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

中國魏晉時期七位名士

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後與地名竹林合稱。

對此王曉毅先生在《竹林七賢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透過檢索佛教經典《大正藏》的相關譯名，認為“竹林”系東晉士人附會佛教經典的觀點值得商榷。韓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賢名義考辨》（《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認為，“竹林七賢”的命名與僧徒解經的格義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義”之說不足為信。衛紹生在《竹林七賢若干問題考辨》（《中州學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應該在七賢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陽縣。而陳寅恪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三篇清談誤國）中認為，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所取為《論語》“作者人”（《憲問》）之數，意義與東漢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晉末年，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東晉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麼“竹林”。竹林七賢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於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採用比興、象徵、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們一直受人們敬重。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動區域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省輝縣市西南三十公里處吳村鎮境內   。《晉書·嵇康傳》：嵇康居山陽，“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鹹、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說他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在八王之亂中，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但在當時年代不失為明哲保身的無奈之舉。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竹林七賢之名的由來，學界存在爭議。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文雲：“（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兄子鹹，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一般認為“竹林七賢”之名與“集於竹林之下”的竹林之遊有關。

傳統說法認為“竹林”位於嵇康在山陽的寓所附近。嵇康與其好友山濤、阮籍以及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間暢飲聚會，因而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這種說法見於《晉書·嵇康傳》及《世說新語·任誕》竹林七賢條。

陳寅恪認為，“竹林七賢”的活動地方實際上並沒有產“竹林”，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出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託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

王曉毅不認同陳寅恪的觀點，從漢晉時期佛經中“竹林”這一譯名的出現頻率質疑了陳提出的“託天竺竹林精舍”一說，並結合史料實地考察發現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確實種植有“竹林”，之後又從時間和地點上論證了竹林七賢聚會的可能性，從而認為傳統說法對於“竹林七賢”一名由來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釋義

嵇康等七人相與友善，常一起遊於竹林之下，肆意歡宴。後遂用“竹林宴、竹林歡、竹林遊、竹林會、竹林興、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羈的飲宴遊樂，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賢”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竹林宴】李白《流夜郎至江夏》詩：“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 公。”又《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之一：“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

【竹林歡】蕭統《詠山濤王戎詩二首》之一：“山公弘識量，早廁竹林歡。”

【竹林遊】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儲光羲《仲夏餞魏四河北覲叔》詩：“東籬摘芳菊，想見竹林遊。”

竹林七賢

【竹林會】李嶠《餞駱四二首》之二：“人追竹林會，酒獻菊花秋。”儲光羲《奉和韋判官獻侍郎叔除河東採訪使》：“超超青雲器，婉婉竹林會。”

【竹林興】綦毋潛《送鄭條拜伯父》詩：“奉料竹林興，寬懷此別晨。”

【竹林狂】辛棄疾《水調歌頭·席上為葉仲洽賦》詞：“綸巾羽扇顛倒，又似竹林狂。”

【竹林笑傲】沈約之《復挽於湖居士》詩：“竹林笑傲今陳跡，撫櫬江皋涕泫然。”

【七賢】盧綸《秋夜同暢當宿潭上西亭》詩：“圓月出山頭，七賢林下游，梢梢寒葉落，灩灩月波流。”李商隱《垂柳》詩：“七賢寧佔竹，三品且饒松。”。

在文章創作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

阮籍的《詠懷》詩82首，多以比興、寄託、象徵等手法，隱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罪惡，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表現了詩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悶情緒。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說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劉伶的《酒德頌》，向秀的《思舊賦》等，也是可讀的作品。《隋書·經籍志》著錄山濤有集5卷，已佚。

當時社會處於動盪時期，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異常殘酷，導致民不聊生。文士們不但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生命，因此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託，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竹林七賢”成了這個時期文人的代表。

人物介紹

嵇康

嵇康 字叔夜

嵇康（223-262）三國魏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字叔夜。譙國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過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

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著有《養生論》。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魏氏春秋》：“（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邪王戎、沛人 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他的朋友山濤（巨源），後來投靠司馬氏 當了吏部尚書，曾勸他出去做官，他遂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加以拒絕。因“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集團，遭鍾會誣陷，為司馬昭所殺。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託好老莊”，排斥“六經”，強調名教與自然的對立，主張決破禮法束縛。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是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他認為“元氣陶鑠，眾生稟焉”（《明膽論》），肯定萬物都是稟受元氣而產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嵇康自幼聰明好學，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與山巨源絕交書》、《難自然好學論》等為其代表作。詩長於四言，風度清峻；《幽憤詩》、《贈秀才入軍》較有名。所撰《聲無哀樂論》，認為同一音樂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斷言音樂本身無哀樂可言，而其目的則在於否定當時統治者推行的禮樂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並曾作《琴賦》，對琴的奏法和表現力，作了細緻而生動的描述。魯迅曾多次集校過其作品集。

阮籍

阮籍 字嗣宗

阮籍（210～263），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開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

阮瑀的兒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鬥，政局十分險惡。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託病辭官歸裡。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於是他採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於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後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後人稱之為“阮步兵”。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採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後得以終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賦 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餘首。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並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看來全部流傳了下來。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山濤

山濤 字巨源

山濤（205—283年），字巨源。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晉時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賢”之一。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最年長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風神氣度。同為竹林七賢的王戎對他的評論是：“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說，他給人一種質素深廣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時名士之一種風度。雖然山濤與嵇康、阮籍情意甚篤，但是志趣其實並不相同，這從他舉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與之絕交一事，即可說明。他走的是另一條入仕的道路。

山濤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他謹慎小心地接近權力。在曹氏與司馬氏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山濤看出事變在即，“遂隱身不交世務”。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將敗，故隱退避嫌。但當大局已定，司馬氏掌權的局面已經形成時，他便出來。山濤與司馬氏是很近的姻親，靠著這層關係，他去見司馬師。司馬師知道他的用意與抱負，便對他說：“呂望欲仕邪？”於是，“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郎中。久之，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開始做的當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書吏部郎的時候，山濤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了。

嵇康曾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後人因此對山濤頗多鄙夷。雖然山濤並不像嵇康那樣是非分明，剛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違俗而已。譬如他也飲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與其他人的狂飲至於大醉不同。山濤生活儉約，為時論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殺後二十年，薦舉嵇康的兒子嵇紹為秘書丞，他告訴嵇紹說：“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訊息，而況人乎！”可見他二十年未忘舊友。

至於他投靠司馬氏，似也無可非議。因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經世致用”，他們想必也有所謂的“實現自身價值”的問題。但他們擁有的純知識的地盤卻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曆法以外，其他的科學技術幾乎都是“醫卜星相”、“百工”的賤業。法律、經濟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專利，琴棋書畫之類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是業餘愛好，他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讀書與做官了。在皇權壟斷一切的社會，僅有一技之長以至雞鳴狗盜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經緯天下之術的蓋世英才，舍“貨與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向秀

向秀 字子期

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魏晉間文學家。竹林七賢之一。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穎慧。與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隱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後，在司馬氏的高壓下，他不得不應徵到洛陽。此時寫作《思舊賦》。後任散騎侍郎，又轉黃門散騎常侍。向秀好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頗流傳，但舊注“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作《莊子隱解》，解釋玄理，影響甚大，對玄學的盛行起了推動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樂》。稍後，郭象在《莊子隱解》的基礎上補完《秋水》、《至樂》註釋，又加發揮，成為今日所見的《莊子注》。

劉伶

劉伶 字伯倫

劉伶，字伯倫，（約221年-300年），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王戎

王戎 字濬衝

王戎（234─305），字濬衝，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大臣，竹林七賢之一。幼穎悟，神采秀徹。善清談，與阮籍、嵇康等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他是七賢中年齡最小、最庸俗的一位。晉武帝時，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等職。惠帝時，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聚斂無已，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賣之，但恐別人得種，故常鑽其核而後出售，因此被世人譏諷。

阮咸

阮咸 字仲容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時人並稱為“大小阮”。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山濤認為他“貞索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 必絕於時”（見《晉書》本傳）， 但晉武帝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為所用。

他與阮籍一樣放達任誕， 狂浪不羈。他曾與姑母家鮮卑婢女私下要好，母親死時，按禮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其姑認為不符合禮教。便帶婢女走了，阮咸得知借驢騎上追趕，終於把婢女追回來了，並生了一個兒子叫阮孚，此事為世人所譏。

因此他朋友不多，只和親友知交絃歌酣飲。有一次，他的親友在一起喝酒，他也來參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席間有人笑他如同豬貪吃，阮咸就效仿豬的樣子喝酒。他一面飲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樂乎。於是“與豕同飲”就傳為笑話。

主要影響玄學強調超越自然和宇宙本體之上的“道”、“無”的精神追求和哲學境界。玄學的興起與漢末社會危機的加深、漢王朝的解體和經學的衰敗有重要的聯絡，因受正始玄學的影響，嵇康等名士的荒誕異行實為釋私顯公的表現，自我意識、精神的覺醒和提升。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展現“竹林玄學”的狷狂名士風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劉勰《文心雕龍》評到“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膚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仙心”中顯露“飄忽俊佚，言無端涯”的風格，從嵇康詩作文論中可一窺魏晉名士的玄遠氣度和名師風采，對後世影響深遠。

也有某些後人評價：“竹林七賢”是七個嗜酒如命的瘋子.他們遊手好閒,終日無所事事.聚集竹林,借酒澆愁.一個個喝的臉紅耳赤.酩酊恍惚.大言不慚的說東道西.憑著酒勁.搬弄是非的七個大閒人!

借用餘秋雨先生的一句評價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

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名士豈在竹外，

絕句只作七言。

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是魏晉時代七個“獨立寒秋”的孤傲靈魂。

他們志同道合，為竹林之遊。肆意酣暢，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無拘無束。世謂竹林七賢。 也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或主張老莊之學，“越 名教而任自然”，或好老莊而雜以儒術，或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在生活上則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喝酒縱歌。 寫文章揭露和諷刺朝廷的虛偽。在政治態度上多取不合作態度但後各有去向，最後分崩離析，各散西東。

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而清靜灑脫，煙雲水氣，風流倜儻，名士文章， 這更是後人崇尚追慕的魏晉風度。

一本三國演義的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刻畫出了這種魏晉時代的名士風度和種種生命的率真，擔當，灑脫。 他們獨立特行，對存在有自己迥異獨到的領悟，對萬物有遺世獨立的清談，對世俗有不入俗套的蔑視。

白眼青眼，絕不含糊。物語物哀，慷慨悲歌。這種真性情的生命就是天地間的一場抒情浩歌與詩篇。

齊賢豈在竹外？

是真名士自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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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是一箇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

這樣一個時代，是中國文化和哲學大發展的時代。在中國哲學史上，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思想大解放，老莊哲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由於這個時代極為特殊的思維方式，奠定了後來唐代文學的蓬勃發展。

而且，唐代以後的宋、元、明、清的詩、詞、曲，以及後來的戲劇的發展，都是依賴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那樣一種，超出塵世的思維方式，以及這種思想提供的那樣一種思想境界。

直到現在我們還在應用這樣的思維方式去欣賞古代和現代文學作品。

這樣一個思維方式，為唐代及以後的各個朝代的文學、戲劇的巨大的繁榮與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審美方式的思想基礎。

所謂的唐詩、宋詞、元曲以及後代的明清小說等文學形式巨大的繁榮昌盛，起到了巨大的奠基石作用。

這個時期，誕生了一些在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文學理論著作。

例如，陸機的《文賦》，鍾榮的《詩品》劉協的《文心雕龍》。這樣一些重大的、超越時代認識水平的文學理論著作，在這麼早的歷史階段就大批問世，還不說明問題嗎？

還有南北朝時期的梁朝，昭明太子“蕭衍”。（就是電視劇《琅琊榜》上太子蕭景琰的原型） 。所著的《文選》。通常稱為《昭明文選》。

歷代考秀才都有一句俗語：文選爛，秀才半。可見這個時期的文化理論的成型，對於後世文化的發展影響是多麼巨大。

雖然，在現代人看起來，竹林七賢那些人就像神經病。一個個的就像現在的吸毒者。精神錯亂患者。

但是，這個時期所形成的文化對於後世，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極為重要。

沒有那樣一個時期的哲學、以及思想領域開拓，只有孔孟之道的機械化的統治。中國文明早就滅亡了。

這樣一個時期的莊、老哲學的發展，為我們在後世的唐朝，接受並且消化傳入中國的佛教文化，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思想基礎。

所以，這樣一個時期的思想發展對於我們的文明發展有了一個起承轉合的巨大作用。其中的歷史文化價值是無比巨大的。

不是你們看到的那幾位在竹林裡喝酒、吸毒、高談闊論，不務正業的文化瘋子。哈！哈！到此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