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劇剛播出三集，就拿下豆瓣9.3的評分，直至大結局評分還上升到9.5，衝擊力是相當讓人驚喜。大概分析一下為什麼這部劇吧，首先《我們與惡的距離》由一個揪心的“無差別殺人案”開始，從而激烈的矛盾就從這個案件展開了一系列故事。但與過往的犯罪類影視劇不同，它像是一個被拉高了的鏡頭，不聚焦犯罪的經過，而是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去俯視整個事件以及與事件相關的每個人。從這一點說這部劇不得不說是以很新穎的角度發展。而導演讓這部劇關注的不是殺人本人，而是犯罪行為引發的後續連鎖反應，在這種連鎖反應中，加害者親屬、被害者親屬、被害者與加害者的身份並非是固定的，也就是說，當加害者變成受害者，當受害者變成加害者……顯然這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許是在告訴人們，人性是複雜的，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善惡有時候只在一念之間。因此，反思人性，往往比憤怒更重要。這部劇還是比較值得一看的，希望大家都能更努力地去守護好心中的善，更堅決地抵制人性中的惡。

2019年10月5日，臺灣電視金鐘獎的頒獎典禮再次把《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電視劇推上熱搜。

賈靜雯憑藉《我們與惡的距離》獲得54屆臺灣電視金鐘獎最佳女主角，《我們與惡的距離》更是獲得六項大獎，成為最大的贏家。

此前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的時候，賈靜雯就因為貢獻了教科書式的演技登上了微博熱搜，這次獲獎可謂實至名歸。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由林君陽執導，賈靜雯、吳慷仁等主演的電視劇，這部電視劇陣容絕對高配：金鐘導演林君陽，兩次金鐘最佳編劇呂蒔媛，時隔15年再接新戲的賈靜雯，一攬“金鐘獎”、“亞洲電視大獎”的吳慷仁等。

這部電視劇題材新穎，演員演技精湛，在豆瓣上獲得了9.5分的超高評價，該片講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隨機殺人事件之後，受害者家屬、兇手家屬、辯護律師及其家屬、一般的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公共媒體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對傷痕、重建生活的故事。

從2012年至今，臺灣發生了6起以上這種精神病患者無差別殺人的惡劣案件，《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由這些社會焦點案件為核心，在藝術加工的基礎上拍攝出來的。重點追蹤和探討案件發生以後，案件受害者家屬、兇手家屬的生活、心態各方面的變化，還有輿論、媒體的態度等等，以此進一步來揭示人性的黑暗。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這是劇中一位為兇手辯護的律師喊出來的話，卻深深刺入每個人的心。

我們現在就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在網路、社交、新聞媒體等非常發達的情況下，各種東西都被無限放大，被刺裸裸公佈於眾，面對如此複雜的社會，面對如此複雜的人性，我們該何去何從？這是值得每個人深思的一個問題。

劇中發生的精神病無差別殺人案件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當事情發生時，我們會選擇如何面對呢？

我本人其實是很少觀看連續劇的，無奈今天被豆瓣評分9.4的作品給吸引住了，一搜索居然還沒在內地上映，這就讓我很好奇：為什麼還沒有在內地上映就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呢？於是我透過各種資源在第一時間看了前面兩集，下面我就給大家講一講關於這兩集的故事吧。（可能會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影片從一開始就是在法院外，吳慷仁飾演的王赦在臺階上接受媒體採訪時，遭到了被害者家屬不留情面的潑糞，大家都對他為至9人死亡多人受傷的兇犯作辯護感到不滿，認為他是昧著良心在賺錢。但王赦心中堅信兇犯自然該死，但死刑犯也有死刑犯的人權，在還沒有調查清查以前，不能夠就草率地結案；認為政府不應該快刀斬亂麻，不能為了樹立政績而匆忙的判決和執行死刑，因此王赦奔跑於各大媒體收集資料，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先驅報》的創始人劉昭國（溫昇豪飾演）邀他一起參與調查這起“無差別殺人案件”，（“無差別殺人案件”是指兇手有預謀作案，但沒有固定的作案物件，隨機作案的案件）請求他透過媒體釋出一些案件疑問來為犯人和自己爭取時間，而劉昭國是這起案件的受害者家屬之一，他和老婆宋喬安（賈靜雯飾演）的兒子劉天彥是這起案件的罹難者之一，而編劇鋪排這個事件，主要是想讓劉昭國在調查這起案件真相的過程中，逐漸放下對兇犯的仇恨……

劇情發展到這裡時，我們大致可以知道故事主題了，可能從一開始很多人會認為這只是一部律師打官司的續集罷了，這種片子在港片中早就司空見慣了，並沒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真的這麼認為，那你可能要錯過一部真正的好片了。如果說劇集像探討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就有點老土，我認為它最想討論是，當我們不自覺與“惡”的距離拉近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什麼？是否大愛世人，犧牲自己和愛人就是“善”？抑或我們只顧家人和自己利益，犧牲人權、忘記人人平等這種耳熟能詳的口號。說穿了，現今資訊時代，任何人都與“惡”的距離拉近，近年得出一句至理名言叫“少說話多做事”，不是叫大家不要說話，而是當你未認清事實真相，無細思不同立場的人和感受時候，不要隨便評價他人的對錯。

劇集吸引我的另一個看點是賈靜雯，原本她的兒子也在電影院的“無差別案件“中喪生，但她作為一個媒體人，依然要堅持在第一時間報道最有價值的新聞，連為孩子悲傷的時間都沒有，只能在工作和酒精中麻痺自己，和老公的婚姻也差點走到了盡頭，幸好還有一個女兒牽絆，才勉強讓婚姻繼續維持著。讓我不禁覺得，兇犯犯下的錯誤毀掉的不僅僅只有自己的家庭，更多的是被害人家庭，就算你不想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又為什麼要牽涉到其他人呢？我們在劇中看到的每一個角色，不論是受害者家屬或是兇犯家屬，甚至是王赦的家庭，都在為“無差別殺人案件”壓抑自己的情緒，而且這些角色用來壓抑內心情緒的方式有所不同，譬如劉喬安用工作和酒精來麻痺自己；兇犯妹妹李大芝化名李曉文，用全新身份來壓抑對那些受害者家屬的愧疚情緒；在譬如，王赦老婆丁美媚用相信老公來也已擔心老公安危的情緒……

單單隻看了兩集內心就很掙扎，一個簡單的話題卻反映了宏大的社會問題。劇集逐一展現了幾個被害者家屬的現狀，犯人家屬更走到靈堂前向被害人道歉，卻在門口止步了，看著靈堂上的被害人，看著哭成一片的被害者家屬，試問犯人家屬該怎麼道歉與謝罪？複雜的心理狀態表情，就算拿著一把刀在他們面前自殺都不足彌補內心的自責與對於這些人的歉疚。而王赦要做的就是希望瞭解兇犯的作案動機，建立起一個更正確的社會及法律，除了該有的刑罰外，也能注重於預防和矯正，才能有效的降低類似事件的發生。

《我們與惡的距離》好看在深度挖掘出了人類劣根的本性，劇集多角度描寫了一宗”無差別“殺人案件，涉及到傳媒、受害者家屬、兇手家屬和主角的家庭生活，很多臺詞聽著倒是和現實沒有太多差別，但是細想起來卻心如刀割，正如兇手父母說：”養兒二十年不會一心想養個殺人狂魔“，王赦也一樣，沒有律師入行就是為壞人辯解，只是老天爺愛開玩笑，一而再再而三，將大家拉近與惡的距離，然後問自己，我還是個好人嗎？

站在不同的立場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但大眾很容易以自己的角度去評斷臆測一個社會案件，進而造成謾罵、誤解，甚至是網路霸凌。或許《我們與惡的距離》想探討的議題也包括最劇中提到的：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最近收穫豆瓣9.5評分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終於呈現了這種分裂，一起無差別殺人案之後，所有人都停留在各自內心的偏見、冷漠、恐懼構築的牢籠裡，拒絕理解，逃避溝通，卻鮮有人關心悲劇產生的原因，甚至探尋原因的努力也被視作異端。正如該劇編劇呂蒔媛接受採訪時所說，“通常我們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會選擇不看或是咒罵，或是隻要這個人消失我們的世界就會變好，就是啟示我們蠻受包青天那個時代的邏輯的影響，錯了就鍘了。”

“殺死一個人渣”是現代人應對悲劇事件最核心的訴求，很多時候也成了唯一訴求。人們並不關心悲劇發生的原因，更不會想到，一個人渣的產生，同整個社會可能的關聯。去年電影《大佛普拉斯》中，有一段流傳甚廣的臺詞，暗合了這樣的現狀：“現在已經是太空時代了，人們可以登上月球，卻永遠無法探索別人內心的宇宙。”

相比於《大佛普拉斯》那種溫柔和調皮的殘酷，《我們與惡的距離》處理各種矛盾時更傾向於冷眼旁觀式的直接，每個人都是受害者，但也並非完全無辜，就像劇中news哥自言自語的那句話，“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老天爺到底要我們學什麼？”

被悲劇擠迫到一起的眾人，袒露著自己的傷口，也同時袒露著各自的軟弱、自私，每個人都像兀自旋轉的孤獨星球，封閉自己，拒斥他人，相比於這部劇的中文名字《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許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更貼合現實世界，這也是我們生存的世界，其中投射的一切，都與我們每個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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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的電影《一一》中，楊德昌藉著小男孩天真的眼睛，定格了現代社會的諸多殘酷，其中有一條是：“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那我怎麼知道你在看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隻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

楊德昌已經離開12年，有時候忍不住會想，這個有著臺灣社會手術刀之稱的導演，如果置身當下，以他的冷峻和精確，會如何講述當下的故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聚焦的，其實也是一個“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的故事：看到兇手用自制手槍隨機掃射9個無辜的人，但看不到兇手在一念之惡前，有過怎樣的人生；指責媒體毫無節制和底線的報道新聞事件，卻不明白“爛新聞”和“爛觀眾”之間，永遠存在雞生蛋、蛋生雞的危險關係；發現新聞中一名精神病患者犯錯，就給全天下所有的病患貼上他們隨時可能犯錯的標籤，於是整個社會的冷漠和拋棄一下都來得理直氣壯，不用擔負哪怕一絲的虧欠。

《我們與惡的距離》處理得尤為出色的部分，是提供了當代社會的精確映象。劇中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取自臺灣地區的真實新聞，同樣的新聞在對岸的我們這裡也並不陌生，這兩年的陝西米脂、上海世外小學、重慶巴南幼兒園、遼寧葫蘆島等地也發生過類似惡性事件。

兇手在網路上，在新聞片段中，一切彷彿與我們無關，現代人沉溺於上述假象製造的幻覺之中，對於這些事情的背後，對自己看不到的部分，統統做出一副我們不想了解的架勢。每一次惡性事件之中，我們都不難發現類似的聲音，“不要讓我看到變態的新聞”、“還不殺掉，等著過年嗎？”

這樣的暴戾伴隨著媒體的塌陷愈演愈烈，人們越來越憤怒，也越來越健忘，人們的情緒能瞬間點燃，也能瞬間冷卻，人們對一起悲劇產生的憤怒有多強烈，隨之而來的遺忘就有多徹底，一切都瞬時而廉價。

一個絕望的現實是，人類自誕生之日起，“惡”就一直潛伏其中，法律可以消滅一個兇手，但並不能剷除孕育惡、產生惡的土壤，這大約是我們要面臨的永恆謎題。《我們與惡的距離》聚焦於這種虛無，又嘗試艱難地做出一點點改變，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這件事情不去試著找出答案，試著去預防，這類的事情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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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花了大量篇幅來刻畫社交媒體給現代人帶來的分化效應。每一集的片頭都由一起新聞事件引入，隨之而來的是社交媒體上一個個虛擬又真實的聲音。劇中律師王赦的扮演者吳慷仁在新劇宣傳中提到了這種分化，“現在的社會真的對於，對於某些事件、對別人的關心太冷漠了，我們被臉書分化了，我們被贊、憤怒、微笑、苦笑的那些表情分化了。我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告訴你我要的，我給你的情緒投射是什麼？我不需要負責。”

勒龐所描繪的“烏合之眾”不再需要走上街頭就能快速地找到彼此，社交媒體制造的一種假象是，好像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比以往更近，我們可以隨意去評判和介入他人的生活，但事實上，正如劇中所呈現的那樣，每個人都揹負著難以稀釋的痛苦，鍵盤上熱烈的情緒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自我感動，我們覺得彼此靠的很近，但事實上，相比以往，也許我們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孤苦，沒有人真正理解對方，也沒有人願意作出這種努力。

社會事件發生後，社交媒體上群情激憤的網友。圖/ 《我們與惡的距離》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在《群體性孤獨》（臺譯本為《在一起孤獨》）一書中集中講述了科技時代人類社會的種種病症，在對400多名受訪者進行走訪調查之後，雪莉指出當代社會正在逐漸形成“一種表演性文化”，社交媒體似乎營造了人際更好的溝通，其實這是錯覺，實際上卻讓人們更加孤立。一方面人類在網路上重新塑造自我，另一方面，這種塑造中“敘述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越來越少見”。 人們用字母代替話語，用表情符號替代感覺，點亮一個豎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贊同和反對，心理狀態逐漸形成一種慣性的表演機制，科技的進步讓這類表演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理清了表演性文化下這種群體性的孤獨和群體性的殘忍，《我們與惡的距離》在此基礎之上試圖營造一個對話的空間——律師王赦一直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樣，爭取大家能平靜下來，能想一想為什麼。這也是整部電視劇的核心命題：在無解的悲劇面前，在科技便捷到今天的當下，人類還是否擁有對話和自救的能力——我們能不能在網上的義憤填膺之外，喊打喊殺之外，沒完沒了地標籤化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之外，仍舊有靜下心來的勇氣，能跳出自身的偏見和仇恨，讓一起絕望心碎的悲劇事件，能夠擁有“殺死一個人渣”之外，一個不同的結局。

劇中為“惡人”辯護的法扶律師王赦致力於瞭解犯罪者背後的原因，以避免未來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圖/ 《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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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下沒有任何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一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

整部劇中最刺痛人心的，是兇手的媽媽哭著喊出的這個句子。關於劇中李曉明為什麼會槍殺那麼多無辜的人，電視劇始終沒有給出答案。但是劇中安排了一條患思覺失調症（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精神分裂症）導演的支線，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導演，一路遭遇資本的摧殘、眾人的嘲笑、家人的不解，然後在病發的時刻成為一則社會新聞的男主角，在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籤後，迎接他的世界並沒有多少同情和理解，而是接連的排斥和恐懼，他被永遠地當成一個病人。

他的故事大約能解答部分殺人犯從何而來的疑問，身處一個充滿戾氣和缺乏理解的社會，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覺得命運諷刺和不公，但極少有人意識到，自己的偏見和恐慌，甚至一個眼神或社交媒體上無意的一個贊同或反對，可能都在無形中製造了我們身邊的“惡”，我們一邊咒罵，一邊身為兇手而不自知。

“思覺失調症”的案例取自三年前發生在臺灣的“小燈泡”事件，2016年，四歲女童小燈泡在騎腳踏車前往捷運站途中被一男子砍殺，小燈泡隨即身首異處，後經警方調查，行兇男子患有思覺失調症。他與小燈泡素不相識，因為案件性質惡劣，當時全島一片喊殺之聲，讓外界訝異的是，目睹事件經過、幾度崩潰的小燈泡媽媽，在之後的社交媒體上和接受媒體訪問時多次提出，與其滿足民意去殺死一個人，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的。這位母親的剋制和隱忍一度讓外界錯愕，甚至有不懷好意的人對她進行攻擊，但這位媽媽說，小燈泡是個在愛中長大的孩子，當離開成為事實，這位媽媽希望這起不幸的事件能夠引發整個社會的思考，能夠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改變。

一百多年前，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給了冉·阿讓一張黃色身份證，讓他成為永遠的下等人和苦役犯。它是冉·阿讓永遠的標籤，也凝結著那個世界中洗脫不掉的審判和偏見。如果沒有遇到米利埃主教，拿著黃色身份證的冉·阿讓，大約會被那個世界逼成可恥的竊賊和暴徒。

世界飛速進步的同時，人性也在以同樣的速度原地轉圈，今天我們生存的世界並沒有比冉·阿讓的世界更好一些，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給出的答案是寬恕和同情。在這個刻薄的年代，面對洶湧的憤怒和仇恨，寬恕和同情永遠是稀缺品，它們當然不會讓憤怒或是仇恨消失，但正是因為這些品質的存在，我們的世界才不至於真的崩塌。

大約還是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概括的最為精確，“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織著，廝殺著，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般無奈的人世間。”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由林君陽指導，賈靜雯，吳慷仁主演的電視劇。於2019年3月24日在臺灣公視首播。該片講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者李曉明隨機殺人事件之後，受害者家屬宋喬安及其先生劉昭國，加害者家屬李大芝。辯護律師王赦，一般的精神病患者應思聰及其家屬應思悅，公共媒體以及精神病院都逐步加入了其中，劇情透過對各類人物的心理的描繪，帶出了人權法律和人性矛盾的衝突，在探討各種關係的和解及善惡本質的同時，也在反思媒體的價值，我們每天都能在熱搜上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社會事件。觀眾從冷眼旁觀者的角度，根據自己的善惡主觀的作出評判。以善良為武器滿嘴仁義道德，對著各種所謂的不義之舉口誅筆伐，但從未真正去了解事件本身，劇中，記者直接曝光了李大芝父母所在的住處。於是很多人直接衝了過去，把那個家給砸了，還有那個精神病患者的母親。最後被新聞媒體弄崩潰，直接帶著兒子自殺了，這起事件就不是我們能隨便評論的，參與其中的觀眾們卻成了真正的殺手，這些事件中，新聞被拿來作惡新聞成了殺人的工具，那些記者本可以作出其他的選擇，事情本不會走到如此惡劣的地步。輿論的力量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

殺人自然是惡，觸犯法律的一切行為都是惡，不觸犯法律不代表你不是惡，我們可以拿新聞去盈利但是我們不能拿新聞去作惡。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講述我們每一個人，在對待各類事件發生時，會有什麼樣的態度，什麼樣的舉動。在不明真相的時候，也許不出妄語，不助惡聲，便是揚善根本。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由林君陽執導，賈靜雯、吳慷仁主演的電視劇，於2019年3月24日在臺灣公視首播。[1]

該片講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隨機殺人事件之後，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辯護律師及其家屬、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公共媒體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對傷痕、重建生活的故事

裡面的律師有句話是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這是一個，可能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邊的故事。當事件發生，我們會選擇如何面對？裡面的劇情讓你無法站隊，好像每個人都有道理。劇情也反應了當前時代的飛速發展的弊端，每個人在不瞭解事實時。跟著媒體和聽風就是雨的站隊。

《我們與惡的距離》正面痛擊了某些“追逐收視率”的新聞媒體，再一次給媒體敲醒警鐘。對“李小明”事件的報道是新聞媒體的責任與義務，但是為了吸引流量對“李小明”親屬的追查報道再一次考量了某些媒體的底線。也正是這些媒體的過度引導，讓“李小明”親屬失去工作、隱姓埋名……已經痛苦不堪的家庭一次次在聚光燈下接受著本不屬於他們的“拷打”。試問，這些無良媒體與惡的距離又有多遠？

《我們與惡的距離》一直在呼籲，我們需要更多寬容與理解，讓自己離“惡”愈來愈遠。

你好，我覺得特別好看！！

這部劇裡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每個人都可能是“壞人”。

因為它就是在講述我們的社會，講述我們每一個人在各類事件發生時會有什麼樣的態度，什麼樣的舉動。

我們與惡的距離，考量的是我們對惡的鑑別，我們對待惡的態度，以及，我們轉身為惡的可能。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或許並不是一個刻度能衡量的，看了本劇後你心中可能會有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