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史記》本身就跟那個年代的小說一樣，之所以暢銷兩千年之久，不僅僅是因為其中所記載的歷史事件準確無誤，主要是因為它開創性的作用，以及文筆優美。司馬遷寫史記，主要是透過查閱資料、民間尋訪，再結合自己合理的推測，以文學的筆法來創作的。所以對話的真實性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對話的合理性是比較高的。

趙高和李斯的密謀，恰好說明了當時李斯的處境。

秦始皇天天在家嗑藥，所以導致身體一直都不怎麼好，所以50歲的時候，就不幸去見上帝了。趙高拿到了玉璽和詔書，就跑去問李斯的意見。其實不是去問，而是想要說服李斯跟他合夥改立胡亥為皇帝。李斯是手握重權的丞相，不過他跟扶蘇的關係，並沒有蒙恬跟扶蘇的關係鐵。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史記》

一旦扶蘇上位成為皇帝，那李斯的丞相職位，說不定就被蒙恬給奪走了。這是李斯當時的處境，所以這段對話是相當合理的。趙高又詳細地誇了一番胡亥的人品，簡直就是說瞎話的高手啊！胡亥還有人品，這不是瞎話是什麼？趙高透過威逼利誘的方式，最終使得李斯上鉤，從而逼死了扶蘇和蒙恬，從而掌握了秦國的朝政。

項羽在垓下跟虞姬的對話，也體現出了項羽失敗前的悲壯。

項羽是深愛虞姬的，沒聽說他還有什麼其他女人。劉邦就不同了，身邊一大群女人，一邊大天下，一邊娶老婆。項羽這個時候已經被困在了垓下，原本可以一統天下的局勢，現在也被他給毀了。他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再翻盤，所以這個時候的項羽是絕望的。當他看到對自己充滿期待的虞姬時，自然會潸然淚下。

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

他給不了她任何承諾和未來了，所以只能唱出了內心的悲痛。而虞姬此刻只是想好好安危一下項羽，其他的什麼都不想說。她絕對不會拋棄項羽獨自苟活，所以只是一味地迎合著項羽的歌聲，翩然起舞。周圍聽到項羽歌聲計程車兵們無不傷感落淚，也是當時十分真切的情形，司馬遷推測的相當合理。

司馬遷距離秦朝不過七十多年，完全有機會從老人嘴裡聽到這些故事。 很多故事是司馬遷走訪各地的時候，從那些老人家嘴裡聽到的。司馬遷將這些故事的各個版本都記錄了下來，最終選擇了比較合理的一個版本，將這個版本結合現有的歷史資料，透過藝術加工，使得單薄的故事，變成了活靈活現的對話。司馬遷明白，只有透過對話的描寫，《史記》裡面的人物才會變成活的。單純記錄事件的始末，並不足以讓讀者們感受到當時人物的心境。我覺得司馬遷這一點做的非常到位，因為他的文采斐然，所以描寫起這些對話來更是惟妙惟肖。將李斯的猶豫和膽怯透過對話描寫了出來，也將趙高的陰毒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尤其是對項羽和虞姬的對話描寫，透過一首歌謠，把當時整個楚軍的狀況完全展現了出來，這是普通描寫完全達不到的境界，我為司馬遷點贊！

劉邦進咸陽後，蕭何把秦帝國的人口稅收，文獻收起來一部分，至於歷史文獻有沒有留下來也是一個迷，再者就是項羽一把火燒了咸陽，文學典籍項羽也不會對這個有意思的，所以司馬遷寫的史記，有個人感情在裡面，也根據民間傳言和有記可尋的記錄綜合而寫的！司馬遷的父親也是史官，也沒準根據他家傳的史學來的靈感才完成這部著作的！

《史記》裡面的對話，20％靠文獻，30％靠採訪當事人(或收集民間傳說)，50％靠腦補。

我一直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一直說過讀史去偽存真的方法。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不能說太史公如何如何權威不容置疑，司馬遷也是人，人就會出錯，但是也不能說提出錯誤就是全面否定，有些人就是容易走極端，要麼全對要麼全錯，這種思想要不得。

我們讀書，特別是史書，要根據現有的物理、化學、心理學、數學等等知識，以及其他資料對照，對其中記錄的事件進行判斷，甚至還要考慮作者的身份經歷，著作流通可能產生的阻礙篡改，綜合判斷，取其可信的(機率大者)，去其不可信的(機率小的)，對真假難辨的，保留多種說法，經辨別後吸收。

假設說《史記》的真實性是80％，經判斷提煉後產生的結果是90％，有人就會說你那麼厲害連太史公都否定，你什麼東西啊……前面已經說過了，走極端是不正確的，說到底如果沒有司馬遷，連最初的80％都不會有。

那麼具體而言，關於對話的真實性，其實對話相比起事件，其真實性是比較低的，去偽存真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根據大的事實去判斷小的細節的真偽，比如說【楚漢之爭以劉邦勝利告終】，這就是大的事實，這個大的事實是很難作假的，他不可能說劉邦這個人壓根不存在，其實是項羽建立了楚朝，不可能這樣作假，也就是說越是大的背景越難作假，反而小的戰役失真相對大，對話的真實性更是最小。

由於楚漢之爭相距司馬遷的時代也就50年左右，事件親歷者在世也是有可能的。

有一種說法是，趙高身邊還有其他親信小太監之類的，他們活到漢朝建立以後，所以事件的發生過程他們知道，並透過口述或文字遺留下來。

還有一種說法是，始皇帝突然暴病，打亂了他的計劃，皇帝並沒有想過死亡來得那麼突然，所以並沒有立太子，而為了帝國的穩定，立留在身邊的胡亥為帝，也就是說胡亥是正常繼位的，並非矯召，這種說法合理性也很大。矯召說說不定是司馬遷採納怨恨秦朝的人口述而來。

至於項羽和虞姬的故事，我們知道正常情況下君王身邊是有一些列侍從人員，把君王的言行記錄下來，但項羽在戰敗的情況下，很難想象還會帶著一大幫沒有戰鬥力的侍從，這一部分的內容，想象的可能性更大。

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先生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透過查閱資料，走訪民間，深入調查，忍著被施宮型的屈辱，以求真務實的精神，完成了偉大的著作《史記》，《史記》被稱為二十四史之首，很多記述經過證實是真實可靠的。趙趙高和李斯的對話，司馬遷是怎麼聽到的？按理說，李斯是扶蘇的岳父，他應該支援扶蘇才對，可問題是扶蘇和蒙恬的關係相當好，扶蘇繼位後，不可能要李斯當丞相，而李斯習慣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趙高洞悉他的軟脅之後，將利害關係說與李斯，誘騙他成為沙丘之謀的同盟軍。想必司馬遷對李斯臨陣倒戈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定做了相當嚴瑾的調查，當得到合理的解釋後，把他們的對話還原給讀者。項羽在垓下與虞姬的對話，有兩種可能被記錄下來。第一，被部下看到聽到，然後口口相傳，被司馬遷整理收錄；第二，調查走訪知情者後人，根據項羽的性格，以及他倆相親相愛的故事整理出來。垓下之戰，四面楚歌，英雄末路，項羽知道大勢已去，自已的生命尚不足惜，只是辜負了痴情虞姬，發出了“虞姬虞姬奈若何？”的悲嘆。項羽不比劉邦，視女人為衣服，視女人為玩物，走到哪裡玩到哪裡。劉邦為了逃命能狠心將兒女踹下馬車，項羽不忍禍及父老鄉親而選擇自刎。既使司馬遷沒有親自聽到這對患難夫妻的離別之言，他作為推理性描寫也是合理的。虞姬臨死前的唱和起舞，應該為部下所看見，虞姬自殺也應該為周圍所知道，只不過，虞姬是慷慨赴死的，因為她至死愛著項羽，不忍項羽有任何後顧之憂。

說到司馬遷以上兩段話的真實性，順便說一說司馬遷的身份關係。司馬遷是史官，有其查閱資料和調查研究的優越性，另外，其父親也是史官，對司馬遷準確記述歷史提供更多可能。還有一個淵源值得一說。當年項羽不肯過江東，而將人頭借與老故人呂馬童去領賞。在分搶的人中，有一個叫楊喜的人是司馬遷女婿的曾祖。這是不是為喜歡刨根問底的司馬遷，提供了便利和第一手資料呢？楊喜是秦國杜縣人，因痛恨項羽屠殺秦軍，而於公元前205年投靠劉幫。其它分搶屍體的四人也是秦華人。《史記.項羽本紀.第七》記載：(項羽)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相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呂馬童為水中侯，王翳為杜衍侯，楊喜為赤泉侯，楊武為吳防侯，呂勝為涅陽侯。

在這段記述中，司馬遷不以成者王侯、敗者寇的思想醜化項羽，也不以女婿的曾祖之敵蔑視項羽。相反，他把項羽寫成了大仁大義的英雄，把楊喜等人寫得很卑劣，這就是史學家的胸懷，這就是真正的公正的史家。當然，他對項羽形象的準確把握，來自於他的敵人對他的傳揚，對他的敬佩。

是我想象的，司馬遷說。

問題問的十分有意思。仔細想一想也是的，司馬遷是怎麼知道趙高與李斯的密謀的。其實，這中間有一個再創作的過程。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羅永珍，而又融匯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之所以說《史記》有個再創作過程，我們來看看書名的演化。《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大概從三國的時候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近幾十年來，不斷有人開展對《太史公書》研究，也就說明了，大家是把《史記》和《太史公書》作為同一個研究物件的。

正因為司馬遷是在嚴格遵循史實的基礎上，進行了文學再創作，可以說，《史記》就是人物傳記。所以，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也說明《史記》是一部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優秀的文學著作。

看看《二十四史》，又有哪一部不是進行了藝術加工。否則，你我皆凡人，又有誰能夠知道前人之間的講話呢？又有誰能夠記錄下陳勝說“苟富貴勿相忘”。

《史記》中，秦朝歷史的作者不是司馬遷。而是秦國的歷任史官。

《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秦律令、圖書藏之。項王與諸侯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以蕭何具得秦圖書也。

可見，《史記》中的秦史，就是司馬遷抄錄自秦史，而秦史就是蕭何所收，漢室所藏。

趙高與李斯的密謀。當為趙高被秦王子嬰誅殺後。拘捕了趙高的心腹。從趙高心腹口中得知。

《史記•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未記載項羽與虞姬的對話。只有如下內容：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幾人皆被封侯。

項羽與虞姬的愛情故事流傳千古，並非出自《史記》。而是出自項羽所做之詩：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司馬遷《史記》中趙高與李斯密謀，項羽與虞姬對話寫的是那麼詳細，司馬遷是如何得知具體內容，筆者認為大概有以下幾個渠道。首先，參考前史官記錄。

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既然每個朝代都有史官記錄，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肯定會對之前文獻加以參考，司馬遷本人是西漢時期的人物，距離秦國滅亡時間不算太長，加上秦國的太史記錄，在對照趙高與李斯在秦始皇駕崩後的表現，不管是推論還是杜撰，其發展軌跡還是比較貼合的。

其次，參考身邊的人。

這個身邊的人不是說司馬遷身邊的人，而是李斯，趙高，項羽事件的親歷者的反饋。比如子嬰殺掉趙高投降劉邦，幫助子嬰的這些人，甚至是子嬰本人都有可能，於項羽與虞姬，身邊的隨侍的人，寫個回憶錄筆記什麼的，這些都可以構成素材。例如項羽烏江自刎，其見證者就太多了，他們是史實材料的見證。

《項羽本紀》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最後，坊間的傳說。

司馬遷寫《史記》不是單純的文學創作，所以在書寫具體細節時，除了參考前史官的記載，當事人身邊的親歷者外，還會大量走訪調查在坊間的一些傳說，再將這其中形形色色的傳說，加以整理，在分析後在對照其他素材加以選擇，最後形成比較合理的對話內容。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

《二十四史》除了《史記》之外，基本上都是後一朝為前一朝修史，除了少數短命王朝和某王朝末期的歷史事件能夠找到當事人，其他歷史事件不可能從當事人嘴裡得到答案！即便是《史記》，除了文景武時期的歷史事件還有可能找到的當事人，高祖、惠帝、高後時期歷史事件的當事人，除了極少數長壽者，恐怕早已入土多年、化作白骨了。換言之，修史不是記實，更加不是新聞採訪。

那麼，修史者有從哪裡得知的具體歷史事件真相的呢？實際上，他們得到的或許也並不是真相，僅僅是接近歷史真相而已，甚至背離歷史真相的情況也是事實存在的。拙荊就是從事修志工作的，因此本人對修史勉強算是略知一二吧。史料的蒐集無非幾個途徑：一、官方文字、實物檔案，這是最主要的原材料來源，如中國古代的帝王實錄以及歷史檔案、人事檔案等等都屬於這一型別。二、當事人的採訪記錄。這個主要針對於時間比較近的、有當事人存世的事件。同時，也包括一些以前留下的採訪記錄。三、當事人的回憶錄或者同時期其他人對於相關事件的記錄，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四、對歷史事件當事人及相關人員後代、繼任者等等的採訪。五、民間記錄、野史傳聞的整理和去偽存真……

面對這浩如煙海的史料堆，接下來便是修史者需要進行的“大工程”了。對來源不一、真假難辨的第一手、第二手、甚至第N手史料進行重新整理和去偽存真，然後形成系統性的文字記錄。之後再根據需要進行補充、增減，形成一個相對更加完備的文字記錄。接下來便是文字方面的潤色、修改、校對等等工作了，經歷多輪討論、修改才能最終定稿。因此，一部史書往往要耗費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才能最終定稿。修史、尤其是修王朝斷代史是極其浩大的一項工程，沒有強大的國力支撐是很難完成的，因此便有了“盛世修史”的說法。

書歸正傳，太史公是如何知道趙高與李斯的密謀以及項羽與虞姬的對話的？彼時沒有錄音、錄影裝置，太史公不可能擁有第一手資料。而且，即便是現在，這類密謀、夫妻間的私話也不太可能留下錄音、錄影！太史公能夠得到的基本上都是二手史料，諸如當事者或者見證者私下文字的記錄，知情者留下的文字記錄以及根據其回憶留下的文字轉記記錄，當事者、知情者對自己後代的口述等等。再就是官方記錄了，像項羽這樣的人，應當是會有史官負責記錄其言行的，大致就類似於後世的帝王實錄那樣。而李斯、趙高擁立秦二世即位，史官也應當會留下相關記錄的。雖然這類東西未必就是真實再現，但多少還是可以看出一些歷史真相的端倪。

接下來便是太史公的去偽存真和發揮了！面對這一大堆相同的、相似的、乃至相背的史料，太史公必須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挑出自己認為不正確的，留下認為正確的。之後，對於這些殘篇斷句，太史公還必須將其整理形成系統的文字記錄，這就需要太史公進行一定程度地發揮了。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趙高和李斯密謀，第一手史料或許只說了他們密謀殺掉扶蘇、扶秦二世上位。那麼，他們具體是怎麼密謀的、說了哪些話，恐怕就要靠太史公根據手裡的史料進行合理性想象和發揮了。如果手裡有關於扶蘇被詔書賜死的回憶或文字記錄，那麼太史公就可以合理化推測，是趙高和李斯偽造了秦始皇遺詔等。當然，這只是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修史是極其專業化的工作，本人是外行，所說的未必就完全是歷史事實。

但是，無論怎麼說，修史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記實，也不是新聞採訪，只是相對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記錄而已。這裡面有史官的認識侷限、有時代的侷限、還有政治的需要。因此，《二十四史》中無論哪一步斷代史都不是完全真實的，我們只能說，它更加接近歷史真相。《史記》中與現代考古結論想背離的史實並不少，諸如為了政治需要的為尊者諱及“造神”更是事實存在的。比如漢高祖劉邦，《史記》中的他居然是他媽和龍配種生的，這顯然是“造神”的政治需要。但是，我們不能就此認定《史記》是偽歷史，因為其絕大部分篇目還是相對更加接近歷史真相的。太史公對於存疑的史料也是相當謹慎的，有時候甚至將存疑的兩種或幾種說法都作出了記錄，因此《史記》的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

原來提問者不知道在行政的體制中還有一個官。

這個官曾經就叫御史，後來這個官名給了別人。

這個人每天就跟在皇帝或大王的屁股後面，皇帝或大王每說一句話都要記錄下來，皇帝本人是不準檢視和修改的，就連皇帝的私生活他也要跟在後面做記錄，哪怕是皇帝和誰在那什麼。

當然，這裡的他不是一個人。

項羽那個時候已經是王了，所以有這個記錄。

別說這個，只要你願意，就連皇帝什麼時候跟哪個女人做了什麼，做了多長時間，在他的起居錄裡都能查到。

所以皇帝很怕他們，不敢惹他們，更不敢得罪他們，後來的御史就變成了聽風者。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司馬遷既是優秀的史官（太史令），又是出色的文學家，因此，他嘔心瀝血寫出的《史記》考證嚴謹，語言優美，許多歷史事件的描述膾炙人口，引人入勝，素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譽。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史記》是一部優秀的史書，更讓人對《史記》感興趣的是，該書文筆優美，對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司馬遷都有細緻入微的描述，讓人感覺生動形象信服。比如說司馬遷繪聲繪色地描述了趙高和李斯的密謀，對垓下之戰時項羽與虞姬臨別前的對話也是令人印象深刻，那麼，司馬遷主要是生活在西漢第五位皇帝漢武帝時期，距離秦末時期有七八十年的時間，司馬遷是怎麼知道上述對話呢？

一是博覽皇室藏書史料和實地走訪瞭解相關故事。這主要得益於司馬遷出身史官世家，承襲其父司馬談擔任太史令，有機會博覽皇室藏書特別是西漢之前的典籍史料，瞭解了當時對相關人物時間的記載。此外，司馬遷年輕的時候，曾花了數年時間到各地去遊歷，體驗各地風土人情，向當地人瞭解各種歷史傳說和故事，因為秦末時距離司馬遷所在的時代還不過幾十年，有些當時的親歷者透過著書或口口相傳的形式把當時的歷史事件記錄下來，司馬遷予以記錄收集，為日後撰寫《史記》細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在揣摩透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形勢和性格後，展開合理的推測和想象。司馬遷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文學家，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司馬遷對趙高李斯矯詔、項羽虞姬別離大致有了瞭解，再結合歷史人物的性格，利用瑰麗豐富的想象力，描述了上述歷史人物之間的對話，形象地勾勒出歷史人物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