流傳到秦國，秦王政讀了《孤憤》、《五蠹》之後，大加讚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的感嘆。可謂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秦王政不知這兩篇文章是誰所寫，於是便問李斯，李斯告訴他是韓非的著作。秦始皇為了見到韓非，便馬上下令攻打南韓。韓王安原本不重用韓非，但此時形勢緊迫，於是便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政見到韓非，非常高興，然而卻未被信任和重用。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詆譭地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政認可了他們的說法，下令將韓非入獄審訊。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始皇自陳心跡，卻又不能進見。秦王政在韓非入獄之後後悔了，便下令人赦免韓非，然而為時已晚。(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後，後人輯集而成的。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十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或以為劉向《七錄》)也說“《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可見今本並無殘缺。自漢而後，《韓非子》版本漸多，其中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尤為校注詳贍，考訂精確，取捨嚴謹；梁啟雄的《韓子淺解》尤為簡明扼要，深入淺出，功力深厚。

[編輯本段]韓非子與《韓非子》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南韓著名的哲學家、法家代表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後，後人蒐集其遺著，並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對於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佚”，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於為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非子·心度》）。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於君王統治。

　　對於君主，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鍊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

　　對於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

　　對於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非子·八奸》 《韓非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遊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並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於耕戰的“邦之蟲”，必須剷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製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南韓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一韓非為首的法家代表。

商鞅變法把法家思想付諸實施。秦國的強大是各諸侯國有目共睹的。只可惜各諸侯國不能堅持到底。結果被強大的秦國一步一步蠶食掉。

當時局勢，“禮崩樂壞”，以“禮”治國的周朝廷已經形同虛設，諸侯紛爭，視周室為無物。

秉承周禮，四處奔走宣揚仁愛治國的儒家，此時被現實打臉，四處碰壁，惶惶如喪家之犬。

此時諸侯發現，想生存，想稱霸，必須靠實力說話。

何謂實力？

當然是國富兵強！

如何實現國富兵強？

這就是百家爭鳴根本之所在。

法家學說之所以在戰國被推崇，正是順應了這個時代潮流，脫穎而出。

法家核心主張是以法治國，即透過一系列法令規範華人行為，賞罰明確，有法可依，再透過變法，強化君權，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輿論，均集權於中央，使國家成為一臺龐大的戰爭機器。

事實證明，無論是吳起、商鞅，還是申不害、韓非子，這些法家代表人物均使變法國家變得強大，事實勝於雄辯，變法成果又反過來促進更多的國家加入變法的行列，使戰國一時成為法家的天下。

形勢比人強，古今皆然。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時期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

戰國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鐵製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個體家庭得以成為基本的生產單位。戰國時期法家先賢吳起、商鞅、樂毅等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透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讓華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繫的貴族政體。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號是；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同時這也就讓皇權更穩固，才收到各個諸侯的青睞。

感謝邀請，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吧。要了解法家思想為何更受到諸侯青睞，就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混戰，無論是哪個諸侯國都想實現稱霸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要有一種思想、一種制度來推動本國的發展，國力變強。為此以仁義孝德為治國理念的儒家和順其自然的道家等思想均不能滿足諸侯實現稱霸目標的要求。這時候法家的出現讓窘困中的各個諸侯國看到了希望。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激進派利益的學派，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人。法家主張變法革新，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法家重視法律，堅決反對儒家所說的“禮”。他們認為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公平合理的主張，儒家的“禮”旨在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歷史證明，諸侯國主張和利用法家的思想確實能夠促使國家富強，國富兵強的局面基本形成，比如後來實現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就是在法家思想上的創立。雖然秦朝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很短，但是漢承秦制，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在漢代以後住建完善發展，構成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一、法家思想的本質是什麼

學問分為“學”和“術”，學中有術，術中有學，有道無術和有術無道都是不提倡的。

學古代也稱道，是諸子百家提出來應對事物的主張、思想。

術古代也稱謀，是諸子百家提出來應對事物的策略、方法。

法家思想的有“學”，但更多的是“術”，更實用，更方便用來指導操作。

毛澤東思想把“學”“術”分別稱為"戰略““戰術”，並對“戰略”和“戰術”有著系統的論述，有著名的主張“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可見戰術的重要性和實用性。

二、秦國的成功變法引發各國的效仿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後，決心勵精圖治，商鞅自衛國入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變法策略，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等變法。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軍事不斷加強，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各國開始效仿秦國。

三、法家的主張更符合當政者的心理

嬴政當政之後，韓非子更加受到重用，韓非子主張“刑法”，源於其老師的“性惡說”，認為人之初性本惡，秦始皇的經歷讓他更加認同法家的思想，我們看看秦始皇經歷了什麼？

1、從小便有閒言碎語議論他母親是呂不韋的歌姬，更有甚者指他出身不明、不正；

2、從小就被議論出身不明、不正的他，繼位之後還要喊呂不韋仲父，他內心是極度隱忍的；

3、嬴政即位後，趙姬不改其生性放蕩，呂不韋依然常入後宮，私通其母，他應該是知道的；

4、呂不韋漸力不從心，找一替身嫪毐，裝假太監送於趙姬，整日廝混，他也知道；

5、嫪毐整日廝混太后就算了，竟然生下二子，朝野都在其背後議論其母，他還知道；

6、嫪毐與其母竟然起兵造反，謀殺自己，想立其兒為王，嬴政有多麼痛恨自己的母親；

7、殺嫪毐及其二子，與趙姬斷絕母子關係，罷免呂不韋，親政後生性日漸暴戾；

8、孟姜女之夫死在了長城裡，嬴政唯一動心的女人，要求為其夫披麻戴孝安葬，便嫁給嬴政，嬴政履行承諾後，孟姜女見羞辱他目的已達到，就跳江自殺了，給嬴政心裡蒙上了極大地陰影；

9、史料記載秦始皇有二十三個兒子，卻一生沒有立皇后，可見其對女人之痛很；

根據這些資料來看下嬴政的心理狀態：嬴政從小漂泊居無定所、缺乏愛、沒有安全感、忍受非議、極度剋制壓抑自己、母親與多人出軌、認母的情人作父、其母與太監私通生子、遭受母親的背叛和謀殺、厭惡痛恨女人、商人。

秦始皇所遭受的一切經歷讓他更加認同法家的主張。

春秋初年，禮崩樂壞。

最初在西周時期，周禮是整個華夏秩序的中樞核心。上至周天子，下到黔首皆需要按照一定的行為準繩各盡其職、各行其道。

就比如戰爭，這在周朝最開始是貴族的事情。能夠外出打仗，那是勳爵身份的象徵。這一點和中世紀西歐的騎士階層、南亞地區古代的剎帝利種姓頗為類似。

既然能夠打仗的都是貴族身份，那時候的戰爭也就沒有太大的激烈性。更為重要的是，諸侯國之間名義上都從屬於周天子，諸侯之間的戰爭更像是軍事示威和演習。然而這種情況在西周時期就已經面臨挑戰了，發難的是南方的楚國。

楚國不尊周王號令，三次南征伐楚，最後不明不白的溺死於歸途。但好歹楚國還是選擇了低頭。

後來到了東周時期，犬戎入鎬京之後曾出現短暫的兩王並立，即周攜王和被廢黜太子位、且裡通敵國的原太子周平王。最終卻是缺失法理的周平王在鄭、秦、晉等強國的提攜下獲得了成功。禮崩樂壞由此加劇。鄭莊公更敢直接與周天子開戰，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由於周天子的地位遭受了打擊，諸侯之間的疏離感也越來越強烈，爭霸的激烈程度也越來越大。

其實春秋時期還是有諸侯延續著以前的古禮作風的，宋襄公打仗就非常“講究”禮儀，結果被楚成王一頓錘。

楚國地處邊緣，民風混雜，最先“不守規矩”。秦、晉、吳、越等邊緣國家情況類似。最終從春秋到戰國，諸侯之間的戰爭從尊王攘夷、稱霸中原，逐漸變成了搶佔土地、兼併滅國，成為了你死我活的戲碼。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儒家希望重新確立古禮，墨家希望兼愛非攻，道家飄逸遁世，這其實都是不現實，並且難以執行的。陰陽家探討的天命觀、名家的辯術、兵家的軍事、醫家的懸壺濟世，其實都是技術層面的學派，並不算治國思想。

能夠適合亂世之中的諸侯，符合諸侯保衛領土和開拓邊疆需求的治國思想就只剩下法家了。

正因如此，春秋時期的百里奚、管仲等人，戰國時期的申不害、吳起、李悝、商鞅、田忌等人皆獲得了諸侯的重用。

當然也有對法家不屑一顧的諸侯，其中的大多數很快就覆滅了。

首先，春秋戰國時期法家學說理論對社會發展、國家統一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法家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等等，這些都是法家對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達。

其次，法家思想主張與統治階級思想不謀而合。法家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著稱，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論與方法，為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提供了理論根據。

再次，法家的“法治”思想產生於中國古代發生社會鉅變的歷史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響下，各諸侯國相繼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變法。

綜上所述，法家的“法治”思想試圖改變之前以血緣和宗法關係為根基的社會結構，並著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國家之間儘可能建立起某種權利義務關係，並以此為聯結、以地緣範圍為依據建立起國家。國家不再是諸侯貴族的血緣聯合，法律使得國家的統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礎。

這種先進的思想，自然受到各國的推崇了。

這是當時的社會大趨勢使然。

此前的社會為什麼陷入危機？

因為周的貴族制度到了春秋時期，已成為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各國進行國家競爭，誰先勝出，就是誰先從這個舊的貴族制度解脫出來。

打破貴族特權靠什麼？

只有一種東西：法。

所以，戰國從變法開始，也以法的勝利終局。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商鞅是衛華人，他的學說並不被衛國認可，後商鞅來到魏國，也不被魏王重用。後又來到秦國，受到秦王賞識，實施後世有名的商鞅變法。因其變法內容殃及秦國權貴權利，被秦國貴族所記恨，秦孝公死後，新王上位，既陷害商鞅，商鞅出逃。

期間有一事頗有意思：商鞅逃跑途中，欲要住宿，但是沒人敢讓他留他。因為商鞅變法之中有一條：不準設定旅館之類的。“廢逆旅，則奸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也不準隨意收留不明人士。你想，商鞅是逃跑，怎能自曝其名。這就是作法自斃的來源。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商鞅下場極為悽慘，戰死沙場後屍身尤被帶回秦國受車裂之刑。

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韓非，他的學說本不被本國國君認可，韓非退而著書，其中有一章名為《孤憤》，韓非為何孤獨憤怒？因為抱負不得施展而孤憤，因思想不容於世而孤憤。

後秦王嬴政知曉韓非所說，重視韓非。然與韓非思想有分歧，韓非最終死於秦國獄中。亦不得善終。

由此可以看出法家在春秋戰國時期並不受青睞。只不過是恰逢其會，因秦國重用得以強大，統一了六國而已。且，秦國強大能統一六國，法家思想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原因罷了。

一個人甚至是一件物品，在喜歡他的人眼裡那就是好的，在不喜歡他的人眼裡，那就是惡的。商鞅、韓非之所以受秦王重用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對秦王胃口而已。就像吃飯一樣，飯菜再好，不喜歡吃，便是山珍海味也是沒用。

商鞅與韓非其著作分別為《商君書》與《韓非子》。書中所言目的是為了強國。但商鞅與韓非思想並不是強國富民！而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之路。

《商君書》中言道：“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

又言：“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又言：“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又言：“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又言：“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

商鞅把六種人罵為六蝨——吸食血液的六種蝨子。

韓非把五種人罵做五蠹——五種社會蛀蟲。

總之，法家思想是以國君的思想為中心，實行中央集權，重刑輕賞，講信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國思想：“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治國之道應當隨著世事變遷而改變。既變法。

然而，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為核心，一切都是以君主的意志為主，那麼法對於君主是例外的。法家思想強國而弱民，提倡愚忠，抑制工商，禁止奇裝異服，杜絕四處行走，打壓學習知識(如有名的焚書坑儒)，重罰酷刑，奴化國民思想。如今這些都被一些不明就裡的人強加在儒家頭上，實在是遺害千年。

秦國重用了商鞅變法得以強大，統一了六國，且秦國能統一六國，法家思想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原因罷了。

總之，法家思想是以國君的思想為中心，實行中央集權，重刑輕賞，講信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家思想強國而弱民，提倡愚忠，抑制工商，焚書坑儒，重罰酷刑，奴化國民思想，如今這些都被一些不明就裡的人強加在儒家頭上，實在是遺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