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在三國，只能是偶爾會為之，即使是蜀漢和東吳聯手也打不過曹魏。因為無論是在國力、軍事能力上，魏國都遠遠強於蜀、東吳。

論主公，論雄才大略，劉備、孫權不如曹操。後期司馬家族的能力和魄力依舊強於劉禪、孫皓。

論謀士，蜀漢只有諸葛亮、龐統、法正可堪大任，魏國的名仕則不可勝數。三國演義也誇大了謀士的作用，謀士不是戰爭的決定因素。

司馬懿和諸葛亮是棋逢對手。諸葛亮神機妙算，卻也贏不了司馬懿的忍耐，有實力的不作為，勝過沒實力的瞎折騰。

關羽的謀略遜於張遼。張飛能擊敗張郃，也是靈光一現，不可持久。趙雲帶兵就是個廢材，黃忠老矣，能斬夏侯淵就是最後的榮耀。馬超投蜀漢，就已經徹底死了。蜀漢的五虎上將和曹操的五子良將相比，單挑是蜀國佔上風，但論總體能力，蜀國是弱爆了。

有人一定會說魏延，重用他會怎樣怎樣，但他也不是能起決定性的人物。

三國後期，姜維的軍事能力弱於鄧艾。姜維和諸葛亮一樣，體現的是人格魅力。司馬氏專權，戰爭排程能力明顯強於蜀漢、東吳。

熱門的子午谷話題，蜀國玩不起，承擔不了失敗。魏國玩得起，鄧艾偷襲陰平，就成功了。因為魏國有這個實力，也有鍾會對姜維的牽制。

東吳的人才也很凋零，君主就像敗家子，能守住家就不錯了，你還能指望他開疆擴土？

所以說，蜀漢、東吳以弱勝強的基礎不存在，諸葛亮完成不了的任務，姜維更是完成不了。蜀漢、東吳沒有獲勝的基礎。

還有一點，在古代，所謂的軍事聯盟都是很脆弱的。三國的最終目的都是以消滅另外兩方為最終目標的。

蜀漢、東吳沒有一致的最終目標。

所以就是各存所想，各懷鬼胎。

這樣的聯盟通常都沒有什麼卵用。

魏國的任務不是守成，他的任務就是消滅蜀漢、東吳。

所以最後司馬家族是贏家。

謝邀 ！ 鄙人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大背景:中國自古以來北方各項綜合實力皆強於南方。儘管北方几經戰火摧殘，但仍處於“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狀況。 可以看看人口比例情況。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當時全國戶數1070萬，人口5648.7萬。可是到了三足鼎立時，全國戶數已經不足200萬戶，人口不足一千萬。到了魏吳季漢滅國之際，各華人口比例為:季漢滅國時人口百萬、兵力約十萬；吳滅時人口二百三十萬、兵力約二十萬；魏滅之時人口六百餘萬、兵力約五六十萬。（此資料不一定完全正確，不喜勿噴，萬望理解！謝謝！)

二、從季漢和東吳各自情況來看，以及東吳和季漢聯合情況來看，均有各自的軟肋。君所言的三國後期應該是指夷陵之戰之後的時代。

東吳的北伐: 東吳北伐大小共計17次，其中有兩次為三國前期（建安十九年五月，孫權徵皖城，吳國勝，攻克一城，斬俘數千；另一場是在建安二十年前後，孫權攻合肥，張遼威震逍遙津，吳國敗。)其餘十五次均為嘉禾二年三年六年還有赤烏四年六年九年以及建興二年三月、五鳳二年春、太平元年春和太平年五月，此皆為大舉。除此之外，分別在魏明帝和文聘的傳記中記載孫權還有次小規模北伐，魏吳互有勝負。但在滿寵傳記中記載了滿寵破孫權三次，擊退陸遜（陸議）一次，這些均不見於孫權和陸遜的本傳。其中東吳三勝六平八敗，八敗中有三次大敗。

東吳北伐在時間上與季漢的配合也存在問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已然兵敗退回漢中，孫權還未出兵。季漢北伐將曹魏精銳吸引到西線～如張郃從對東吳作戰的荊州戰區被調至隴西～某種意義上為孫權創造了有利條件，取得的大敗曹休於石亭的不俗戰績。當然石亭大捷也為諸葛亮第二次北伐創造了有利條件。諸葛亮幾次大舉北伐，出兵時間多在一二月；孫權北進，出兵時間多在四五月，甚至更晚。此皆為基本形勢制約使然！孫吳倚重水軍，必待春夏水漲之際，才能發揮水軍優勢，所以孫權多在四五六月出兵；而對季漢在秦隴作戰來說，雨季的到來則意味著交通上的災難。故而，季漢和東吳雖多次聯兵北伐，但很難在時間上做到密切配合很難形成“首尾掎角”之勢！另外季漢與東吳之間聯絡也受地形因素制約！

孫權北伐淺嘗輒止，多因為東吳受地形地勢影響其地水網密佈吳人善水性惟水軍最強。東吳對抗曹魏的最大屏障則是長江天塹，故而其北伐的有力軍之一為東吳水軍當然也是因為東吳的造船業發達，有專門的典船都尉負責造船隻，大船高出水面兩三丈、長二十餘丈，可載六七百人、貨物萬斛。《水經注》甚至說孫權曾命人造出可載千餘人的大船。孫權北伐不肯冒險遠離水軍作戰，數次未經決戰即全線退軍。

季漢伐魏: 諸葛亮北伐，共計出兵六次（其中第四次北伐屬於戰略防禦）:第一次是在建興六年（228年)春，出兵隴西，以街亭之敗而退兵；第二次則是在該年冬天，因曹魏敗於東線戰場的石亭，趁機出兵散關，以攻陳倉不下糧盡退兵；第三次是在建興七年（229年）春，諸葛亮派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自率大軍出建威為聲援，此戰以略取二郡而收功；第四次是在建興八年（230年)，曹魏三路攻蜀地，諸葛亮自率大軍待敵，而遣魏延、吳懿率偏師入羌中，敗魏將郭淮，市戎馬而歸；第五次是在建興九年（231年），出兵隴西，以李嚴謊稱無糧而退兵，於木門道射殺魏將張郃（其中張郃並不是一次性被射殺致死)；第六次是在建興十二年（234年），出兵斜谷而屯渭南，以諸葛亮病逝而退兵。從238年至262年姜伯約北伐大小共計十一次。

季漢的戰略軟肋: 建興九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這是諸葛亮第二次大舉北伐)，季漢為此次北伐傾其全力。李嚴已於上年率軍兩萬人馬從江州調赴漢中，留府參軍馬忠也從成都召至漢中，經營戎事。諸葛亮與司馬懿、張郃的大軍周旋於隴上，到了夏秋之際的時候，卻因李嚴謊稱無糧而退兵。諸葛亮被“授之以方筆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完全可以依據戰況而自己決定是否退兵。無論是後主還是李嚴，都不能令其退兵。而其退兵的唯一因素就是糧草供給的問題。季漢軍出隴西必須翻越隴山，出關中則必須穿越秦嶺數百里穀道，都會面臨糧草補給方面的困難！秦嶺地形對季漢交通的制約，構成季漢在戰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軟肋！為改善糧草運輸，諸葛亮發明了木牛和流馬。木牛在建興九年出隴西時首次投入使用，流馬則是在建興十二年出斜谷時首次投入使用。木牛應該是一種小推車，流馬則是一種狹長的快船。但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緩解的作用，治標不治本。若遇雨季，秦隴一帶的交通狀況就更糟了。諸葛亮三次大舉出兵，第一次大舉是在正月，後兩次均在二月，即可能考慮到秦隴交通與季節性氣候的關係。季漢軍不是糧食籌集不足，而是在運輸上的困難。諸葛亮最後一次大舉北伐，未料到在渭南陷入僵持。此為漢魏兩軍對峙時間最長的一次。截至退兵為止，季漢軍的糧草供給尚未成為問題。雙方“相持百餘日”，軍事上的對峙逐漸演變成意志的比拼。巍巍秦嶺尚不能使諸葛亮的意志屈服，司馬懿自然不能使孔明屈服，日後死去的諸葛丞相能嚇退司馬懿。但若是蒼穹的意志呢？那一年，秋風蕭瑟，諸葛丞相～病逝了！！！嗚呼悲哉！季漢國策調整: 諸葛亮死後，蔣琬主政。蔣琬是諸葛亮密薦的接班人。諸葛亮北伐，蔣公琰先後擔任留府參軍、留府長史，處理後方日常政務。諸葛亮去世後，蔣琬先是擔任了尚書令，旋即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次年四月，又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在短時間內，蔣琬便完成了全面接班。蔣琬開始面對後諸葛亮時代的季漢政治。延熙元年（238年)冬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其契機是上一年遼東公孫淵反魏。（司馬懿僅用了十個月討平了公孫淵）蔣琬出屯漢中，也只是待機出兵，而且特別強調了聯盟協同作戰的重要性和有隙可乘的前提條件 。魏景初三年正月，為季漢延熙元年十二月，也就是蔣琬屯漢中後的第二個月，魏明帝病死。蔣琬仍未出兵。蔣琬開府漢中，次年三月，加大司馬。在漢中，蔣琬提出過一個新伐魏方略。（沿漢水東下，規取東三郡)但此路頗險！此方案實際上並未執行過。延熙年間，季漢面臨了一種國策調整的需要。季漢急需確定一個合適的軍事路線，此路線應該既與諸葛亮的遺志相符合，又與季漢當前政治現實相適應。延熙四五年間，季漢在醞釀國策調整。（參與人主要有蔣琬、費禕、姜維、馬忠)其過程無從知曉，但結果清晰可見，延熙六年（243年）蔣琬從漢中還駐涪城。此舉意味著季漢不再大舉北伐，而只以有限的軍事行動作為北方象徵。偏師蠶食方向選擇了涼州。蔣琬亦於246年病逝！（姜維也開始了其大小共計十一次的北伐行動238～262年）季漢國策調整的另一個跡象是軍政高層人事的變遷:守南中的馬忠加鎮南大將軍、統漢中的王平加鎮北大將軍、督江州的鄧芝遷車騎將軍，姜維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遙領)；費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侍中董允加輔國大將軍。在延熙六年，季漢不再大舉北伐，總體上向內收縮，加強四境的防禦，而僅以姜維率偏師伺機北出。

鴿派抬頭，軍事上戰略收縮: 姜維認為“自隴以西可斷而有”，在一定程度上，姜維仍在延續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但此舉跟調整後的國策不符，故而費禕常限制姜維的兵力。季漢集團在政治上繼承諸葛亮遺志，繼續高舉復興漢室的旗幟。但在軍事上只以有限的軍事行動作為北伐象徵。這一國策一直延續至費禕遇刺身亡（即253年）。從延熙初年到蔣琬去世，季漢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三英共治的局面。延熙元年蔣琬北駐漢中後，費禕即接替其尚書令的職務。延熙六年，蔣琬還駐涪城，費禕則接替其大將軍之位，並錄尚書事。延熙七年，費禕從漢中禦敵凱旋，又接替益州刺史的職務，董允長期負責宮省之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此顯示出蔣琬對費禕董允同樣尊敬，董允固辭不受。延熙七年，費禕北赴漢中，董允則以侍中守尚書令。三英共治，維持了諸葛亮的政治路線。蔣琬董允皆在延熙九年（246年)病逝。費禕接任主政大臣水到渠成，季漢的大政方針亦無重大變化。董允病故，陳祇接任侍中，呂乂接任尚書令。宮中之事則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費禕接任主政大臣，兩年後出屯漢中；延熙十四年（251年）夏還成都（三代主政大臣，除主政初年為安定政局而有過段時間居成都外，均駐外地。諸葛亮主政四年後～期間還有一年用於撫平南中～即北駐漢中，死後葬於漢中。蔣琬主政三年後即北屯漢中，六年後還駐涪城，最後死於並葬於此地。費禕主政兩年後北屯漢中，三年後還成都，旋即北駐漢壽。費禕遇刺實屬意外，陰謀論者自當認為是場陰謀暗殺。費禕既開府漢壽，當會長駐此地，費禕死後亦葬於此。)費禕北屯漢壽。次年於此地開府；延熙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修)所殺於漢壽”。時值歲首大會，即元旦慶典。從諸葛亮到蔣琬再到費禕，駐地從漢中到涪城再到漢壽，這一變遷脈絡已經顯示出季漢政治的變化。蔣琬費禕雖不再常駐漢中，卻也不駐成都。對他們倆來說，雖不能以大舉北伐的軍事行動去北定中原，以完成已故諸葛丞相未竟之事業，卻當謹受其王業不偏安的政治訓條。季漢政治的衰弊: 我們先不妨看看一個小資料，後主在位期間，季漢共實行大赦十三次。諸葛亮主政期間，只實行了一次大赦。後十二次，蔣琬主政時大赦四次，費禕主政時兩次，餘六次。季漢越是接近末年，越是密集。諸葛亮去世後，季漢社會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民間隱匿人口，逃避賦稅、兵役，軍隊士伍逃亡，虛名頂替，“奸巧非一”。呂乂一方面為之防禁，一方面開喻勸導。僅蜀郡一地，“漏稅自出者萬餘口”。蜀郡一都之會，如同京畿，尚且如此，其餘諸郡發生的此類情況的嚴重性可想而知。呂乂擔任蜀郡太守，是在延熙九年接替董允為尚書令之前。也就是說，上述諸弊端正是蔣琬主政時的季漢國情。頻繁用赦，顯示出季漢社會矛盾的加劇。諸葛亮“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追思之；蔣琬費禕在制度上沿襲諸葛亮成規，社會矛盾卻愈演愈烈。季漢社會的變化相伴隨的是後主本人和季漢中樞政情的變化。季漢自諸葛亮後不再設有丞相，政事重歸尚書檯，故蔣琬主政初期，即以尚書令主持政務，後則以大將軍錄尚書事。蔣琬以大司馬開府，但先駐漢中後駐涪城，他已不再能如諸葛亮那樣以留府主持後方日常政務。成都日常政務由尚書令主持，故蔣琬北駐漢中，費禕即接任尚書令；費禕北赴漢中，董允即以侍中守尚書令。蔣琬之後，季漢不再設大司馬，費禕以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直到遇刺前一年才以大將軍開府漢壽。費禕從延熙十一年即不駐成都，則成都日常政務當由尚書令主持。蔣琬費禕身為主政大臣而常年駐外，只是在重大事情上擁有優先表達意見的權力。基於這一形勢，蔣琬病故前，季漢中最關鍵的角色實為董允。董允在病故前以侍中兼守尚書令。董允與蔣琬費禕二人內外維持，尚能保持季漢政治的基本氣象，董允與蔣琬同年病逝，侍中和尚書令這兩個中樞要職均易他人。

董允死後，陳祇接任侍中。其“多技藝，挾數術”，深得後主寵信。董允在時，後主便深感壓抑。建興十二年，季漢即發生過一件近似於宮廷醜聞案（即劉琰之妻胡氏事件）事後，董允規定，大臣妻妾不得再入宮朝慶。後主追怨董允，“謂為自輕”。陳祇任侍中長達十二年之久，呂乂死後，陳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長達八年！景耀元年（258年）陳祇卒後，“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下詔諡陳為忠侯，幾可直追諸葛亮！唉！黃皓操弄國柄，姜維欲除之，後主為之袒護，以至於姜維怯而求出避禍。

《龐統傳》附其子龐宏事，記載: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祇，為祇所抑，卒於涪陵太守。《姜維傳》載: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黃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立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復還成都。

當然陳祇黃皓等人上位弄權，亦是後主劉禪為加強其中央集權的結果。只可惜陳祇黃皓之輩之才德遠不及諸葛等賢臣，後主之資亦遠遜於先主劉備！

景耀年間，吳使薛珝聘蜀，歸去後，吳主孫休蜀政得失。薛答曰: 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三、曹魏君臣的文治武功及其對孫劉的影響:對孫劉聯盟的離間:早期曹孫劉三家的相互作用，孫劉聯盟自建安十三年（208年)經魯肅牽線搭橋後又經劉備孫權諸葛亮等人協商逐步建立起來！但雙方就孫劉聯軍所佔的荊州再劃分之事差點倒戈相向，聯盟內部逐漸出現裂痕，荊南四郡也一分為二。孫劉聯盟的支柱魯子敬病逝後，劉備方面並沒有驚醒，以至於讓東吳鷹派人物～呂蒙抬頭！呂蒙影響了孫權戰略觀念，也影響了孫權對江東事業的定位。其後孫權主動向曹操請降，曹老闆也樂意接受。最後孫權令呂蒙陸遜襲擊關羽奪得南郡。劉備後來亦不得不東征欲～奪回南郡！曹丕在延康元年即220年六月治兵南征，七月孫權便“遣使奉獻”，這期間曹孫劉三方關係十分微妙。（當然這裡曹魏的離間並沒有什麼明顯動作和成效，多是東吳受不了關羽劉備所帶來的壓力主動貼臉曹魏方面)以上算是曹魏離間的前序，曹魏離間的主戲自然是在三國後期。

孫劉聯盟雖破裂後但又經諸葛亮、宗瑋、鄧芝、費禕、陳震、鄭泉、馮熙、張溫、張奉、薛綜、薛珝等人的努力而得以恢復延續。故而曹魏方面則開始其離間之策，這也是其一貫的策略。《魏書-劉放傳》記載，曹魏捕獲吳使，輒改其書信內容，企圖使孫劉相疑。 2. 曹魏的和平演變攻勢: 魏黃初年間，曹魏對季漢開過和平演變的攻勢，試圖使季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史料證明是《蜀書 後主傳》所載，劉禪投降時降表，表文如下: 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闇弱，竅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

《魏名臣奏》載有王朗的奏議，其主旨是主張以儒家“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懷柔路線，不戰而定巴蜀。縱不能令其投降，也可瓦解其民心。曹魏公卿賈詡、華歆等在此都有反戰言論。曹丕不從賈詡之議，遂有徵吳之舉，在黃初年間幾次針對東吳炫耀王師。曹魏公卿重臣所持的偃武修文的主張，為魏對季漢和平演變策略的確定奠定了基礎。曹魏公卿（王朗、陳群、華歆、賈詡、許芝等）曾於劉備夷陵慘敗後孫權復叛之前密集地給季漢主政大臣們寫信。諸葛亮收到陳群的書信，是在劉巴卒後。許靖收到王朗的第三封信則是在劉備死後，信中提到“前夏有書而未達”，王朗的上一封信應該是寫於章武二年。這可視為曹魏對季漢的和平演變的一個訊號，在劉備崩殂的那一年其和平演變的攻勢達到了頂點。曹魏對季漢的和平演變攻勢，並未達到“欲使舉國稱藩”的目的。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後，魏明帝曾釋出過一個“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的詔書。其重點只攻擊諸葛亮一人，而視劉禪兄弟只不過是諸葛亮的提線木偶，巴蜀將吏士民不過是被諸葛亮集團所脅迫。這在政治上是一種策略，也是與之前的和平演變攻勢存在這一種延續性。但曹魏和平演變的最大收穫攢動了一個人～譙周（陳壽先生的老師)

譙周杜瓊等宿儒雖列名於劉備稱帝的勸進表上，但是這是其輩妥協服軟的結果，他們私底下卻在議論曹氏代漢的密論。杜瓊以“魏，闕名也，當途而高。”譙周則透過劉辯劉協的小名“史侯”和“董侯”中悟出漢將遜位的結論，這與曹丕代漢時太史許芝所講的那套理論如出一轍！關於漢室天命的解讀的理據，巴蜀的兩位碩學通儒與敵國曹魏的讖緯理論大師竟然英雄所見略同！！ 曹魏最強助攻～譙周:從《仇國論》到亡國論！在季漢後期，後三英相時代。姜維積極北伐，支援他的人似乎只有新近來降的曹魏宗親夏侯霸和長期鎮撫南中的張嶷。

張嶷任越嶲郡守達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還朝，拜蕩寇將軍。姜維出兵狄道時，張嶷抱病請纓，卻不幸在狄道城下陣亡。諸葛亮時代遺留下的宿將中，王平於延熙十一年卒馬忠於延熙十二年卒，鄧芝“惟器異姜維”亦於延熙十四年卒。軍中宿將唯有張翼、廖化。張廖二人在季漢末年並遷左右車騎大將軍，故稱併為大將軍，但二人皆反對姜維北伐。軍中宿將尚且反對，屬下將校士卒對北伐的認識可想而知。而《仇國論》的出臺背景為延熙十四年之後，此間的“軍旅屢出”正是指姜維從延熙十六年開始的年年北伐。所以張廖二將反對北伐與《仇國論》觀點如出一轍也不足為奇！《仇國論》的基本觀點，主導了季漢末年的輿論，為日後譙周一言而決定投降之策奠定了基礎。譙周在《仇國論》中將季漢稱之為因餘之國，意謂因襲兩漢之餘緒；將曹魏稱之為肇建之國，意謂新興的國家。（如此貼臉曹魏！可敬可畏！不愧是譙周！)文中還虛構高賢卿這個角色，以代表主張北伐者，而自稱伏愚子，與之辯論。《仇國論》從理論上否定了從諸葛亮到蔣琬費禕以來關於北伐的整套論述，將姜維的北伐稱之為窮兵黷武。張翼稱“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廖化稱“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觀點幾乎直接copy《仇國論》。《仇國論》是譙周與陳祇論其利害，後退而書寫成文。陳祇對於北伐的認知當與譙周一道，而陳祇對於劉禪的影響力不言而喻。由於譙周的影響力以及其學生弟子和“粉絲們”的宣傳，譙周的主張在延熙末年已然成為了季漢上下的一種普遍認識。在繼《仇國論》成為季漢的主流輿論後，譙周對季漢國運的天命解讀，也在益州悄悄傳播。（這種滲透力讓我不禁聯想到蘇聯解體！）譙周的《仇國論》的論調，顛覆了諸葛亮北伐主張。就算季漢不會速亡，姜維的地位旁落也是無法避免的！（這一大堆本來應該歸於季漢因素，但其是受得了曹魏和平演變攻勢的影響，故將次段落放於此)

3.曹魏各項舉措的積極因素以及內部眾多人才的穩步推進:曹魏屯田制興水利等舉措和九品官人法的推行從某種程度上大大增強了曹魏國力，使“十室九空”的中原慢慢恢復了生氣。東西線曹魏匯聚了大量優秀人才:曹仁、曹洪、曹真、曹休、司馬懿、張郃、滿寵、賈逵、郭淮、鄧艾、鍾會、杜襲、郝昭、戴陵、魏曜、王雙、陳泰、胡遵（吾之祖先）、胡奮、胡烈、楊阜、張既、羊祜、蘇則、諸葛緒、孫禮、州泰、杜畿、趙儼、王頎、牽弘、石苞、丘本、丘建、皇甫闓李輔、師纂、楊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