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師出有名，打仗必然要有一個由頭，不然不免會落人口實。我想到的就是西漢時期司馬相如代表漢武帝征討唐蒙時做的《諭巴蜀檄》。

《諭巴蜀檄》是一篇政府文告，緣自使臣唐蒙出使西南夜郎僰中時，曾徵發巴蜀吏卒擾民，引起當地百姓大驚恐，於是武帝派司馬相如前往責唐蒙，並代表朝廷諭告巴蜀百姓唐蒙所為並非皇帝之意，以安定之。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bó）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警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鹹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周邊少數民族不順從朝廷搞對立，卻沒有受到軍事打擊已經很長時間了，還時常侵犯邊境，使官吏勞苦。當今皇上登位，體恤安慰天下百姓，團結穩定中原內地，然後發動並派出軍隊到北方征討匈奴。匈奴王恐懼，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屬國，即使需要中介語言翻譯才能溝通，也請求來朝廷慶賀，畢恭畢敬地跪拜進獻貢禮。於是轉移軍隊東征，致使閩越王

被弟弟殺掉；又乘勢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來朝廷作人質。南方西方各少數民族的君長不斷效力進貢，不敢懈怠，伸長脖子踮起腳跟，人人仰慕傾心，競相爭先歸順，都想被使喚；只因路途遙遠，山川阻隔很嚴重，不能親自來朝拜。不順從的已被討伐，然而表現好的還沒獎賞，所以派中郎將唐蒙去禮節性訪問西南各少數民族君長。在巴郡、蜀郡徵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運作為禮品的財物和保衛使者以防意外，並沒有軍事行動和投入戰鬥的憂患。現在聽說他卻啟用了軍事法則，使青年驚懼，老人憂慮；州縣又擅自派人去轉運糧食和繳納物。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應徵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殺，這表明他們缺乏作普通百姓的品德。　　邊境地方的人，一聽說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騎馬奔赴，或扛著武器跑來，汗水不斷線淌流，還唯恐落後。他們頂著刀口，冒著飛箭，義無反顧，還主動獻計獻策，計策也神速見效，人人心懷憤怒，如報個人仇恨。難道他們喜歡死討厭生，不是中國籍的人，與巴蜀的人不同一個皇上嗎？是他們考慮得深遠，因而樂意盡老百姓的義務。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職、授爵位的憑證，生前當公侯，住豪宅，死後留美名揚後世，傳封地給兒孫。他們做事很忠實敬業，然後才能當官享受安樂，名聲永遠流傳，功勳顯著，永不磨滅。因此賢人君子肝腦塗原野，膏血潤野草也不逃避。現在乾點兒搬運禮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殺或逃跑被殺，人死了又無好名聲，被稱為最蠢的人，還影響到父母也受羞恥，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懷見識相差豈不是太遠了嗎？然而這不只是應徵人的罪過，父兄教育沒有率先垂範，子弟遵循教導就不會嚴謹，就缺少好品德和恥辱感；而且當地社會風氣也不純樸誠實，那些人被處罰、殺頭，不也是應該的嗎？　

　當今皇上憂慮使者唐蒙和郡縣官吏像上述那樣，擔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親信使者把徵招士兵的事明確告訴百姓，順便用自殺逃跑是對朝廷不忠的罪名來斥責他們，用沒教育好的過失來責怪鄉村小吏。現在正值農忙時期，不想輕易召集人眾，給農民添麻煩，已經親自會見附近縣的人，還擔心遠處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曉。這檄文一到，趕緊下發各縣，讓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這篇文章是斥責巴蜀吏民的“罪”“過”的。文章為穩定人心，先用對外征討的聲威和雖被徵招而無隱患來震動和安撫人心，為皇帝本意辯解，並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責任；再樹邊民為榜樣，以當官享樂傳名來規範和開導百姓，並在對比中尋過責怪巴蜀吏民；最後說明作意，要求及時傳達。總之，維護皇帝，斥責官吏，開導百姓，揚威以懾之，示安以慰之，示範以規之，示利以導之，尋過以責之。縱橫辨說，思維產密；策略周祥，全盤平衡；運用權術，有利有節，入情入理，語言曉暢，說服力強。

說到討伐檄文，最先想到是官渡之戰袁紹攻擊曹操時主薄陳琳對曹操的那篇檄文，文章先以閹宦趙高引出下文，而後以諸呂專政擅權，把袁紹立於忠臣之列，再痛罵曹操祖孫三代，曹父忘本，認閹宦曹騰為父，之後又把曹操所幹壞事一一列舉，陷害忠良，董妃尚有身孕也不放過，刨墳掘墓，專門成立摸金校尉...等等，據說曹操當時正患頭風，聽完此文大汗淋漓，遂頭風痊癒，這樣算來，陳琳可謂救操一命，如果曹操不出那一身的汗，頭風發作一命嗚呼也未可知！歷史說不定又是另外一場風雲！

古人做事情講究名正言順。“兵者，不祥之器也”，特別像打仗這種事情，更要做到師出有名，否則名不正言不順。

一個好的理由，具有非凡的號召力，能讓三軍用命，獲得全國民眾支援，才能上下一心，無往不利。同樣也可以降低敵方士氣，事半功倍。說白了這就是一場輿論戰、心理戰，把自己包裝成正義的一方。

秦末，楚漢爭霸時期，項羽、劉邦約定以鴻溝為界，劃分楚河漢街；後劉邦率先撕毀協議，進攻項羽。而且在開戰前宣佈項羽十大罪狀，很多諸侯看到十大罪狀後，紛紛跟隨劉邦對抗項羽。

明明是率先背棄合約的失信一方，因為給自己找了一個好的理由，反而成為了正義的使者，獲得了輿論的支援，可見一個好的出兵理由的重要性。

三國時期，曹操和袁紹爆發官渡之戰，袁紹手下謀士、大文豪陳琳為其撰寫了著名的討賊檄文《為袁紹檄豫州文》。

陳琳才氣超群，在檄文中把曹操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小人，曹操看到檄文後，驚出一身冷汗，又不得不佩服陳琳的才華。

後來袁紹兵敗，陳琳被俘虜，曹操不但沒有殺他，還十分重用他。

唐朝大才子駱賓王，為徐敬業討伐武則天撰寫《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檄文將武則天形容的醜惡盡顯。武則天看後都讚歎駱賓王是個人才，駱賓王也因此名聲大噪。

史上造反也要有理由，而被用的最多的理由就是“清君側”。“清君側”的意思是皇帝身邊有奸佞小人，要為皇帝清除這些禍害，其實最終目的是為了清除皇帝。漢朝七國之亂，藩王們的口號是“清君側”、明朝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口號也是“清君側”。

後來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所謂的“七大恨”也是出兵的一個理由。

中國歷史上最牛的討伐檄文當屬清朝慈禧太后的《對萬國宣戰詔書》。慈禧太后以一國之力，一口氣像十一國宣戰，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第一人，後世的希特勒都不敢這麼幹。

中國古代既有“慎戰”的傳統，又有支援“義戰”的傳統，即《司馬法·仁本》所謂“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既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必然要師出有名，先發制人，搶佔輿論先機、爭取道義支援，即《文心雕龍・檄移》所載“出師先乎威聲”。

在戰爭壞境中，輿論就是人心的向背，誰掌握了輿論權誰就擁有了民眾的理解和支援，誰失去了輿論權誰就失去了民心，被大眾所唾棄。古人云：“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迎合輿論，引導輿論，甚至製造輿論，以此來爭取最廣大民眾的支援，結成廣泛的同盟，瓦解敵方的戰鬥力和賴以生存的民眾基礎。

作為最富有戰鬥力的文種——檄文。檄文的戰鬥力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表現在軍事戰場上，是一種具有現實攻擊力的文字武器，其威力有時甚至遠勝真正的堅船利炮。

古人認為檄文的作用主要有三：《文心雕龍·檄移》言“喪敵之膽，揚己之威”，“揭敵之罪，露敵之虐”，“摧敵之魂，曄己之說”典籍中常有“傳檄而千里定”、“承檄而降”等語句， 可見檄文威懾力量之大。一篇檄文及其背後的歷史，往往就是一個心理戰、宣傳戰的經典範例。

1、喪敵之膽，揚己之威——實力感召

“筆陣橫掃千人軍”的檄文，既是輿論戰的前奏，又是心理戰的展開。歷代檄文中都對己方力量極盡渲染，以起到威懾敵方、不戰而勝的效果。李充《翰林論》中“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只有誇壯威懾，才有望“傳檄而定”。《資治通鑑》中記載了赤壁之戰前夕曹操致孫權的一封書信，堪稱最簡短有力的經典檄文：“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 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餘萬，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得意洋洋之情，大兵壓境之勢，躍然紙上。這篇戰檄也確實對東吳君臣造成了巨大壓力，以張昭為首的大多數文臣就主張暫時投降曹操。

2、摧敵之魂，曄己之說——道德感召

檄文作為戰爭中“先聲奪人”的“急先鋒”，都注重把伸張正義、誅伐暴虐的“道義”因素放在首要位置，以宣揚己方出兵是“順天應人”的正義之舉，並以此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援以及分化瓦解敵方營壘。以駱賓王在《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為例，駱氏在該文中，以慷慨激昂之勢歷數武則天的種種“失德”和“無道”行為，指責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李敬業作為“皇唐舊臣，公侯冢子”，“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體現了當時社會認可的“正義”。而武則天則被刻畫成一個淫蕩、冷酷、諂媚、嫉妒的壞女人。這些被討伐者的所作所為讓人無法容忍，自然會遭到唾棄。

3、揭敵之罪，露敵之虐——情感感召

在古人的信仰中，天道迴圈是重要的觀念，古人相信，政權之得失是上天的安排，舊的勢力已經失去了天的寵愛，新的力量取而代之是“天意如此”，所以古代檄文中常常會說到天運迴圈的道理。

如宋濂的《諭中原檄》 即雲：“當此之時，天運迴圈，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為了爭取朝中大臣的“分化瓦解”甚至“反水”，檄文中一方面慨嘆：“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透過引用前朝的教訓，來說明當今的危亡形勢，暗含對當朝諸公任由形勢惡化而無所作為的委婉批評；另一方面又發出呼籲：“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 !”指出他們如果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就可以“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共同完成正義的大業。檄文以“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結句，大氣磅礴，戛然而止，感召之音，久久不絕。

當然檄文發揮作用首先是要建立在強大實力和良好信譽的基礎之上，如果完全靠吹牛皮來“虛張聲勢”，靠自我標榜來自欺欺人，往往會在歷史上留下笑柄。比如，1900 年，清政府以光緒皇帝名義釋出上諭，實際上是一篇對八國聯軍宣戰的檄文，又稱《宣戰八國聯軍諭》。其中宣稱：“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 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定能“剪彼兇焰，張中國威!” 不料檄文墨跡未乾，這次“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戰爭就以清政府的慘敗和《辛丑條約》的簽訂而告終。欺世盜名、無中生有，雖巧言令色，終難以服眾，終將成為一場鬧劇。

檄文以其剛健雄辯的風格，帶有巨大鼓動性和感染力，讓文字變成了威力無比的武器，不僅常常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甚至在某些重要關頭，對歷史的走向產生影響。

俗話說“名不正，言不順”，打仗也是同樣的道理，“出師有名”是每個戰爭發動者通常都要考慮的問題，這關係到此場戰爭名義上的“正義性”，一場“正義”的戰爭可以附帶很多有利條件。

古代冷兵器時代，決定一場戰役的勝負往往是輿論與士氣。在古代戰役發動之前，搶佔戰爭輿論上風就是搶佔戰爭先機，抓住戰爭先機就可以在官方上理直氣壯，可以有鼓舞士兵士氣，士兵就知道為什麼打仗，為誰打仗，並且在士兵心理上留下“這場戰役，我們是正義的，是替天行道！”這樣就打消士兵的思想疑慮，士兵在打仗的時候就會敢於用命。在打仗之前尋找理由，有效的提高己方陣營的氣勢，為此役必勝奠定基礎。

一場戰爭的爆發不僅僅是一場軍事力量打擊，同時還是一場政治博弈。孟子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兵家講究上兵伐謀，一場戰役或者戰爭事先有著合理的理由，可以得到其他國家或者勢力的支援和幫助，而且可以光明正大，以正義之師的身份討伐敵方，很大程度上不會遭遇到被群攻的危險，甚至有很大希望兵不血刃的迫使敵方放棄抵抗，迅速結束戰爭。在打仗之前尋找理由，是兵家追求戰爭謀劃的基礎，為此役開始的提供先期策劃。

任何戰爭的發動無非是為了滿足政治需求，除非滅國滅幫之戰，其他戰爭最後都是回到談判桌上結束，戰爭利益的分配都是在政治談判桌上協定。合理的戰前理由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戰後談判的砝碼，為了戰爭利益的瓜分提供有力依據。佔據“正義之師”之名，並且最後勝利，戰後多瓜分敵方利益，在政治談判及社會輿論上都是完全合理的要求。在打仗之前尋找理由，有利於己方政治勢力的需求達成，並可以在戰後談判上有效增加己方談判砝碼份量，為爭取更多利益提供先決條件。

當然，絕對的軍事實力完全決定一場戰役或戰爭的結果和利益。“成者王，敗者寇”，碾壓式的軍事力量對比的情況下，“理由”之說是非常的蒼白無力，弱肉強食，永遠是戰爭的真理！

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討伐檄文有：討武曌檄 （駱賓王）、討曹操檄（ 陳琳）等

中國古代既有“慎戰”的傳統，又有支援“義戰”的傳統，即《司馬法·仁本》所謂“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既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必然要師出有名，先發制人，搶佔輿論先機、爭取道義支援，即《文心雕龍・檄移》所載“出師先乎威聲”。在戰爭壞境中，輿論就是人心的向背，誰掌握了輿論權誰就擁有了民眾的理解和支援，誰失去了輿論權誰就失去了民心，被大眾所唾棄。古人云：“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迎合輿論，引導輿論，甚至製造輿論，以此來爭取最廣大民眾的支援，結成廣泛的同盟，瓦解敵方的戰鬥力和賴以生存的民眾基礎。

作為最富有戰鬥力的文種——檄文。檄文的戰鬥力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表現在軍事戰場上，是一種具有現實攻擊力的文字武器，其威力有時甚至遠勝真正的堅船利炮。

劉勰《文心雕龍・檄移》雲：“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

古人認為檄文的作用主要有三：《文心雕龍·檄移》言“喪敵之膽，揚己之威”，“揭敵之罪，露敵之虐”，“摧敵之魂，曄己之說”典籍中常有“傳檄而千里定”、“承檄而降”等語句， 可見檄文威懾力量之大。一篇檄文及其背後的歷史，往往就是一個心理戰、宣傳戰的經典範例。

1、喪敵之膽，揚己之威——實力感召

“筆陣橫掃千人軍”的檄文，既是輿論戰的前奏，又是心理戰的展開。歷代檄文中都對己方力量極盡渲染，以起到威懾敵方、不戰而勝的效果。李充《翰林論》中“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只有誇壯威懾，才有望“傳檄而定”。《資治通鑑》中記載了赤壁之戰前夕曹操致孫權的一封書信，堪稱最簡短有力的經典檄文：“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 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餘萬，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得意洋洋之情，大兵壓境之勢，躍然紙上。

這篇戰檄也確實對東吳君臣造成了巨大壓力，以張昭為首的大多數文臣就主張暫時投降曹操。

2、摧敵之魂，曄己之說——道德感召

檄文作為戰爭中“先聲奪人”的“急先鋒”，都注重把伸張正義、誅伐暴虐的“道義”因素放在首要位置，以宣揚己方出兵是“順天應人”的正義之舉，並以此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援以及分化瓦解敵方營壘。以駱賓王在《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為例，駱氏在該文中，以慷慨激昂之勢歷數武則天的種種“失德”和“無道”行為，指責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李敬業作為“皇唐舊臣，公侯冢子”，“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體現了當時社會認可的“正義”。而武則天則被刻畫成一個淫蕩、冷酷、諂媚、嫉妒的壞女人。這些被討伐者的所作所為讓人無法容忍，自然會遭到唾棄。

3、揭敵之罪，露敵之虐——情感感召

在古人的信仰中，天道迴圈是重要的觀念，古人相信，政權之得失是上天的安排，舊的勢力已經失去了天的寵愛，新的力量取而代之是“天意如此”，所以古代檄文中常常會說到天運迴圈的道理。如宋濂的《諭中原檄》 即雲：“當此之時，天運迴圈，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為了爭取朝中大臣的“分化瓦解”甚至“反水”，檄文中一方面慨嘆：“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透過引用前朝的教訓，來說明當今的危亡形勢，暗含對當朝諸公任由形勢惡化而無所作為的委婉批評；另一方面又發出呼籲：“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 !”指出他們如果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就可以“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共同完成正義的大業。檄文以“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結句，大氣磅礴，戛然而止，感召之音，久久不絕。當然檄文發揮作用首先是要建立在強大實力和良好信譽的基礎之上，如果完全靠吹牛皮來“虛張聲勢”，靠自我標榜來自欺欺人，往往會在歷史上留下笑柄。

比如，1900 年，清政府以光緒皇帝名義釋出上諭，實際上是一篇對八國聯軍宣戰的檄文，又稱《宣戰八國聯軍諭》。其中宣稱：“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 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定能“剪彼兇焰，張中國威!” 不料檄文墨跡未乾，這次“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戰爭就以清政府的慘敗和《辛丑條約》的簽訂而告終。欺世盜名、無中生有，雖巧言令色，終難以服眾，終

將成為一場鬧劇。

檄文以其剛健雄辯的風格，帶有巨大鼓動性和感染力，讓文字變成了威力無比的武器，不僅常常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甚至在某些重要關頭，對歷史的走向產生影響。

打架肯定要有理由的，往大說是公司使命和願景，讓全體官兵知道這次打架是為什麼，己方是相當正義相當牛逼！往小了說是KPI，這次打架大家要完成什麼任務，達成什麼目標，順便說一下目標是可期的，只要大家努力，達成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