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漢人或者說百姓知道的太多，滿族奉行愚民政策，以便更好的統治國民，所以他將科學作為愛好，而不是作為事業的一部分。

康熙皇帝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著名的頗有作為的一位皇帝，也被稱為“千古一帝”，康熙皇帝也是一位非常喜歡學習，博學多才的一位皇帝。他對文學、數學、歷史、物理等許多學問都有研究，還曾向西方傳教士學習過歐洲的現代科學知識。但是，我們要明白的是，康熙畢竟是一位封建社會的皇帝，他是一個政治家，主要從事的是政治，而不是專注於學問。

從社會層面來說，當時的中國整體上是一個純粹的封建社會，從社會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都莫不如是。西方的近現代科學知識傳進中國，只是零零散散、不成系統的進入，康熙皇帝接受最多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對西方的學術的學習只能說是個人愛好，也許不過是從事政治，在政治鬥爭之餘的修身養性，所以，他不會把個人愛好帶入到政治環境中。當時的社會，既沒有這個意識，也沒有這個可能。

從個人層面來說，康熙是一個大政治家，主要事業在於政治，而不是學問。如果換成是五代時期的南唐皇帝李煜，也許他會建立一所教授現代知識的學校，但康熙皇帝不會，他的目標是掌握權力，消滅叛亂。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清朝的大一統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社會。對他來說，文章，學問，都不過是個人愛好，興趣而已。所以也不會想到這是學問，要普及於國民，推動社會進步。他只會認為這是奇技淫巧，要擾亂臣民的心智的。

同是被後人尊稱“大帝”，康熙相對於沙皇彼得來說相差太遠。

因為康熙根本就沒有打算在大清國發展近代科學文明，他只是將歐洲文明鎖進自己的房間，空閒的時候一個人偷著樂，並沒有將自己的個人愛好轉化為國家意志。

而沙皇彼得恰恰相反，他把對歐洲文明的狂熱轉化成國家意志，使俄國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內陸國家躋身於歐洲強國，奠定了“歐洲憲兵”的基礎。

其實這也不能怪康熙，因為時代的侷限性，他首先考慮的是要穩定自己的統治，所以還是走中國曆代王朝的老一套，以儒家為根本，實行愚民手段，但近代科學卻是要開啟民智，提高人們的文化素養，這是康熙無法接受的。

作為大清國的皇帝，30歲之前的康熙是缺乏安全感的，因為無論是他年少時的權臣鰲拜，還是成年後的藩王吳三桂，都是他的勁敵。

何況，他還要提防民間的反清勢力，畢竟漢人是聰明的，一旦民間掌握了歐洲近代科學技術，想要推翻大清的統治，分分鐘的事。

而一路滅掉了對手後，自信自己比歷代皇帝都要做得好的康熙，才發現自己也陷入了歷代王朝同樣出現的問題，吏治腐敗、國庫空虛、土地兼併、黨爭不斷、九子奪嫡等等，這些種種讓他焦頭爛額，“盛世大清”掩蓋不了太陽底下的衰敗。

專制皇權達到頂峰的大清國皇帝，國事一大堆全都要他去處理，哪裡還有心思去發展、推廣近代科學文明。

何況，康熙血液裡流淌的是滿洲的騎士榮耀，即大清以弓馬騎射奪取天下，取得了赫赫文治武功，天下成平，哪裡還需要西洋的“奇淫技巧”來發展國家。

所以為了江山永固，為了骨子裡的驕傲，康熙自然不會發展西方科學技術了。

關於康熙如何愛好科學，著名的學者、散文家餘秋雨在他的一篇散文《一個王朝的背影》當中做過這樣的描述：

“......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里得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並比較它與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差別。

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他親自審校譯成漢文和滿文的西方數學著作，而且一有機會就向大臣們講授西方數學。

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化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

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發憤學習，真正弄通西方學說，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他任命一名外華人擔任欽天監監副，並命令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學好了就選拔為博士官。

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驗氣圖說》、《儀像志》、《赤道南北星圖》、《窮理學》、《坤輿圖說》等等被一一翻譯過來，有的已經譯成漢文的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幾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譯成滿文。"

這段文字想必餘秋雨先生是做過考證的，從很多的史料當中彙集的這些史實讓我們相信，康熙本人在他所在的那個時期應該是中國“學貫中西”的第一人。

可以肯定，康熙對於“科學”還是很感興趣，不僅僅是感興趣，而且已經進入了“深入研究”的階段，同時，康熙也開始有意識的探索對“西方文化”的融合和應用，從史料上看，他的推廣應用首先是在“天文學”方面，運用西方的天文學的理論來對中國傳統曆法進行驗證和修正。

但是，康熙對西方科學或者西方文化的學習和研究，總的來講，還是停留在本人的喜好這個層面，本質上屬於“獵奇”心理，他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西方科學對人類的發展的巨大作用，而是停留在因為“好奇”而研究的階段，因此，康熙的“科學觀”可以說基本上沒有形成。

在中國封建社會，帝王的愛好可以影響他的整個臣民的愛好，並且會主動迎奉君主的喜好。“楚王愛細腰，宮女多餓死”就是非常生動的典型。但是在對待“科學”這個問題上，就不僅僅是“愛好”這麼簡單，擁抱科學的前提，至少是要有一個對於“科學”產生的文化背景的包容，但不幸的是，康熙似乎在主觀上僅僅做到了“不排斥”，但遠遠未做到“主動包容”。

在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包容，不妥協”。

實際上，在整個康熙朝，尤其是康熙三十年以後，穩定了江山和版圖的康熙，對於開放還是抱著“基本容忍”的態度，康熙朝的國門並未徹底關上，對於包括西方宗教在內的西方文化也不是“視如猛虎，一概排斥”，民間的以及官方的對外交流還算正常。這一點從康熙朝開放的對外貿易，以及西方宗教傳播的相對自由可以證明。

如果，這種自然的，漸進式的東西方文化相互包容和相互滲透可以不斷深入的話，東西方文化的互相理解會越來越深入，融合也就會越來越充分。

但非常不幸的是，到了乾隆朝，中國的大門幾乎是被“莫名其妙”的關上了，其實，在乾隆時期，中國和西方的差距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大，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還是存在的，西方在當時的核心心態，並非是“虎視眈眈”而是“垂涎三尺”——對於一個富裕國家的垂涎。

國門的徹底關閉，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乾隆本人的“自高自大”，以及作為傳統文化中堅力量計程車大夫階層的全面奴化。康熙自己追求“十全十美”，認為他統轄的大清也是“十全十美的天朝”，而士大夫階層眼睛看著乾隆，不敢有其他的“非分之想”。

關閉了國門，就意味著關閉了正常交流的渠道，文化，貿易，政治，軍事的交流幾乎都變成了“法外的交流”而顯得十分扭曲。對立起來的兩種文化，其相互融合包容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了。

說到底，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清朝的乾隆時期開始，已經變得很固執，很偏激。因為固執和偏激，所以就強行封閉自己，其結果是很遺憾的錯過了東西方文化開放坦誠的交流和融合。

當等到東方文化因為封閉而在西方列強的眼裡變得“迂腐，不可理喻”的時候，再來的就不是商船和傳教士，而是堅船利炮和侵略者。

歷史的教訓，必須汲取。

康熙皇帝一直被視為是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少有的好皇帝，在位61年文功武略聲名顯赫，定三藩，統臺灣，平西藏，戰俄羅斯，殫精竭慮，勤於政事，開創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康熙還以“最博學的皇帝”的著稱與世，他博覽群書，學識淵博，不僅諳熟儒家典籍，而且通曉音律、自然、天文、地理。康熙一生苦研儒學，表倡程朱理學、開博學鴻儒科，設館纂修《明史》，編纂《古今圖書整合》、《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

康熙同時又喜愛西方科學，在他的主持之下，清朝完成了兩項科學工程，一項是《律歷淵源》，介紹了中國和西方音樂各種理論、樂器製造、天文曆法以及西方的數學與中國的算學；另一項是用近代科學方法繪製了第一幅詳細的中國地圖《皇輿全圖》。

最有歷史意味的是，康熙雖然喜歡科學卻沒有給民族注入科學的精神和文化，以儒治國卻把民族的思想禁錮地奄奄一息，所以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科學和儒學在康熙的身上是如何演繹傳統文化的宿命。

清朝統治者從一個少數民族變成華夏大地的統治階層，首先所面隊的是千古思想文化傳統的認同，宏揚儒學尊奉孔子這是關係到能否穩固其統治根基的大問題，從五歲就開始讀四書五經的康熙自然深深明其義。1684年，康熙御駕闕里聖廟，親行三跪九叩首禮，讚頌“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萬世帝王鹹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並說：“朕向來講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讚揚，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雲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

1689年，詔頒御製《孔子贊序》及顏回、曾參、子思、孟軻四《贊》，對儒家聖哲竭盡稱頌之辭。搬出孔子抬出儒學，這是歷代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的合理基礎，同時也是獲得民眾和士大夫階層支援的理論基礎。康熙不僅繼承下來，更是把它走上極端，欽定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宏巨”，並稱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

以儒為尊，排斥他說，強化專制，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諭禮部、翰林院曰：“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氾濫詭奇，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乃為有用。其他異端邪說，概不收錄”。

中國兩千多年的“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使得專制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成為主流，歷代統治者都會極力維護，清朝的統治因是外族入主中原更加強化了專制和恐怖。康熙並非因個人的一點科學愛好，而改變君主專制的血腥本色。康熙十九年，名醫朱方旦他發現了“腦”才是思想中樞，而不是傳統醫學所認定的“心”，此說一發表，引起醫界極大的震撼，群起撻伐，他是以“妖言惑眾”之罪被處斬，所有著作一律焚燬。只有專制者的自由意志而沒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很難想象會有科學精神和科學文化的盛行。

最讓人痛心疾首的是康熙的閉關鎖國的愚民政策，看到西方的科學文化卻不願意真心接受，“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馬克思語）。首先是禁教，康熙於171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免得多事"。禁書，康熙26年、48年、53年多次禁書，並規定“造賣印刷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買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海禁，康熙早年曾廢止禁海令，晚期日趨保守，又開海禁，並自此成為清朝的一項國策，及至乾隆，都自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專制，“莊廷銑案”、“ 胡中藻案”、“ 戴名世案”，這些都是康熙一手製造的文字獄。

康熙的時代正是東西方不同不同命運的轉折點，明朝之前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科學最發達的國家。迄時世界上重要的發明創造和重大科學成就大約300項，其中中國約175項，佔57%以上。自從康熙王朝的以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歐洲走向了工業文明的時代，中國卻變成了時代的落伍者。

那麼康熙是否要為中國近代科學落後負責呢？人們常常會問與康熙的同時代的俄羅斯彼得大帝，為什麼能大刀闊斧地實行改革，緊跟世界文明步伐，把俄羅斯從農奴制國家帶進了現代社會？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決定了一個人在歷史程序的作用。

以儒學為主體的思想文化，是很難孕育出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因素，向來主張“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楊光先能夠說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樣的話來，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代表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一種認識。

清朝以儒治國，以程朱理學為理論基礎，實行一元化的思想專制。程朱理學講的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朱熹本人更是嘲笑研究數學是"九九賤技"之術,都屬"雕蟲小技"且使"玩物喪志",非君子所為之事.一直到了近代，中國在明顯落後的情況下，居然還是一種視科學為“奇技淫巧”的文化氛圍，足見其文化傳統阻礙科學文化的強大作用。

康熙走不出他的歷史侷限性，他著力於傳統塑造的“內聖外王”，維護著帝王的極權專制，而不是科學制度和文化的開創者，這就是康熙的文化宿命。

康熙個人愛好科學，並不意味著他願意全國推廣。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康熙自己研究科學，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

清朝科學沒有發展，康熙不推廣，主要是清朝實施愚民政策。

為何這麼說？下面凌煙閣為你展開論述。

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從1583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明亡後傳教工作在清繼續。

耶穌會士鑑於中國文化強勢的現實，奉行“文化適應”策略，採取接觸、交流、滲入的策略傳教。因此，耶穌會士除了是傳教士之外，還多兼有一技之長，對當時的華人來講，稱他們為科學家也可以。此時西歐的天文學、測繪學、數學、化學、物理學等，已經領先中國。

康熙對這些很感興趣。恰巧此時欽天監的歷法出了問題，節氣與曆法偏差越來越大，有一年欽天監建議一年內再閏一個月。自古以來沒有一年兩閏的，因此康熙很生氣，就打算自己深入研究天文。

於是康熙天天召見傳教士，學習天文、代數、幾何等西方科學。

（正在研究天文的康熙，法國油畫）

後來康熙自己學得還不過癮，就讓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牽頭在暢春園成立了“蒙養齋”，主要學西學，負責編訂《欽若曆書》、《數理精蘊》、《御製律呂正義》、《御製三角形推演算法論》等書。

你以為康熙只是為了這些才學習科學的嗎？那你就錯了。

請看我給你舉幾個事例：

1678年，康熙為了籠絡漢人學者，開了博學鴻詞科，次年的試題是“璇璣玉衡賦”和“省耕詩”。璇璣和玉衡通常被看作是中國古代的天文儀器。康熙是想測試一下漢人學者的科學水準。

1689年，康熙在南京觀星臺考身邊的李光地（漢臣）關於星象的事，李光地說看到老人星（船底a Car），預示天下太平。康熙借題發揮，大意是說老人星與天下是否太平不相干，星在南，所以北京看不見南京能看見（原文見《聖祖實錄》卷一三九）。簡直就是說李光地“沒文化真可怕的”御批了。康熙還對李光地說過“你們漢人全然不曉得演算法，惟江南有個姓梅的（梅文鼎）他知道些。”

1692年正月，康熙在乾清門做了一場“大秀”。

康熙給所有大臣上了一堂生動的數學與天文課。康熙根據他從傳教士處所學知識，先是講了過去曆法預測為什麼不準，然後又講了他所掌握的準確的方法。最後，康熙在準備好的大秀道具---“日晷”上，用御筆標出了他預測的正午日影位置。眾位大臣就和康熙一起等著看結果，“至午正，日影與御筆畫處恰合，毫髮不爽。”主角大秀完美，配角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啊。“諸臣等奏曰：臣等今日仰承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歡慶之至。”（《聖祖實錄》卷一五四）

康熙這種種的試探和作秀，並不單純是個人炫耀。他是在借種種機會向漢人進行文化示威。

他在告訴天下漢人：

看，我雖然是滿人，但是我遠勝於你們；所以我統治你們，你們別覺得委屈。

（當時法國的藝術沙龍，貴族們正在大談東方君主的完美德性）

我們還是來看一些史實，從史實中得出結論。

1704年11月20日，羅馬教廷頒佈法令，禁止中國教徒再行中國祭孔祭祖的禮儀。1705年，教廷的特使多羅來華，在耶穌會士中宣佈這一禁令。康熙認為如果讓天主教繼續傳播的話，必將引起中國內部的混亂和衝突

1711年4月，新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楊秉義是數學家，康熙向他請教關於日影的一些細節問題。楊秉義就用耶穌會士利酌理的最新天文表計算，發現夏至點在午前20分，與欽天監的計算不一致。康熙知道了西方已有新的天文表，但是，在華的傳教士們並沒有把西方最新的表格提供給康熙。

康熙隨後就這個誤差問題問了在欽天監任職的閔明我和紀理安。這兩位用其他方法解釋了一通，根本不提西方已有新演算法的事情。康熙大怒，回了一個硃批奏摺，在奏摺最後加了一句“何其卑鄙！”這樣的嚴厲斥責（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二日閔明我、紀理安奏摺，《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

1711年冬天，康熙對大臣們提到這個夏至時刻有誤的事情。康熙因此認為歐洲天文學精度不高，也不過如此。再加上傳教士的欺瞞、禮儀的衝突等問題，康熙逐漸改變了對傳教士的態度。他多次與大臣提到，對西洋人，只可用其技藝。並逐步嚴控澳門，只准許有技藝的傳教士入境，純粹傳教的一律不準進大清了。

在蒙養齋基本完成了天文曆法、演算法等研究之後，康熙於1721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

小結：

從這裡我們看到，康熙學科學，只是為了擺脫在相關領域對西洋人的依賴，並不是為了在中國普及科學。當他自認為掌握的科學知識足夠之後，就禁止了西洋傳教士的活動。

朝廷掌握了可以加強統治控制人民的方法之後，就關上了學習的大門。

（耶穌會士所畫的大清武官與文官形象）

相對於漢人而言，滿足的人口太少太少，這是清朝統治者的一大心病。

康熙擔憂西方科學知識威脅滿清統治。而當時的耶穌會士們是把西方科學知識和天主教並行傳播的，這些都是開啟民智的重要手段，與滿清的愚民政策相違背。

這一點我想不用我多說，我們還是用旁觀者的記錄來做一個旁證。

耶穌會士張成在日記中記載：“他（康熙）告誡我們不要在我們所去的衙門裡翻譯任何關於我們的科學的東西，而只在我們自己家裡去做。”

喬治· 斯當東（馬嘎爾尼訪華時的副使）的記錄：“據說中國有幾位君主從外國傳教士方面學習外國豐富的數學知識。但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使這門學問普及到群眾中去。他們怕算學知識普及後，本華人能算出日蝕、月蝕，能製出曆本來，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而康熙時期的科學活動，僅僅限於宮廷，蒙養齋這個機構在完成了相關書籍出版後就關閉了。他根本沒有在民間推動科學發展的任何意圖。

（自大）

康熙皇帝在1704出版的《御製三角形推演算法論》中，提出了所謂的“西學中源”說。對，就是“西方的科學源自中國”的意思。

關於曆法，康熙說，“......歷原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術也。”（摘自《滿漢七本頭》，約1707年刊本）

關於演算法，康熙也提出了“西學中源”說，“夫演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演算法亦善，原系中國演算法，彼稱為阿爾朱巴爾（代數學）。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摘自《聖祖實錄》）

自負的康熙，作為聖祖被滿清後世皇帝膜拜，他所下的“ 西學中源”的定語，鎖死了清朝對科學的態度；再加上政治上實行愚民政策，終於使大清與科學發展失之交臂。

（完）

當時清朝入關是撿了一個便宜，福臨也就是順治是第一任入關後的皇帝。他年紀輕輕24歲就去世了，康熙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就當了皇帝。一直是擔心明朝餘孽反清復明，當時做好了隨時返回關外的準備。既然根本沒想過要一直當皇帝當下去，又怎麼可能大力發展呢？當時的國策就是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