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節怎麼過？薩帕塔女性向全世界呼籲女權運動

集會現場

導語：存活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在去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墨西哥薩帕塔領地的女性集會向世界回答了這個問題，本篇文章為首屆薩帕塔主義者“關於鬥爭中女性的政治、藝術、體育與文化”的國際集會上的要點記錄。

2018年3月8日~10日，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領地舉行了首屆”關於鬥爭中女性的政治、藝術、體育與文化”的國際集會。這場規模空前、超乎預期的大會由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的女性成員召開，雖然極少見諸主流媒體報道，卻可稱得上是處於美洲大陸女性鬥爭自組織的中心。來自50多個國家、包括跨性別女性在內的5000至8000名女性來到了薩帕塔自治政府位於莫雷利亞的中心，與2000名薩帕塔組織的女性共同參與了為期三天的活動。這是首次只允許女性入場的薩帕塔主義集會，在第三天集會正式閉幕之前，凡是隨行的男子（和超過12歲的男孩）都需要在停車場上紮營。

這次集會慶祝了三·八國際婦女節。而與此同時，在墨西哥，對女性的暴力正在伴隨著“毒品戰爭”（War on Drugs）的擴張而加劇。自2006年開始至今，這場“毒品戰爭”的受害者不斷增加：到2015年為止根據官方記錄（其數目很有可能是嚴重低估的），已經有20萬人被殺、超過3萬人失蹤， 165萬墨西哥人因此流離失所；2017年則成為了毒品戰爭開始以來最暴力血腥的一年。在被定性為“女性殺害”（即僅僅因為女性性別身份而對其展開殺害的暴力和謀殺）的槍殺案發生數量上，墨西哥進入了世界範圍內的前十，在有些州的發生頻次達到了全球平均數目的15倍。如同墨西哥其他暴力犯罪，殺害女性犯罪的豁免率超過95%，而且很多針對女性的犯罪被當成家庭矛盾或女性自己的過錯而被豁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薩帕塔組織的女性提議本次國際集會的第一個共識應當是“繼續活著、繼續鬥爭”。

“這裡只對女性開放”

組織這樣一場集會所要付出的投入是非常龐雜的：要為會場住房、廁所、洗浴、食物和數以千計女性前往山區鄉村的交通提供基礎設施；安保由數百名不帶武器但是非常有組織的薩帕塔女民兵擔當；薩帕塔醫療隊、醫生和待命救護車被組織起來；來訪的女性代表提供的數百個研討小組和活動中每一個都有不懈的、熱心的薩帕塔女性代表的身影；還有一個全部由幾十個女性構成的薩帕塔媒體團隊“Tercios Compas”，負責執行一個跨越多個舞臺和幾十個同步進行中的活動的複雜技術平臺。除了這些，薩帕塔運動的女性還為女性的鬥爭提供了富有歷史和分析深度的理論框架，即便在場的很多非薩帕塔的女性代表未必同意其理論。但薩帕塔主義者對她們組織這次集會的目的很明確：這不是一次籠統的面向全體女性的集會，而是一次面向鬥爭中的女性的集會。如同她們在開幕時所說：“我們召開集會不是為了讓有錢的女性來指揮我們”。在整個活動中薩帕塔女性所教給我們的眾多深刻的事物難以一筆帶過，但作為Kilombo集體的代表團，我們想要總結我們在這次集會中學到的一些我們認為對世界女性鬥爭有幫助的東西。

女性的自由：個性表達，還是集體自組織

集會上，女人們的說話聲、音樂、籃球和足球比賽的聲音在莫雷利亞周圍的山間迴盪；置身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參與者群體中，參與橫跨薩帕塔領地的眾多活動有一種實在的興奮。在這樣的多樣性之中，我們代表團立刻發現非薩帕塔主義參會者提議發起、帶頭的許多研討組把“鬥爭”理解為挑戰被施加在自我表達和個體女性身體之上的限制。這些小組一方面包含了一系列使用動作、聲音和藝術來治癒、尊敬或表達個人的自我，另一方面關注了（小組主持者所想象的）女性身體的現實，包括了生育權利和經驗以及瞭解和照顧自己的身體。雖然這些主題中的不少必定在任何女性的鬥爭中有著重要的位置，我們擔心這一類的展示的數量之多會在整體上忽視了那些作為反應結構性社會轉型問題的鬥爭的存在。也就是說，自我表達似乎忽視了集體自我組織的問題，“生理現實”掩蓋了政治策略。請注意我們不認為這些是互不相容的，相反，我們想要指出的是在眾多參會者的展示中的個性表達和女性身體似乎完全脫離了集體自組織和結構性變化的問題。

我們認為過度專注於個人表達的風險在於個人表達可以輕易停留於宣洩式的、短暫的釋放，從而忽視了建設資本主義的替代選項所需的漫長、艱苦的過程，別忘了，資本主義已經證明自己對於促成甚至製造這些發洩的形式相當熟練。在此我們只需想到那些自我關愛產業、瑜伽、“新紀元”靈性概念的走紅，以及其它對專注身體和心靈的東方冥想習俗的挪用，就會發現，這些活動在當代資本主義的背景下只會幫助我們身心恢復過來以便繼續第二天的工作。換句話說，在這樣的環境中，可能激勵我們鬥爭和追求解放的做法被輕易吸收了，結果增加的是我們的生產效率，使得我們更熱情、靈活地參與到對自己的剝削中來。這跟在一些運動中，某些抗議的形式使集體能量得到釋放，因而在抗議後第二天除了對於這種反叛的新的審美視角被開發出來之外什麼也沒留下，是一樣的道理。

其次，我們認為專注對身體的自我認知和愛護內在的風險是它可能會讓我們把對身體必要的瞭解和保護跟對我們的身體施加控制的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絡切斷，並因此而掩蓋了有關“身體”的鬥爭對於建立任何解放性的政治綱領來說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們應該要記得，為了其自身的再生產，資本主義對女性身體的控制是強制的，在不同時刻可以是義務生育、強制節育、為生產勞動力而強制生育、為工作而延遲生育，或者籠統的性物化。但在此背景下奪回我們的身體，並不在於獲得對我們個人身體的控制——事實上，這種特定的理解使得一些地方的一些女性在對她們的身體和生育選擇權上獲得了實質性的控制的同時，其它女性的身體卻正在被貧窮、警察壓迫、過勞所摧殘，同時在暴力和生活的極度貧乏面前無能為力。這當中，就包括了那些作為僱傭勞動力謀生而不得不放棄對自己生育和家庭生活控制的人們。

因此，我們固然不打算抹殺上述提到的關注身體表達的形式的重要性，我們認為有必要認識到，由於資本主義關係和價值觀念帶來的整體社會的碎片化，如果不構建一個意圖為自身自由而奮鬥的集體主義共同體，個人身體的救贖也會看不到希望。沒有這個集體組織的持久過程，我們會繼續被侷限於個人，侷限於這種資本主義體系生產的地帶之內；因此，我們應該將鬥爭轉移到一個共同的地帶上，並由此創造有著遠超當前體系對個體能提供的豐富期望和需求的新個體。

薩帕塔主義者的自由：從服從到自我治理

來自薩帕塔主義領地5個區域的女性代表，在各自的演講、歌曲、戲劇表演和藝術品中所強調的正是上述這種透過集體自組織創造出的新個體。她們先將她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歷的三種壓迫理論化：貧困、原住民、女性，並給出了一個基於原住民所經歷的殖民統治、奴隸制、暴力、強姦、強制勞動、強制婚姻、軍隊騷擾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壓迫的多代際歷史敘述。是這樣的背景使得她們把重心放在一點上，這一點由負責代表全體薩帕塔女性在開幕式演講的“叛軍”艾麗卡最為清楚地表達了出來：“作為薩帕塔女性為自由而奮鬥的鬥爭是我們自己的。男性和體制不會給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自由。相反，父權式的資本主義的職責是讓我們屈從。如果我們想要自由，我們必須自己征服我們的自由，以女性的名義。” 在此，薩帕塔主義者並不是在說父權文化僅僅值得女性關心，對此我們將在下文討論。相反，她們強調的是她們堅信除了被壓迫者自身的行動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事物能讓我們走向解放。基於這一點，她們接下來展示了自己作為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成員和作為女性成員的鬥爭：組織起來並在領地上建立一系列自治的機構，使得她們對自身生活能有集體性的控制。在此我們想要透過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女性鬥爭的歷史，來回顧那個集體的、政治化地形的誕生。

支援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馬丁尼茲

1993年，在薩帕塔主義起義前夕，《女性革命法》在EZLN的首個出版物《墨西哥鬧鐘》（El Despertador Mexicano）上公佈，當時它已經被薩帕塔軍上下及其所有社群集會一致透過。該法概述了女性參與鬥爭、掌握權力職位、選擇伴侶與控制自身生育健康、獲取醫療服務和教育的權利，以及在革命法的基礎上，與男性平等擁有權利和責任的要求。這一法律對於女性在薩帕塔領地上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所體現的權利和角色的設計，反映了女性為了促成在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上創造、教育並最終決定做出如此激進的轉變而做的大量組織工作。

在僅僅10年後的2003年，EZLN宣佈設立五個新的據點以作為新成立的Juntas de Buen Gobierno（良政議會）的政治基地。良政議會是為了給薩帕塔主義社群和自治市提供第三個區域級別的自我治理的機構。當時，儘管這些自治實體還沒達到完全女性參與，但顯然EZLN已經實現了一次對自己的內部革命——它建設了以社群為基礎的、自我管理的平民機構對叛軍部隊和所有薩帕塔領土行使權力，因此它不是侷限於特定性別框架下的所謂女性戰勝男性，而是使得社會自組織和集體自我治理的價值被放置於頗具雄性氣質的以武力、軍事等級為主宰的價值觀之上的重要進步的軍事化等級支配。

10年後的2013年，EZLN舉辦了頗有傳奇色彩的薩帕塔主義小學堂，來自全世界的7000多名學生參加了EZLN社群自己開辦的課程：“薩帕塔主義者的自由”。EZLN的4本課本中的一本——《女性參與自治政府》——作為該課程的重要讀物出版，課本透過薩帕塔女性自己的敘述記錄了她們在三級自治體制、自治教育和醫療系統當中如何進行積極而廣泛的自組織，記錄他們如何透過建立女性合作社實現經濟獨立，如何在家庭和社會領域為了實現女性的新角色而作出的轉變，以及他們怎樣藉助這些社群機構的轉型與發展使得良好的健康、讀寫能力、政治經驗和組織領導力成為了女性日常生活的標準。

又過了5年，即《女性革命法》頒佈25年後，EZLN領地五個區的女性協調組織了這場歷史性的“鬥爭中女性”的國際集會，其展示的不僅是EZLN獨特的號召力，還有這個運動中多樣的社會基礎和軍事等級中薩帕塔女性的強大分析和組織能力。她們解釋道，沒有其他人可以給予或奪走這些能力，“沒有神、沒有男人、沒有一個政黨、沒有一個救星、沒有一個領導、沒有一個女領導或女老闆”能奪走它。

就效果而言，薩帕塔女性從殖民和家長制的蓄奴實踐中翻身，在短短二、三十年內就實施了《女性革命法》並進入了集體自治權力的最高位置。從該歷史來看，薩帕塔主義女性的鬥爭（包括薩帕塔領地內的禁毒和禁酒）在保護女性免受肉體虐待、強姦和其它形式的暴力方面做出了雖不均衡但很突出的進步。薩帕塔運動的女性代表也明確表示，這些進步不是透過個人表達和防護的渠道實現的，而是透過鬥爭來改變自身具體的物質條件實現的，比如土地的使用、食物生產、健康、教育和解決衝突；這個轉變與社群和集體意識對自我組織、自我治理的深刻理解是相輔相成的，後者造就了獨特而不斷演變的實踐辦法。因此，每一個薩帕塔主義女性的尊嚴和力量反映的都是全體薩帕塔主義女性的集體組織對於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下至私密、上至全球的方方面面建構結構性的暴力、不平等和羞辱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進行的鬥爭。

父權主義是僅僅關乎女性的問題嗎？

一方面薩帕塔女性強調女性的自由應當由女性集體奪取，她們也在各自的展示中重複強調，她們的鬥爭不是對男性的鬥爭，而是對體制的鬥爭。“叛軍”艾麗卡再次代表跨代的薩帕塔女性集體發言：“你要知道剝削我、搶劫我、侮辱我、毆打我、藐視我和謀殺我的不總是男性。過去往往是女性對我們做出這樣的事。現在依舊如此。” 在這種意義上，雖然薩帕塔女性在她們的反抗的每一層面都批判並反擊性別主義和父權式的做法，她們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看到了某些其他女性主義觀點的侷限，即後者對鬥爭的想象侷限於移除男性並取代男人位置的權力之爭。換言之，薩帕塔女性沒有把推翻對自己的壓迫和現有支配關係中的上位混為一談。

集會現場的足球比賽

我們認為在薩帕塔主義的框架裡，父權主義不是被定義為女性的問題或者男性的問題，甚至首先不是性別問題，而是一種構成一切社會關係的系統性支配和不平等，它不僅許可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同時也支援男性對其它男性的支配和女性對其它女性的支配。這裡我們覺得有必要指出薩帕塔女性理解女性鬥爭的方式與庫爾德自由運動中的女性鬥爭之間的相似之處。在這些框架內，我們發現如果把現存系統的問題看成女性的問題，我們只不過是邊緣化了那些把女性邊緣化的問題。父權文化教導男性，要求他們的自我價值實現與他們實施、體驗支配的能力掛鉤；這一事實必定傷害女性，但也削弱了男性和社會整體，因為它從一開始就腐蝕了一個人建立非支配性關係的外在能力和與其他人一起思考和組織的內在能力，以至於我們所說的集體自組織的政治對於很多男性（但不僅是男性）來說更像是自我毀滅，而不是一個能迫使所有人停止扮演資本主義下支配或被支配角色的社會組織方式。我們急需一種能摧毀這些角色的政治，而不是要重組這些角色。在此我們認為薩帕塔女性的鬥爭能夠同時表達他們在父權式資本主義下承受的三種壓迫——作為窮人、原住民和女性，並同時認識到從這樣的壓迫中解脫的訴求不僅僅侷限於女性。

哪一個“身體”（body）？

在大會的尾聲，薩帕塔女性給出了三個提議。首先，她們提議作為女性，我們要繼續活著，繼續鬥爭；這一點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贊同。然後，她們提議，由於不是所有在場女性都同意女性的鬥爭是對資本主義系統的鬥爭，每個女性應回到各自的集體去研究、分析、討論並判斷資本主義體系是否對女性的壓迫有責任。這個提議得到了更莊重的掌聲。最後，薩帕塔女性提議明年舉辦下一屆女性集會（熱烈掌聲），並且集會應當不僅在薩帕塔的領地而且要在在場女性代表的各個地方舉辦。這第三個提議不僅是建議讓活動增倍，而且是緊密聯絡到第二個提議的：我們需要組織化的集體實體來討論、判斷我們屈服的原因和形式，以此制定鬥爭的路線和策略。薩帕塔女性向我們展示了她們自己做這些事的過程，對她們而言這還包括了讀寫能力的問題，因為她們需要學習西班牙語以參與一個跨越多語言的集體鬥爭。她們向其它人提議的是，我們或許還要克服一種更大的“社會文盲”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學會對我們的生活進行共同思考、分析、討論和決策。

對我們而言，正如薩帕塔主義者們自己指出的，只有透過建造一個集體和一種集體性的分析才能獲得自我的感覺和鬥爭路線的方向。但現有體系提供給我們的只有那種自我感覺的廉價替代品。有很多種在壓迫的條件下“解放”自我的形式被賣給我們，無一例外都要經過變成“他者”（“somebody”）的過程，都需要獲得承認或者爭取感受聚光燈下的一幕。之所以要有這些引誘人的形式，是因為我們的集體意識和記憶中有這麼多女性以及其它人被消音、被抹去了。但是，這些形式不僅越來越曇花一現，它們很大程度上也被系統本身所限制、約束。新自由資本主義給偽裝成自由的個人認可和自吹自擂提供了無限的機會，而這在我們的環境中就是一大群存在於社交媒體卻沒有社群基礎的“運動領袖”，以及沒有實際後果的“反對派”表演行為，這兩者都可能在短時間內抓住眼球，但都缺乏認真的、時而也會乏味和單調的、持續進行中而不被輕易認可的集體組織的過程，也缺乏另一個鬥爭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個人犧牲。我們認為薩帕塔主義者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共同成為“無名之輩”（“nobody”）的過程，也就是從下至上創造一個基本上隱形的、匿名的社會力量以對剝削、徵地、壓迫和侮辱做出實質性的迴應，而不是做資本主義結構所准許的象徵性的、精選的“他者”（“somebody”）。用EZLN的話來說，“當有權者指代其它人時，他們輕蔑地叫他們‘無名之輩’（ ‘nobody’），但這些‘無名之輩’（ ‘nobody’）組成了地球的多數人。”

我們當然要保護並尊重個人的身體——不論是女性還是男性的身體，都以無數種形式被資本主義的荒謬恐怖所侵犯。在這一方面唯一能讓我們自由的身體（body）是由那些匿名的、以新的生活方式為目標的集體自組織行動所構成的社會實體（social body）。於是，女性的鬥爭不再僅僅是為了獲得現存結構的承認、接納和包含，而是堅持朝著一個社會關係和物質生產不再依賴錯誤的等級制和資本主義腐朽機構的世界而奮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如薩帕塔的傳奇所言，“相比現有的世界和那些在它之前的世界，在即將被創造的世界裡，世界的誕生不會被歸功於神，當有人問 ‘誰打造了這個世界？’時，回答將會是 ‘nobody’。”

那一天，白天會成為黑夜

第一天的活動進入了黃昏。我們注意到薩帕塔女性在有組織的隊伍中穿梭於活動據點的不同地方，雖然在日落的昏暗中看不清她們的隊形。晚上，她們呼籲大家為埃羅伊莎·貝佳·卡斯特羅默哀。她是原住民政府會議在下加利福尼亞州支援團隊的成員，在2018年2月14日在該州伴隨會議的女發言人瑪利亞·耶穌·帕特里西奧·馬蒂內斯巡遊時一同死於車禍。橫跨涼風習習、佈滿星光的山谷，大家熄了燈並點起了兩千只蠟燭。薩帕塔女子們在兩小時前圍著活動現場的中央廣場排列成環形，舉著蠟燭。幾千名組織起來的薩帕塔女子圍繞著她們邀請的幾千名客人，以她們的紀律、溫柔和頑強表達了鬥爭中的團結。在集會的結尾，“夥伴”亞歷桑德拉代表薩帕塔運動說：

“3月8日，在我們各自參與的尾聲，我們每個人點起一團小小的火光。[…] 這小火光是給你們的。帶走吧，姐妹、朋友們。

當你感到孤獨，

當你感到害怕。

當你感覺鬥爭非常艱難；當生活本身就已經很艱難。

在你的心中，你的思緒中，你的丹田點起這團火。

但不要只把它留給自己，朋友、姐妹們。

把它帶給失蹤的女人。

帶給被謀殺的女人。

帶給被關押的女人。

帶給被強姦的女人。

帶給被毆打的女人。

帶給被襲擊的女人。

帶給被各種暴力壓迫的女人。

帶給流動移民的女人。

帶給被剝削的女人。

帶給死去的女人。

帶走，告訴她們中的每一個，她不是孤獨的，而你會為她而鬥爭；你會為與她的痛苦相對應的真理和正義而鬥爭；你會為了世界上不再有另一個女性遭受她的磨難而鬥爭。

帶走它，把它變成憤怒、勇氣和決心。

帶走它，讓它與其他火光聯合起來。

帶走它，也許你會意識到父權式資本主義系統下沒有正義、真理或自由。

也許然後，我們能再次相遇並點燃這個系統。

也許你會在我們身旁，確保沒人撲滅它，直到它被燒成灰燼。

然後，姐妹和朋友們，在那一天，白天會變成黑夜，也許我們能與你們一起說：‘好了，可以了，是時候打造一個我們所需要的世界了，一個我們值得擁有的世界。’”

原文連結：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8/06/07/what-does-it-mean-to-live-notes-from-the-zapatistas-first-international-gathering-of-politics-art-sport-and-culture-for-women-in-struggle/

翻譯：louis

美編：太子豹

說說男士怎樣過婦女節。

婦女節是女士們的節日，那我們男士怎麼度過呢？首先說說我們公司，婦女節公司有福利，一般是一份精緻的禮物，一份過節費，和可以放假半天，X﹏X，當然，僅限女同志。現在，男同事也可以享受婦女節福利了。有朋友的公司釋出了婦女節放假通知，男同事在婦女節當天只要穿女裝上班，也可享受婦女節福利。讓我們期待女裝大佬登場吧，我們也過婦女節，哈哈。

那公司之外，我們肯定是要跟孩子他媽、孩子奶奶過節了，送上一束鮮花，一起吃個飯，陪著家裡的女神，就是我們男士的過節方式了！

最後，祝女同胞們節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