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是一個充滿悲情色彩的大英雄，司馬遷自己的人生際遇也是充滿悲劇色彩。所以對項羽非常熱愛和同情。而班固受到漢室正統觀念的影響，思想上更加擁護漢室的統治，所以寫漢書的時候，只把項羽當傳來寫。從封建統治者的角度來看，班固的作法更加嚴謹正規，畢竟項羽至死都沒有稱帝。而從廣大勞動人民的角度看，司馬遷的做法是非常難得的，是真正的偉大良史，不以成敗論英雄，在漢武帝和漢昭帝統治的時期，敢把只給皇帝專用的本紀的待遇給於一個失敗英雄項羽，司馬遷一定是冒著巨大風險的。自司馬遷後，別無他人，敢如此與當朝的統治者唱反調！

這個把項羽載入本紀還是列傳，主要看作者對項羽的評價。

把項羽看成帝王的就寫入本紀，這是帝王待遇。比如司馬遷就把他看成帝王。

把項羽看成將相王侯的就寫如列傳，這是大臣的待遇。比如班固就把項羽看成一大臣。

其實都有道理，認知不一樣而已！

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評《史》《漢》優劣，就說過，文章史勝於漢，體例漢勝於史。換句話說，就是二者的體例是不一樣的，對於標準的規範與要求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體例的釋義是著作的編寫格式，綱領與細則，辦事的規矩等等意思。紀傳體是司馬遷創造的開山之作，他的本紀劃分雖然看似粗糙，但是有一套內在的編撰邏輯的，比如說按照掌權來設立本紀，所以既有項羽本紀也有呂后本紀，這前後是有邏輯延續性的。

其次，本紀有紀年的作用。楚漢戰爭時是沒有年號的，是按照戰爭結果來紀年。班固是在研究司馬遷的史記的基礎上撰寫的漢書，對紀傳體的體例做了更加詳細的標準劃分，皇帝有了年號之後就不能隨便用本紀了。

最後，司馬遷的史記是成一家之言，沒那麼多忌諱。而班固的漢書是官史，是按照君臣本論來確保政治正確，所以他把項羽本紀列入了列傳，但是保留的了呂后的本紀，這又是相矛盾的。

司馬遷的《史記》中《項羽本紀》記錄了項羽光輝壯烈的一生，雖然項羽並沒有成為真正的皇帝，司馬遷卻是以“帝王”的地位描寫項羽，飽含了司馬遷對項羽的愛慕、尊重。

《項羽本紀》中多以“項王”稱呼項羽，稱“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對給予項羽極高的評價。“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描寫項羽親率諸侯參與直接戰鬥顛覆了暴秦，而且他主持分裂天下，所有的政事都由其定奪，稱號為“霸王”。雖然項羽帝王之位沒能保全到最後，但也是千古未有的奇人。

項羽雖然沒能稱帝，但推翻暴秦的主要功勞在於項羽，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將項羽列入本紀。

而在班固的《漢書》中，表現出的更多的是儒家正統思想，宣揚君權神授等思想，缺少了司馬遷那種批判精神。他認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項羽既然沒有稱帝，地位自然不足以列入本紀。

司馬遷寫史首創紀傳體體裁，它分為了本紀世家和列傳三個方面來記述。而這三個方面是按傳主的地位和影響來劃分的。帝王的行事關係到整個王朝，是國家之本，因此分本記作傳。王侯為一方諸侯，世家保有其國，便分類為世家作傳。還列傳則是為人臣以及各方面的傑出人物做傳。針對為什麼班固把項羽列為列傳，而司馬遷則把他列入本紀的原因，主要分為兩大方面。

1.作者個人的態度看法。項羽雖然沒有當過皇帝，但是他率領起義軍打敗了秦朝的殘暴統治，同時自立為西楚霸王。雖然沒有皇帝的名義，卻有皇帝的實質。同時司馬遷對於項羽推翻秦朝統治，率領起義軍起義有著高度的肯定，認為他值得被列入本紀。

2.標準不同。紀傳體的體裁雖然是司馬遷的首創，但在剛開始時，標準並不是十分的完善，本紀世家與列傳的區別也不是有著非常嚴格的界定。因此司馬遷便根據自己所認為的便將項羽放進了本紀裡面。其實不僅僅是項羽，像呂后司馬遷也將它放進了本紀。

而在漢朝中期，紀傳體已經夠十分完善，本紀世家以及列傳有了非常嚴格的劃分。雖然項羽有著皇帝之實，但是他並沒有當皇帝，根據這一點重要原因班固將他放進了列傳，只是將他作為秦末農民起義的領袖看待。

實際上，司馬遷的處理更合適些，因為秦滅亡以後，項羽成為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只不過項羽拙於治國，他希望透過分封諸侯，自己作為西楚霸王可以實現霸天下的目的。只不過，他大舉實行分封制，惹出了太多的矛盾，以至於分封不久就天下大亂，他自己也疲於東征西討。

    項羽雖然武功蓋世，但滅秦以後沒有致力於統一中國，而大封諸侯，由於方法不對，也沒有為他贏得可靠的同盟軍。項羽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他的身邊缺乏一群為他出謀劃策的謀士，光靠個人匹夫之勇註定無法成功。

儘管項羽滅秦後沒有實現天下的和平安定，但他透過分封成為當時實際上的霸主，因此，司馬遷把他寫入《史記》並不是說司馬遷多麼偏愛項羽，而是尊重客觀事實，而班固把項羽放入列傳則有正統史觀作祟了。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司馬遷《史記》雖然彪炳千古，位居中國二十四史之首，但是性質上只是個人私自修撰的史書，而班固的《漢書》則是東漢時期的官修史書。

司馬遷家族雖然是祖傳的太史令家族，但是而且重新修撰國史也是司馬遷和父親的夢想，然而由於司馬遷捲入李陵事件，而遭到迫害，不僅太史令的官職沒有了，甚至差點丟掉小命，後來雖然花了重金保住性命，但是也遭遇了作為男人的巨大恥辱——腐刑。在古代修撰歷史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事件，失去太史令的官職，意味著司馬遷已經失去了修撰歷史的資格，但是司馬遷憑藉著堅強的毅力還是修撰出有著“無韻之離騷”之稱的《史記》。

《史記》不是官修史書，而司馬遷的個人史學著作

然而《史記》不是國史，只是司馬遷作為史學家的一家之言，因此少了很多估計和官方的忌諱，也不用考慮官方的“言論審查”，司馬遷在《史記》創造性根據歷史人物地位的不同設定三個稱呼，那就是本紀、世家、列傳。

本紀是用來記載帝王的章節，世家是用來記載王侯的章節，列傳是用來記載人臣的章節。

因為能夠有著本紀待遇的有五帝，夏本紀 商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項羽本紀 呂后本紀 西漢皇帝本紀，而世家則是周王朝時期的諸侯國，西漢的諸侯王和那些開國的公候，而列傳則是一般的大臣。

在司馬遷看來，項羽能夠分封天下，已經擁有帝王的權力

首先由於不用顧忌西漢皇帝的忌諱，司馬遷的創作可以更加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司馬遷看來，項羽關中封王的壯舉，他能夠號令天下，已經表明項羽的西楚霸王絕不同於一般的諸侯王，而是在達到了一個帝王的地位。因此絕對有作為本紀的資格，而後來呂后雖然僅僅是劉邦的皇后，卻在劉邦死後手握大權，更是在兒子漢惠帝死後，公開稱制而號令天下，因此也完全夠得上帝王的資格。因此項羽和呂后在《史記》中則擁有完全帝王地位的本紀。

而且從司馬遷所遭受的經歷，他應該或多或少對於西漢抱有怨氣。

司馬遷憑藉強大的毅力完成《史記》

事實上，《史記》成書後，並沒有直接流傳到社會上，而是被司馬遷藏了起來，在司馬遷死後的幾十年後，在漢宣帝時期才重見天日。

而《漢書》則完全不同，《漢書》是班固按照東漢皇帝的旨意所修撰的史書，屬於官修史書，因此班固雖然大量借鑑了《史記》的內容和體裁，但是需要的顧忌的太多，為了突出漢朝皇帝的正統性和高大上形象，當然作為自封為王，弒殺君主，而後又被劉邦打敗的項羽不能夠擁有本紀的地位，僅僅是獲得列傳地位。

《漢書》是東漢政府為西漢修訂的官方史書，要顧忌和正式的多

《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而《漢書》則是班固所著。《史記》和《漢書》無論在歷史觀點、語言風格或體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1）司馬遷作《史記》，雖以孔子作《春秋》自許，但他卻不贊成《春秋》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對於帝王貴族的罪惡，都能據實的揭露出來。他又不以成敗論人，如把陳涉列入「世家」、項羽列入「本紀」，給予他們很高的歷史地位。《漢書》是受詔而作的官書，其立場是為封建王朝服務，所以沒有《史記》那樣強烈的批判精神。（2）《史記》在語言運用上，大量吸取民間口語、諺語和歌謠，具有通俗流暢、淺易近人的特徵。而《漢書》的作者班固是東漢著名的賦家，重鋪排，尚藻飾，並多用駢偶句法。史家范曄所說的「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正指出《史記》和《漢書》不同的風格。（3）《史記》參考各種史料文獻，貫通和總結自有史以來至漢武帝為止數千年的歷史，運用「本紀」、「世家」、「表」、「書」和「列傳」五種體例組織配合起來，創立了紀傳體的通史。《漢書》是斷代史，只記載西漢一代史事，其體例多繼承《史記》，只是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併入「列傳」。《漢書》雖不及《史記》規模宏偉，但由於時代只有二百餘年，加以有《史記》作參考，故所記史事較為詳盡。《史記》與《漢書》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與《史記》1、司馬遷的生平與《史記》寫作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在他手裡完成這樣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與當時時代和個人的經歷等主客觀的因素是分不開的。首先，得益於家庭影響。他父親司馬談向當時天文、易學、道論的專家學習過，曾寫過《論六家要旨》的論文。司馬遷深受這個學術空氣濃厚家庭的薰陶，幼年時除參加部分勞動外，即開始學習當時的通行文字——隸書；武帝即位後，司馬談被任為太史令，舉家遷居長安，他又學習“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知識準備對於寫作《史記》十分重要。其次，司馬遷進行了大量的錄訪蒐集閱讀考訂史料的工作，對社會政治事件有親身的體會和實感。二十歲時有過一段漫遊大江南北的壯舉，在漫遊中已開始注意尋訪歷史遺蹟，蒐集人物的傳聞。例如到淮陰，蒐集有關韓信的傳說；到沛縣、豐縣一帶，蒐集了劉邦及曹參、蕭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開封考察了夷門監侯贏供職的地方，弄清所謂夷門即大梁（今開封）的東門等等。漫遊後仕為郎中，侍從武帝巡狩、封禪，使他接觸了更多的祖國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禮儀典禮，還曾參加武帝親自帶頭的堵黃河決口的壯舉，獲得寫河渠書的第一手資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觸了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生活，對於寫作《西南夷列傳》無疑起了很好的作用。當司馬談病逝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有條件接觸“金匱石室之書”，即皇家所藏的書史及檔案。第三，時代思潮的影響。武帝的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儒家重視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孔子個人就在魯史的基礎上編修了《春秋》，寓議論於史事之中。這對司馬遷頗有影響，司馬遷將寫作《史記》與孔子作《春秋》相比。同時，這與司馬遷的要求也不無關係。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隨武帝封泰山，因病滯留洛陽，司馬遷出使西南夷歸來要向武帝述職。趕到洛陽時，見到垂危父親，父親諄諄囑託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書而未能完成的事業，司馬遷在父親面前作了保證。司馬遷從此把著述歷史作為個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堅持不懈。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主持了改歷工作以後就開始寫作《史記》，這年他四十二歲。至天漢二年（前99年），他為兵敗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觸怒漢武帝，竟被處以宮刑。此後他隱忍苟活，發憤著述，為了完成《史記》的創作而頑強奮鬥，大約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書。再後的情況無史料可考，據推測可能卒於武帝末年。2、《史記》體例史記》是一部通史，上起黃帝下至武帝，記述了三千年的歷史發展情況。它開創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體裁，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八書、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本紀”記帝王之事，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的政跡，一般採用編年的寫法；“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分別敘述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型別、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人物的傳記，其中還記述了國外和國內少數發展的發展歷史。3、《史記》的人民性司馬遷在寫人物傳記時飽蘸了感情，表現出鮮明的傾向。對於最高統治者的殘忍、欺詐、虛偽等醜惡的本質，總是透過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劉邦是漢代的開國君主，司馬遷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結束楚漢戰爭的戰亂，統一國家的業績外，也在有關人物的傳記中將劉邦身上不光彩的陰暗東西暴露無遺。如在《項羽本紀》中透過兩人在鬥爭中的各自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劉邦與項羽的作戰，沒有不失敗的，他顯得是那樣的怯懦、猥瑣和無能。在《留侯世家》等傳記中寫了他的貪財好色，在《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裡寫了他的猜忌殺害功臣的殘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沒有諱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殘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對官僚集團、貴族階級的爾虞我詐，以勢相傾的種種實情，描寫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傳》中寫竇嬰與田蚡的種種矛盾明爭暗鬥，揭露了這一階級的世態炎涼和他們的陰暗心理。由於司馬遷的《史記》敢於面對現實，無情地暴露統治階級的本質，贏得了“實錄”的稱譽。司馬遷將人民聚眾反抗放在酷吏殘酷壓迫的背景上來表現，承認其合理性、正義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階級侷限。對於中國第一次農民起義——陳涉起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熱情的讚頌，對於陳涉的失敗，司馬遷也作了較全面的總結。對於項羽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貢獻，司馬遷加以謳歌，對他的暴虐和殺戮無辜則給予了批判。司馬遷肯定英雄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時，也隱約認識到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對於推動歷史的促進作用。《史記》中為工商業者、醫生、俠客、儒生、辯士都立了傳，承認他們在歷史程序中的作用。司馬遷對觸犯封建階級法律的遊俠是肯定的，因為象朱家、郭解那樣的遊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當時成為抑制豪強拯民危難的一種社會力量。記敘統治集團中的人物，司馬遷也以他們對民眾的態度去衡量，李廣將軍獲得了司馬遷的讚頌，讚頌的基點就是放在他的愛兵如子上。《史記》中寫了一系列的愛國英雄，如藺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高風亮節，廉頗為了趙國利益勇於改過，都獲得了司馬遷的熱情謳歌。這些形象到今天都還是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好教材。4、《史記》人物描寫的藝術手法1）人物置於矛盾衝突的旋渦之中，透過他們各自的行動顯示性格特徵。如《項羽本紀》中“鴻門宴”一節，是消滅秦帝國後起義軍中兩個集團的內部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後的第一次面對面的較量。在刀光劍影中糾集著項羽集團和劉邦集團的矛盾，項羽集團內部主戰、主和派的鬥爭，項羽是這些矛盾的結集點。從項羽對種種矛盾的處置，顯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種種心理因素，而劉邦在這一場面中也顯示了他的靈活、狡詐的性格特點。《魏其武安侯列傳》中“庭辯”一節，田蚡、竇嬰雙方的矛盾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這一矛盾衝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韓安國世故圓滑，既說竇嬰對，又肯定田蚡，將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鄭當時開始說竇嬰有理，後又不敢堅持。筆墨不多，卻勾劃出官僚們的面貌。2）司馬遷也善於選取富有表現力的生活細節，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內心世界。如寫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透過這一小事，石慶的謹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躍然紙上。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對信陵君的刻畫，作者重點寫了他親迎侯生的面，透過侯生毫不謙讓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寫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寫公子從騎者竊罵侯生，寫賓客們的驚訝，就是透過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態度，突出信陵君謙恭下士的性格特點。4）透過人物的對話、獨白，成功地顯示了人物的性格和聲音笑貌。如寫劉邦和項羽都見過秦始皇的出行，項羽在觀秦始皇渡浙江時，脫口而出說：“彼可取而代也”，顯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無所顧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當劉邦在咸陽見到秦始皇出行場面時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垂涎於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無遺。在《張丞相列傳》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將周昌口吃的樣子寫得惟妙惟肖。司馬遷在寫人物傳記時，為避免重複，經常使用“互見法”。同樣一件事涉及好幾個人物時，在一處詳敘，在別處就略而不敘，有時以“語在某某事中”標出。這種“互見法”不僅避免了重複，對於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項羽本紀》中主要突出項羽的喑嗚叱吒、氣蓋一世的性格特徵；而與這一主要特徵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則放在別人傳記中補充敘述，既突出主導的性格特徵，又免得顧此失彼，達到了性格的完整化。第二節 班固與《漢書》一、《漢書》體例《漢書》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起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專記西漢一代的歷史。他的體例基本承襲《漢書》，僅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併入“列傳”。共計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一百篇。二、《漢書》成書經過班固的父親班彪，曾續《史記》成《史記後傳》若干篇；班固於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親著作的基礎上開始撰定《漢書》，五年後被人告發，以私改國史罪被捕入獄，得弟班超營救，明帝親閱所寫傳記，不僅沒有處分，反而供職蘭臺，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後經歷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還是在他死後由妹班昭及馬續續補完成的。三、《漢書》與《史記》的比較《漢書》以史家之筆，記錄西漢一代的歷史，對漢代統治集團的昏庸殘暴，對上層社會的炎涼冷暖，對社會危機和民生疾苦，對有功於社會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較客觀真實的反映，其中也寄寓著作者的愛憎和批判。此是《漢書》與《史記》的相似之處。但因為班固生在專制壓迫、經學統治嚴重的時代，又因為班固家世傳統的影響和他自身性格的軟弱，《漢書》的史學見解和史學精神，又不如《史記》。1、班固的時代，中央集權加強，經學統治嚴重，更加上漢明帝對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預，故《漢書》對人物事件的抑揚褒貶，常常有失於公正客觀，而少有《史記》的批判鋒芒。①不贊成改革：《漢書》“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晉書·張輔傳》）②“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馬總《意林》卷5引楊泉《物理論》）③“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蘇洵《蘇老泉先生全集》卷9）④“班固名陳勝而降為列傳第一，名項籍而降為列傳第二，是以成敗論，二失史遷功過不相掩之筆多矣。”（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師友雅集》）⑤“遷、固兩體之區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之意義焉，《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班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歷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2、司馬遷作《史記》，寄慨遙深，史識亦高；《漢書》於人於事，雖有褒貶，然少寄託，史識亦不及《史記》。顧炎武《日知錄》：“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3、《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記》文字而又有所刪省。其體例之改易，得失互見；其文字之刪省，則往往失卻司馬遷的微旨與敘事的生動。《漢書》一書在體裁上承襲史記為紀傳體。亦略有變更，改書為志，省去世家。全書共分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八十餘萬言。起於漢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雖言漢書為斷代史，列傳、本紀均以西漢為斷限，但八表、十志則例外，如《古今人表》將古今人物分為九等，列敘其中。《百官公卿表》則溯自秦代官制，非限於西漢一朝。十志，有《禮樂》、《食貨》、《地理》諸志，皆自古代開始敘述。4、《漢書》敘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東漢文風，漸趨華麗，故其敘事詳密謹嚴，文字整飭贍麗，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的文氣流蕩，富於神韻。5、《漢書》從學術和文獻的角度，不獨在《史記》原有的紀傳中增加學術事蹟，多載學術文章與經世的文章，更特設《藝文志》，講論學術源流。把文化學術納入史的視野，這是《漢書》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