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完全勝任諾貝爾文學獎。

有關丘吉爾作為首相的故事在這裡先不敘述，我們說一下丘吉爾在文學方面的天賦。

丘吉爾是一位生活十分奢侈的人，他有一座奢華的莊園，日常開銷非常巨大，經濟問題十分突出。所以丘吉爾一方面作為政治家活躍在國際舞臺，另一方面他需要金錢維持龐大的家庭開銷，寫作發表就是他獲取金錢的最好辦法，同樣他也把這件為了解決經濟問題而做的事做的非常好。

丘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是《不需要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我想丘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他應得的榮譽。

因為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參戰國英國的戰時首相，他作為親歷者，他是最直接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大交戰國之間關係的人。感受到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我想丘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他是否是英國首相沒有關係。諾貝爾文學獎是他應該得到的榮譽。現在的我們應該感謝他的作品。回顧歷史，我們應該珍愛和平。

:丘吉爾能獲取瑞典文學院的諾獎完全是象一個老油條一樣的資深足球隊員會合理卡位，三巨頭常常在一起研究戰爭走向，對德國軍事打擊的路線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人品好(比丘吉爾高尚百倍)不會靠手裡有國務院的外交擋案抄抄描描掙點錢花。

鐵匠斯大林更沒有那麼多閒情逸致寫寫軟文，數數軍事檔案袋裡邊有幾個電報底稿。

只有丘胖子二戰後就被英華人民請下了鐵王座。讓他自己回家喂貓走了。丘吉爾的二戰風雲錄通篇都是對自己的和對大英帝國的吹捧。有時他的助理都不好意思了，斯大林格勒戰役那幾頁，是在助理強烈要求下加入的，丘吉爾在德國北非軍團和英華人那幾個敗軍之將之後濃墨重彩，不看到後面還以為英華人打贏了呢。本人在七十年代末，被丘胖子的虛名所累，花高價買了一套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翻完了才知道上了一當。要是隻看他的二戰回憶錄，當然要把你帶著溝裡去了。摟著你，捧著你，大英帝國天下無敵，美華人只是英華人的跟班。蘇聯人在41年七月沒有英華人的聲援，早就滅亡了。

說起丘吉爾的文學水平，我們可以先看一下，丘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

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由於他在歷史與傳記敘述方面的造詣，同時也由於他那捍衛崇高人類價值的光輝演說。）

因此，我們注意的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丘吉爾並不是像某些回答裡所說的，是因為他的那個特定的作品，而是因為他的一系列歷史和傳記，以及他大量演講。換句話說，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丘吉爾的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語言的魅力及這種魅力背後所展現出來的人性的光輝。

在深入研究丘吉爾的語言魅力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估量他所取得的可觀成就：44部著作（有關丘吉爾的著作，見Frederick Woods, 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Sir Winston Churchill.）、約8000篇完整的論文和短文，甚至還有一部未完成的關於拿破崙的劇作。丘吉爾演講有幾千次之多（關於丘吉爾的演講，可以去找一下八卷本的Robert Rhodes James, ed.,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8 Volumes）；他的數以萬計的備忘錄，本身通常就是文學傑作。除此之外，無論何時何地，丘吉爾每天都口述大量的信件。他曾就一個主題——關於他的祖先馬爾博羅公爵的那部歷史著作，在一年內口述了三百多封信。總之，產量大得驚人。

丘吉爾出生地，馬爾波羅家族的布倫海姆宮

從某種意義而言，在丘吉爾的所有才能中，是他傑出的語言運用能力承載了他的成功。

丘吉爾的偉大之處，正如希特勒的邪惡天才那樣，是他語言上的天賦。

丘吉爾能夠以質樸而深刻的語言，將他那充滿忠誠的心中所體驗到的那種永恆的、無畏的大不列顛形象描繪的如此清晰與真實，以至於使得整個大不列顛、英語民族、甚至是世界都為他的語言魅力所折服。

第一代馬爾波羅公爵約翰·丘吉爾，丘吉爾為之寫了四卷本的《馬爾波羅公爵：他的時代和他的生活》

丘吉爾的語言力量來自於這種事實，即他的風格既複雜宏大又平易近人，而不帶有一點虛偽，一點也不裝腔作勢。他的這種風格是如此地突出，以至於深深地印入公眾的頭腦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丘吉爾的話語是激發人們勇氣的潛在源泉。

1941年4月丘吉爾在利物浦向海員和碼頭工人演講

他的言語力量，同樣也來源於他在演講中所傾注的情感。語言，如果要打動聽眾，首先就要打動自己。丘吉爾深明這個道理，他的每篇演講，每部著作包含了他最為深刻的情感在內：

（作者）是大眾激情的化身。只有他自己相信，他才能用某種情感影響他們。只有他的心充滿了憤怒，他才能激起他們的憤怒。只有他悲痛不止，他才能令他們感到悲傷。只有他自己相信，他才能說服他們。（Winston Churchill, “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

無論是從他那意氣風發的演講和鼓舞人心的廣播，還是從他的歷史傳記中，都不難發現丘吉爾是一位傑出的語言交流藝術的大師。每當我們想到作為演說和歷史與傳記作者的丘吉爾時，他那優美的語言、洞察一切的智慧和鏗鏘有力而又簡明扼要的論點就會立即浮現在我們的心頭。但是真正使他偉大的是他那強烈的責任感，是他振奮、說服和打動他人的能力。比如，在丘吉爾關於他的祖先第一代馬爾波羅公爵的四卷本傳記《馬爾波羅：他的時代與他的生活》中，丘吉爾就馬爾波羅公爵的去世，就描述說

人生短暫，歷史無窮；伴隨著衰落和隱退而來的傷感（the tinge of melancholy）本身就是止痛劑(anodyne)。為人生戲劇的落幕而無謂哀傷太不明智。高貴的品質（noble spirits）在不斷消退的記憶（falling shade）面前自願退讓，或被牢記，或被遺忘。

丘吉爾是一種真正古典的方式進行寫作、演講的。無論是從他的用詞，還是從他的技巧和風格來看，丘吉爾的風格更多的是那種維多利亞式的，而非較為現代的。他的這種天賦就是他對單音節詞的創造性的應用。最好的英語是那種既使用短句，又使用長句的英語。而丘吉爾對於英語的這種雙重特性有著非凡的理解。丘吉爾在用詞上，具有極為出色的能力。無論是在任何場合，他都能夠找到最恰當的詞句，來進行警告、傳達信念、鼓舞士氣、以及表達喜悅。不僅如此，他最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善於舊瓶裝新酒，找到平常事物或者早已存在的事物的新表達方式。

雅爾塔會議期間的羅斯福、丘吉爾與斯大林

丘吉爾使用的言辭並非是新詞；也不是長長的拉丁語。他們經常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詞，是我們十分熟悉的詞。在丘吉爾看來，越是古老的詞，越能夠反應民族的特性，越能激起民眾心中的情感。在丘吉爾那裡，很多即使是他同時代的人看來，都已經過時的詞，例如“邪惡、和談、勇敢的水手，反對，以及三倍（wickedness, parley, hardy tars, nay, and thrice）”，都是他的喜好，同樣的，他也喜歡使用舊式的表達，他經常使用“請求（pray）”這個句式，比如“請給我一份報告”；比使用“請（please）”更頻繁地使用這個句子，但是卻很少有命令式的“給我（give me）”這樣的表達。當然，他也有自己喜好的詞：一致的，道德敗壞的，堅定的，有勇氣的，酷熱的，黯淡的，巨大的，無情的，浩瀚的（solid, squalid, unflinching, courageous, sultry, bleak, vast, grim, immense）。他喜歡將形容詞堆積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是

不能說話的,悲傷欲絕的，被拋棄的，支離破碎的（silent, mournful, abandoned, broken）；

英美關係就像密西西比河的流逝，是

無情的、不可抗拒的、良性的(inexorable, irresistible, benignant)”。

而在《馬爾波羅：他的時代與他的生活》中，丘吉爾在談到對戰爭與戰爭中的不確定性的認識時，就明確的用繪畫來類比，

任何圖景都不是清晰可見、黑白分明的。我們所看到的是為相互滲透、輪廓不清的神秘所掩蓋下的灰色區域。如果沒有對於環境的理解，那麼對於事實和大致輪廓的簡單描述並不能得到對於真實情況的理解。為了真正理解所研究的物件，我們就必須分析半色調（half-tone），理解最細微之處。最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必須以某種大異於當前流行的標準來進行判斷。

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宏大而華麗的特質。但就是在他的這些華麗的語言中，他都有一種天賦可以讓任何人都能夠理解他

他有那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本事，能夠把他們組合在一起，就像將一束野花變得新鮮而又美麗那樣。

丘吉爾在二戰中留下的眾多膾炙人口、振奮人心的名言都是短詞，單音節詞。當1945年5月丘吉爾臨危受命組織新政府時，納粹的鐵蹄已經佔領了挪威，法國已日薄西山。英國馬上就要獨自面對海峽對面幾個世紀都未曾遇到的強大敵人了。當時，人們都在想，英國什麼時候會媾和？幾乎沒有人認為英國可以堅持下去。但是，就是丘吉爾，帶著堅定的信念，向著全世界宣佈：“如果必要，那就獨自戰鬥”：

組建這樣規模和結構複雜的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嚴肅的任務，但必須記住我們僅僅處於一場最偉大的戰鬥的起始階段，我們在挪威、荷蘭的許多地方採取了行動，我們必須在地中海做好準備，空戰正在繼續，國內的很多準備工作必須做好。……如我對那些加入政府的人所說的，我也一樣會對下院這樣說：‘我所能奉獻的，只有血、汗、苦、淚。（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這四個平實、質樸的詞，雖然平凡，但是一旦為丘吉爾聯絡在一起，就被他賦予了最偉大的涵義：血、汗、苦和淚既表明了英國所面對戰爭苦難的悲壯，又表明了丘吉爾所代表的對抗擊納粹侵略的堅定信心和無畏勇氣。而丘吉爾在談到戰爭規劃的時候，他反對將戰略規劃看作是通向勝利的藍圖的預演和冰冷的數字的撥弄，

戰爭神秘莫測。一下錯誤的步伐、一個錯誤的方向、一種戰略失誤、盟國間的不和或疲乏，都可能很快地給共同敵人以力量，將新的、險惡的事實橫在我們面前。

從而體現出他那種深刻的人文主義精神。

1945年5月丘吉爾透過BBC進行演講

丘吉爾的作品，還有另外一種突出的技巧，那就是簡單而又生動的韻律感和節奏感。例如，在敦刻爾克撤退後發表的演講（1940年6月4日）中，將那種演講中的語言的韻律感和節奏感表達的淋漓盡致：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這篇演講的偉大在於它那簡單而又生動的節奏感，從不可能中發現可能的圖景。每個人都在這個圖景中找到自己的寫照，戰鬥“在海灘上，街道上，群山中”：每個人都將因發現了自己的位置，每個人都因“假如大家都盡到自己的責任，假如大家都一絲不苟”而精神振奮。而且，丘吉爾在混亂與失敗中向人民展示了勝利的希望，那怕是“這個島國已經疲憊不堪，忍飢挨餓”。

1945年大選中的丘吉爾

與丘吉爾在語言上取得的成就相聯絡的是，丘吉爾對於英語語言的傑出應用。這種應用不僅僅侷限在他的演講、他的著作之中，也體現在他那傑出的將模糊不明、晦暗不清的某些情感、事件用某些生動、具體的形象化的語詞進行概括與總結的能力。透過這種概括，他或者讓人民明白了他們心中存在但卻模糊不清的情感，或者讓某些充滿了不確定性的事件具有了確定而又直觀的範圍或性質，便於了大戰略領導人的掌控與規劃。丘吉爾運用這種能力的案例很多。他充分明瞭這種語言的力量。例如在他寫道他與羅斯福和斯大林的會議，

在我的一邊是伸展開爪子的俄國熊，另一邊是美國水牛，在他們之間是可憐的弱小的英國猴，他是這三個中唯一一個知道回家的正確道路的。丘吉爾在波茨坦會議

作為維多利亞時代的遺產的丘吉爾，既具有理性實用主義精神，也具有感性浪漫主義的一面。他勇毅果敢，堅持對人類進步的信念；同時，又審慎而理智，始終以理性盤算為決策的基礎。丘吉爾突出的信念是維多利亞式的愛國主義，是對君主的忠心，對自己家庭熱愛和對親友的忠誠。當英王愛德華八世幾乎被所有的人拋棄時，他仍給予支援。他敢於頂住外界的批評，繼續按自己的信念去做。他一生有過多次冒險經歷，可是仍不退縮。他能在危急時刻保持鎮靜，這一點在他1940年臨危受命擔任戰時首相後，在納粹嚴重進逼的環境下，表現得尤為明顯。正是這種堅定的信念帶來了丘吉爾人格上的魅力：勇毅果敢、堅忍不拔。這種素質並非是那種完全基於激情的，某種意義上魯莽的武勇。它實際上，是那種經驗豐富的長者在面對重大問題時的堅強意志。

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版

不僅如此，丘吉爾還能夠將他的這種信念和他的人格魅力傳達出來。丘吉爾熟讀歷史、政治和文學，精通演講藝術，擅長寫作，可謂是最有天賦的演講家和作家之一。“修辭”在丘吉爾那裡成為了他的演說中的巨大的說服力的來源。他懂得要領導國家，尤其是英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就要善於運用精心修辭的語言。如果沒有這種對語言的爐火純青的運用能力，他的大戰略和他的領導藝術將大為失色。因此，用當時瑞典皇家學院院士在丘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獎項時的致辭來說，

很少有人既是偉大的國務家、戰士，又是偉大的作家。有人會想到尤利西斯·凱撒（Julius Caesar）、馬可·奧裡利烏斯（Marcus Aurelius）、甚至拿破崙——他在第一次義大利戰役期間給約瑟芬（Josephine）的情書充滿了激情與華麗的言辭。但是真正能夠與溫斯頓·丘吉爾爵士相媲美，同樣也是多才多藝的作家的只有迪士累利。……他（丘吉爾）在面對苦痛時，從不屈服。他的作品既是政治驅動力（springboard），也是情感衝動的安全閥。……他不只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偉大的演員，在歷史的舞臺上綻放出華彩的樂章。他完全可以與奧古斯都的告別辭相匹配：‘歡呼吧，我的朋友，偉大的戲劇（comedy）落幕了！’

從某種意義而言，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於英華人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將他的信念、他的勇氣、他的無畏、他的堅韌和他的樂觀傳遞給每個英華人，激起了深藏於英國民眾內心深處的民族情感，激發了他們的愛國激情。從而構成了英國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支柱。

丘吉爾退休後大部分時間居住在位於肯特郡查特維爾的家中

總之，丘吉爾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他在他的諸多作品中所傳達出來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愛國主義，責任感等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因此某種意義上，丘吉爾對他那位偉大的祖先，第一代馬爾波羅公爵的評價，

馬爾博羅感到了那種能降臨到任何人身上的最大強制力——所有權和支配權的責任。這變成了他的戰爭。他是樞紐。他不能不履行責任。……只有他知道……（什麼）將是導致他們擺脫自己的煩惱和苦難的道路，而且如果他可以的話，他將必不可免地強迫或哄騙他們獲救。

其實更適合他本人。

丘吉爾的葬禮火車

1953年，英國首相溫斯洛丘吉爾，在二戰之後所著的《不需要的戰爭》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對此，曾一直有人質疑，丘吉爾文學水平非常高嗎？竟然能跨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據說，丘吉爾競選失敗後，他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這樣一段精彩的對話：

斯大林十分得意地說：“丘吉爾先生，您打贏了仗，人民卻罷免了您。看看我，誰敢罷免我!”聽了斯大林的話，丘吉爾意味深長地回敬道：“斯大林先生，我打仗就是保衛讓人民有罷免我的權力。”可見，斯大林的思想見解與丘吉爾，是不在一個頻道上的。

說起丘吉爾的演講口才有能力，可以說迄今為止，能與之匹敵的也沒有幾個。尤其是二戰期間的演講，更是振奮了人心，比如“敦刻爾克撤退之後”的那篇著名演講，令全華人為之振奮、受之鼓舞，這也同樣體現了文學的價值；並且，他的“二戰回憶錄”寫得非常精彩，還有很高的史學價值，所以他拿“諾貝爾文學獎”，是最當之無愧的。

據說，丘吉爾一生最精彩的演講，也是他最後的一次演講，就只有一句話：

那是在劍橋大學的一次畢業典禮上，那天，整個會堂有上萬個學生。典禮開始後，他們在恭敬地等候偉大的首相丘吉爾的出現。

可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丘吉爾卻沒有出現，這時一些學生們開始小聲議論，猜測著各種原因；等演講的時間都去一大半時，有人開始抱怨起來，有些人實在等不下去了，便起身離開了會場；眼看整個典禮就結束了，剩下的一些學生也都失望了。這時，丘吉爾卻來到了會場，只見他慢慢地走向講臺，脫下大衣，又摘下帽子，交給身邊的隨從。之後，他目光炯炯地地注視現場所有的觀眾，大約有一分鐘的時間，他只說了一句話：“ 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

說完後，從隨從手裡拿過大衣，戴上帽子，準備離開。這時，整個會場鴉雀無聲，但一分鐘之後——”啪啪“，掌聲雷動。這些堅持下來的學生，得到了偉人獎勵給他們的最生動的一課——“不要輕易說放棄！”

在丘吉爾領獎的頒獎詞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一項文學獎本來意在把榮譽給予作者，然而這一次卻相反，是作者給了這項文學獎以榮譽。”可見，丘吉爾之所以諾貝爾文學獎，是由於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演講、他的行為等之中，所透露出的那種燦爛的人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