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抑制商人，純屬東施效顰。

一、西施商鞅

商鞅變法中有一個特別的傾向：重農輕商。但這個重農輕商是商鞅所在時代的高明之舉。眾所周知，商業的發達起源自商朝，商業的發達能促進商品交流、繁榮經濟，同時還能促進社會化的不同行業合作。如此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好事，在商鞅變法時卻被抑制，根本在於當時的商業屬於“國際貿易”。

戰國時期雖然是以戰國七雄為主的30多個諸侯國，但總體屬於東周時期。民眾的流動是社會普遍現象，比如“合則留、不合則去”計程車子風尚，就是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動的基礎上；比如孔子、孟子周遊列國，同樣是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動的基礎上。人口、土地是當時的兩大戰略資源，但畢竟人有人性，諸侯國雖然遏制人口的流動，但卻不敢公然制止。

人口的流動自然促進了諸侯國之間的商業貿易。比如南韓盛產鐵礦，齊國盛產食鹽。於是，當時的商業貿易，實際上是跨諸侯國存在的。南韓的鐵賣到齊國，齊國的食鹽賣到南韓。這樣的流動，若無諸侯國的相對控制，勢必會導致國家缺少某些戰略物資。另一方面，相對於耕種來說，商業的流動性大，對土地、對國家的依賴程度較低。戰國七雄互相戰爭 ，對戰略資源的管控、以及戰略資源的買賣本身就有限制。

商鞅變法對商人的抑制，實際上是把戰略資源、農業商業等有關戰略資源的限制法制化。一方面更加精準和效率，另一方面則是規模更大、風頭更勁。俗話說，樹大招風“，秦國被儒家扣上重農抑商的帽子，也是必然的結果。只不過，重農抑商最終極大的積累了秦國的國力、富裕了秦國的百姓，這一點儒家卻並未看懂。

總之，在秦國，重農抑商是被儒家吐槽的，同時也是秦國強大富裕的秘籍之一。

二、東施劉徹

同樣是商業，到劉徹時期的商業已經主要是”國內貿易“了。”國際貿易“、戰略資源等等因素已經基本不存在了。韓地的鐵販賣到齊地，齊地的食鹽 販賣到韓地，都沒出中國。無論是民生資料也好、還是戰略資源也好，不存在因商業導致資源緊缺或者匱乏的可能。這個時候的商業，純粹是促進商品交流、繁榮市場經濟，改善國家民生的存在。跟歷史相比，更像商朝，而不是戰國時期的秦國。

所以，劉徹的重農抑商，是、也只能是東施效顰。苦了民眾、害了國家。漢朝作為一個朝代，原本就很是辛苦。劉徹之前的漢朝只是半壁江山，南半個中國在南粵王的手上。到劉徹總算完成了中國的統一併強大起來。但劉徹之後，漢朝就一往無前的走下坡路，直到西漢覆滅了。

三、時也勢也

如果說商鞅變法的重農抑商，是讓秦國快速富裕強大的天才決策；

那麼，漢武帝劉徹的重農抑商，則純粹是愚蠢的典型。

這個話題呢，其實漢武不是隻抑制大商人，漢武是個大手大腳花錢的主，大商人更方便他打土豪，對於行商這樣的小商人以及苦哈哈的老百姓，他也友好不到哪去。總之，就是死要錢。

漢朝初立的時候，那叫一個窮。即便皇帝劉邦，連四匹一樣毛色的馬都找不齊，所以漢初制訂的國策就是，與民休養生息，無為而治。這也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到文景之治後期，糧食在倉庫裡腐爛，串錢的繩子都爛了。可以說，他們為漢武帝日後的雖遠必伐墊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然後，漢武帝上臺了。

提起漢武帝，大夥都津津樂道他徵匈奴，大宛，卻不太喜歡說他的輪臺討己詔；大家對霍去病、衛青地呵呵戰功如數家珍，卻少有人知桑弘羊等財政大臣，為了連年征戰所帶來的天文數字一般的軍費，殫精竭慮死命從百姓身上掏錢。是的。可以這麼說，沒有桑弘羊這些人，漢武的武功要打對摺。

為了打匈奴，漢武推出了“算緡令”。什麼意思呢？所有的土豪都要捐自己的財產，每戶捐3-5%。嗯，不捐的可以，拖家帶口去守茂陵吧，幾十年以後漢武帝會去那躺著。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富商叫卜式，說要捐一半的家產，後來捐了20萬錢，說要捐錢讓漢武去打匈奴，漢武為了表彰他，讓他當了官。漢武還指望其他富商有樣學樣呢，然而其他富商政治覺悟都不夠，袖手旁觀。這個時候，就把漢武惹毛了。

事實上，這個時候，漢朝的國庫其實已經空了。於是，漢武推出了第二招，告緡令。什麼意思呢？富商不是喜歡藏匿財產嘛？大家來舉報，誰舉報查實，舉報的人可以得富商一半的家產。大家用腳趾頭也知道，這招幾乎把全國富商都掏空了，史書記載“得民財以億計”。

這還不算，還有第三招，“不告緡令”。只要富商把所有現金都用來購買馬匹或糧食捐獻出來，就可以不沒收你的財產，然而，商人沒了現金流，還能叫商人嘛？這麼一來，所有的富商只能把現金換成土地。

你們以為都結束了？NONONO。改革幣制瞭解一下？漢文帝財神爺鄧通為什麼那麼有錢？因為他有一座銅山，其實換時髦一點的說法就是，他有鑄幣權。漢武帝規定民間不得私自鑄錢，統一把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長安銷燬，將鑄幣權回收，隨後，著名的五銖錢誕生了，這錢一直用到了隋朝（隋五銖）。在收繳貨幣的過程中，利用銅幣的重量不同，又是一波收刮。還有鹽鐵官營……

正是靠著漢朝中央集權式的收刮，才撐起了漢帝國的赫赫武功。然而這給漢帝國經濟帶來的影響也幾乎是毀滅性的。從此以後，中國商人發現，行商是做不下去的，只有坐商，也就是跟官府相互結合的紅頂商人，才能避免被政府收刮。其次，有現金不是投入再生產，擴大規模，而是去買地。買地之後交完人頭稅和田稅，剩下都是自己的。

如今很多人說的小農意識，還有紅頂商人這一特殊經濟模式，與兩千年前那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都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絡。

諸子百家對待商人的態度，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法家。

法家認為1，商賈是國家的蛀蟲，必須消滅。秦朝建立後，採用暴擊手段，將工商直接沒籍，充為奴隸。

二是黃老。

黃老允許商賈的存在，但在經濟上，壓榨盤剝他們。在政治上，歧視他們，視工商為賤民。

三是儒家。

儒家認為各行各業平等。所謂農夫赴時，百工制器，商賈趨利。

漢朝，儒家與道家結盟。法家與黃老結盟。法家與黃老結盟後，法家做出了妥協。向黃老看齊——允許商賈的存在，但打壓歧視他們。

漢文帝、漢景帝時，中國的商業蓬勃發展。漢武帝時，正在打擊商人之初，有一位大商人卜式向國家捐獻了鉅款。漢武帝昭告天下，表彰卜式。

之後，漢武帝不但重用法家酷吏羅織罪名，製造冤獄。還重用法家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訂立平準法和算緡法。瘋狂盤剝商人。致使漢朝的商業徹底崩潰。

漢武帝此舉，無異於殺雞取卵，飲鴆止渴。

謝邀!漢武帝時期所抑制的，都是不法的商人和豪強等相對富裕階層，不法商人與豪強，是當時漢朝內部一個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他們透過壟斷、走私、充當匈奴諜報和非法打壓的手段，串通地方官府、外敵和各藩王與朝廷對抗，成為繼諸候王之後又一股影響朝廷鞏固政權的潛在威脅勢力。

因為朝廷當時推行的“更化改制”需要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的實施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鞏固王權、維護統治和解決內外憂患。

抑制的不法商人來自邊關貿易，首先是匈奴人一向是禁止良種馬匹進入漢朝貿易。為解決匈奴人的對漢朝的“禁馬令”漢武帝派大臣王恢從民間組織大量的民間商人走私隊伍，透過民間邊貿雙方民間私下交易去購買良種馬作為軍馬。

與此同時，漢朝廷開始從北方收緊通關力度，原先匈奴人透過走私可以買的銅鐵，兵器都被擋在關內，原先活躍在匈漢邊境的走私商們都因為漢朝的高壓紛紛嚇跑不敢對匈奴進行銅鐵走私貿易。同時，進一步限制漢朝織品，酒類，茶葉對匈奴境內的流通。大量前往增派雲中，北地及雁門的新守軍。如此一來，打擊不法商人走私銅鐵茶絲酒的同時，也有效杜絕了諸候王透過不法商人通匈奴人傳送諜報。汝南王之女劉陵因涉勾結匈奴刺探軍情被處死。

邊關不法商人既是商，亦是諜。他們透過買通邊關官吏往返於匈奴人與蓄意謀反的藩王之間，既獲買賣之利又獲匈奴與藩王的諜報之賞，可謂“兩頭討利”而無往不利了。

漢武帝曾多次在打擊邊關不法商人上多次下令，但是由於利誘實在太大，不法走私商們開始透過大量金錢開啟諸王與官府的“關係網”冒險繼續走私，見這種形象屢禁不止，最後採取更高壓的手段就是，派更多的軍隊駐邊，一經查到不法商人走私，就地正法。手段不可謂不嚴厲。

另外，對於原來各諸候王封國內的鹽鐵銅壟斷經營商，收回其私營改為官營。在解決壟斷經營商問題上手段比打擊不法走私商平和多了。

漢武帝劉徹(前140年一一前87年)坐江山的時候，他的祖宗己把江山劃封給大大小小的諸候王，名義上受朝廷節制，但實際上各諸候王擁兵自重，不但執撐兵權，而且還撐握著地方的商業，經濟財政大權，架空朝廷，密謀謀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扭轉不利局面，公元前130年，漢武帝命令制定法律，嚴厲的法律，有效的打擊了各諸候王和富商巨賈的勢力。公元前127年，漢武帝聽從郎中主父偃的建議，把諸候國的地頭蛇豪強，以及家財三百萬錢以上的商人和工商業奴隸主遷到茂陵，置於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漢朝初期，隨然在經濟上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不得做官，不得騎馬，乘車和攜帶武器，並加倍加徵人頭稅，卻把關乎國計民生的鑄錢，鹽，鐵的經營大權，交給了諸候王，富商大賈和工商業主手中。各諸候王，富商大賈，和工商業奴隸主，一方面利用雄厚的資金大量兼併土地，另一方面勾結諸候王反判。在漢武帝北征匈奴的緊要關頭，那些冶鐵煮鹽，囤積居奇，販運批發，放債收利的富商大賈，高利貸者，工商業奴隸主卻袖手旁觀，故意刁難漢武帝。面對挑戰，公元119年，漢武帝聽取御史大夫張湯的建議，毅然採取措施，頒佈"算緡命″，命令商人自報財產，向國家交納財產稅，如有虛報滿報，查出以後，除把所有財物充公外，並把本人押送邊關充軍一年。在推行"算緡令″的同時，漢武帝又採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把煮鹽鑄鐵收歸官營。公元前115年，漢武帝下令推行"均輸平準″，中央政府透過賦稅調劑等手段，把市場經營，運輸等大權牢牢的控制在手中。公元113年，漢武帝下令徹底改革幣制，禁止各郡國私自鑄錢，一方面命令各諸候國銷燬以前的各種舊錢，一方面把銅輸到中央，集中統一另造新的五銖錢，從根本上斷了諸候王和商人們借私鑄錢幣發橫財的門路。公元前98年，又實行酒榷(專賣)官營，禁止私人釀酒，賣酒，實行酒類專營。透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漢武帝大大的削弱了諸候王和富商巨賈的勢力，加強了漢朝中央集權的統治！

大漢天子劉徹少年即位，意氣風發，立意開疆擴土，張大漢家聲威，於是有帝國雙璧衛青霍去病率軍北上，歷三大戰役，盡滅匈奴主力，而這一切開疆擴土的基礎乃是帝國的經濟實力。這經濟實力從何而來呢？

首先當然是漢初的黃老政治和文景之治所積累的深厚國力。然而，漢初的經濟放任和自由競爭政策，一方面積累了深厚的國力，一方面也埋下了隱患。這種自由放任固然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卻也擴大了貧富差距，導致的結果就是富家大族驕奢無度，兼併土地，形成豪門鄉黨，和官府爭利。

漢武帝像

這些富商大賈大搞土地兼併，吸納平民為奴隸，並以其雄厚的資本從事冶鑄銅錢、打造兵器、煮鹽等暴利行業，積攢錢財，其中頗有心懷不軌者勾結諸侯王，明裡暗裡和中央對抗。這種局勢的結果就是“縣官大空”，也就是皇帝所在的中央政府財政空虛（西漢稱皇帝為縣官）。

漢武帝即位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也就是對內解決社會問題“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對外抗擊匈奴，漢武帝實施了一系列的新財經政策，汲取社會財富，以保障大規模的社會政治變革。

武帝財經政策主要目的還是加強中央財權，總體而言即利用帝國力量，透過貨幣、賦稅、行政諸手段，從地方豪強和工商業者手中攫取財富，主要內容有：

 五銖錢，又稱三官錢

第一，多次改革幣制，把鑄幣權收歸中央，這是釜底抽薪的大招。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在桑弘羊主持下，朝廷下令宣佈禁止郡國鑄錢，將鑄錢權力收歸中央政府；併成立專門鑄幣機構，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也叫三官錢，成為當時唯一合法銅幣 。這五銖錢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行用最久，最為成功的貨幣。

第二，施行鹽鐵官營和均屬平準政策，這是從商人手中爭利。鹽鐵官營即設立鹽鐵官，對國民經濟中至關重要的鹽和鐵兩種商品實行國家壟斷經營，從地方豪強和工商業者手中汲取財富。均輸平準政策是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生活，均輸法系國家經商，直接擷取社會財富；平準法即平抑物價，調節市場。

 緡錢

第三，施行算緡和吿緡，這是對富商大賈的正面進攻。緡就是用線連串的錢，算緡就是向商人和高利貸者加重徵收財產稅，實質上是從商人手裡大規模回籠貨幣。告緡更為狠毒，是鼓勵民眾直接告發逃稅者，沒收逃稅者財產，告發者可獲得一半。如此下來，富商大賈們數十年來積攢起來的財富一夜之前成為了國家財政收入。如果說算緡還是正當收取工商業稅，那麼告緡就已經是明火執仗的搶劫了。

武帝時期的新財經政策是中央集權加強的體現，政府“得民財務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朝廷限制和打擊了富商大賈、豪強貴族的經濟勢力，極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暫時解決了由於大規模戰爭和奢侈浪費所造成的困難。然而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漢武帝去世後，這些政策在託孤重臣霍光手中產生變異，這就是後話了。

參考文獻

《史記·平準書》

漢武帝是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漢武帝實行的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措施，都是為了實現自己治理天下，開疆拓土的政治目的。

漢武帝對大商人的實行的措施，也同樣是為了政治目的實現。漢武帝關於商人問題的決策和實行，都少不了一個人――桑弘羊。桑弘羊這個出身商人家庭的天才理財專家，為漢武帝“經濟”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理論和技術方面的支援。

漢朝建立後，採用黃老之術治國，實行輕徭薄賦的休養生息政策，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也產生了大批的富豪。

漢武帝公元前141年繼位後，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主動出擊匈奴。取得了很大的戰績，也耗盡了漢朝國庫裡的財富。為了繼續對外戰爭，漢武帝開始想辦法籌錢。

當然，籌錢要從富豪大商人身上想辦法，從窮人身上是弄不到錢的。漢武帝啟用桑弘羊等人，利用國家機器，實行一系列措施洗劫富豪大商人的財富。

首先，漢武帝任用桑弘羊，孔僅，東郭咸陽（複姓東郭）主持，實行鹽鐵由國家專營的政策。為朝廷帶來極好的財政收入，三人皆因此升官。桑弘羊呢，更由此開始了開掛的人生。

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出擊漠北，同匈奴主力決戰。漢軍鐵騎的打造，也應該有桑弘羊的功勞。

在這一年，朝廷財政更加捉襟見肘。為進一步掠奪富人，由漢武帝支援，桑弘羊主持的算緡令和告緡令頒佈。

算緡令，即財產稅。主要有兩方面規定：

一，財富規模大的2緡抽取1算，財富規模小的減半。

二，車船稅。拉貨的馬車抽2算，坐乘的馬車抽1算。5丈以上規模的船抽1算。（官人車馬除外。）

告緡令規定：

一，對官府隱瞞財產不如實上報的人，沒收全部財產，另罰在邊境服兵役1年。

二，鼓勵告發。告發的人可以獲得沒收財產的一半。

大規模財富的擁有者，當然拼命的反對。為了少交稅，幾乎都隱瞞了真實的財產數量。

早有預謀的漢武帝任用酷吏楊可主持告緡令，在漢朝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幾乎洗劫了所有的富人財富。朝廷府庫盆滿缽滿，據《食貨志》記載，沒收的土地，房屋，作坊等財富總量價值達到了上億的規模。

公元前115年，桑弘羊又主持頒佈均輸法。這是赤裸裸的從商人手裡搶飯吃。

打個比方，南方某地產茶葉，國家就直接收取茶葉做賦稅。然後，國家再運到不產茶葉的地方出售，以獲取收益。這會讓茶葉商人很不爽的。

再後來，桑弘羊又弄出平準法。即國家直接貴賣低買做生意。

國家在價格低時，囤積物資。到價格高時，再賣出。再以茶葉為例說一下平準法。如果市場上茶葉價格低。國家就買進茶葉，囤積起來。到茶葉價格走高，再賣出。這就進一步擠壓了茶葉商人的生存空間。

除了這些，漢武帝政府還在貨幣方面發力。在公元前113年，宣佈統一幣制，把五株錢作為唯一的合法貨幣。

本來，漢朝的貨幣發行在地方手裡，各地的貨幣很混亂。各地富人，再也不能借助貨幣發行牟利，其中高利貸從業者的損失尤為嚴重。

公元前97年，政府發現釀酒業利潤也頗為豐厚，就宣佈國家專營釀酒業。

從此，鹽鐵酒和貨幣由國家壟斷，再加上財產稅，均輸法和平準法。不僅是大商人，富人階層，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和壓制。連帶著，整個社會上的經濟都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我是尚武先生，我來回答。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商人很早便嶄露頭角。春秋時就有“弦高犒師”的故事:弦高是鄭國(鄭國在春秋初期發展較早,又地處諸侯各國中央,商業活動相對發達)的商人,一次秦國派兵偷襲鄭國,在半路上正好被弦高碰見,於是弦高謊稱自己是鄭國國君的使者,奉命前來犒師,說著就把他自己所帶的貨物十二頭牛獻給了秦國軍隊;秦軍將領大驚,以為鄭國早有準備,便退兵了。

此故事說的是一個商人的舉動,竟然瞬間化解了兩國間的一場大戰。孔子的高徒端木賜(字子貢)也是當時著名的大商人、政治家兼外交家,他周遊在各國君主之間,影響力非常大,孔子身後的名聲,多是靠他來傳揚的。到了戰國後期,社會上的商業活動開始變得異常活躍,更是呈現出“富商大周流天下”的情況。《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許多大商人的故事他們無不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敵國,可以左右一個國家的命運。所以,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後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天下富豪之家十二萬戶,都遷徙到咸陽居住,其用意就是加強監管和控制。

秦漢之際,受戰爭的影響,民生凋敝,因飢餓而死的人很多,難 免有商人乘機發戰爭財,囤積居奇從中牟利。西漢建立之初,積貧積弱,皇帝的御駕竟然湊不齊四匹純色的馬,而將相們出門,多隻能坐牛車。這時,政府必定要對富得流油的商人進行種種限制。漢高祖時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織品的衣物,出門不許乘坐車輛,並對他們課以重稅。到了漢惠帝和呂后時期,因為國家財政狀況有了一些好轉,所以稍稍放鬆了對商人的限制,但是商人子弟依然不可以做政府的公務員(吏)。到了漢武帝的時候,西漢社會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已經恢復了活力,各地的商業活動逐漸繁榮,地方豪強之間的兼併也開始加劇。而武帝為了穩固江山、成就事業,需要雄厚的財力來作支撐,於是採取了一系列的遏抑商人及商業活動的措施。

首先是“以商治商”。武帝心中明白,欲對付善於逐利、精於算計的商人,必須依靠商人中的佼佼者。於是,曾為商人因而熟知商業運作的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進入了漢廷,出任主持國家經濟工作的大臣。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與民爭利”,對鹽、鐵、酒等日用品實行官家的壟斷專營,使商人無法從中獲利,從而確保國家穩定的財源,充實國庫。第三是“算緡告緡”,也就是對商人嚴格徵收“財產稅”,對違法不繳納者,鼓勵民間告發。再有便是“賣官鬻爵”規定一些等級的官職,可以透過捐獻資產來獲得;如果犯了罪,也可以用錢來贖罪。這等於是拿政治上的資源來換取商人手中的實利。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在農耕社會的古代中國,歷來都是重農抑商的,這是統治者奉行的基本政策。他們普遍認為,農業才是立國的根本,而商業不過是最末端的枝節。在由士農工商所組成的傳統四民社會中,無論商人有什麼樣的財富和實力,其身份和地位卻是處在最末一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