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腐敗來自最早擴張版圖時的血腥手段治理國家，遊牧民族的蒙古帝國雖然以雷霆之勢擴張疆土，定國以後卻不能以體貼理解包容的治國態度融入民族團結中，這是元帝國立國以後的最大敗筆。元末吏治腐敗，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暴發戶的蒙古貴族忙於搶佔土地，中原災荒，使得百姓無以生計，只得離鄉背井。所以說元朝短暫的98年曆史也是史上最腐敗的朝代。至於“為什麼會出郭守敬這麼個牛人”，那就簡單了，郭守敬，字若思，河北邢臺縣人，元代著名的科學家，早年師從劉秉忠，官至太史令，知太史院事，世稱“郭太史”。忽必烈時代，邢臺這裡是漢人在元朝為官者的大本營，這個時代的邢臺也是史上最風光的時代。郭守敬的出現，源於忽必烈幕府的邢臺籍官員光祿大夫，太保，元朝各種制度的總設計師劉秉忠的推薦。（圖片來自網路）

元朝不是很腐敗無能嗎？為什麼會岀郭守敬這麼個牛人？首先我要表明，我不能接受“元朝腐敗無能”的觀點。並且認為：那些指責元朝腐敗無能的人實際是不瞭解元朝的歷史。其次我還以為元朝岀現郭守敬這樣的牛人很正常。元朝牛的東西多呢！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特殊的時代，也是現在很少提起的一個朝代。說到元朝，相信大多數人的腦海裡都會出現很負面的詞彙——殘暴、不仁、暴虐、苛政、血腥......真的是這樣嗎？元朝真的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嗎？其實，這只是一種刻板印象，雖然我不知道這種刻板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又是怎麼樣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的。我知道，一說到元朝，會有很多皇漢說南宋如何如何之好，然而，南宋只是上層士大夫的黃金時代（我也不知道皇漢看宋朝的時候為什麼會把自己自動代入統治者角色），對於老百姓來說並非如此，如果你只是南宋的一個平頭百姓，那麼恭喜你，南宋的各種苛捐雜稅非常多，多達100多種，套用《讓子彈飛》裡的一句臺詞來說就是——老爺，南宋的稅已經收到西元2016年啦！

南宋滅亡之後，元朝馬上廢除了這些苛捐雜稅，忽必烈在位期間，曾多次減少或者完全免除經濟困難地區的賦稅，至元和大德年間，元帝國中樞更是多次減免全國或地方的稅收，而且，在元朝前期，皇漢所謂的好時代的好朝廷做過的利民措施，元朝政府也都不差事，該做的都做過。

關於賦稅，很多皇漢喜歡拿元朝的“羊羔利”說事，說這是貫穿於整個元朝的一種殘暴至極的稅收。然而，這種稅收是從1230年代後半期開始的，頂多到1240年代後半期就停止了，範圍只限於華北地區的區域性。也就是說，這只是蒙古人消滅南宋之前才存在的一種稅收，南宋還沒有滅亡的時候，它就被廢除了，並沒有貫穿整個元朝。

沒有比較沒有真相，關於元朝的稅收，來看看明朝人是怎麼說的吧。明朝人範濂說：“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賦雖輕，不足法也。”沈德符說“前元取民最輕”。談遷說得更直白，他把宋、元、明放在一起比較，說宋朝的田稅比較輕，元朝的更輕，明朝的最重，江南人在元朝過得最舒服，在明朝過得最慘。（一斗是十升，宋朝的田稅是一斗，元朝不超過三升，明朝是八斗，簡直是暴漲。）不比較不知道，一比較嚇一跳，與宋、明相比，乾元的稅收可以說是仁慈了。

除了賦稅，還有很多皇漢喜歡拿元朝的律法說事，說元朝的律法各種慘無人道，“四等制”更是經常被拿出來當靶子。按照皇漢的說法，“四等人制”那叫一個殘酷，那叫一個血腥，元朝府對蒙古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壓榨真是令人髮指。但是呢，國內史學界目前對於“四等人制”是否存在基本上是存疑的，就是說，史料當中並沒有對“四等人制”的明確而可靠的記載，即使事實上存在，它也僅僅是在出仕方面有作用。

可能有人說了，國內史學界這樣說是出於現實因素考慮，但是國外史學界的看法與國內史學界的看法也是相同的，比如《劍橋中國史》，有的學者說得更直白，“在支配階層的蒙古之外，並未特別設下什麼身份差別或階級制度，被認為是排擠到最下層的南人，並沒看到遭受到什麼特別殘酷虐待的事實。處於最上層的蒙古王族和族長級別姑且不論，一般蒙古人窮途潦倒賣妻求生，自己主動到徵募日僱工市場求生的事例也是有的”。至於流傳已久的什麼初夜權、殺頭胎、殺漢人賠一頭驢等等，早就被證明是以訛傳訛的說法，不再囉嗦。

那麼，元朝的整體律法怎麼樣呢？還是那樣，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元朝的律法寬鬆得很呢，早在南下之前，蒙古本部就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律令——犯罪之後可以透過金錢賠償的方法減罪或者免罪。元朝的律令中只規定了135項與死刑有關的重罪，不到宋朝的一半，與後來以重典治世的明朝更是沒法兒比，以至於某地“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七八十年之中，大家沒有見過斬首之刑，致使突然見到死人頭，大家都嚇尿了。比如1263年，全國只有7個人被處死，1265年為42人，1269年還是42人。與中國歷史上某些動輒殺人過百、甚至成千上萬的朝代相比，元朝真是仁慈得不行不行。

元朝的文化又怎麼樣呢？在很多皇漢的口中，元朝對中國文化的摧殘是致命的。然而，事實上呢，元朝是一個文化多元且非常寬容的時代，一方面，由於元朝的文化政策以實用主義為主，在其他朝代很吃香的虛頭巴腦的東西並不是很有市場，所以在此期間，實用主義文化發展得比較快，比如醫學、天文、科學；另一方面，由於元朝的科舉制比較抽風，一陣兒有一陣兒沒的，大批傳統文人失去晉升之路，被迫走向下層，開始為大眾服務，也促進了民間文化的繁榮，比如元曲、元雜劇、傳統畫。

這裡尤其需要說的是元朝對文化的寬容，套馬的漢子們信奉拳頭是真理，隨便你嚷嚷，一般不會干涉。比如，在元朝，諷刺現實的戲劇甚至可以在皇宮內上演，達官貴人還看得津津有味，鼓掌喝彩，呵呵，這要是在文字獄時代，唱什麼唱？演什麼演？統統咔嚓！再比如，有一個叫樑棟的南宋遺民被告發，揭發者說他利用皮裡陽秋的詩文誹謗朝廷，經過層層稽核，禮部的判決下來了，說念幾句歪詩不過只是陶冶性情，不要想得太多，退一步說，就算是誹謗朝廷也沒有啥的，難道堂堂天朝竟然容不下一個唱反調的嗎？

上面我所說的它的種種好，基本上都是在前半期，到了後半期，它就變得不好了，很惡劣，民不聊生，搞得大家都活不下去。但是，任何一個朝代不都是這樣虎頭蛇尾嗎？好或者不好，就看你怎麼看，你要是想證明它不好，那也易如反掌，史料多得是。歸根結底，元朝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普普通通的朝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它之所以那麼短命，大體上來說，就是因為它從好變壞的速度太快了，本質上來說，是元朝政府的管理理念比較粗放，是粗線條的放羊式管理，後來的朱元璋對此就一針見血地說元朝是“以寬失天下”。

關於元朝，就說那麼多。

郭守敬（1231—1326年），今河北邢臺人。元朝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工程專家。早年師從劉秉忠、張文謙，著有《推步》、《立成》等14種天文曆法著作。談起郭守敬，我們通常會想到他在水利方面的傑出成就，例如元大都的水利建設。以他的成就和涉及的學術領域之廣，完全稱得上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巨匠。

郭守敬在天文上的傑出成就便是他參與編制的《授時歷》。中國古代的歷法有著輝煌的歷史，當時有許多領先於世界的成果。從上古時期首創曆法，到漢武帝時期的《太初曆》，各種曆法數不勝數，但行用的年代卻不長。而郭守敬編制的《授時歷》行用了360多年之久，成為中國古代曆法中最為傑出的代表。

1276年起，郭守敬和其他天文學家經過四年的艱苦奮鬥，透過精確計算，運用了弧矢割圓術來進行黃道座標和赤道座標數值之間的換算，以二次內插法解決了由於太陽執行速度不勻造成的歷法不準確的問題，終於在1280年編成了這部歷史上空前精確、空前先進的歷法。根據古書上“授民以時”的命意，取名為《授時歷》。《授時歷》推算出的一個迴歸年為365.2425天，即365天5小時49分12秒，一朔望月的長度為29.530593日，摒棄了沿用幾百年的《上元積年法》，並以至正十七年（1280）冬至作為曆元（即與天文學所列資料、圖表相對應的時刻）。它的精確度只比地球繞太陽公轉一週的時間差了26秒，和現在通用的公曆《格里高利曆》一年的長度一樣，但《格里高利曆》是1582年（明萬曆十年）開始使用，比郭守敬的《授時歷》晚了300多年。

在編制新曆法期間，郭守敬主持了全國範圍的天文觀測，他組織進行了大量觀測，觀測點多達20餘個，分佈在南北達萬里、東西五千裡的廣大區域中，整個觀測規模是史無前例的。郭守敬主要進行了日影、北極出地高度（觀察北極星的視線和地平面形成的夾角度數）、春分秋分晝夜時刻的測定。新測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誤差還不到5"；測定了黃赤交角新值，誤差僅1"多；取回歸年長度為365.2425日，與現今通行的公曆值一致。這些觀測的結果，都為編制全國適用的歷法提供了科學資料。

為完成《授時歷》工作，郭守敬還發明瞭十二件天文臺上用的儀器、四件可攜至野外觀測用的儀器，記載於齊履謙所撰的《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中，分別為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窺幾、日月食儀以及星晷定時儀。在創編《授時歷》工作前後，郭守敬還發明和製造了一些其他的天文儀器，其中多數是計時器或與計時器有關的儀器，包括：寶山漏、大明殿燈漏（又稱七寶燈漏）、靈臺水運渾天漏、櫃香漏、屏風香漏、行漏。其中的大明殿燈漏是中國第一架與天文儀器相分離的獨立的計時器。

《授時歷》作為中國歷史上一部優秀且精確的歷法，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位置。為了表達對郭守敬的尊敬，月球背面一座環形山被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1964年發現的一顆小行星被命名為“郭守敬小行星”。

元朝牛的地方還表現在以下方面：

1、文教鼎盛，鄰國羨慕。

元朝建立了24400所各級官學，使全國平均每2600人即擁有一所學校的政績。

元朝對中國士人的文化教育組織書院也相對重視，多方扶持，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一起，加入到書院建設者的行列，創造了“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歷史記錄。

而且，元代書院的教學進一步擴充套件，不再侷限於人們共知的傳播程朱理學而求科舉及第的傳統內容。如元歷山書院是中國發現的古代第一所，也是惟一的一所實行醫科教學並開辦門診業務的書院，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又如元西湖書院不僅是元代的國家出版中心，在整個中國出版史上也有著重要的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

元代教育的盛況使得北韓半島的高麗人驚羨莫名。如金東陽曾稱讚說：“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內，起鈞築而當鈞衡，棄草萊而談道義者，不知其幾何!”

2、科技先進，舉世無匹。

元朝不但是中國數學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而且還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

數學家朱世傑的《四元玉鑑》完全代表著宋元數學的最高水平!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Sarton)在他的名著《科學史導論》中認為《四元玉鑑》是“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著作之一”。清代數學家羅士琳在評論朱世傑的數學成就時說：“漢卿在宋元間，與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稱鼎足而三.道古正負開方，仁卿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漢卿又兼包眾有，充類儘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說朱世傑數學成就博採眾長千古難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數學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數學家李冶。

天文學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時代修撰《授時歷》、製作簡儀、大明殿燈漏等輝煌成果遠遠領先西方數百年。明人徐光啟對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學歷法上的巨大成就讚歎說：“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共推歸，以為度越前代。”

同時徐光啟也認識到明朝數學衰落的可悲現實，因此對這種情形批判道:“算術之學特廢以近代數百年間耳。”而徐光啟好友李之藻對於明朝天文官員們的評價是：“在臺監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跡斷，晷堂方案，尚不知為何物者。”真是可悲啊!

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事實也反映了徐光啟和李之藻的評價——當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在南京看到明初從元大都運到南京的郭守敬製造出的天文儀器，不禁讚歎說：“其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這些儀器雖經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於它原有的光榮。”

但是由於南京與北京的地理緯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儀器不經過調整不適合在南京使用。利瑪竇因此非常犀利地嘲笑明人說：“至於日晷,他們知道它從赤道而得名,但還沒學會怎樣依照緯度的變化擺正日晷。”

3、生活小康，養濟有院。

在如今諸多史書上，都說元朝黑暗民不聊生，所以百姓揭竿而起。的確，元末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天災導致流民四起，所以白蓮教趁機煽動他們造反了。但是，我們要看到元朝大部分時間裡百姓基本過著幸福快樂的小康生活。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裡記載：“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

明朝人李開先則在《西野春遊詞序》一語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的真實原因：“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

就連反元奪取政權的朱重八穿上龍袍之後也不得不承認：“如予者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

某些人如果以為那是元人黃婆賣瓜，那就大錯特錯了，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華之後，他的所見所聞跟元人所記載毫無區別，他當時走了中國沿海，在遊記中留下的基本上都是滿紙的驚歎，如“世界上再沒有比華人更富有強盛的了!”“華人是各民族中最精於工藝者，這是遠近馳名的!” “對商旅說來，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區!一個單身旅客，雖攜帶大量財物，行程九個月也儘可放心。”

即使在元朝天下大亂之後，江南仍然有不小的一部分地方，生活水平依然很高，如崑山顧瑛憑藉貲雄一邑的財力、風流豪爽的個性、機敏妙麗的才情，周旋騷壇、振興風雅，主持藝林盛事——玉山雅集達二十年之久。其中往來玉山亭館，與其更迭唱和之文人多達二百餘人，今存詩三千多首，堪為元代文化史上最後的輝煌。可惜元明易代之後，顧瑛被抄家沒收財產發配鳳陽顛沛流離而死，玉山風流煙消雲散，這誰誰幹的呢?不說你心裡也有數。

4、萬國來朝，禮儀之邦。

毫無疑問，古往今來中國曆代王朝裡，唯有元朝國際地位最高。

《明太祖實錄》曾記載了朱重八對大元盛世萬國來朝羨慕不已的言論：“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於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體現了元朝政府法制清明社會秩序良好，而“四方無虞，民康物阜”則體現了元朝國際地位高，民眾生活好，社會物資財富充足的特徵。

至今，華人的素質問題還是各界討論的焦點。華人素質一直這麼差嗎?實際上完全不是，至少元朝的時候不是這樣。許多人片面以為，中國歷史上以漢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時期社會風氣好，其實漢唐時期社會風氣還不如元朝盛世時代。元末大詩人戴良就在《皇元風雅》序言中記載：“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於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可及。”

馬可波羅就曾在他的遊記中提及對元朝城市居民的觀感：“他們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他們彼此和睦相處，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因為鄰里關係，而親密如同家人。”

而法國教士魯布魯乞對元朝社會風氣的回憶更為細緻而真切：“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徵。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裡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的。忠厚是隨處可見的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它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著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

羅馬教皇使者鄂多立克來華之後，則在他的《鄂多立克東遊錄》中對元朝社會發出了最為激賞的浩嘆：“這樣多不同種族的人能夠平安地相居於唯一權力的管理之下，這一事件在我看來是世間一大奇蹟。”

5、寬刑慎法，歷代難及。

元朝時代刑法的最大特點是寬刑慎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開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並著重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與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寬了許多，是中國法制史上的巨大進步，對犯罪處罰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種，而且在具體實行這五種刑罰手段時司法機關也格外慎重。

《元史》對此評價是“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也評價說：“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穩定的刑法體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溫和、更人道。”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對於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慘刻酷刑》的專門條目，規定：“鞫獄之具，自有定製，比年以來，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於瓷芒碎瓦之上，不勝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其餘法外慘刻，又不止比。今後似此鞫問之慘，自內而外，通行禁斷。如有違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體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餘風，天下幸甚。”

從這一條文中，值得後人細細思索的是，在元朝時代，下級州府官員一些過分的拷問手段都受到元政府的大力禁止，而以人道主義精神提出“不勝楚痛，人不能堪”這樣的質問，這跟明朝時代政府公開提倡重法酷刑，以此恐嚇天下人行徑的差距是何等之大。

6、疆域遼闊，軍力強大。

大元帝國在13世紀來說就好比19世紀的大英帝國和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

至元時代元世祖詔修全國輿地圖志，主持其事的秘書監臣奏稱：“如今日頭出來處、日頭沒處都是咱每的!”後來中書左丞許有壬在《大元一統志》序言中自豪宣稱：“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一。”不僅朝廷官員自豪滿滿，就連民間普通元曲作者們也是如此，如吳弘道在元曲《越調·鬥鵪鶉》唱道： “先收了大理，後取了高麗。都收了偏邦小國，一統了江山社稷。”

公正的說，在中國歷史上，元朝是一個積極、消極兩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一方面，元朝的大統一和民族融合，對中國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以及中華民族發展史有著深遠的積極作用；元朝開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躍的中外關係，也對古老的中華文明作岀了獨到的貢獻。另一方面，元朝統治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經濟破壞、落後生產關係注入、以及民族壓迫與歧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