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的稱號出現較早。早在晚唐《本事詩·高逸》就曾寫道；“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時杜甫還在世,人們就這樣稱呼他的作品了。後來宋祁在《新唐書》的《杜甫傳》裡也寫道：“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號‘詩史’。”至於“詩聖”的稱號,宋祁文章中已含有這個意思。真正見諸文字的,是明代的《杜臆》作者王嗣爽,他在《夢少陵作》一詩裡寫道：“青蓮號詩仙,我翁號詩聖”。“詩史”是指杜甫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善陳時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善陳時事”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所寫為當時的重大事件或與重大事件有關。具體到杜甫的詩歌是指“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所見所聞所感。這就與一般的反映現實區別開來。否則,“詩史”就用得太泛了.由於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杜甫濃墨重彩地描述這一歷史轉折過程中的種種社會景象,使得他的詩具有深刻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意義。二是“詩史”除了指作品所寫的題材涉及社會重大事件外,還指作品所體現出來的思想認識是深刻的,對社會具有比較大的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這點在杜甫的於安史之亂前後所寫的詩歌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杜甫的以“詩史”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史官文化的體現,又是《詩經》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杜甫: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祖籍襄陽，生於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基本資訊中文名：杜甫外文名：Du Fu，Tu Fu別名：杜子美，杜少陵，杜工部，少陵野老籍貫：中國湖北襄陽出生地：河南鞏縣(今鞏義市)性別：男民族：漢族國籍：中國出生年月：公元712年2月12日去世年月：公元770年職業：詩人代表作品：《三吏》;《三別》;《春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墓 地：河南偃師杜氏祖墳流 派：唐代現實主義尊 稱：詩聖相關推薦李白譽為“詩仙”白居易蘇軾北宋文學家杜甫詩中華書局版杜牧文學家 詩人李清照宋代女詞人唐宋八大家辛棄疾望嶽王維唐代詩人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春夜喜雨絕句明代劉基詩作李商隱詩鬼月夜憶舍弟春望杜工部集登高杜甫所作詩歌石壕吏杜甫的詩小學 白居易 李白 杜牧詩歌特色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悲天憫人，憂國憂民，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併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用字準確，形象生動，多姿多采，並善於運用民間口語。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表達自己愛國的思想。文學特點詩文表述語言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正在載入杜甫意象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風格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整合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格律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內容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主要思想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絡。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MISTRA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透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訊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借，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參考資料來源於杜曉琴《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三節）人物評價《杜工部詩話選》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裡，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藤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隘，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七言難於氣象雄偉，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悲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餘嘗戲謂學子，言老杜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浪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回，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若有解者，當與渠同參。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孟嘉帽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爾。餘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鐺。”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妙。作詩正要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餘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培（注：改為木字旁）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斷句，存疑〕”，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為工也。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雲“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老杜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雲：“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郁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當味此而泣者也。齊梁間樂府詞雲：“護昔加窮褲，防閒託守宮。今日牛羊上邱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雲：“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清《全唐詩》元稹之言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亦云：“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之論如此。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舊集詩文共六十卷，今編詩十九卷。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魯迅對杜甫的評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裡似的。”曾經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記》等名作參與發動“五四”文化革命之魯迅，到三十年代，巋然成為眾望所歸之革命文學導師，晚年與友人討論中國文學史，以為中古之陶潛、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詩人，繼而又說：“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這也是時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裡似的。”魯迅晚年在政治上己與胡適分道揚鑣，惟此評論杜甫之寥寥數語，仍然與胡適笙磐同音。他還曾經說過：“杜甫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正在載入杜甫誕生1300週年紀念大會2012年9月，以“詩聖著千秋，草堂留後世”為主題的杜甫誕生1300週年紀念大會在四川成都隆重舉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紀念杜甫誕生1300週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雖然杜甫只在成都寓居不到四年，但在杜甫寓居成都的“杜甫草堂”，杜甫留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春夜喜雨》等千古名篇。自晚唐開始，千百年來成都草堂一直被人們視為紀念杜甫、吟誦詩歌的文化聖地。國內外文化學者代表、全國各地杜甫紀念地代表及社會各界人士約800人參加了此次文化盛會；而著名書畫學者黃錦祥先生撰寫七言一首：“行吟惠義腹中詩，沉鬱高揚賦我思。謳雲頌月無聞語，吐盡人間疾苦詞。”作為紀念。這些都體現出人們對這位偉大現實主義詩人的深切緬懷與熱愛，亦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傾慕繼承。杜甫詩歌具有穿越時空的巨大力量，其影響不僅是文學的也是社會的，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不僅是中華的也是世界的，千載歷史的迴音壁上，崇杜之聲不絕嗣響。
詩史”的稱號出現較早。早在晚唐《本事詩·高逸》就曾寫道；“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時杜甫還在世,人們就這樣稱呼他的作品了。後來宋祁在《新唐書》的《杜甫傳》裡也寫道：“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號‘詩史’。”至於“詩聖”的稱號,宋祁文章中已含有這個意思。真正見諸文字的,是明代的《杜臆》作者王嗣爽,他在《夢少陵作》一詩裡寫道：“青蓮號詩仙,我翁號詩聖”。“詩史”是指杜甫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善陳時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善陳時事”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所寫為當時的重大事件或與重大事件有關。具體到杜甫的詩歌是指“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所見所聞所感。這就與一般的反映現實區別開來。否則,“詩史”就用得太泛了.由於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杜甫濃墨重彩地描述這一歷史轉折過程中的種種社會景象,使得他的詩具有深刻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意義。二是“詩史”除了指作品所寫的題材涉及社會重大事件外,還指作品所體現出來的思想認識是深刻的,對社會具有比較大的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這點在杜甫的於安史之亂前後所寫的詩歌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杜甫的以“詩史”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史官文化的體現,又是《詩經》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杜甫: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祖籍襄陽，生於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基本資訊中文名：杜甫外文名：Du Fu，Tu Fu別名：杜子美，杜少陵，杜工部，少陵野老籍貫：中國湖北襄陽出生地：河南鞏縣(今鞏義市)性別：男民族：漢族國籍：中國出生年月：公元712年2月12日去世年月：公元770年職業：詩人代表作品：《三吏》;《三別》;《春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墓 地：河南偃師杜氏祖墳流 派：唐代現實主義尊 稱：詩聖相關推薦李白譽為“詩仙”白居易蘇軾北宋文學家杜甫詩中華書局版杜牧文學家 詩人李清照宋代女詞人唐宋八大家辛棄疾望嶽王維唐代詩人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春夜喜雨絕句明代劉基詩作李商隱詩鬼月夜憶舍弟春望杜工部集登高杜甫所作詩歌石壕吏杜甫的詩小學 白居易 李白 杜牧詩歌特色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悲天憫人，憂國憂民，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併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用字準確，形象生動，多姿多采，並善於運用民間口語。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表達自己愛國的思想。文學特點詩文表述語言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正在載入杜甫意象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風格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整合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格律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內容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主要思想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絡。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MISTRA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透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訊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借，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參考資料來源於杜曉琴《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三節）人物評價《杜工部詩話選》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裡，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藤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隘，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七言難於氣象雄偉，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悲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餘嘗戲謂學子，言老杜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浪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回，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若有解者，當與渠同參。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孟嘉帽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爾。餘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鐺。”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妙。作詩正要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餘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培（注：改為木字旁）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斷句，存疑〕”，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為工也。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雲“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老杜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雲：“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郁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當味此而泣者也。齊梁間樂府詞雲：“護昔加窮褲，防閒託守宮。今日牛羊上邱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雲：“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清《全唐詩》元稹之言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亦云：“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之論如此。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舊集詩文共六十卷，今編詩十九卷。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魯迅對杜甫的評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裡似的。”曾經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記》等名作參與發動“五四”文化革命之魯迅，到三十年代，巋然成為眾望所歸之革命文學導師，晚年與友人討論中國文學史，以為中古之陶潛、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詩人，繼而又說：“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這也是時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裡似的。”魯迅晚年在政治上己與胡適分道揚鑣，惟此評論杜甫之寥寥數語，仍然與胡適笙磐同音。他還曾經說過：“杜甫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正在載入杜甫誕生1300週年紀念大會2012年9月，以“詩聖著千秋，草堂留後世”為主題的杜甫誕生1300週年紀念大會在四川成都隆重舉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紀念杜甫誕生1300週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雖然杜甫只在成都寓居不到四年，但在杜甫寓居成都的“杜甫草堂”，杜甫留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春夜喜雨》等千古名篇。自晚唐開始，千百年來成都草堂一直被人們視為紀念杜甫、吟誦詩歌的文化聖地。國內外文化學者代表、全國各地杜甫紀念地代表及社會各界人士約800人參加了此次文化盛會；而著名書畫學者黃錦祥先生撰寫七言一首：“行吟惠義腹中詩，沉鬱高揚賦我思。謳雲頌月無聞語，吐盡人間疾苦詞。”作為紀念。這些都體現出人們對這位偉大現實主義詩人的深切緬懷與熱愛，亦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傾慕繼承。杜甫詩歌具有穿越時空的巨大力量，其影響不僅是文學的也是社會的，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不僅是中華的也是世界的，千載歷史的迴音壁上，崇杜之聲不絕嗣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