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yeS”感覺，這個問題不夠嚴謹。因為除了戰國後期秦國對楚國的碾壓一直到秦國滅楚，楚國在很長時間是保持對秦國優勢的，甚至打得秦國沒有還手之力。

1、同是蠻夷，楚國起步更早

楚國和秦國都是中原各國眼中的蠻夷，但是楚國比秦國相比，還是有很大優勢，因為離中原特別是周朝統治中心較遠，楚國可以肆意妄為，僭越禮法，直接稱王。在春秋時代中原各國擠破頭想要稱王稱霸主持國際正義時，楚國不以常理出牌，大舉吞併周邊小國，經營長江以南地區，國土面積迅速膨脹，巔峰時期楚國面積為中原各國之和。再加上楚國遠離中原紛爭的地區，經常出去爭霸，因此楚國能夠專心發展自己。除了吳國攻陷楚國國都，楚國核心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沒有受到太大傷害，這是楚國長期強盛的原因，這一點是秦國無法比擬的。因此，從春秋到戰國前期，楚國長期強大。

2、爭相變革，秦國後來居上

戰國時期除了戰爭烈度不斷擴大，最大的特點就是各國爭相進行社會改革以圖更加強大。而此時，楚國卻落伍了。

因為長期以來的安定，楚國社會奢靡成風，惰性成為楚華人的通病。更可怕的是，長期以來的穩定讓楚國的貴族勢力尾大不掉，盤根錯節，阻礙了楚國的向前發展。吳起變法的失敗充分證明了楚國守舊勢力的空前強大。楚國八百年，堅忍的性格也成了楚國的絆腳石。

反觀秦國，商鞅變法的成功讓秦國迅速完成了社會轉型，儘管商鞅被車裂，但不影響秦國在新法的指引下迅速成長，和楚國的國力對比迅速逆轉。

強大後的秦國擊敗西戎，進而吞併巴蜀。吞併巴蜀是秦國壓制楚國的標誌性事件。從此秦國佔據楚國上游，對楚國形成高屋建瓴的態勢，完成了對楚國側翼的包抄。同時，都江堰的成功讓四川盆地成為天府之國，秦國的後勤得以源源不斷。至此，失去巴蜀的楚國徹底落於下風。

楚南公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不過這句話在更多時候是不適用的！因為歷史沒有如果。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國土面積是最大的，軍事力量，人口都不少，打不贏秦國，不是國力不行，不是將軍不行，不是君主不行，是缺乏創新精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打不贏秦國呢？

一、楚國統治者的原因，因為楚國雖然國力強大但是它的君主除了楚莊王之外其他的都能力平平，甚至有些昏庸至及。

二、奸臣當道。任何朝代，奸臣只要當道，亡國就不遠了，而秦國卻不同了，它歷代名君輩出，任用賢能，使原本弱小的秦國迅速的崛起。三、秦國統一之勢在即。楚雖有能征善戰之將也無能為力，但是楚國的國力強大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秦要滅它竟要用60萬大軍是秦滅六國中用兵最多的。

四、吳起變法失敗。柏舉之戰後，楚國力量大減，再也無力參加中原大戰，吳起此時變法，楚懷王被騙秦國後，貴族勢力極力反對吳起，最終喪命。五、戰神白起，人屠白起。白起運用水攻法，大舉攻破郢都，淹死了10萬軍民，很快，楚國被迫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楚方城以西土地全部被攻破，而此時“禍不單行”楚國內部爆發農民起義，浪費了楚國的時間，也使楚國開始不堪一擊。

綜上所述，楚國打不贏秦國，也是歷史的必然。

楚國打不贏秦國主要原因在於政治制度落後，國力無法凝聚，兵無戰心，民無爭心，君無雄心！與秦國內部鐵塊一板相比，楚國內部則是世族林立，王命出了國都就難以執行！

楚國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並不是最多的，廣大的南方之地還是荒蕪之地。因楚國的特殊情況，王室佔據肥沃的土地，其他廣大地區都是分封給國內各大世族，且是實封！楚國的政治局面一直是熊氏、昭氏、景氏、黃氏、屈氏、項氏六大家族在共治，舉凡大事都要六族共議而後決！

楚國又是變法最不徹底的諸侯國，吳起變法九年而亡，之後在老世族的脅迫下，楚國一直沒有能再次變法。楚威王晚期，打算利用六國合縱抗秦的契機來開展楚國第二次變法，屈原、春申君正是變法代表人物。只是天不假年，楚威王盛年而逝，繼位的楚懷王又胸無大志，最終變法擱淺，屈原死而楚國再不變法了！

秦楚二國在春秋時期是同盟關係，多有婚姻往來，因為中原諸侯國認為秦是戎，楚是蠻，因此秦楚二國結盟對抗中原諸侯國。到了戰國時代，秦國經過商鞅變法而浴火重生，楚國經過吳起變法而中途折戟，從此兩國開啟了新舊對抗，老舊的楚國最終被新興的秦國吞併！

楚國打不贏秦國的根本原因，在於進入戰國之後，各國相繼進行了改革，改革的核心在於由分封制國家向集權制國家轉變。比如魏國有李悝變法，趙國有公仲連，南韓有申不害，秦國在之後的孝公時代則有商鞅，在這個變法大浪潮中，楚國也在楚悼王時期，任用吳起實行變法。（吳起）

吳起變法的要點在於所謂的“損有餘而補不足”，即將舊貴族的一些權益剝奪，來補充軍政開支。這個思路，無疑是直接針對舊分封制下的世家大族而來的。春秋時期尚且普遍實行世卿世祿制度，這些世家大族累世掌握著國家的軍政大權，比如晉國曾先後有十幾家卿族，卿族之間鬥爭激烈，且卿族勢力根深蒂固且龐大無比，對國君的權力是極大的削弱。進入戰國後的各國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變世官世祿的制度，這樣大權更容易集中到君主手中。而吳起變法的主要思路，也在於這一點上。他認為楚國的“大臣太重，封君太眾”，他們掌握的權力太大，極大地妨礙了君主的集權，因此就要削弱這幫舊貴族。（楚悼王）

吳起不僅想要動舊貴族的蛋糕，還想要把他們從分蛋糕的餐桌上排擠出去，這自然就遭到了舊貴族的激烈反對。楚國的貴族們“皆甚苦之”，抱怨不堪。吳起和後來秦國的商鞅也面臨了同樣的命運，在任用他變法的楚悼王死後，吳起便被舊貴族殺死了。而吳起被殺後，楚國卻沒能和殺死商鞅後的秦國一樣，繼續延用吳起的變法措施。楚國的世家大族屈氏、景氏、昭氏的勢力仍然盤踞甚廣，長期掌握著楚國的軍政大權。因此韓非子說：“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充分說明了楚國變法失敗的一面。

因為楚國變法的嚴重不徹底性，楚國在與秦國的對比中，就失去了制度上的優越性，隨著時間的推移，秦國愈來愈強，楚國則愈來愈弱，楚被秦國吊打，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首先是楚國沒有像秦國那樣進行那麼徹底的軍國主義改革，當然這個地方說是改革，有點褒義了，不是改革而是惡變。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楚國能夠從國民中動員出來的財富資源，是不多的，最起碼跟秦國是不能相比的。這個就導致楚國在跟秦國作戰的時候就吃了虧。就好像兩個人打架的時候，一個人是拼盡了全力，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而另外一個人只是用了一小半的力量，那麼大家可以想象，拼盡全力的人，他的贏面就比較大一些。這個地方可以算是人和吧。

還有一個就是，秦國佔了巴蜀之地，它位於長江的上游，對楚國形成了地緣優勢，在作戰的時候，秦國的軍隊程高就船，順流而下，而楚國總要在下游防守，那麼它的戰鬥力是要打折扣的。也就是說秦國佔了地利。

當時的楚國的貴族已經開始沾染北方的文化，開始追求優雅的生活，導致他們的戰鬥力出現了下降，這個原因可以算是天時！

秦國在那個時候對楚國佔有了天時地利人和，那麼楚國失敗的機率就很大了。

但是因為秦國使用的是軍國主義，所以他在這個政治組織一旦被消滅或是喪失了效率，那麼它的居民就開始變得毫無戰鬥力，這個情況就在項羽與秦國軍對戰的過程中就表露了出來。秦統一之後，短短20年秦國的軍隊就喪失戰鬥力。

一

我想，可能有不少人跟我一樣，第一次開啟戰國前期的地圖，都會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那個幅員最為遼闊的南方大國——楚國。

所謂“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楚國常常被認為是中原統一程序中秦國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正如《史記·蘇秦列傳》所言：

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乗，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史記·蘇秦列傳》

可是，在一手策劃了弱楚強秦的縱橫家張儀看來，楚國並沒有這麼可怕：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史記·張儀列傳》

張儀的話讓我想起了1941年發動侵蘇戰爭的希特勒：“蘇維埃就是一所四處漏雨的破房子，我們只要照著門板踹上一腳，它頃刻就會坍塌！”瘋狂的希特勒最終沒能一腳踹垮蘇聯，但精明的張儀卻實實在在幫助秦國在丹陽之役中斬首八萬，奪取漢中，奏響了楚國衰亡的喪曲。

戰國時代的楚國是摧枯拉朽的霸主，還是外強中乾的亂邦？它究竟有沒有壓倒秦國、統一中國的可能呢？在給出最終的判斷之前，我們首先得承認，戰國時代的楚國的確曾有過短暫的強盛。

《史記》載：

楚悼王素聞（吳）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公元前389年，屢為三晉所困的楚悼王任用客卿吳起主持變法，整軍經武，拓土開疆，讓並世六國側目而視。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對整個戰國時代中楚國最輝煌的這一筆，《史記·楚世家》中竟然沒有一個字的記載。——這很不正常。

自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後任用李悝變法，到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支援商鞅改革，六大強國魏、趙、楚、韓、齊、秦先後開啟了變法圖強的程序，以期適應戰國時代更為慘烈的大國競爭。

這些變法運動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它終結了三代以來鬆散的宗法封建制的國家形態，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領導力更強、戰鬥力更強的中央集權制的官僚帝國。

因此，司馬遷在《秦本紀》、《魏世家》、《趙世家》、《韓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中對各國變法的歷史都做過記載。

唯一的例外是《楚世家》。

“吳起”——這個當代人修戰國史時繞不過去的改革家的名字在《楚世家》中壓根兒就沒有被提到，司馬遷僅僅在《孫子吳起列傳》的最後一段做了簡短的記述。

雖然從“互文法”的角度看，《史記》仍然為我們保留了吳起變法的歷史資料，但它似乎也暗示著司馬遷的這樣一種評價，那就是這次變法雖是吳起本人晚年的重要經歷，卻不足以在楚國的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記。

因為正像《韓非子》所說的那樣：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韓非子·問田篇》

吳起變法的政治遺產沒能深刻影響楚國後來的歷史走向，司馬遷的這個觀點在整個《楚世家》的撰述過程中是貫徹始終的。

公元前380年楚悼王去世，吳起隨即被作亂的楚國貴族所殺。而悼王之後的兩任楚王——楚肅王與楚宣王，在司馬遷的筆下幾乎無所作為。

尤其是楚宣王在位的這段時間，即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340年——也就是南韓、齊國和秦國密集推進變法運動的關鍵時期——《楚世家》的記載是：

宣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公元前340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史記·楚世家》

司馬遷對宣王一朝歷史的這兩段概述似乎是要告訴我們：在歷史大變革最關鍵的30年中，楚國的內政乏善可陳，在國際舞臺上也完全沒有存在感。回顧《左傳》中那個同晉國一道構成春秋爭霸主旋律的南方霸主，進入戰國之後的楚國，在史書中露臉的機會少得有點兒難堪。

二

司馬遷為什麼對吳起變法和戰國楚史的評價這麼低？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了解戰國與春秋這兩個不同時代的政治特點。

春秋政治的主旋律是爭霸，並世幾大國晉、楚、齊、秦、吳、越的競爭焦點是對中原政局的主導權。兼併只存在於大國與周邊小國之間，基本不會在大國與大國之間上演（勾踐滅吳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了）。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作為大國緩衝地帶的若干小國早已被漸次吞沒，大國與大國之間的貼身肉搏已是不可避免，由此，中原政壇的主旋律遂由爭霸轉為兼併。

為了在這樣血腥的大國搏殺中佔據優勢地位，戰國時代的各主要國家都需要透過變法來解除殘留的制度桎梏，而這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兩樣：提高政權的開放性和增強國家的動員能力。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曾說：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諫逐客書》

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是朝氣蓬勃還是日落西山，首先取決於頂層設計的能力。

對戰國時代的各主要國家來說，要提高政治領導層的決策水平就必須儘可能吸引天下四方政治精英的加盟，將政府的高階領導職位對他們開放，無論這些人是來自哪個國家。

而要讓客卿們心甘情願、毫無保留地為國家出謀劃策，前提是必須廢除從前的世卿世祿制——以少數血緣宗親和軍功貴族把持政權並世代相襲的制度就像一輛破舊的老爺車，已經無法拖動國家前進的腳步了。

其次，冷兵器時代最重要的戰爭資源就是兩樣：土地和人口。

土地產出糧食，為對外戰爭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支援，而要維持一支規模可觀的軍隊，就必須擁有相當龐大的人口基數。

在世卿世祿制下，因為官爵世襲，故而充當官祿的采邑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卿大夫們的私邑。私邑的田產和人口歸入私家貴族，那國家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與人口必然相應減少。世卿世祿制越發達，國家能調動的戰爭資源就越少，戰爭動員能力也就越弱。

所以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戰爭動員能力，就必須將私門侵吞的田產和人口全數充公，劃入國家的直接掌控。

如果我們以提高政權的開放性和增強國家的動員能力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戰國前期各主要國家的變法效果的話，無疑秦國是變法成效最為顯著的國家，而變法最失敗的就是楚國。

三

李劍農先生說：

秦在春秋時代，即不採用東方之世卿制。凡在秦掌握政權之有名者，大都來自異邦，且有由微賤出身者。——《中國古代經濟史稿》

春秋時期的秦國是否採用世卿制，研究學者對此尚有爭議（如林劍鳴《秦史稿》即認為秦國採用世卿制），但即便採用，秦國的世卿制度也不像東方各國那樣嚴格，這卻是無疑的。

也因此，進入戰國之後，秦國廢除舊貴族特權、造成政權開放性的基礎要優於其餘各國。自商鞅起，張儀、範睢、李斯……，開放的秦國正是在這一個又一個客卿的輔助下逐步走向全盛的。

至於三晉與田氏齊國，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春秋時代的世卿篡位造成的新政權，為了防範新的世卿貴族的崛起，其勢亦不得不廢除世卿制，以不拘一格的姿態遴選政才。

唯有楚國，情況最為特殊。

在春秋，沒有遭受過世卿之患的主要國家，秦國之外，就要算楚國了。秦國是因為沒有世卿（或者世卿制發展不充分），楚國則是因為其獨特的世卿制度本身具有超越晉、齊等國家的制度優勢。

《左傳》說：

其君（楚國）之舉，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捨，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左傳·宣公十二年》

春秋時代的楚國世卿，主要由上文中的“內姓”和“外姓”兩個部分組成。所謂“內姓”，是指由歷代楚王的小宗後裔演變而來的羋姓公族；所謂“外姓”，是指仕楚的異姓宗族。

這些異姓宗族是怎麼來的呢？

要知道，楚原是最具野心與周天子分庭抗禮的國家。終春秋之世，被楚國吞滅的國家總計六十有餘。吞滅這些國家之後，楚國並沒有徹底剷除其原有的統治勢力，而是仿效周公封建的形式，一面復封其社稷，以大宗延續國祚，一面又安置其小宗別子在楚國任職。

從法理上說，這些國家在滅國之前都是得到周天子的授權而建立的，是周天子的臣屬，楚國的同列。

但滅國復封之後，其新的治統來自於楚王的授權，他們因而不再是周天子的封藩而是楚王的私屬了。所謂仕楚的異姓宗族，多半都來自這個具有“王朝氣象”的楚系附庸體系。

楚國任官的規則，對羋姓楚族，依據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優先任用近支親屬；對異姓宗族，則更青睞那些較早臣服、淵源甚深的附屬國的小宗。

楚縣面積大，縣師強，長官人選雖不出少數世卿家族的範圍，但職務卻不能世襲。相比於狹小的封邑和孱弱的私兵，遙控著若干大縣的楚王對世卿始終保持著壓倒性的政治優勢。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他國的世卿們紛紛對君權發起挑戰的時候，楚王卻能穩坐泰山。在世卿制度普遍流行的春秋時期，楚國的世卿制因為受到縣制的控扼，顯示出了比齊、晉更為先進的制度優越性。

但是進入戰國之後，當各國透過變法陸續廢除世卿制度，改行官僚制度之後，楚國原有的世卿制度就顯得落後了。

新的官僚制度都是面向天下，廣招賢才，而楚國的世卿制卻是任人唯親、任人唯故。更重要的是這套世卿制度既然威脅不到楚王的權威，楚國自上而下改革世卿制度的意願也就遠不如齊、晉等老牌諸侯迫切。

公元前389年，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吳起變法，主要還是因為此前與三晉交兵時，楚國頻繁失利。因為改革是由對外戰爭的失敗引發的，所以吳起變法的關注重點在於強兵，至於經濟組織與農業生產則不甚注意。

僅從這一點上看，吳起變法與商鞅改制的差距已經非常明顯。

而在吳起傾盡全力的強軍改革中，他又是怎麼做的呢？雖然吳起頭頭是道地向楚悼王分析說：

（楚）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呂氏春秋·貴卒篇》

但在實際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吳起採取的辦法卻是廢削疏遠公族的封邑用來養兵。經過改革，楚國的公族和封邑數量是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世卿制度並沒有取消，甚至，因為世卿數量的減少，權力被迫向少數公族集中，還最終導致了政治寡頭的產生。

在春秋時期，楚國政壇尚有若敖氏、蒍氏、潘氏、沈氏等家族相繼崛起，但吳起改革之後，這些老牌貴族銷聲匿跡，楚國政壇變成了屈、景、昭這三支羋姓宗族的“三國演義”。相比於客卿們爭先入秦的盛景，楚國選拔政治人才的範圍太小，太保守了。

四

不但政權的開放性不能與秦國相比，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楚國也遠遜於晉國。

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雖然也有封君的存在，但封君不但不能世襲，其權力也僅限於享受封邑的租稅，至於土地與人民的統治權則悉數收歸國有。

兵盡為國家之兵，農盡為國家之民。只要秦王一聲令下，秦國就會像一架精密而恐怖的戰爭機器一樣高速運轉起來。

因為立下軍功之後就可以獲膺爵位，秦國士兵在戰場上爭奪“首功”（按割下的人頭計功）的熱情幾近瘋狂——一群殺紅了眼的男人為了跑得更快，追上去割下敵兵的頭顱，連護身的盔甲都脫下來，一面打著赤膊，一面還拎著剛剛割下的血淋淋的人頭——這場景，想想都讓人膽寒。

反觀楚國，世卿與封邑的存在讓它看起來更像是一盤散沙。不但封君們的土地產出楚王無法支配，他們的私兵上了戰場也會因為儲存實力而輕易潰退。

所以戰國時期的楚國貌似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軍隊的戰鬥意志卻著實讓人不敢恭維。

可以說，當戰國前期的改革浪潮過去，脫胎換骨的秦國已經把抱殘守缺的楚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到了秦國吞併蜀地之後，秦惠王決意向楚懷王宣戰，戰爭尚未開啟，勝負就已經註定——這是一場先進國家對沒落國家的戰爭——就像1894年，邁入工業文明的日本對仍滯留在農業文明的大清發動的戰爭一樣——就算體量要比對方大得多，楚國也是註定打不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