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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史憑誰定是非”

人不僅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且關心對自己人生價值追求結果的評價。我們的古人重視“一字之褒貶”，重視“蓋棺論定”，重視“千秋萬載名”，都是這種關心的體現。評價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是一種主體性活動。因此，由於情感、心理狀態及認識水平的差異，由於所處歷史條件不一樣，不同的主體對同一價值事實的評價往往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主體，也往往由於主體條件的變化，在不同的條件下作出的評價也不會完全一致。但是，評價標準除了多變性，還有穩定性和統一性的一面。進行評價活動的主體有社會主體、群體主體和個體主體。這些不同層次的主體，各有其共同的需要，因此，就某一社會主體和群體主體來說，評價標準又是相對統一的和穩定的。對於一個社會，社會主體的評價標準，相對於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的特殊評價標準而言，又是最為重要的。同樣，不同的民族，由於所處的歷史條件和發展狀況不同，在評價標準上又各有其特點。

中國傳統評價標準的特點集中反映在“義利之辨”問題上。義，指的是道德原則；利，即功利，主要指的是物質利益。以“義”為主要評價標準，還是以“利”為主要評價標準，或者以“義”“利”統一為評價標準，這是傳統價值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先秦時期，儒家宗師孔子提出“義以為上”的評價標準。他把“義”與“利”作了區分，認為“義”與“利”相比，有更高的價值，要重“義”輕“利”，並以此區別“君子”與“小人”，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孔子並沒有把“義”與“利”絕對對立起來，完全否定“利”。《論語·子路》篇記載，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讚歎說，人口真多呀！他的弟子冉有問，人口多了以後再怎麼辦呢？孔子回答說，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富裕起來以後又怎麼辦呢？孔子說，教育他們。可見孔子不是不講物質利益的，他只是強調“利”要不悖於“義”。他認為：“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在符合道德原則的前提下，使百姓獲得物質利益，這是施政最重要的問題。他反對的只是“不義而富且貴”。儒家的後繼者孟子則加深了義利對立的觀念，更為重義輕利，他在回答梁惠王的問題時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並認為“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專講利就會危及國家的生存。但是孟子還沒有完全否定利，他曾說“可欲之謂善”，還承認人們的物質慾望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他先秦諸子在價值標準上則與儒家不同，有重功利輕道德的法家，有主張義利統一的墨家等等，但隨著漢代以來儒學定於一尊，儒家的價值觀則居於主流地位並逐漸有了變化發展。

先秦以後，關於義利問題主要沿著兩條路線發展。一條路線繼承了孔孟重義輕利的價值觀，並逐漸把它推到極端。漢儒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這裡雖然明顯表現了他重義輕利的價值觀，但還未全廢功利。而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中將這幾句話引為：“夫仁者，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成了可以只講義不求利了。後世儒者圍繞這兩句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宋代理學家非常推崇這兩句話，程頤說，正是由於這兩句話，董仲舒才“度越諸子”。朱熹認為“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是最重要的問題。而“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處事之要”。他把這兩句話寫在《白鹿洞書院揭示》裡，作為書院諸生的座右銘。他們把義利更加對立起來，認為“義”與“利”是互相排斥的，“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反對追求個人物質利益，要求“革盡人欲，復盡天理”。

在“義利之辨”問題上，另一派則主張義利並重。與朱熹同時的陳亮和葉適都反對完全不講功利，葉適批評董仲舒：“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清人顏元則主張將這兩句話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以計其功。”主張義利並重，義利統一。

這兩種價值標準曾經發生多次爭論，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陳亮與朱熹的“義利王霸之辨”。爭論是從如何評價漢高祖劉邦與唐太宗李世民引起的。陳亮以重功利的標準進行評價，對漢高祖、唐太宗的功業甚為推崇，認為漢高祖、唐太宗統一中國、安定天下，“禁暴戢亂，愛人利物”，“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和老百姓的休養生息；因此，他們對國家社會有“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而朱熹從重義輕利的評價標準出發，不同意陳亮的評價，對漢高祖和唐太宗甚為貶抑。他說：“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邪？”他認為漢高祖已不能說沒有“私意”，而“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完全是出於私心，追求私利，只不過是“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因此，不能“以成敗論是非”，不能稱許他們是“賢君”。在這場爭論中，雙方各持己見，誰也沒能說服誰，但它反映了由於價值標準不同，對同一價值事實作出不同評價的情況。而在漢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重事功的價值觀始終未能成為主流，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則佔據了統治地位，並體現為中華民族價值觀的特點，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一方面強調了道德的價值，強調公而忘私，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犧牲一己之私利，因而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於過分輕利，因而壓制了個人對正當物質利益的追求，束縛了個性的發展，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提高社會生產力也有不利的影響。

在價值評價的形式方面，中國傳統的評價形式也自有其特點。價值評價有個體評價和社會評價。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評價，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個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社會評價的肯定。社會評價可分為社會輿論評價、權威評價及官方評價，都各有其特殊的評價形式。

社會輿論評價，是社會評價的重要部分。所謂“眾口鑠金”、“人言可畏”，都表明社會輿論評價的重要。社會輿論評價的形式，一是“口碑”，就是群眾口頭流傳的評價。口碑原指肯定性評價，如被群眾稱頌叫“口碑載道”，後亦用於否定性評價，如“口碑不好”。這種流行於民間的口頭評價，體現了普通老百姓的評價標準，反映了人民的愛憎，它往往與統治者的評價不同，作出的評價更切合實際。宋代抗金將領岳飛，被奸臣秦檜誣陷而死，罪名是謀反。而人民群眾卻作出截然不同的評價，當時即“天下冤之”，“皆為流涕”。岳飛戰鬥過的荊湖北路地區的人民，幾乎家家戶戶都張掛岳飛畫像加以供奉，岳飛抗金報國的事蹟在群眾中廣為流傳，奸臣秦檜則遭人民唾罵。對於貪官汙吏或喪失氣節的奸佞，廣大群眾也以自己的評價加以抨擊。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洪邁奉命使金。自宋金議和以來，南宋朝廷一直向金稱臣，這次洪邁出使前，朝廷決定對金採用“敵國禮”，即用平等的外交禮節，以張國威。這是一個有關國家民族尊嚴的重大原則問題。洪邁受命後，決心也很大，與同伴相約，一定要堅持平等的禮節。抵金後，他送上按“敵國禮”書寫的表章，卻被退了回來，金人要求文書表章必須按和議以來的格式，對金稱臣。開始洪邁堅決不同意，於是金人鎖上驛館的門，斷絕飲食供給，使洪邁等人一天沒有吃上飯，洪邁膽怯了，按金人的要求重新撰寫了表章，對金稱“陪臣”，這樣，金人才恢復了對宋使的正常供應。對於洪邁這種喪失氣節的行為，當時群眾紛紛進行抨擊。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一日之飢忍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洪邁因患風疾，平時頭常微微擺動。群眾諷刺他說：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在威脅利誘面前始終不屈服，維護了國家尊嚴，你卻連一日之飢都忍受不了，屈膝稱臣。平時你常常擺頭，到了應該擺頭說“不”的時候，卻不擺頭了。對洪邁喪節辱國的行為，群眾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社會輿論評價的另一表現形式是清議。清議，意為公正的輿論，但與有普通老百姓參加的民間輿論不同。歷代清議，多是不當權而又以堅持道統自居計程車大夫所為，主持清議者多為當時名士。清議往往有很大的影響。如東漢末年，太學生3萬餘人，以郭泰為首，常常評價人物。被他們推重的，就取得很大聲名，如李膺、陳蕃、王暢，就被推許為“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字），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字），天下俊秀王淑茂（王暢字）”。被他們作出否定評價的，在社會上就名譽掃地。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降尊纖貴，交結太學生。而名士領袖的評價，社會上更是特別重視。如李膺，為當時名士中的領袖人物，有很高的聲望，被他接待計程車人都感到光榮，名為“登龍門”。郭泰剛到京師時，默默無聞，後經符融介紹給李膺，受到賞識，從此名滿天下。當時有名叫晉文經和黃子艾的兩個士人，恃其才智，故作姿態，自高聲價。朝廷徵辟他們做官，故意不就，而聲稱養病，不見賓客。公卿大夫將相派門生早晚問候病情，坐在他們門口，他們卻故意不見。這樣一來，名聲反而越來越大。甚至朝廷要徵召某人為官，也要先徵求他們的意見，按他們的意見以為定奪。符融認為這兩人只是沽名釣譽之徒，就到太學會見李膺，他們對晉、黃二人作出的評價是：“小道破義，空譽違實。”此評一出，二人頓時名聲大減，賓客漸稀，不多久，二人在京師待不下去，悄悄溜走了。

權威評價指的是社會公認的權威人物的評價。權威評價是社會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權威人物，有的是政治上的顯要，有些是某一領域的權威。得到他們的肯定性評價，往往意味著社會對被評價者價值的肯定。如清初詩人王士禛，從事文學創作活動的時間很長，著作繁富，他的創作和詩歌理論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在順治、康熙兩朝中為詩壇盟主達50餘年。因此，他對詩歌創作的評價在當時具有權威性，時人說：“得（王士禛）一言之指示奉為楷模，經一字之品題推為佳士。”得到權威的揄揚，就意味著被社會所肯定，提高知名度，有的人就此踏上仕途，平步青雲。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十五六歲時拿自己的詩作去拜見當時著名詩人顧況。顧況見來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少年，就拿他的姓名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等到披卷讀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句時，不禁大為讚賞，感嘆道：我以為如今已是斯文斷絕，不料今天得到你這樣一個人才，剛才是和你開玩笑的。自此以後，白居易就詩名鵲起了。李白有兩句流傳很廣的話：“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為什麼要識韓荊州？目的還是為了“收名定價於君侯”，得到韓荊州的評價和推薦，使自己“脫穎而出”，從而踏上通向萬戶侯的仕途之路。唐代盛行“行卷”之風，應舉者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寫成卷軸，投獻於顯貴或知名人士，以期得到賞識和推薦。《太平廣記》記載：唐代大詩人王維將應舉，得知當時聲譽很高的進士張九皋，已為公主看中，公主已命試官將張取為第一名。於是王維去請求對他非常賞識的岐王想辦法，岐王教他作一首琵琶曲，帶上自己最得意的十首詩，去見公主。開始，王維彈了一首自度的琵琶曲，公主對他的音樂才能大為驚奇。岐王乘機說：此生不止精通音律，他的詩更是當今無人可比。王維就把懷中藏的十首詩呈獻給公主。公主讀後驚歎不已，說：這都是我平時常讀的詩，還以為是古人佳作，是你作的嗎？岐王又說：要是今年考試得此生為第一名，那真是國家的光彩。公主問：那為什麼不去應舉呢？岐王回答說：此生不得第一名就不願參加考試，但這次的第一名您已許給張九皋了。公主笑著說：與我不相干，本是他人所託。又對王維說：你去考吧，我一定努力幫你的忙。這樣，王維就以第一名登第了。這個故事不見於正史，真偽莫辨，但從中可見權威評價對於士人人生價值的實現，具有何等重大的作用。

官方評價一般被認為是最權威的社會評價。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官方評價一般是由皇帝本人，或以皇帝的名義作出的。在對官員升遷、貶謫和退休所下的詔令中，往往包含對這一官員的評價。如宋代呂惠卿，曾繼王安石為宰相，此人力主推行新法而人品不高。神宗死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上臺執政，新黨則紛紛遭到貶謫，呂惠卿也受到降職為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的處分。在蘇軾以哲宗名義撰寫的降職詔令中，是這樣評價呂惠卿的：“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背而稱首。”這裡，不僅對呂惠卿個人，從才能、品德和政績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否定性評價，而且對王安石新法作了否定性評價。

古人重身後名，重蓋棺論定，官方對官員死後評價最重要的就是給諡號，即用幾個字對死者的一生作出概括性評價。諡號一般由皇帝或以皇帝名義賜給，一般只賜給高階官員，漢代如生無爵位，死後則無諡，唐至清末則規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員死後才能賜諡。《逸周書·諡法解》雲：“諡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根據死者一生的行跡，作出相應的評價，給予美諡或惡諡，用以勸善懲惡。所以，朝廷和個人對賜諡都很重視，唐人王彥威說：“古之聖王立諡法之意，所以彰善惡，垂勸戒，使一字之褒寵，逾紱冕之賜，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之大柄也。”所以，得美諡者，個人和家族都感到莫大光榮；得惡諡則為個人和家族的最大恥辱。如“文正”是文臣極難得到的美諡，北宋范仲淹，文章、道德、功業都冠冕一時，清代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於清皇室有大功，他們死後均賜諡“文正”。明李東陽在臨死時，聽到大學士楊一清要為他請諡“文正”，竟興奮得不顧垂死之病軀，趴在床上向楊磕頭。朝廷賜諡以後，有時還會因為評價的改變而奪諡和改諡。如岳飛被誣謀反，本無諡，孝宗登位後，為他平反昭雪，對他一生功績重新評價，有人上書請為岳飛定諡。開始，太常寺擬定“諡以忠愍”，因“愍”字屬於平諡，孝宗認為評價過低不當，叫重新擬定。太常寺又定為“武穆”，並解釋說：“茲按諡法，折衝禦侮曰武，佈德執義曰穆。”說岳飛內平群盜（指鎮壓楊麼起義），外抗金虜，使朝廷再安，可稱得起“折衝禦侮”；“治軍甚嚴，撫下有恩，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無疑，可謂佈德執義”。合此二美，定諡為“武穆”，是恰當的。孝宗批准了這個諡號。到了宋理宗，又覺得“武穆”的諡號不合適，於岳飛一生功業不相稱，認為岳飛“危身奉上，確然不疑”，應該諡為“忠”，於是在寶慶元年（1225年）下詔，“追封鄂王特與諡忠武”。而陷害岳飛的元兇、奸臣秦檜死後，由與他沆瀣一氣的宋高宗贈以美諡“忠獻”；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當時宰相韓侘胄主張對金作戰，收復失地，因此將秦檜追奪王爵，改為惡諡“謬醜”；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奸臣史彌遠當權，為秦檜翻案，又奏請皇帝復其王爵，贈諡。

官方評價，體現了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的價值觀，常依他們個人的好惡、一時的政治需要和眼前利益而作出，因此往往與被評價者的實際價值不相稱，甚至相反。上述蘇軾代表皇帝所作的對呂惠卿的評價中，就包含他個人對王安石新法的不公正看法。而且，在官員升遷和退休時，詔旨中往往多諡美之辭，官員貶謫時詔旨中又多彰惡之語，很少是全面公正的評價。在對死者擬定諡號時，情況也是如此。上述岳飛與秦檜得諡的情況就是一例。特別是為皇帝擬定諡號，因“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除被廢黜或亡國之君外，皇帝多得美諡，昏君而得美諡者，歷代屢見不鮮。如漢成帝劉驁，好鬼神，信方士之言；沉湎酒色，採良家女以備後宮。他十分寵愛趙飛燕、趙合德姐妹，為討趙氏姐妹歡心，竟將其他宮人所生的兩個親生兒子殺死。在政治上他拒納忠言，進奸退賢，自奉奢侈，大肆蒐括民財，致使天下虛耗，國庫空虛，百姓極端貧困，餓死者以百萬計。人民不堪忍受，紛紛揭竿而起，動搖了西漢皇朝的統治。就是這樣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死後卻被諡為“孝成皇帝”。按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這樣一個害民亂政的昏君，卻得到“安民立政”的評價，真是絕大的諷刺。

對歷史人物的官方評價，則表現在官修史書的紀傳論贊中。史書紀傳除記載人物事蹟外，也包含對人物的評價，“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誡：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但因史官們評價標準各各不同，所得出的評價也有差異，甚至失實。如東漢末董承，忠於漢獻帝，與劉備等密謀誅曹操，事敗被殺，在古代應該說是忠臣義士了，而陳壽的《三國志》以魏為正統，卻視董承為謀反的叛逆。這種情況雖秉筆直書的良史也不能免。還有的史官，曲筆阿時，致使“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對同時代人物的褒貶嚴重失實，就更無足論了。

除社會評價外，還有個人評價。個人評價標準既有與社會評價標準相同的一面，也有個人特殊的一面。個人評價的方式很多，既有口頭品評，也有形之於文字的如書信、文章中的評價。特別是碑誌文，如墓誌銘、神道碑等，因屬對死者的蓋棺論定，格外受到重視。死者家屬往往以卑辭厚禮，敦請當代地位顯赫的大文章家撰文，以加重評價的分量。如北宋理學家程顥死後，其弟程頤即請韓維為撰墓誌，這一來是因為韓氏為北宋巨室，家族中屢出宰相，本人也地位顯赫，還因為韓維為文，“智足以知其（程顥）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不少優秀的碑誌文，評價公允，文采斐然，顯示了作者獨到的評價標準和評價角度，本身也成了傳世的名篇。但作者既受死者家人的重禮，墓誌又是用以“標序盛德”、“昭紀鴻懿”，只說好不說壞的，所以很難做到評價全面公正。以韓愈的文章道德尚且難免作“諛墓”之文。東漢末的文章大家蔡邕也自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他為人作了許多碑銘，對死者作了言過其實的褒揚，都感到很慚愧，只有為郭泰作碑文，名實相符，不感慚愧。即此可見一斑。

個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見諸文字的主要是“論”。如“正史”中的人物傳論，尤其是“前四史”的人物傳論，是有代表性的。又如蘇軾作了《管仲論》、《樂毅論》、《留侯論》、《賈誼論》及《論武王》、《論孔子》、《論商鞅》等多篇“論”。許多“論”邏輯嚴謹，見解獨到；但也有些是借評歷史人物發揮自己對社會歷史、對政治人生的見解，主要不在於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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