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張之洞出生於興義府（今安龍縣）官舍，是張�A的第四個兒子。張之洞幼年稟賦聰慧。五歲入家塾，張之洞從小讀書用功，才思敏捷，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薰陶。他先後從好幾位老師就學，其中丁誦先、韓超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較大。丁誦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進士，翰林院侍讀。韓超累官至貴州巡撫。13歲以前，已學完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兼習史學、小學（文字學）、文學及經濟之學，又自學了《孫子兵法》、《六韜》等多篇兵學名著，打下日後從政和治學的初步基礎，並在12歲那年刊刻了名為《天香閣十二齡草》的詩文集。少年張之洞有夜讀靜思的習慣，“嘗篝燈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憶說：“後服官治文書往往達旦，乃幼時好夜坐讀書故。”這種夜間工作的習慣，曾被人指為“興居無節”，影響了會見僚屬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滿14歲的張之洞回原籍南皮應縣試，得中第一名秀才，進入縣學。兩年後，又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中舉，取得參加會試得中進士的資格。以當時張之洞的學養實力，他應當能夠一氣呵成，早日金榜題名，進士及第，但他直到27歲那年才得中進士。這十一年中，他前幾年的時間耗在幫父親辦理軍務，應付貴州苗民起義，以及結婚生子，為父親治喪守制，自然無暇無心於應試。到23歲那年將應會試，因族兄張之萬為同考官，循例迴避。第二年應恩科會試，因為同樣的原因，又沒有考成。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願以償，得中第三名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同治三年（1864年）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以後，他曾擔任浙江鄉試的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職務。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整頓學風，建立經心書院，提拔獎勵有真才實學的人，頗得眾望。他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並撰寫《��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 主詞條：晚清清流派光緒五年（1879年），張之洞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同年，清廷因俄國侵佔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顏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於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訊息傳來，輿論大譁。群臣上疏，張之洞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並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後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諮詢。他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摺19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當時，張之洞、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稱翰林四諫，號為清流派。他們擁戴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為領袖，而實際上張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領。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的政治聲望提高了，並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 光緒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讀。次年擢內閣學士。又任山西巡撫。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間，張之洞任山西巡撫。當時，山西吏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鴉片流毒嚴重。張之洞給友人書雲：“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案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淨無為之地也。”“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國矣，如何如何。 ”張之洞注意整頓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煉局。他創辦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楊深秀後來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主詞條：中法戰爭、鎮南關大捷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並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張之洞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在越南猖獗，邊疆告急。張之洞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清廷召張之洞、封勇晉京。張之洞上陳抗法之事，多所謀劃。 張之洞到達廣州後，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佔中國臺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臺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域性。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 ”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K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K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臺。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主詞條：洋務運動、湖北織布局光緒十二年（1886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梁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後來梁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不怕非議，敢於延聘他們，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 。朝廷准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於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八月，調署湖廣總督，並多次署理兩江總督。在這個歷史程序中，在張之洞本人的具體策劃和親自指導下，湖北地區先後成立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湖北工藝學堂也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在張之洞的策劃和指導下誕生的。不僅是湖北地區，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在南京創立三江師範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 同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張之洞辦企業，也曾鬧過一些笑話。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鍊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並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資560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後改用江西萍鄉的煤，製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採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於是又向日本借款300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鹼性配置的機爐，才製出優質的馬丁鋼。1909年（宣統元年），漢冶萍公司的經理葉景葵評論道：“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苟無張之洞鹵莽為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巖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光緒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鍊鋼廠、鍊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個、煉爐2座，工人3000，採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張之洞還辦了湖北織布局。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開車，紗錠3萬枚，布機1000張，工人2000。織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布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布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張之洞看到棉紗銷路很廣，便決定開設兩個紗廠。他致電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訂購機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廠，紗錠5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後來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制麻局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張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年）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視湖北、江蘇的教育，創辦和整頓了許多書院和學堂。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華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光緒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戰後，張之洞曾奏請派馬隊“馳赴天津，聽候調遣”，並想以“外洋為助”。他鑑於“倭勢日強，必將深入”，建議“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電李鴻章，提出“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三項主張。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後，遼瀋危急，張之洞再提出“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五事。11月2日，調署兩江總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鴻章電中指出“無論或戰或和，總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張之洞先後致電李鴻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順，均無效。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軍進犯山東半島，張之洞給山東巡撫李秉衡發急電，建議李“責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開壕塹，於要路多埋火藥，作地雷”，以阻止日軍進犯。並表示擬撥槍支彈藥支援山東守軍。在丁汝昌自殺殉國後，他曾建議將駐紮臺灣的劉永福調來山東抗日，保衛煙臺。當張之洞得悉清廷有割臺海於日之說，於2月28日致電朝廷，瀝陳利害，極力反對割臺。並提出保臺的“權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國借鉅款，“以臺灣作保”，英必以軍艦保衛臺灣；二、除借鉅款外，“許英在臺灣開礦一、二十年”，對英有大益，必肯保臺。3月29日，張之洞致電唐景崧，一方面鼓勵御倭；一方面建議起用百戰之將劉永福，同時致電劉永福，建議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濟，建立奇功”。《馬關條約》簽訂後，張之洞於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廢約辦法“惟有乞援強國一策”。5月20日，清廷諭令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臺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令陸續內渡”。張之洞認為“此時為臺之計，只有憑臺民為戰守，早遣無用客勇，以免耗餉，禁運銀錢內渡，以充軍實”。24日，張之洞從唐景崧來電中得悉“日內臺民即立為民主國”之事，27日上奏，認為臺灣“現自改為民主之國，以後籌械等事，自未便再為接濟，以免枝節”。6月3日，日軍攻陷基隆港。5日，張之洞仍致電唐景崧，希望他激勵士勇民眾堅守臺北府，並鼓勵唐“自率大支親兵，獲餉械，擇便利駐紮，或戰、或攻、或守，相機因應，務取活便，方能得勢。”可是唐景崧辜負了臺灣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廈門。最後只剩劉永福在臺灣領導軍民堅持抵抗日本侵略軍。但是“餉械奇絀”，多次向張之洞求援，張之洞雖有餉械，卻不敢接濟，10月19日，劉永福戰敗，退歸廈門。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雖然也籌餉籌軍械，但他練的軍隊沒有發揮什麼實際作用。朝廷旨調4艘兵艦，他致李鴻章電說：“旨調南洋兵輪四艘，查此四輪既系木殼，且管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甲午戰爭失敗後，張之洞上《籲請修備儲才折》，希望朝廷總結失敗教訓，變法圖治。由於他慷慨激昂討論國家振作，主張反抗侵略，又辦洋務企業，因此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對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譚嗣同也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 ”這是當時維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張之洞表示贊助和同情，捐5000兩以充會費。帝師翁同��也加入了強學會，當時有“內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張之洞）”之稱，翁、張成了強學會的兩大支柱。1895年11月（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謁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歡迎和接待。康有為準備在上海設強學會，推張之洞為會長，並代張之洞起草《上海強學會序》。張之洞當時答應了。後來上海強學會成立時，請他列名，張覆電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 ”他以會外贊助人的身份，捐款500兩，撥公款1000兩，表示贊同。上海強學會成員中有汪康年、封勇、黃體芳、屠仁守、黃紹箕，都和張之洞關係相當密切。但是，後來他看到慈禧太后採取了行動，逼令光緒帝封閉了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藉口康有為談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改制說和他平素的學術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為經理。張之洞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援。後來，《時務報》發表了關於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使張之洞大不高興。他授意屠仁守寫了《辨闢韓書》，批判嚴復的《闢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後，湖南掀起了維新運動。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得到張之洞贊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陳寶箴也命令全省各州縣書院的學子閱讀《時務報》。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銷《湘學報》於湖北各州縣。自第十冊起，《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這使張之洞大為不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電陳寶箴說《湘學報》議論悖謬，飭局停發。他還告誡陳寶箴說，這件事“關係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 對湖南維新運動施加壓力。是年三月，張之洞刊行《勸學篇》。翰林院編修黃紹箕以《勸學篇》進呈。光緒帝釋出上諭稱是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佈，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勸學篇》的出版，受到守舊派的讚揚，遭到維新派的嚴厲駁斥。頑固派蘇輿所編《翼教叢編》，收入了《勸學篇》中的幾篇文章，並讚歎說：“疆臣佼佼厥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柱。 ”章太炎則毫不客氣地批評《勸學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語”， 宣揚封建的忠君思想。維新派梁啟超評論此書道：“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Mustang，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張之洞和維新派有較多的聯絡。他自己也是相當活躍的人物。張之洞曾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楊銳是張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後，與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絡。後來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與要政。同月，張之洞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到北京，曾對總署說：“變法不從遠大始，內亂外患將至，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 。”不久，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張之洞急電挽救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而不得，為此，他深感痛惜 。 主詞條：義和團運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國北方掀起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一開始，張之洞便主張堅決鎮壓。他先後鎮壓了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醫院的行動，還會同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使館，致電各國道歉。英帝國主義為了保全長江流域一帶的既得利益，便同張之洞、劉坤一等有實力的總督聯絡，簽定了《東南互保章程》。條款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憲允認切實保護” 。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Y、山東巡撫袁世凱都表示贊同，加入了“東南互保”的行列。7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他們還想透過日本勸說張之洞，擁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張之洞得知訊息，並未立即表態。這時，英國也正在活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等拉攏孫中山，準備在華南策動李鴻章“獨立”。李鴻章也在觀望。於是出現了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張之洞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張之洞剿滅了自立軍後，發現參加上海張園國會的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於是他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文中列舉了自立軍是康黨的罪狀，勸戒國會中計程車紳、學者以及留日學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留日學生看了大為氣憤，他們公推沈翔雲寫了《復張之洞》一信進行批駁。沈翔雲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並不能稱為康、梁邪說；揭露張之洞說：“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不恨之，公以為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為中國乎？其為彼國乎？何大惑不解為是也。 ”據說張之洞看了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駁文，抵擋一陣才算了事 。 清廷眼看資產階級革命派勢力愈來愈大，為了維護其統治，拉攏資產階級，欺騙全華人民，便聲稱“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第二年宣佈官制改革，編纂憲法大綱。對於“預備立憲”，一開始，張之洞聽到一些風聲，感到驚訝，等到五大臣回國到上海，徵求他意見時，他回電說：“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末議。 ”態度曖昧。他對外官改制更持反對態度，認為“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還說：“事關二百餘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豈可不詳慎參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爾定案耶？ ”清廷透過官制改革，欲加強皇權，削弱地方官吏的權力，便把當時地方督撫中權力最大的袁世凱和張之洞調到北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死去，溥儀繼位，改年號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滿族親貴乘機集權，排斥漢官。袁世凱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漢族大官僚，加上戊戌變法時出賣光緒帝，為載灃等皇族親貴所忌恨。於是，載灃等密謀殺袁。對此，張之洞表示反對，認為“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讓他回河南養痾。六月，張之洞病重。8月21日（七月初六日），奏請開去各項差額，攝政王載灃親臨探視。當臨終的時候，末帝溥儀的生父、時任攝政王的載灃雖然與之政見不合，但也是親臨床榻看望之。張之洞畢竟是四朝老臣，臨死之時還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撫民眾。攝政王載灃揚揚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張之洞從此再無一語有關國計民生的大計獻於攝政王大人之前。當天，張之洞在哀嘆“國運盡矣”聲中去世。清廷諡以“文襄”。
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張之洞出生於興義府（今安龍縣）官舍，是張�A的第四個兒子。張之洞幼年稟賦聰慧。五歲入家塾，張之洞從小讀書用功，才思敏捷，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薰陶。他先後從好幾位老師就學，其中丁誦先、韓超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較大。丁誦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進士，翰林院侍讀。韓超累官至貴州巡撫。13歲以前，已學完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兼習史學、小學（文字學）、文學及經濟之學，又自學了《孫子兵法》、《六韜》等多篇兵學名著，打下日後從政和治學的初步基礎，並在12歲那年刊刻了名為《天香閣十二齡草》的詩文集。少年張之洞有夜讀靜思的習慣，“嘗篝燈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憶說：“後服官治文書往往達旦，乃幼時好夜坐讀書故。”這種夜間工作的習慣，曾被人指為“興居無節”，影響了會見僚屬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滿14歲的張之洞回原籍南皮應縣試，得中第一名秀才，進入縣學。兩年後，又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中舉，取得參加會試得中進士的資格。以當時張之洞的學養實力，他應當能夠一氣呵成，早日金榜題名，進士及第，但他直到27歲那年才得中進士。這十一年中，他前幾年的時間耗在幫父親辦理軍務，應付貴州苗民起義，以及結婚生子，為父親治喪守制，自然無暇無心於應試。到23歲那年將應會試，因族兄張之萬為同考官，循例迴避。第二年應恩科會試，因為同樣的原因，又沒有考成。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願以償，得中第三名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同治三年（1864年）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以後，他曾擔任浙江鄉試的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職務。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整頓學風，建立經心書院，提拔獎勵有真才實學的人，頗得眾望。他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並撰寫《��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 主詞條：晚清清流派光緒五年（1879年），張之洞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同年，清廷因俄國侵佔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顏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於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訊息傳來，輿論大譁。群臣上疏，張之洞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並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後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諮詢。他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摺19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當時，張之洞、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稱翰林四諫，號為清流派。他們擁戴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為領袖，而實際上張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領。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的政治聲望提高了，並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 光緒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讀。次年擢內閣學士。又任山西巡撫。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間，張之洞任山西巡撫。當時，山西吏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鴉片流毒嚴重。張之洞給友人書雲：“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案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淨無為之地也。”“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國矣，如何如何。 ”張之洞注意整頓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煉局。他創辦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楊深秀後來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主詞條：中法戰爭、鎮南關大捷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並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張之洞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在越南猖獗，邊疆告急。張之洞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清廷召張之洞、封勇晉京。張之洞上陳抗法之事，多所謀劃。 張之洞到達廣州後，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佔中國臺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臺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域性。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 ”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K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K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臺。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主詞條：洋務運動、湖北織布局光緒十二年（1886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梁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後來梁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不怕非議，敢於延聘他們，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 。朝廷准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於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八月，調署湖廣總督，並多次署理兩江總督。在這個歷史程序中，在張之洞本人的具體策劃和親自指導下，湖北地區先後成立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湖北工藝學堂也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在張之洞的策劃和指導下誕生的。不僅是湖北地區，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在南京創立三江師範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 同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張之洞辦企業，也曾鬧過一些笑話。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鍊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並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資560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後改用江西萍鄉的煤，製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採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於是又向日本借款300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鹼性配置的機爐，才製出優質的馬丁鋼。1909年（宣統元年），漢冶萍公司的經理葉景葵評論道：“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苟無張之洞鹵莽為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巖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光緒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鍊鋼廠、鍊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個、煉爐2座，工人3000，採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張之洞還辦了湖北織布局。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開車，紗錠3萬枚，布機1000張，工人2000。織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布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布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張之洞看到棉紗銷路很廣，便決定開設兩個紗廠。他致電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訂購機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廠，紗錠5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後來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制麻局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張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年）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視湖北、江蘇的教育，創辦和整頓了許多書院和學堂。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華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光緒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戰後，張之洞曾奏請派馬隊“馳赴天津，聽候調遣”，並想以“外洋為助”。他鑑於“倭勢日強，必將深入”，建議“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電李鴻章，提出“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三項主張。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後，遼瀋危急，張之洞再提出“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五事。11月2日，調署兩江總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鴻章電中指出“無論或戰或和，總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張之洞先後致電李鴻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順，均無效。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軍進犯山東半島，張之洞給山東巡撫李秉衡發急電，建議李“責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開壕塹，於要路多埋火藥，作地雷”，以阻止日軍進犯。並表示擬撥槍支彈藥支援山東守軍。在丁汝昌自殺殉國後，他曾建議將駐紮臺灣的劉永福調來山東抗日，保衛煙臺。當張之洞得悉清廷有割臺海於日之說，於2月28日致電朝廷，瀝陳利害，極力反對割臺。並提出保臺的“權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國借鉅款，“以臺灣作保”，英必以軍艦保衛臺灣；二、除借鉅款外，“許英在臺灣開礦一、二十年”，對英有大益，必肯保臺。3月29日，張之洞致電唐景崧，一方面鼓勵御倭；一方面建議起用百戰之將劉永福，同時致電劉永福，建議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濟，建立奇功”。《馬關條約》簽訂後，張之洞於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廢約辦法“惟有乞援強國一策”。5月20日，清廷諭令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臺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令陸續內渡”。張之洞認為“此時為臺之計，只有憑臺民為戰守，早遣無用客勇，以免耗餉，禁運銀錢內渡，以充軍實”。24日，張之洞從唐景崧來電中得悉“日內臺民即立為民主國”之事，27日上奏，認為臺灣“現自改為民主之國，以後籌械等事，自未便再為接濟，以免枝節”。6月3日，日軍攻陷基隆港。5日，張之洞仍致電唐景崧，希望他激勵士勇民眾堅守臺北府，並鼓勵唐“自率大支親兵，獲餉械，擇便利駐紮，或戰、或攻、或守，相機因應，務取活便，方能得勢。”可是唐景崧辜負了臺灣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廈門。最後只剩劉永福在臺灣領導軍民堅持抵抗日本侵略軍。但是“餉械奇絀”，多次向張之洞求援，張之洞雖有餉械，卻不敢接濟，10月19日，劉永福戰敗，退歸廈門。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雖然也籌餉籌軍械，但他練的軍隊沒有發揮什麼實際作用。朝廷旨調4艘兵艦，他致李鴻章電說：“旨調南洋兵輪四艘，查此四輪既系木殼，且管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甲午戰爭失敗後，張之洞上《籲請修備儲才折》，希望朝廷總結失敗教訓，變法圖治。由於他慷慨激昂討論國家振作，主張反抗侵略，又辦洋務企業，因此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對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譚嗣同也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 ”這是當時維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張之洞表示贊助和同情，捐5000兩以充會費。帝師翁同��也加入了強學會，當時有“內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張之洞）”之稱，翁、張成了強學會的兩大支柱。1895年11月（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謁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歡迎和接待。康有為準備在上海設強學會，推張之洞為會長，並代張之洞起草《上海強學會序》。張之洞當時答應了。後來上海強學會成立時，請他列名，張覆電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 ”他以會外贊助人的身份，捐款500兩，撥公款1000兩，表示贊同。上海強學會成員中有汪康年、封勇、黃體芳、屠仁守、黃紹箕，都和張之洞關係相當密切。但是，後來他看到慈禧太后採取了行動，逼令光緒帝封閉了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藉口康有為談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改制說和他平素的學術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為經理。張之洞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援。後來，《時務報》發表了關於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使張之洞大不高興。他授意屠仁守寫了《辨闢韓書》，批判嚴復的《闢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後，湖南掀起了維新運動。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得到張之洞贊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陳寶箴也命令全省各州縣書院的學子閱讀《時務報》。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銷《湘學報》於湖北各州縣。自第十冊起，《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這使張之洞大為不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電陳寶箴說《湘學報》議論悖謬，飭局停發。他還告誡陳寶箴說，這件事“關係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 對湖南維新運動施加壓力。是年三月，張之洞刊行《勸學篇》。翰林院編修黃紹箕以《勸學篇》進呈。光緒帝釋出上諭稱是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佈，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勸學篇》的出版，受到守舊派的讚揚，遭到維新派的嚴厲駁斥。頑固派蘇輿所編《翼教叢編》，收入了《勸學篇》中的幾篇文章，並讚歎說：“疆臣佼佼厥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柱。 ”章太炎則毫不客氣地批評《勸學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語”， 宣揚封建的忠君思想。維新派梁啟超評論此書道：“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Mustang，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張之洞和維新派有較多的聯絡。他自己也是相當活躍的人物。張之洞曾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楊銳是張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後，與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絡。後來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與要政。同月，張之洞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到北京，曾對總署說：“變法不從遠大始，內亂外患將至，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 。”不久，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張之洞急電挽救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而不得，為此，他深感痛惜 。 主詞條：義和團運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國北方掀起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一開始，張之洞便主張堅決鎮壓。他先後鎮壓了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醫院的行動，還會同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使館，致電各國道歉。英帝國主義為了保全長江流域一帶的既得利益，便同張之洞、劉坤一等有實力的總督聯絡，簽定了《東南互保章程》。條款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憲允認切實保護” 。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Y、山東巡撫袁世凱都表示贊同，加入了“東南互保”的行列。7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他們還想透過日本勸說張之洞，擁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張之洞得知訊息，並未立即表態。這時，英國也正在活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等拉攏孫中山，準備在華南策動李鴻章“獨立”。李鴻章也在觀望。於是出現了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張之洞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張之洞剿滅了自立軍後，發現參加上海張園國會的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於是他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文中列舉了自立軍是康黨的罪狀，勸戒國會中計程車紳、學者以及留日學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留日學生看了大為氣憤，他們公推沈翔雲寫了《復張之洞》一信進行批駁。沈翔雲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並不能稱為康、梁邪說；揭露張之洞說：“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不恨之，公以為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為中國乎？其為彼國乎？何大惑不解為是也。 ”據說張之洞看了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駁文，抵擋一陣才算了事 。 清廷眼看資產階級革命派勢力愈來愈大，為了維護其統治，拉攏資產階級，欺騙全華人民，便聲稱“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第二年宣佈官制改革，編纂憲法大綱。對於“預備立憲”，一開始，張之洞聽到一些風聲，感到驚訝，等到五大臣回國到上海，徵求他意見時，他回電說：“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末議。 ”態度曖昧。他對外官改制更持反對態度，認為“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還說：“事關二百餘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豈可不詳慎參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爾定案耶？ ”清廷透過官制改革，欲加強皇權，削弱地方官吏的權力，便把當時地方督撫中權力最大的袁世凱和張之洞調到北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死去，溥儀繼位，改年號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滿族親貴乘機集權，排斥漢官。袁世凱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漢族大官僚，加上戊戌變法時出賣光緒帝，為載灃等皇族親貴所忌恨。於是，載灃等密謀殺袁。對此，張之洞表示反對，認為“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讓他回河南養痾。六月，張之洞病重。8月21日（七月初六日），奏請開去各項差額，攝政王載灃親臨探視。當臨終的時候，末帝溥儀的生父、時任攝政王的載灃雖然與之政見不合，但也是親臨床榻看望之。張之洞畢竟是四朝老臣，臨死之時還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撫民眾。攝政王載灃揚揚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張之洞從此再無一語有關國計民生的大計獻於攝政王大人之前。當天，張之洞在哀嘆“國運盡矣”聲中去世。清廷諡以“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