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賬本不是用人民幣計數的，也不是用半兩錢計數的，甚至根本沒法“貨幣化”，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之分，所有賬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動資金”，並詳細分科。
見裡耶秦簡：
司空曹計錄：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計，凡五計，史尚主。倉曹計錄：禾稼計、貸計、畜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凡十計。史尚主。戶曹計錄：鄉戶計、徭計、器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鞫計，凡七計。金布計錄：庫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錢計，凡六計。
在這之中，“數字單位”無數，有“頭”，有“匹”，有“錢”，有“日”，也有“件”，有“輛”，有“石”，有“斤”，做成一份“資產損益表”的可能性是零。
甚至，我們可以將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錢的科目提取出來，僅五種：
贖計、貲責（債）計、錢計、租質計（也可能是糧食租質）、□錢計
佔總專案數的5/28=17.86%。
涉及農作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禾稼計、貸計、田官計
佔總專案數的3/28=10.71%。
涉及人力的科目提取出來：
徒計、鄉戶計、徭計、工用計
佔總專案數的4/28=14.28%。
涉及公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船計、器計（4個）、畜計、器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漆計、兵計、車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
佔總專案數的15/28=53.57%。
以業務物件分，應有兩種：
面向編戶齊民的統計科目，包括：贖計（贖罪錢、贖刑徒錢）、禾稼計、貸計（更卒貸口糧）、畜計、鄉戶計、徭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歸屬於田部）、鞫計（案件數）。共10項，佔總量的35.71%。面向“公家”的統計科目，包括：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共16項，佔總量的57.14%。。另有2項缺字，未知所屬。
儘管“計簿”也像“課志”一樣門類繁多，並不侷限於“公家”，也包括“民間”，只是“社會管理”的成分仍然極小，僅有“田提封計”和“鞫計”算是比較純粹的“社會管理”資料專案，“鄉戶計”、“徭計”具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特徵。
也就是說，至少在財政功能方面，秦代縣級單位的“社會管理職能”只佔“全部職能”的1/7，即14.28%。
資訊分解到這個程度，足夠指出秦朝財政與後世王朝財政的根本區別了，具體來說：
縣級財政單元的“諸官”都有“生產經營”功能，這些“生產經營”行為的“成果”或稱“產品”，才是服務於“社會管理”功能的“基本器材”，所以，縣級“公物”的“計簿”佔到總專案的53.57%。
如，水郵路需要的船、武庫需要的兵器、刑徒授衣需求的布、駕車用的馬、力田用的牛、祭祀需要的羊、乃至於武庫需要的竹箭、轉輸用的大車等等。
而這些內容，在後世王朝，往往是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存在的，或為“發役”、或為“購買”。
現存的“秦印”顯示，“朝廷”中的“諸卿”和“宮官”也各自擁有“生產經營”部門，這也是“縣廷”從“朝廷”復刻功能而塑造的一個證明。
所以，“秦制”下的“朝廷”與“縣廷”一樣是追求“自給自足”的財政單元，而非“統收統支”的“主從關係”。
當然，在農業社會中，所有生產的基礎就是“食”，獲取它的方式其實就是財政制度的根基，往前一步才是滿足供養、維持“社會管理組織”的所需，再向前一步才是“社會管理組織”擴張和競爭所需呼叫人力資源的“徭”和“役”。
基礎的“食物”資源，取自於土地，也就是“田部佐”透過對編戶齊民耕種的土地“度稼得租”而確定的“田租”，以及“田官”透過對刑徒在官田上督促耕種所得的全部收穫，以及“戍卒”在官田上耕種的全部收穫，完全包括了未加工的農作物“禾”、“麥”。
也就是說，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將“秦制”下的基礎財政收入“兩分”考慮：
一部來自“編戶齊民”；
一部來自“官營經濟”。
但是很明顯，在一個財政單元之中，對基礎財政收入的收儲渠道是唯一的，禾稼，包括粟米、稻米、麥等糧食與芻、藁等飼料，均進入“倉”。見《秦律十八種·倉律》：
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自封印，皆輒出，餘之索而更為發戶。……萬石之積及未盈萬石而被（柀）出者，毋敢增積。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
入禾稼、芻藁，輒為廥籍，上內史。芻藁各萬石一積，咸陽二萬一積，其出入、增積及效如禾。倉
翻譯過來就是，穀物入倉，以一萬石為一積而隔以荊笆，設定倉門。由縣嗇夫或丞和倉、鄉主管人員共同封緘，而給倉嗇夫和鄉主管稟給的倉佐各一門，以便發放糧食，由他們獨自封印，就可以出倉，到倉中沒有剩餘時才再給他們開另一倉門。
……已滿萬石的積和雖未滿萬石但正在零散出倉的，不準增積。在櫟陽，以二萬石為一積，在咸陽，以十萬石為一積，其出倉、入倉和增積的手續，均同上述律文規定。
穀物、芻藁入倉，都要立刻記入倉的薄籍上報內史，芻稾都以萬石一積，在咸陽以二萬石一積。其出倉，入倉、增積和核驗均同上條關於穀物的規定。
供養、維持“社會管理組織”所需的“財政收入”，儘管在各個“生產經營”部門中存在諸多分工，其收儲卻在一個點上交匯，那就是“少內”和“大內”。
見《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都官有用□□□□其官，隸臣妾、舂城旦毋用。在鹹陽者致其衣大內，在它縣者致衣從事之縣。縣、大內皆聽其官致，以律稟衣。金布
注意，哪怕是供給刑徒、官奴的褐衣，也就是粗麻衣服，剩餘超過10件以上的，要輸送“大內”，“大內”是“內史”的“物資出納”，又負責咸陽的徒隸褐衣的發放，其設定正好與“縣廷”的“少內”對稱，說明，縣中下發褐衣的應是“少內”。
而“餘褐”的“餘”字就說明了，縣“少內”的褐衣製造數量本身應有預算，只有超出部分才需要輸送“大內”，這個預算數字，自然會產生對“枲”這種存放在“倉”中的原材料的消耗、也會產生對“布”這種歸屬於“少內”的半成品的消耗，更會與“徒隸員簿”產生對應關係。
也就是說，“褐衣”這種“公物”的結餘，應該是由“少內”到“大內”的物流路徑，類似的還有其他的“公器”：
縣、都官以七月糞公器不可繕者，有久識者靡之。其金及鐵器入以為銅。都官輸大內，內受買（賣）之，盡七月而觱（畢）。都官遠大內者輸縣，縣受買（賣）之。糞其有物不可以須時，求先買（賣），以書時謁其狀內史。凡糞其不可買（賣）而可以為薪及蓋〈蘙〉者，用之；毋（無）用，乃燔之。
翻譯一下，即各縣、都官在七月處理已經無法修理的官有器物，器物上有標識的應加磨除。銅器和鐵器要上繳作為金屬原料。都官所處理的器物應運交大內，由大內收取變賣，至七月底完畢。
都官距大內路遠的運交給縣，由縣收取變賣。處理時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時間，要求先賣，應以文書將其情況及時報告內史。所處理物品如無法變賣而可以作薪柴和蓋障用的，仍應使用 ；無用的，始得燒燬。
“倉”和“太倉”（太也通大），“少內”和“大內”，從上述律文可知，並不是以“大小”區分，也不是以“高低”區分，而是以“都-離”區分，“內史”統轄者為“都”的收儲機構，而“縣”統轄者為“離”的收儲機構。
這種財政邏輯，並沒有因為秦國設“郡”而改變，一直到秦朝滅亡，“郡”一級都不是一個獨立的財政單元，也就沒有與“內史”形成“都-離”關係。
這也是我們看秦朝的“上計”制度中，仍然存在“縣”向“內史”部分“上計”的原因。
秦代的賬本不是用人民幣計數的，也不是用半兩錢計數的，甚至根本沒法“貨幣化”，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之分，所有賬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動資金”，並詳細分科。
見裡耶秦簡：
司空曹計錄：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計，凡五計，史尚主。倉曹計錄：禾稼計、貸計、畜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凡十計。史尚主。戶曹計錄：鄉戶計、徭計、器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鞫計，凡七計。金布計錄：庫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錢計，凡六計。
在這之中，“數字單位”無數，有“頭”，有“匹”，有“錢”，有“日”，也有“件”，有“輛”，有“石”，有“斤”，做成一份“資產損益表”的可能性是零。
甚至，我們可以將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錢的科目提取出來，僅五種：
贖計、貲責（債）計、錢計、租質計（也可能是糧食租質）、□錢計
佔總專案數的5/28=17.86%。
涉及農作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禾稼計、貸計、田官計
佔總專案數的3/28=10.71%。
涉及人力的科目提取出來：
徒計、鄉戶計、徭計、工用計
佔總專案數的4/28=14.28%。
涉及公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船計、器計（4個）、畜計、器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漆計、兵計、車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
佔總專案數的15/28=53.57%。
以業務物件分，應有兩種：
面向編戶齊民的統計科目，包括：贖計（贖罪錢、贖刑徒錢）、禾稼計、貸計（更卒貸口糧）、畜計、鄉戶計、徭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歸屬於田部）、鞫計（案件數）。共10項，佔總量的35.71%。面向“公家”的統計科目，包括：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共16項，佔總量的57.14%。。另有2項缺字，未知所屬。
儘管“計簿”也像“課志”一樣門類繁多，並不侷限於“公家”，也包括“民間”，只是“社會管理”的成分仍然極小，僅有“田提封計”和“鞫計”算是比較純粹的“社會管理”資料專案，“鄉戶計”、“徭計”具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特徵。
也就是說，至少在財政功能方面，秦代縣級單位的“社會管理職能”只佔“全部職能”的1/7，即14.28%。
資訊分解到這個程度，足夠指出秦朝財政與後世王朝財政的根本區別了，具體來說：
縣級財政單元的“諸官”都有“生產經營”功能，這些“生產經營”行為的“成果”或稱“產品”，才是服務於“社會管理”功能的“基本器材”，所以，縣級“公物”的“計簿”佔到總專案的53.57%。
如，水郵路需要的船、武庫需要的兵器、刑徒授衣需求的布、駕車用的馬、力田用的牛、祭祀需要的羊、乃至於武庫需要的竹箭、轉輸用的大車等等。
而這些內容，在後世王朝，往往是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存在的，或為“發役”、或為“購買”。
現存的“秦印”顯示，“朝廷”中的“諸卿”和“宮官”也各自擁有“生產經營”部門，這也是“縣廷”從“朝廷”復刻功能而塑造的一個證明。
所以，“秦制”下的“朝廷”與“縣廷”一樣是追求“自給自足”的財政單元，而非“統收統支”的“主從關係”。
當然，在農業社會中，所有生產的基礎就是“食”，獲取它的方式其實就是財政制度的根基，往前一步才是滿足供養、維持“社會管理組織”的所需，再向前一步才是“社會管理組織”擴張和競爭所需呼叫人力資源的“徭”和“役”。
基礎的“食物”資源，取自於土地，也就是“田部佐”透過對編戶齊民耕種的土地“度稼得租”而確定的“田租”，以及“田官”透過對刑徒在官田上督促耕種所得的全部收穫，以及“戍卒”在官田上耕種的全部收穫，完全包括了未加工的農作物“禾”、“麥”。
也就是說，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將“秦制”下的基礎財政收入“兩分”考慮：
一部來自“編戶齊民”；
一部來自“官營經濟”。
但是很明顯，在一個財政單元之中，對基礎財政收入的收儲渠道是唯一的，禾稼，包括粟米、稻米、麥等糧食與芻、藁等飼料，均進入“倉”。見《秦律十八種·倉律》：
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自封印，皆輒出，餘之索而更為發戶。……萬石之積及未盈萬石而被（柀）出者，毋敢增積。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
入禾稼、芻藁，輒為廥籍，上內史。芻藁各萬石一積，咸陽二萬一積，其出入、增積及效如禾。倉
翻譯過來就是，穀物入倉，以一萬石為一積而隔以荊笆，設定倉門。由縣嗇夫或丞和倉、鄉主管人員共同封緘，而給倉嗇夫和鄉主管稟給的倉佐各一門，以便發放糧食，由他們獨自封印，就可以出倉，到倉中沒有剩餘時才再給他們開另一倉門。
……已滿萬石的積和雖未滿萬石但正在零散出倉的，不準增積。在櫟陽，以二萬石為一積，在咸陽，以十萬石為一積，其出倉、入倉和增積的手續，均同上述律文規定。
穀物、芻藁入倉，都要立刻記入倉的薄籍上報內史，芻稾都以萬石一積，在咸陽以二萬石一積。其出倉，入倉、增積和核驗均同上條關於穀物的規定。
供養、維持“社會管理組織”所需的“財政收入”，儘管在各個“生產經營”部門中存在諸多分工，其收儲卻在一個點上交匯，那就是“少內”和“大內”。
見《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都官有用□□□□其官，隸臣妾、舂城旦毋用。在鹹陽者致其衣大內，在它縣者致衣從事之縣。縣、大內皆聽其官致，以律稟衣。金布
注意，哪怕是供給刑徒、官奴的褐衣，也就是粗麻衣服，剩餘超過10件以上的，要輸送“大內”，“大內”是“內史”的“物資出納”，又負責咸陽的徒隸褐衣的發放，其設定正好與“縣廷”的“少內”對稱，說明，縣中下發褐衣的應是“少內”。
而“餘褐”的“餘”字就說明了，縣“少內”的褐衣製造數量本身應有預算，只有超出部分才需要輸送“大內”，這個預算數字，自然會產生對“枲”這種存放在“倉”中的原材料的消耗、也會產生對“布”這種歸屬於“少內”的半成品的消耗，更會與“徒隸員簿”產生對應關係。
也就是說，“褐衣”這種“公物”的結餘，應該是由“少內”到“大內”的物流路徑，類似的還有其他的“公器”：
縣、都官以七月糞公器不可繕者，有久識者靡之。其金及鐵器入以為銅。都官輸大內，內受買（賣）之，盡七月而觱（畢）。都官遠大內者輸縣，縣受買（賣）之。糞其有物不可以須時，求先買（賣），以書時謁其狀內史。凡糞其不可買（賣）而可以為薪及蓋〈蘙〉者，用之；毋（無）用，乃燔之。
翻譯一下，即各縣、都官在七月處理已經無法修理的官有器物，器物上有標識的應加磨除。銅器和鐵器要上繳作為金屬原料。都官所處理的器物應運交大內，由大內收取變賣，至七月底完畢。
都官距大內路遠的運交給縣，由縣收取變賣。處理時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時間，要求先賣，應以文書將其情況及時報告內史。所處理物品如無法變賣而可以作薪柴和蓋障用的，仍應使用 ；無用的，始得燒燬。
“倉”和“太倉”（太也通大），“少內”和“大內”，從上述律文可知，並不是以“大小”區分，也不是以“高低”區分，而是以“都-離”區分，“內史”統轄者為“都”的收儲機構，而“縣”統轄者為“離”的收儲機構。
這種財政邏輯，並沒有因為秦國設“郡”而改變，一直到秦朝滅亡，“郡”一級都不是一個獨立的財政單元，也就沒有與“內史”形成“都-離”關係。
這也是我們看秦朝的“上計”制度中，仍然存在“縣”向“內史”部分“上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