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重要資源，它可以造福於子孫後代。在世界範圍內，各民族各地區的傳統文化多姿多彩，構成了獨具魅力的人文風景。因此，文化多元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民族文化帶來一定衝擊，但總的來說，文化多元化有利於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增強生命

事物相異相合、相輔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新事物，也就是說，多樣性有利於事物取長補短，創新發展；單一性使事物沒有活力，經常會導致生機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創新和創造的源泉。文化創新或某種新文化的創造，在許多情況下是有賴於對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組合。一個社會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樣性就越豐富，人們的選擇就越多，就越能誘發人們的靈感和創造性，文化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創造、發明就越是豐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完全適用於全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文化規律。中國文化也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的，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哲學、宗教、文學和藝術的發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國發揚光大。可以說，古今中外許多著名舞蹈、音樂、文學、繪畫、工藝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沒有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維護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種生物才能達到生物平衡一樣，人類文化的正常發展也需要多樣性的傳統與智慧。人類每一種文化都是經歷了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積澱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經驗和智慧、它們的資訊庫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無法替代的。每一種文化都是在與異質文化交流與接觸，並對異質文化作出選擇過程中發展的。在現代文明迅速席捲全球的今天，每時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在消失。一種落後的地方傳統文化的消失，誰也不會注意，誰也不會感到惋惜，但當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時候，文化的生態平衡就會遭到破壞。我們面臨的是自然生態破壞、自然資源減少的問題。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質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性，就如保護瀕臨絕滅的稀有種屬一樣，是為了人類全體文化的永續存在而儲存”。②文化多樣性給文化進化提供了豐富的選擇和更大的可能，而保護文化多樣性是對文化差異性的尊重，是維護文化生態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權

當今世界的文化霸權主義是指某些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將本國文化強加於其他國家的一種做法，其實質就是維護文化一元化。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著文宣稱：“雖然美國的流行文化和消費品席捲全世界，滲透到最邊遠和最拒斥的社會……在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技術和文化方面居於壓倒優勢”，但美國“要想重新喚起較強的國家優越感，還需要戰勝美國存在的崇尚多樣性及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③他得出結論說：“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與開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歧，那麼，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入歷史的垃圾堆！”為了維繫這種“共識”，“增強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就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亨廷頓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國家（比如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在全球化程序中不斷加強自身的文化自覺意識，已日益成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種強大力量。為此，他才提出要學會與不同於西方文化傳統的非西方民族和諧相處的文化對策，並主張要盡力去辨認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存在的共性因素。未來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時代要求每個民族不得不學會與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否則就會喪失自己的利益，不利於自己的發展。

化解衝突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當今世界並不安寧，民族衝突時有發生，如阿拉伯民族與西方民族的衝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處理好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和睦相處的重要條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基礎。因為每一個民族，無論其大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員，都為人類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都應該是平等的。而在每個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澱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對異質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應該得到尊重、理解和認同。

影響

當然，要實現這一過程，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因為“全球一體化”與“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個悖論。“文化多元化”還是一個前瞻性的遠景，還是一個僅侷限在知識分子群體內談論的話題，而“全球一體化”則是一個既成事實。雖然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包括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都在批評西方中心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東西方在全球化程序中的關係問題，但其理論術語、思維空間、批評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進行的，仍然侷限於西方知識體系之內。在賽義德那裡，東方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觀性的投射、權力的反映，他對西方的解構與批判，仍然是西方話語，而並非是“有關東方的真正話語”。 因此，要真正實現“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在何種意義上實現“文化多元”，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程要走，這要取決於全球化的實際程序以及發展方向。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題為《論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的學術報告中，曾談到其中的三個重要影響：第一個是“自18世紀以來作為政治與社會組織的統治形式的單一民族國家完整性與權力的下降。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商業全球化，因此，作為傳統的經濟組織所在地的單一民族國家在逐漸失勢”；“全球化的第二個影響是它帶來了許多新型的、建設性的、具有潛在影響力的社會組織以及新的團體”；第三個影響是對人自身的影響，他援引W·本傑明的話說，“新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這些19世紀工業化帶來的變化，使人類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全新的感性，隨之而來的是在世界範圍內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們自己的話概括一點地講，這三個影響分別對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層次。全球化當然首先會對國家的政治權力產生制約，會實現“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過渡。隨之而來的則是政府讓渡出來的直接管理經濟的權力，將越來越被跨國性經濟組織所接替，例如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所發揮的作用及產生的影響，可以明顯地說明這一點。全球化對人自身的影響涉及到文化問題，因為無論什麼樣的文化，都無不以對人的關懷為自己的主要職責。隨著資訊化時代的來臨，新的通訊交通工具、新的娛樂方式、特別是國際網際網路，對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將越來越明顯，對人的主觀感受也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總而言之，民族國家的衰落；新的電子通訊的發展、超空間的團體；可能產生的人類的新的感性、導致感性體驗變異、產生新型的超時空的人”， 這都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

我們需要考察全球化帶給人自身的另外一個結果，即全球化帶給人們的認同危機。的確， 全球化不僅使人的感性體驗方式發生極大的變異，而且還隨之帶來了人的認同危機，這種認同危機曾發生在工業化之後，大工業化生產產生了人的異化，而資訊時代所產生的人的孤獨感一點也不比過去減少，甚至有加大的趨勢。雖然人們可以透過打電話、看電視、在電腦網際網路上搜索來建立與他人更廣泛、更直接的聯絡，但毫無疑問，靠這種方式所建立起來的聯絡都無不帶有一種欺騙性、虛假性，人們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語的、聽覺的、視覺的現實Phantom，而失去的則是作為感性與理性統一體的自我的真實體驗。缺失就是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會嚮往一片純淨的私人空間，自然會追尋那個安適的精神家園。近代詩哲們追問的問題是“我們是誰？”而人們可能會對“我們屬於誰”這樣的問題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僅帶來了私人空間、精神家園的喪失，而且也產生了對私人空間、精神家園的迫切需要。這樣，人們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的認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說的那樣：“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到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他們’。”我認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與合理性，正是基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的一種精神缺失以及由此產生的需要，正是根置於全球一體化這一現實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義也是多層次的。它不僅僅是指在全球範圍內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榮，而且它也意味著在某一單一民族國家中的傳統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寬容以及必要時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還是一種新思維，它要求人們從傳統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轉變到多元式思想方法，從絕對論轉變到相對論。

要談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過“文化是什麼”這個頭疼的老問題。迄今為止，有關文化的定義已經超過150種，在將來，數量肯定還會增加。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是與文化這個概念的多義性有關的；而文化概念的多義性又最有可能與文化本身的多層次性有關，人們很可能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上來界說文化，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能接受的是那種無所不包、無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為這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認可文化整體性概念，即將文化看成是一個整體性結構，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在這個整體性結構中，一定存在著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區別。構成文化核心的深層結構是那些在全球性範圍內將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區別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質，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說的：“文化是透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一種使該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從這個方面來看待文化的根本性問題的話，那些諸如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會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們看來，即使真有那麼一天，人們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服、住同樣的房子，也不會使文化導向單一的一種。正像一首被廣大華人所傳唱的歌所說的那樣：“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流淌在每個民族的心靈中、體現著不同民族特徵的東西，它既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同時它還包括民族信仰和價值趨向等；而語言、藝術、宗教、哲學等則是它主要的客觀性載體。

作為深層結構的核心文化也不同於那種在政治、經濟基礎之上的、屬於上層建築的文化的概念。這種文化概念，其實質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必須與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並由此產生了不同時代的文化形態，諸如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在我們看來，這些文化形態只是文化結構的表層，而在這背後，還隱藏著更深層的東西，它們是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個人主義可能是資本主義文化，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則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對於前者而言，它與政治、經濟體制密不可分，對於後者而言，它卻具有一種永恆的價值，這種價值並不會隨社會體制的改變而改變。賽義德認為，文化首先“意味著那些所有的慣例，諸如藝術的描寫、傳達和再現等，它相對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常常存在於審美形式之中，其中一個原則性目標是追求快樂”⑹。 作為“相對獨立於政治、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文化，雖然也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它同意識形態的關係絕不是線型決定論式的關係，它還具有著一些超意識形態的特質。一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致力於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但這決不會妨礙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也決不意味著它對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的擁護。

假如我們將這兩種文化都看成是構成文化整體的東西，我們也應該看到二者在文化整體結構中的地位與作用也是不一樣的。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連的體制文化構成為文化結構的表層，而體現著民族特性的文化則居於文化結構的核心（深層）。當社會的政治經濟發生變革的時候，首當其衝的是引發文化表層結構的變化，並在核心周圍構成一道保護地帶，這個保護地帶起著將衝擊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護著文化的價值核心不受到摧毀。只有在一個民族的價值信仰以及思維、行為模式徹底發生變異的情況下，也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核心也遭到破壞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徹底斷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於文化深層結構的穩定性，它才在全球性範圍內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當然，在不同的時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層結構會面臨不同的挑戰以及作出對挑戰的積極迴應，但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礎之上，在此基礎上，在保證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續的前提下，可以無顧慮地吸收與融合來自異質文化的對本民族的整體性文化發展有益的東西，從而實現在單一民族國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還可以走得更遠些，在保證本民族文化主導性地位的前提下，對於異質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本民族國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只要它不構成對本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這一切，顯然都有賴於一種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應對

不可否認，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確開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程序。與此同時，許多有識之士也已認識到，中國要自強、自立，除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外，別無其他法門。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中說：“近五十年來，華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片戰爭後漸漸發動，……覺得有捨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變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經歷的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覺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

梁啟超在此所說的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經歷的三個階段：經濟、政治和文化，分別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對應。這形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迴圈圈。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衝擊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簡單地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五四已徹底斷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文中，曾就五四與傳統的辯證關係發表過很好的意見，他用思想“內容”和思想“模式”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指稱五四對傳統的批判性和繼承性。也就是說，五四的反傳統是在“思想內容”這一層面上進行的，而在“思想模式”這一層面上，五四卻繼承了中國的傳統。這種在“思想模式”上的繼承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中國傳統中的“實踐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繼承。這種“實踐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說的“真實(reality）的超越性與內涵性具有有機的關連”，也就是說，中國傳統並不追求超越現象的本質真實，而是在現象中追求本質，在現實的人生中內涵著超越的意義，所以不關心身後之事。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義。二是五四精神中蘊涵著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的，它與舊俄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權威與制度發生深切“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分子激進精神，以及與西方社會以“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的風格，是有本質區別的⑼。由此看來，向西方學習，並不一定會帶來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這是我們在考察了中國近代社會 發展在經歷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西方化迴圈之後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

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之後，我們也似乎正在重複著這個迴圈。不過順序有所變化，經濟體制的改革與接受西方文化幾乎是同步進行的，而政治層面的改革則顯得稍微滯後。我在此所說的政治層面的改革當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變，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對於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現代化將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發展的目標。從現實的要求出發，經濟改革要進行得順利一些，管理體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應的，人們的一些法制觀念、公民意識、財產權、工作的敬業精神等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也理應得到加強和改善。如果傳統文化沒有給我們提供這種東西，向西方學習便是必要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完全放棄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呢？決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放棄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核心價值的東西。這又回到了那個老問題，即我們如何看待文化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樣一種關於文化的定義，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種思維與行為模式，看成是一種信仰和價值趨向，那麼我們可能會對日益發展著的現代化的趨勢寬容一些，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消除我們對於自己文化傳統的焦慮。因為正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政治改善的屬於西方體制文化層面的成分，這並不會導致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核心價值的改變。而且處理得當的話，反而會加強對核心文化傳統的認同。一個明顯的實事是，極力宣揚中國文化價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經歷了西方文化薰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國外華人比我們這些生活在國內的人更容易體驗到對中國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簡單，一種對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與文化“他者”的對比中才更容易確立起來。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們能夠充分享受現代化帶來的各種便利，又不致使我們喪失自己文化的認同，我想在這一問題上大家應該是有共識的。

所以，我們既沒有必要因擔心中國傳統的喪失而反對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及管理制度，也沒有必要因為要進行現代化建設而去反對和放棄我們的文化傳統。因為說到底，文化的根本問題與政治經濟問題是本質不同的兩種系統，兩者不能用誰決定誰的單向思維來看待。我們儘可以參入全球一體化的程序，沒有必要擔心這會妨礙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

思想應該統一，但是，思想的統一隻是個方向，它和兩平行線相交於無限遠一樣，是在有限時間內無法實現的東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範疇，是文化中最活躍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來自世界的一體化，有的來自現實的思維。前者屬於歷史的積沉，後者來自社會的現實發展。

文化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的落後會制約文化的發展，同樣，文化的落後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發展在某一方面脫離經濟的制約超常發展的情況。如果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與具體的經濟發展不相適應，那麼，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同樣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所以，人類社會只有平衡發展才能持續穩定地發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現在文化的各個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體還是在文化的哪一個具體方面都不能過快走向單一化，都必須與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適應，更應該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

方向

保留現有文化、吸取外來文化、傳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單一枯燥。

動力

文化的基本原則就是表現，這種表現實際上是一種自我表現，是每個人內心的一種表現。因此，文化在本質上就是多元化的。這種多元性同現代社會在經濟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個體化密切聯絡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動力。

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是相對於文化的殖民主義而言的。世界文化本來就因各民族發展歷史的不同而各有特色的，只是後來，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強行摧殘了一些落後民族的文化，並強行推行自己的文化，才導致了一些民族文化的沒落甚至於消失。二戰後，世界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和民族獲得解放，重新開始了他們自己當家做主的新時代，在這個基礎上，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才迎來了歷史機遇。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有利於世界人民共享人類文明成果，取長補短；有利於世界的繁榮與穩定，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一個多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