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學說，都有其誕生的時代背景和具體適用的環境，商鞅做為法家法制派代表，他的核心思想都寫在《商君書》這部著作裡。《商君書》的內容歷來存在爭議，有人說他是千古第一邪書、禁書，歷朝歷代都有很多學者對其口誅筆伐。但是把《商君書》奉為治國經典的和帝王之書的人，也大有人在，孰是孰非很難說的清楚。

“以奸民治，則民親制”不是《商君書》裡的原話，但是意思是清楚的，強調了法家治國的核心思想。要想讓人人認同法律規定，就必須讓有原則、有底線的人來做官員治理國家，這些人只會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來執行，儘管看似無情，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愛民。法家強調只有懲惡才能揚善，如果讓心懷善念，但眼中無法的人去治理國家，只能讓天下大亂，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包庇惡行，這不是愛民而是害民。就像現在有些人所說的慈不掌兵，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其實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被法家說過了。這裡的“奸”指的也不是我們現在人概念裡面的奸佞小人，只是對於嚴格執法不近人情，不合於眾的執法者的一種稱謂而已。國無法，則不立；業無責，則不興；人不律，則無成。

我的理解可能和商君不同，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更合理一些。

商君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我的翻譯是:用一個善良的人做官，那麼他對人民好人民也會記得他的好。用一個酷吏為官，人民就會學法用法。

奸我不翻譯成奸臣，我是覺得商君不會這麼傻，所謂奸臣者，禍國秧民，這裡最多秧民，談不上禍國，對民眾兇狠殘暴的我只找到了一個詞酷吏，可能不太準確，但覺得相差不大。

我覺得商君這種說法對維護法律的權威有一定借鑑意義。如果官員太善良，一種情況就是人民只知道官員好，忘了真正推行政策的統治者，一種情況就是縱容惡人使善良的人遭秧。一個只會照本宣科的官員應該才是商鞅想用的奸，反正法律上怎麼寫的，我就怎麼判，管你有什麼理由。但是，亂世採用重典，盛世益輕刑。秦國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秦國刑罰太重。當然話是這麼說，輕刑輕到什麼程度？能不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制定法律的一個我覺得必須考量的因素。如果達不到這一條法律的意義何在？

所以，我覺得一個國家想要安居樂業、良性迴圈，一部公平合理、寬嚴有度的法律必不可少。我們常說法外人情，如果法律上還講人情對法律的威嚴是莫大的傷害，除非改法律，否則都應該照章辦事。我還記得一個案子，有個法官很同情被告，但是他維護法律尊嚴判被告賠錢，然而卻私人捐一部分給被告。我覺得這是一個有大智慧大愛的法官。

今天你逾一尺，明天就有人逾一丈，長此以往法律還有什麼作用，難道真的只是給遵守它的人制定嗎？

商鞅確實有這樣的思想。

人治與法制的最大區別，或者說儒家與法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對人性的假設。

前者主張人性本善，其政治哲學是揚善棄惡，主張透過思想改造來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後者主張人性本惡，其政治哲學是以制度來規範人的行為。換而言之，人的本性是難以改變的，要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只能依靠制度。

如果制度健全了，而且能夠形成遵守制度的良好習慣，那麼，由誰來統治，沒有太大區別。堯舜來，是這套制度；桀紂來，也是這套制度。從這一點上講，法家與道家是一致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如果有好的制度，要聖人幹什麼呢？所謂聖人，無非沽名釣譽之徒。沒有非常可怕的手段，能夠當上聖人？退一萬步說，就算有一些人確實品德高尚，可是一旦獲得了超越制度的權力，那就誰也管不住他，只能任他為所欲為了。儒家強調聖人，就是不想受制度的約束，就是想獲得不受監督的權力。歷代統治者看中的也是這點，所以儒家思想能夠成為統治哲學。

與聖人相對的，當然是善民。善民好啊，聽話，好對付，因為他們只講道德，不講法制。他們很容易被感動，只要聖人惺惺作態，就算讓他們天天吃糠，也其樂融融。而奸民呢？奸民眼中沒有聖人，只有法制。他們只知道，違法要付出代價。美華人就是奸民，你看過美國有聖人嗎？從華盛頓到特朗普，經歷了這麼多任總統，它的內外政策有什麼大的改變嗎？基本上沒有。最大的改變，就是把奸民的範圍擴大了。原來黑人不是奸民，後來林肯把他們也納進來了。現在特朗普所做的最大工作，也就是重新限制奸民的範圍。至於當世界警察，那是誰當總統都要乾的，不管黑人白人。道理很簡單，這個國家是個死硬派的法制國家。就算是一條狗來入主白宮，也會變成警犬。

對於商鞅的“以奸民制”，可以理解為任用奸民。只要制度健全而且有效，是奸民當官還是善民當官，區別不大。而且，從防微杜漸的角度，奸民比善民更可靠。因為善民總會想方設法破壞制度，製造漏洞。漏洞多了，再好的船也會沉。

以奸民治，則民親制是惡人治國的意思，實際上不論是儒家的好人仁義治國，還是法家的刑治惡人治國都是建立在君主是聖人是明君的基礎上的，幾千年歷史證明，只要君主是昏君暴君儒法也包括諸子百家原有理論全部失靈，社會必將崩潰，帝王術治民不治君。

《商君書》“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合而復之者，善也；別而規之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 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 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這句話其實是古今概念差異帶來的誤解，先秦語言概念沒有那麼豐富。比如以奸民治，他寫不出鐵面無私，寫不出法律無情。綜合起來看，他的所謂任奸，就是不講情面。否則就不會說任奸則罪誅。如果按現在的理解，任奸應該是徇私枉法才對，如果徇私枉法也就談不上罪誅了。反而所謂章善是徇私枉法。

商鞅全篇所講歸納起來就是法制強國，人治則國亂。他說，用善，則民親其親。意思是以善待民，民也會親近你。章善則過匿，過匿則民勝法意思是，太過於用善會適得其反，沒了規矩。這樣法度就沒有了。

所以必須以奸民治，必治至強。意思是必須使用鐵面無情之人來執行法律，這樣才能在法度之下走向強盛。商鞅的核心思想其實就是法制思想。把它說成法家是有些問題的。法家只是利用嚴刑峻法來約束人民讓自己獲利，法制則是將一切人等納入法制約束之下。商鞅的結局，就是因為變法傷害到了貴族、王親的利益，所以貴族們致其於死地還不過癮，死後還將他車裂。可見商鞅的法是法制。中國歷史上變法者大多結局不好，甚至包括帝王主導變革也是如此。比如隋朝。

商鞅的意思是：讓地痞、流氓來治理人民，那麼人民就會親近“制”。

所謂“制”，就是國家的強制力。商鞅還提出了一個觀點，“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如果國家用善良的百姓治理奸民，那麼國家必亂；如果是用奸民來治理良民，那麼國家必強。正因此，造就了中國延續兩年餘年的基層流氓橫行。以流氓壓制百姓，則百姓服“制”。

為什麼商鞅認為良民不可靠呢？

商鞅之法，實際上就是替秦國想的馭民之法。法條制定的初衷，是使人民忘記一切，而只懂得老老實實生產糧食，老老實實為國征戰，即所謂的“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凡私鬥者，無論是正當反抗還是無理襲擊，都處以刑罰，則百姓不敢犯禁。

又，商鞅認為，朝廷不能讓人們透過一下手段取得富貴：博學、智慧、誠實、廉潔、知書達理、品德、結黨、行俠、名望、清高等等。“堅強之人，一定要破敗他，讓他變得怯懦”“銳利之人，挫傷他，好讓他遲鈍”，想要獲取富貴，門路只有一個：為公家納糧，為公家打仗，除此之外，沒有其他。

根據這個思路，以奸民治理良民也就可想而知了：奸民兇狠毒辣，整人很有一套，讓他們執行國家法律，則全國太平。有意見的不敢說意見，忍耐下自己的委屈，埋頭為國苦幹。相反，以良民治奸民，則壓制不住別人，人民就容易反抗，對國家不利。

商鞅有曰：以奸治民，則民親制。此言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是尚奸。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

尚奸必出惡政，惡政有馭民六術：貧民、辱民、弱民、疲民、愚民、虐民。

第二層含義是虐民——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在電影《電鋸驚魂》中，豎鋸劫持了一男一女。給二人頭上戴上了特製的機關。然後是豎鋸的廣播：二人要割肉稱重，在規定時間內，誰割的肉多。誰就可以活下來，而對方會被頭戴的機關穿腦而死。一開始男子割自己肚皮上的肉。眼看時間快到了，女的奮力砍下自己的胳膊，扔進天平裡。女的終於保住了性命。而男子則被機關穿腦而死。女子被救後，則說“我要感謝豎鋸，是他救了我。”

《電鋸驚魂》中，砍掉自己胳膊，而活下來的女子，都把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展現的淋漓盡致。

《商君書.說民》謂之：任奸，則民親其制。

《商君書.去強》謂之：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應改名商鞅綜合徵。

黃老學派繼承了法家德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並將其發揚光大——奪，然後予。貧，然後富。天下可舉！

這句話，見於《商君書·說民》，這句原話是：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翻譯過來就是，用好人善政來治理百姓，則百姓會親近其親人親長，也就是會對其家庭更加依賴，推而廣之則會對善良的官吏本身產生感情；反之，任用奸詐的壞人來治理百姓，則百姓會依賴政治、法律，依靠組織，推而廣之即需要向更高的權力“討說法”。

總結一下，即《商君書》希望百姓處於一種“反奸官不反皇帝”的狀態。

而這句話所在的原文段落如下：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奸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奸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這段話，實際上是一個層層遞進的邏輯推導過程，其出發點，其實是現實存在的四種現象。

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

辯慧，即思辯的能力，也就是邏輯思維的靈性；禮樂，則是貴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既彰顯身份，也是生活享受；慈仁，則是人對於他者的美德；任譽，則是任何人之間的關係，即互相信任、擔保的信用和推崇。

在《商君書》中認為，以上四者，全是壞事，壞在哪兒呢？

人有思辯的能力，則會支援“亂”行，也就是違背所謂“社會正道”（即君主希望），因為人會獨立思考，就不會讓自己成為單線邏輯的“囚徒”。

有文化和生活的享受，則會追求享受，也就不會跟隨專制王權的指揮棒去當牲口。

有對於他人的憐憫和美德，就會容忍旁人的過錯，這樣社會上的錯誤就會增加。

人與人存在信任和推崇，則會互相包庇，產生種種奸邪。

下一層，就提到了，以上八者存在，則百姓就能夠對抗“政”，也就是國法，也就是專制的王權規則，八者皆無，則國家機器可以徹底壓倒百姓的人性。

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百姓能夠對抗專制王權，則國家會衰弱，反之，國家可以肆無忌憚地侵害、魚肉、役使百姓，則國家自然會強大。

因為國弱，且國家沒有辦法驅使百姓成為炮灰去打仗，則國家會日益衰弱；因為國強，國家可以隨便拉百姓去當炮灰，則國家會稱雄天下。

具體怎麼做到這些呢？

《商君書》提出了方案，即用好人，用善政，則百姓親近其家人，愛重他們的父母官，而用奸人、惡政，則百姓不得不親近國家，寄希望於國家。

讓百姓和樂安寧地結合到一起，就是善，讓百姓分裂，並用國法規範之，這就是奸。

賞善，則百姓會互相隱匿過失，任用奸惡，則可以查知百姓的罪惡，並懲治之。

如果百姓隱匿過失，則百姓就能對抗國家，如果查知百姓的錯誤，有罪即罰，則國家必然壓倒百姓。

前者，國弱，後者，兵強。

所以，結論就是文章最前面的一句話，用好人，國家要完蛋，用奸惡，則國家會強大。

整個邏輯推導的過程，其實就是赤裸裸的“弱民”思維，就是人不應該是人，而是國家控制下，會說話的畜生，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其他的，你不用想，也不允許你思考，你思考就有罪， 你享受生活也有罪，你對別人好也有罪，你對旁人有信任和推崇更是有罪。

所有人，都應該以一種動物式，或者說家畜式的狀態活著，才能達到最高境界——國強。

《商君書.去強》中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因此“告奸”和“以奸馭善”是商君管理國家的重要方法之一。

何為“善”？ 《商君書.說民》中說 “合而復者，善也”，指聯合起來，相互掩蓋過錯；

何為“奸”？ 《商君書.說民》 中說“別而規者，奸也”，指彼此監督、揭發過失。

二． 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一次考試中，監考老師發現一個學生作弊的，

抓住後，說“這次放了你，下次再這樣，就不行了啊”，

這個老師善吧？

但是旁邊另一個學生到領導那裡把這個老師告發了，

商君的方式是：處理老師和作弊的學生，

對告奸的學生進行重獎。

案例二：

假如我酒後駕車被抓了，求**放了我，“我是第一次酒後駕車，上有老，下有小，還要回家過年呢，要是拘留半個月，這年還能過嗎？55555”。

**說“這次放了你，下次注意。”

結果被人“告奸”，**下崗了，我被拘留了15天，告奸的人受到獎勵。

案例三:

石油或電力公司老總,年薪超百萬,夠“高薪”了吧?可沒能“養廉”，這傢伙還用“公款”***,被他的秘書告發了。商鞅的處理: “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屍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商君書 .修權》，意思是秘書獲得他原來老總的福利待遇。

案例四：（以善馭奸可能的後果）

衛生局監督員到酒店檢查衛生狀況，發現衛生太差，就說“這次算了，下次注意”，結果酒店老闆非常感謝，送一個免費卡給監督員，以此類推，從今往後，衛生局監督員到那家酒店吃飯，都“白吃”。

。。。。。。

三．“奸人”為何“能夠”監督違法？

其實現在，“私人小報紙”和“狗仔隊”也能監督違法呢！腐儒們打死也想不到。

其實這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商君書.定分》中說“小人冀其利，則伐奸”。而所謂的“善良”人，一般是不為利益所動的。無法做到“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商君書.畫策》

當今的歐美兩黨或多黨之間，為何能相互監督？是因為他們品德好嗎？顯然不是，是因為他們的“利益相左”。正如《商君書.禁使》中說“君主與官吏，事務相關而利益不同。讓馬伕和馬伕互相監督就不行，因為他們事務相關而利益一致。假如馬會說話，馬伕的罪惡就不能隱藏了，因為馬和馬伕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利益一致，罪惡相同的人，父親不能追究兒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官吏與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惡也相同。只有事務相關而利益不同的人們，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證的根據。人民矇蔽君主而無妨礙，這個制度，賢者不能增加，不賢的人不能減少。所以，治國可以不要賢人，不要智者，是由於運用了正確的統治方法。”

（原文是：“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知，治之數也。”）

四． 隱患及其預防：

隱患就是誣告他人，商君如何預防這些呢？

請看下列《睡虎地秦簡》之《法律答問》（秦律刑法）的法律條文：

1．甲控告乙殺傷人，經訊問乙是殺死了人，並非殺傷，甲應受獎，獎賞多少？應獎賞黃金二兩。

原文：

甲告乙賊傷人，問乙賊殺人，非傷（也），甲當購，購幾可（何）？當購二兩。

2．誣告他人盜竊一千錢,審問結果是盜竊六百七十錢,誣告者應如何論處?不予論處。

原文：

誣人千錢，問六百七十，誣者可（何）論？毋論。

3．甲控告乙方盜牛或殺傷人，現在乙沒有盜牛、沒有傷人，問甲應如何論處？如系故意，作為誣告他人；不是故意，作為控告不實。

原文：

甲告乙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端為，為誣人；不端，為告不審。

4．“同伍的人相控告，加以罪名，不確實，應以所加的罪名論處控告者。”律文又說：“不能確定罪人，而對他人進行控告，稱為所告不實。”如甲控告說同伍的乙殺害了人，因而將乙拘捕，經審訊乙並未殺人，甲所言不實，應以告不實論處，還是以所加的罪名論處？應以所加的罪名論處。

原文：

「伍人相告，且以闢罪，不審，以所闢罪罪之。有（又）曰：「不能定罪人，而告它人，為告不審。」今甲曰伍人乙賊殺人，即執乙，問不殺人，甲言不審，當以告不審論，且以所闢？以所闢論當（也）。

5．什麼叫州告？所謂州告，就是控告罪人，所控告的已屬不實，又以其他事控告。不應受理，而以所告不實論罪。

原文：

可（何）謂「州告」？「州告」者，告罪人，其所告且不審，有（又）以它事告之。勿聽，而論其不審。

。。。。。。

五． 可能有人會說，這樣的管理層次也太低了吧，那麼請看《睡虎地秦簡》：

1． 相當於對官吏培訓教材《為吏之道》中顯示：官吏的職責是“除害興利，慈愛百姓”；“吏有五善”為：忠信敬上、清廉無怨、舉事審當、喜為善行、恭敬謙讓。

2． 《法律答問》對官員犯罪有嚴格防範：“府中公錢私貸用之，與盜同法”；官員交接時要進行“離任審計”。

3． 《效律》：負責倉儲的官員辦理移交時，應清查核實庫存情況，如有疑問，必須報縣級政府複查，發現問題的要對前任官員進行處罰。

4． 秦簡中還有禁止官員經商等內容，對於行賄受賄也有嚴厲處罰。

六．總結

由此可見，對於執法，“善良”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這次算了，下次注意”。

“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為避免這樣的情況，由“小人”監督效果反倒很好，“善良”的人一般做不來這樣的事。但同時也要以“誣告罪”限制所謂的“小人”。

商君何等偉大！他不是慈善家，但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他的做法，只會喊口號腐儒如何能理解？

意思是:要想讓人民親近自己，必須人為的製造出一個惡人……而受害者無力反抗，從而去找一個權力機構去"裁決"評判，此時人為的包裝的大善人就出現了……類似混水摸魚!

個人理解商鞅談治國理政之成功的秘訣是：當立法之初，必須把每一個社會人(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設定為不可能自覺守法的人，立法之條款務求詳細密實，執法之國家僱員務必唯法是從鐵面無私。“以奸民治”的要義是指：所有的沒有接受過普法教育、沒有良好守法記錄的成年人都要被設定為“奸民”(成年人心中所藏的各種惡)。“則民親制”的要義是指：有了公正嚴明、獎懲分明的法治環境之後，人性中的惡被強力抑制、人性裡的善被有限放大，人人到13歲左右就有了抑制惡的能力與意識，這就是強國之要義。

儒學“人之初，性本善”，法家“以奸民治，則民親制”。儒學與法家從治國安民的根本上看，是完全是剛柔對立的思想。但是，儒學“以民為善”是可以在Sunny下推行的思想，畢竟民眾的數量遠遠大於王權者的數量，促民從善是國家穩定的根基，在安民的作用上看無可替代。但從治國的意願上看，儒學缺乏剛性，而法家完全勝任。治國需要強硬手腕，說一不二，這是法家思想的成功所在，亂世須用重典，法治對混亂的社會才能令行禁止。但是法家治國思想的弱點是”至剛易折”，因此，治國安民需要剛柔相濟，相輔相成，如同一個人，需要有骨頭（法家），也需要有皮肉（儒學），看見一個人，首先看見皮肉，但一個人是否高大威猛，得看這個人的骨架。骨架和皮肉需要剛柔相濟，完美融合，儒學法家，甚至諸子百家，也需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