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關於歷史上戰鬥失敗，基本沒有什麼天災，基本都是用人不當，就像長平之戰的趙國臨陣換將，導40萬大軍被殺，還有就是政局昏暗，就像明朝的末期的袁崇煥，如果不是崇禎多疑，朝中大臣亂說，朝綱混亂，怎麼會有後來的袁崇煥之死。

土木之變是人禍，不是天災，當初明初的時候確實是兵強馬壯，但是到了明英宗的時候，有世襲兵變成了募兵制，這兩個制度不是說好壞，就是說這折射出了一個現象，大家都不喜歡當兵了，為什麼，軍隊太過混亂了，那些世襲兵應該是很多的都逃走了。

為什麼逃走，就是軍心已經失去了。土木之變明英宗聽信王振的讒言，最後導致自己被擒獲，但是當時也有大臣勸過說明英宗不可親自去，但是他聽信王振話語，也是可以看到明英宗對於局勢的判斷是非常的無力的，所以說這不是天災。是歷史的必然。

個人以為:大明軍事實力在明英宗時期軍事實力還是強大的。儘管比不上明初，但距離明成祖幾次出擊蒙古不過20多年時間，期間經歷了仁宣之治，明國力依然強盛。明憲宗朱見深渾渾噩噩的十幾年和明英宗朱祈鎮初年的懵逼，軍力有所下降，但依然實力強

大。理由:一，短短2月，就能集結50多萬軍隊(有所誇張)且多為精銳之師。可見明帝國依然強大的動員能力。二，此次最高統治者親征，兩次征剿安南的戰神英國公張輔赫然在列。可見明軍在組織，兵力配備上，指揮人才上強大陣容。三，土木堡之變後，明帝國元氣大傷，在強大凌厲的蒙古騎兵攻擊下，北京保衛戰依然取得勝利，明帝國實力可見一斑。

土木堡之變，皇帝被俘，名將慘死，明軍全軍覆沒。明帝國由盛轉衰。

原因:人禍 人禍甚於天災。天災只不過人禍的一點點點綴!

先說天災部分:50萬明軍走到懷來時，已經秋雨綿綿，道路泥濘不堪。明軍苦不堪言。到大同時，又聽說瓦剌軍勢猛烈，北部明軍敗狀。大太監，軍隊實際統帥王振，心生恐懼，隧勸皇帝退兵。回兵程中又繞道蔚州，及到土木堡時被瓦剌兵追上，被圍。明軍飢渴難耐，軍心渙散，被迫突圍，全軍覆沒!

人禍:大太監王振的成長史(另篇專述)。王振由落泊學官一躍成為掌管權力中樞的大太監，權力核心。最最要命是此人不學無術，專事諂媚，打擊異己。早已把明朝廷弄得烏煙瘴氣。二，最高統師缺乏軍事指揮才能(實際指揮者王振)指揮無方。三，最高統治者，年幼昏庸，聽信宦官，不能起到激勵士氣的作用，卻多方掣肘，影響明軍戰鬥力發揮。四，最高層決策遲疑不定，缺乏克敵毅志。如決定出徵進擊，決定撤退都是那麼隨意。五，擅改行軍路線，遺誤戰機六，駐紮土木堡遠離水源，無險可守，讓明軍喪失了最後一線生機。七，倉猝出征，準備不充分，後勤乏力。八，明帝國北方邊備松馳，軍紀渙散。戰鬥力下降。

明英宗時期軍事實力還是非常強盛的，至少碾壓草原上的各個蒙古部落。“土木堡之變”肯定是人禍了。在文人的史書中“人禍”是太監王振。但是隻要認真讀下那段歷史，就會發覺“人禍”是當時那群以于謙為首的貪得無厭的官僚。理由如下：

一：明英宗親征，大軍剛出發二十來天就開始缺糧了。這可是在大明的境內行軍，而明朝永樂時期，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而且從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個大型糧倉，分別是，新開口堡倉、張家口堡倉、西陽河堡倉、萬全右衛倉、萬全左衛倉、渡口堡倉、李信屯堡倉，儲備著明朝的“作戰軍糧”，這七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排程。可是負責後勤的兵部侍郎于謙沒有呼叫這些糧倉的一滴糧食給明英宗的親征大軍。

二：如果沒有大明內賊給瓦刺傳遞訊息，瓦刺是如何精準的在明英宗的大軍糧盡水絕，士氣全無的時候包圍住明英宗的呢？早一步明軍士氣還在，晚一步明軍已經回了京城了。可笑的是明英宗直到被圍都沒能得到半點瓦刺軍隊倒了大明境內的訊息，正常嗎？

三：明英宗的大軍被瓦刺大軍包圍在大明境內後，瓦刺並沒有立馬進攻，而是不斷抽掉援軍來加固包圍。在這段時間內，大明的邊軍去哪裡 了呢？大明在邊境重鎮大同，宣府都駐紮有重兵，可大同，宣府的明軍不但對進入大明境內的瓦刺軍隊熟視無睹，還任由他們包圍大明的皇帝，毫不救援，難道準備造反嗎？

四：大同總兵郭登，宣府總兵楊洪坐視明英宗被瓦刺俘獲而無動於衷，這可是抄家滅族的大罪，可他們怎麼敢這麼有恃無恐呢？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大同總兵郭登，宣府總兵楊洪早就知道了明英宗不可能在回到京城了。他們就是“土木堡之變”的同謀。而新皇帝也不會追究他們，因為他們在京城的同謀會保住他們。結果也果真如此，大同總兵郭登，宣府總兵楊洪還加官進爵了，而力撐他們無罪升官的是當時大明的“救星”于謙！

言史堂帶你回顧前朝舊事；

人禍！人禍！人禍！

逐漸露出獠牙的草原狼

明正統四年也先嗣位，隨即這隻兇狠的草原狼開始了兼併戰爭。或採取武力，或用權力誘惑，或採取聯親結盟等等方式，使其勢力擴充套件到，西起中亞，東接北韓，北連西伯利亞南端，南臨長城。致使“漠北東西萬里，無敢與之抗者”。並從東、西、北三面對明廷形成包圍。

明正統14年秋，野心勃勃的也先因為與明朝朝貢問題發生衝突，於是分兵四路南下進攻明朝，且親率主力進攻大同，直接對北京造成威脅。

為什麼說是人禍呢？

先說明面上的：專橫跋扈、一無所長的宦官帶著目不辨旌旗，耳不諳鼙角的皇帝御駕親征了。

王振在朝中勢力極大，專權獨斷，他不懂軍事，以為行軍打仗就是普通打架一般，人多欺負人少便可，率領五十大軍必定是有勝無敗，想立下這不朽之功，故而慫恿明英宗親征。而英宗年少無知，被其矇蔽，故而不顧朝中眾臣的阻撓，執意親征。

不懂兵法的明英宗和王振，集結了五十萬大軍僅兩日，便匆匆起兵，衣物、糧食、水源等後勤物資補充不足，每個人只有一兩銀子，以至於10天斷糧。

宦官王振專權，瞎指揮：

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當一個無能的宦官統帥了軍隊，可想而知。這裡不能用指揮不當，只能說瞎指揮。當時明軍中有成國公朱勇，左柱國張輔，等等文臣武將一大堆，可以說明朝能打仗的全被明英宗拉到前線去了，只是由於王振的專權，根本也沒有機會施展。

1449年8月1日，王振不顧各方軍情，堅持北進，於是中了埋伏，前鋒慘敗。更糟糕的是什麼呢？剛聽到前方敗仗，王振即指揮軍隊慌忙撤退後撤。

撤軍途中本想讓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王振自己的威風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等到了宣府地域，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

1449年8月13日，明軍狼狽逃到土木堡，而瓦剌軍緊追不捨。

土木堡之變發生

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佔據，將士飢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 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痺明軍。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亂成一團，瓦剌軍伏兵四起，趁機發動總攻，倉促應戰的明軍被打得大敗。明軍二十餘萬人有三分之一戰死，中傷居半。

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臺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李賢《順天目錄》。

明英宗只犯了一個大錯，就是太寵信王振。

其他諸如明英宗的野心也好，為了效仿他爹親征服作為一個皇帝都沒錯，錯就錯在該信的不信，不該信的執信。

說說暗地裡的人禍吧；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發生後，在明朝廷裡面，當著監國王爺的面：一群文官，當著面，直接用群毆的方式，打死了好幾個宦官！這在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手下發生的事情，簡直不可想象，可是他就是這麼發生了。

也是在明英宗被俘以後。于謙力排眾議請郕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人心漸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開門，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並親自守城拒絕也先送英宗回京。

土木堡之變最大的收益者出來了，于謙或者于謙等人的集團。于謙當時也掌握著明軍的糧草供應。

言史堂認為，明裡暗裡的人禍才會發生土木堡之變。否則在戰爭史上怎麼會出現這麼奇葩且極端的案列！

土木之變是人禍，人禍，人禍明英宗朱祁鎮，一位有著傳奇經歷的皇帝，都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是這位皇帝被敵軍俘虜沒有利用價值後送回朝廷，被軟禁了7年，最後又靠屬下發動政變才又得以繼位。

明英宗時期軍隊是永樂大帝朱棣當年東征西討歷煉出的軍隊，雖然在其父朱瞻基的時候朝政混亂，軍隊中不乏貪汙腐敗之徒，導致軍事能力下降，但是整體實力還是不錯的。

說起土木之變的發生，源頭來自明英宗朱祁鎮對太監王振過分的寵信，讓一個沒有帶兵打仗經驗的太監去領兵打仗。

話說這個太監王振在得到大權以前就有一個偶像，永樂大帝朱棣。在掌權以後憑藉著皇上的寵信更是肆無忌憚，在一次蒙古部落來犯之時，太監王振想著圓夢的時候到了。開始百般忽悠著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

用了三天時間就集合好二十萬大軍準備出發，但是看過歷史的小夥伴都知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三天時間什麼都沒準備好註定要失敗。

隨著大軍浩浩蕩蕩的出發了，先頭部隊已經和蒙古大軍交手了，戰鬥很激烈，最後明朝先頭部隊慘敗。在大軍行進到途中後發現糧草供給不足，可能敵不過敵人。掉頭返回京師，太監王振為了炫耀自己，折騰大軍走了不少冤枉路，搞的大軍精疲力竭。

最後行進到土木堡，還有幾十里路就要進入懷來城的時候，太監王振又要大軍原地等待，運輜重和糧草的隊伍。

這一等，等到了虎視眈眈的盯了他們一路的蒙古大軍，蒙古大軍發動了進攻，因為大軍當時以精疲力竭，而且太監王振要求大軍出了防禦工事去迎敵，最後二十萬大軍逃的逃，死的死，連明英宗朱祁鎮也被俘虜。

這場戰鬥後世稱”土木之變“戰鬥的失敗，甚至危及首都，最後在於謙等人的奮不顧身下力挽狂瀾守住了北京城。

這場戰鬥毫無疑問就是人禍，怪朱祁鎮對太監王振的過分寵信，怪王振的盲目自大，也怪當時的文官集團想憑藉此事整倒王振糧草供應上動了手腳，人禍無疑。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時年三十七歲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突然患病後駕崩，八歲的長子朱祁鎮倉促中即位，在太皇太后張氏（仁宗皇后）的支援下，及內閣輔臣們的全力輔佐下，幼年皇帝平安接過皇位，以下一年為正統元年（1436年），在波瀾不驚中成為大明王朝新一代主人。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內廷有太皇太后掌管，外朝以楊榮、楊士奇、楊溥等“三楊”為首，處理朝政，蹇義、夏元吉等分用各部事，內外安定無事，延續了仁宣以來清明的政治局勢。但是，在表面安定之下，宦官勢力作為潛流在暗暗滋長。

王振，原本是蔚縣（今河北蔚縣）讀書人，而且已經做到了地方教諭，永樂末年因犯罪，本當發配，恰好內宮在蔚縣選用宦官，王振乘機自宮，自薦入宮。當時宦官皆是文盲，王振因是儒生出身，一進宮就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見識，其本人有擅長權謀，地位一路扶搖直上。而且王振算是在官場混過，察言觀色十分有經驗，宣宗即位後，十分信任他，授予他東宮局郎之位，負責侍奉皇太子朱祁鎮讀書，及其他生活瑣事。王振服侍太子十分殷勤，對於小孩子的種種要求，都儘可能的予以滿足，太子對於他十分依賴，稱呼其為“王先生”，這在之前的宦官之中，是絕無僅有的。

宣宗駕崩後，太子即位，即英宗皇帝，時年僅僅八歲。甫一即位，英宗即將王振提升為宦官之中的最高位“司禮監掌印太監”，以示親近及重用。由於父親早亡，自己年幼不諳世事，而王振在之前及以後均長時間守候在自己身邊，事無鉅細，呵護有加；潛移默化之下，英宗漸漸有了王振替代自己一部分“父親”角色的潛意識思想。這也是以後王振能依靠皇權威執掌權柄的條件之所在。

在正統初年，王振雖然佔據高位，但是外有號稱賢相的“三楊”輔政，內有誠孝太皇太后主持，王振沒有竊權機會。王振工於心計，處心積慮尋找空子，以自己對英宗的影響力，漸漸有了左右朝政的力量。對於太皇太后及閣臣們，他總是畢恭畢敬，每次奉旨前往內閣時都主動站在門外，以示不敢隨意出入國家重地之意。當閣臣面，還常常跪地上奏英宗，勸誡勿以遊樂耽誤國事。以至閣臣們發出“宦官中竟有如此之人，真是難得”的感嘆。

英宗年歲漸長後，每次臨朝，王振總是將自己探得的各種訊息告訴他，如何使大臣臣服、如何賞罰分明、如何數威，等等等等，皆曉以應對。英宗以王振所教應對朝政，往往靈驗，對他非常欽佩，大臣們對於皇帝小小年紀遇事不慌應對不亂也十分驚奇，以為是天縱英才，沒有人知道是王振從中做了手腳。

正統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內廷中無人再可以控制王振。而外朝，楊榮已在正統五年（1440年）病死，楊士奇因為兒子殺人而引咎辭職，楊溥一人且也老，不是王振對手。其開始肆無忌憚起來。

英宗年歲漸長後，為樹威及建立所謂的邊功，王振挑起與西南邊陲麓川地方勢力的戰爭，先後數次征伐麓川（也有的意見說明徵伐麓川，於國家是正確有益的，有效的打擊了西南地方勢力，“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逺之計，自今觀之，殊為有得。”）。仁宣以後，逐漸開始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團見王振權勢越來越大，已有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意思，自然想將其壓制下去，紛紛對英宗上疏，以“皇帝應親自處理政務，不可使權力下移”的理由規勸皇帝，意圖使皇帝約束王振。

英宗依賴王振，稱其為先生而不呼名，對於朝臣上疏，約束王振之意見並不在意。王振氣焰愈發囂張，對於冒犯自己的文官，直接羅織罪名處死，，並利用手中權力，結黨營私，並殘酷對待反對自己專權及對自己不恭不敬之大臣們，造成王振勢力與文官勢力的尖銳對立，勢不兩立。

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王振的權勢達到巔峰之際，西蒙古瓦剌部（即衛拉特部、後世的漠西蒙古）首領，太師也先再次遣使前來“朝貢”，以口頭上的稱臣獲取實際利益。之前，也先祖父馬哈木，父親脫歡皆是瓦剌首領，在脫歡與也先手中，瓦剌統一了蒙古三部，名義上奉蒙元后裔脫脫不花為汗，實際上自己大權獨攬。並以“朝貢”為名，向大明派出使團，以馬匹換取中原物資。之前數次，瓦剌貢使均得到超過貢物價值的回賜，所以瓦剌逐漸增加貢使數量，從額定的五十人，漸次增加到二千人以上，並虛報為三千人，以獲得更多回報，胃口越來越大！

此次瓦剌貢使前來本以為與前次一樣，會獲得豐厚利益，但是主持封貢事宜的王振，這一次卻並沒有按照之前的慣例予以賞賜，而是一反常態，吩咐按實際人數給予賞賜，並將瓦剌貢物削價，按五分之一價值賜予回贈。瓦剌貢使沒料想願望落空，惱羞成怒，返回後添油加醋保之也先。也先於是以明減少賞賜，欺凌外藩為藉口，兵分四路大舉攻明，並親率大軍進攻大同。

如果按照之前的大明與蒙古諸部的摩擦來看，此時明軍雖不及太祖成祖時期的精銳，但是餘威尚在，宿將勳臣尚存，即使不能擊敗瓦剌來犯之敵，只要邊將據長城堅守，再以精銳擇機出動，攻其薄弱，至少不會以大明士卒物資之豐富，斷沒有大敗的道理。但是，王振骨子裡一個半吊子文人，又受英宗無條件的信任，幾年間掌握大權，諸事皆順，志得意滿之下，居然也“熱血”起來——直接鼓動皇帝，效法成祖北征，親征瓦剌，他以為只要皇帝出征，瓦剌必然見而遠遁，不敢接戰。英宗也想建立曾祖父那樣的赫赫武功，更想證明自己是天縱英才。於是，在一片倉促之下，原本應該詳細布置的皇帝親征之役，短短四十天，就在英宗贊同，王振操控下，鼓譟而出了。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英宗以立兩歲的長子朱見濬為太子，以皇弟郕王朱祈鈺輔佐兩歲的太子朱見濬，留守京師。親率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大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百官五十餘人，及京師三大營為主的二十萬大軍出征，號稱五十萬，意圖以煌煌上國的氣勢，壓服瓦剌，一戰破之。

 本來大軍出征，諸事繁瑣，一切軍政大事必須處理得井井有條，尤其後勤是重中之重。但是英宗深信王振，棄宿將英國公張輔等有實際經驗的勳臣不用，也不採納隨軍的兵部、戶部尚書鄺埜、王佐的意見，將一切大權軍政交至王振，諸事需先得王振同意，才得以施行。而王振，即毫無軍政經驗，又濫施淫威，前軍主帥成國公朱勇，以“膝行入帳”才得以見王振請示，兵部尚書鄺埜和戶部尚書王佐，因事觸怒王振，被罰跪於草叢之中一天。這些國家大臣尚且如此，普通士卒民夫更加不值一提，自大軍出征起，便因糧草準備倉促及軍事組織不當，引起軍內自相驚亂，尚未到達大同，乏糧之事已經發生。軍民死亡逃離無數，屍骸滿路，人情洶洶，軍心已經不穩。

八月初一，大軍抵達大同。瓦剌見明軍前來，故意示弱撤退，英宗、王振見敵軍撤退，以為瓦剌畏懼天兵之威，決定繼續進攻。得大同鎮守太監的真實戰況彙報後，又十分害怕，連忙自大同撤軍。途中王振為耍威風，令大軍繞道蔚縣，以使皇帝駕臨家鄉，展示榮耀。行至半路，又想起大軍過境，會踏壞自己家鄉的莊稼，再次令改道轉向宣府。八月初十，大軍至宣府，而瓦剌騎兵追蹤而至，英宗以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自己急忙與王振向京師撤退。吳克忠、吳克勤拼死抵擋，均壯烈戰死沙場。英宗驚慌失措，再以成國公朱勇等率騎三萬前去阻擊，又於鷂兒嶺陷入瓦剌重圍，雖英勇奮戰，但寡不敵眾，朱勇以下三萬人全軍覆沒。

八月十三，在後路明軍不顧生死的阻擊下，英宗大軍暫時擺脫瓦剌騎兵的追擊，抵達懷來縣城二十餘里的土木堡。此時，如果以精銳護送英宗急速馳奔懷來城，或趨居庸關，無論大軍如何，至少皇帝本人的安危可以保證無事。但王振為等待裝載有一路搜刮得來財物的千餘輛輜重車，不顧皇帝、文武百官及大軍安危，嚴令大軍就地紮營。而就是這一命令，改變了數十萬人的命運。

八月十四，大軍拔營，為時已晚，瓦剌追兵已團團圍住土木堡。明軍被圍兩天，極度缺水，軍心大亂，陷入絕境。也先又謊稱議和，遣人入營麻痺明軍。英宗與王振見瓦剌議和，大喜之下，放鬆警惕，不辨真偽，立即答應，並派人去也先軍營談判具體議和事宜。也先再故意令軍隊稍稍退後，將土木堡南面的河水旁空地讓出，預備明軍放鬆之際，出營爭水時出兵突襲，一舉擊潰明軍。明軍見瓦刺軍後撤，不加分析，輕易相信議和為真，一哄而起，紛紛奔向河邊取水，陣營大亂。瓦剌伏兵見機轉頭直衝入陣，一面大肆砍殺，一面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亂中明軍無法組織抵抗，大部潰逃而散，一部分解甲投降。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大學士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大臣戰死，英宗被俘，而王振，在亂軍之中，被無比憤恨的護衛將領樊能擊殺。土木堡一役，明軍大敗，社稷幾乎傾覆。

綜上所述，土木堡之變，無關於天災，就是人禍！而要為這一慘敗負責任的，首先就是王振，擅權開釁，逢君作奸，縱百死莫能贖。其次，英宗也要負很大責任，寵幸王振，導致朝政紊亂，聽信慫恿，輕率行事，從而兵敗被俘，咎由自取。而這一切，在正統元年，英宗即位，王振成為司禮監掌印之時，禍根就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