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不能怪晉商。

明朝末期的時候，確實有一些晉商，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商品販賣活動，為後金政權輸送物資，甚至探測軍情，傳遞文書和情報。

一、繁榮商路通後金

朱棣遷都北京，明朝國防的重點就在北線，以防止蒙古人襲擾。明朝在北方邊境部署了大批軍隊，同時也就需要大量的軍需物資。

為解決軍需，大明朝廷以“鹽引”為酬謝，鼓勵商人們把糧食草料運輸到邊塞。這就是“鹽引”，就是在政府專營鹽業的條件下，獲取購買、銷售食鹽的額度憑證。

晉商首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商機，他們從河南、山東以及江南地區把糧食運往北方的邊鎮，換得“鹽引”，再折身輾轉兩淮、河東、四川等各個盛產食鹽的地方，憑“鹽引”購買食鹽，到全國各地出售牟利。

透過艱辛創業，晉商們付出汗水和勤勞，賺取了大量財富，發展成為了盛極一時的商業幫派――晉商，是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之一。其中以八大商最為著名：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後承召入都，燕便殿，蒙賜上方服饌。自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其後嗣今多不振，惟範氏因北運一役，囧卿屢蒙恩賚……】

明末，努爾哈赤透過多年的征戰，統一了東北，積蓄軍力，擴充軍備，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

此時後金國庫空虛，負擔不起龐大的軍需開支。晉商的貿易活動，在物資上極大支援了後金政權，後金政權對於晉商也非常禮遇和重視。

天命三年，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清實錄》

“時有自明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州、杭州、易州等八省來撫順城貿易之人，選出十六人，厚給路費，即以七大恨之書付之釋還耳。”――《滿文老檔》

這就說明了，努爾哈赤“七大恨”就是透過商人們發到關內，廣為宣傳的。

努爾哈赤死後，皇太極登基，改國號為“大清”，繼續和晉商保持密切的聯絡，採取各種優惠政策吸引晉商前來貿易，以儲備軍用物資，還發展一部分人成為了間諜，刺探大明王朝的各種情報。

明朝崇禎登基，任命袁崇煥總督遼東兵事。袁崇煥上任後，很快就斷絕了內地晉商們與清朝在陸地上的貿易路線，還對明清雙方的來往商隊進行嚴厲盤查和打擊。一些明朝遊散士兵還趁機對商隊進行擄掠和殺戳。

二、改弦更改開海路

這時候，明清之間的貿易往來重點路徑就從陸地轉移到海上。

明朝皮島總兵毛文龍為明清之間的貿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毛文龍是官二代兼富二代結合出身，其祖父毛玉山是販運兩浙官鹽的山西太平縣晉商，其母為杭州望族，其舅沈光祚為進士出身，曾任山東布政使。

當時杭州有一句話，“杭州甲族，沈氏為最”由此可見，當時毛文龍祖上生意做得很不錯。

毛文龍是晉商家族的代言人，崇禎二年，由於毛文龍和晉商的特殊關係，晉商向清朝的糧食貿易，很大程度上都是透過海運得以實現，即從天津、山東到皮島國際離岸貿易中心，再分散到清朝境內。

明朝末期間的民間貿易，皮島貿易最值得關注，皮島在後金與明朝之間起到重要的貿易中介作用，北韓商人將人參、銀兩、糧米等運往皮島，從皮島商人手中換取中原內地的綢緞、青布、紙張等日用生活品，轉賣給急需這些物品的後金商人，再從後金商人手中換取人參、銀兩和貂皮。

皮島在北韓史料中稱椴島，因其處於鴨綠江以東，故明朝人稱其為東江。

自天啟二年十一月毛文龍入據後，該島成為明朝的海外軍事基地。明政府利用毛文龍在皮島，一方面監護北韓，防止其倒向後金，另一方面也對後金進行牽制。

毛文龍則以接濟軍餉之名，鼓勵中朝民間貿易，並在皮島和蛇浦兩處設柵收稅，在鐵山開設馬市。

因此，毛文龍統領皮島時，該地商貿最為活躍。其時遼東地區許多民眾皆捲入皮島貿易，號稱島上房屋林立，商船往來如織。

《仁祖實錄》六年十二月丁亥曹啟曰：

“毛都督於島中，接置客商，一年收稅，不啻累鉅萬雲。若使都督不盡入己，其補軍餉，豈淺鮮哉？ ”

毛文龍的部下兼親戚――陳繼盛，後來被袁崇煥審問時招認：

“當初軍兵聞奏之數，驗其實額，則未滿十分之一，而浪費錢糧，終歸虛套。冒姓毛人，則厚其廩料，其餘將官，則待之太薄。客商買賣之際，掊克入己，彼此商賈，並皆稱冤。”

《遼海丹忠錄》細緻的描繪了商人們在皮島繁榮活動的場景：

“商販利重，他也路途險阻，守支需遲，在餉司，卻也省一項渡海船腳，又免一種風濤虧損干係，移文登萊，乞寬海禁，除硝黃盔甲軍器，恐有漏入夷境等情，聽登萊人運發，或聽東江自行關領，其餘糧食貨物船隻，查無夾帶違禁物，竟聽給引開洋，前至皮島。凡到島的，毛將軍念他遠涉風濤，為身亦為國，極其體恤。米麥草料軍糧，細絹備旌旗，布匹備衣甲，都是軍需，既驗收，即便給批，著赴登萊關領對支，仍加犒賞。凡是交易的，都為他平價，不許軍民用強貨買，又禁島民詎騙拖賴。那些客商，哪一個不願來的。”

內地有毛文龍家鄉的浙商，還有晉商，徽商等，域外有北韓、日本、暹羅等客商,人戶甚盛。兩島間集戶口萬餘，貨物堆積如山。這些多是南貨，以手工業品為主，而北貨大多來自北韓和後金控制的遼東陸上地區，以人參、貂皮等土產為主，東江鎮成為集散百貨中心。

《鎮海春秋》裡描述：

道是本島人民稠密，貨殖不敷，駕船來往甚是不便，且失防守權，須乞出示，凡有商人至島，一應貨物，俱照北韓現銀給等情景。一府州縣，果然與他出示招商，一月間，那些商人從風而至，這俱是毛鎮南善於養兵策，數十萬人何過得日子。於是有詩讚曰:

開市屯田計不窮，聊舒國計從文龍。

《鎮海春秋》對當時東江百姓生活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確認，當時大批商人往來穿梭於皮島、登萊海道、東北亞間，使皮島成為東北亞環黃海地區貿易的中心。

自萬曆戊午以來，遼人渡海，避處島及諸州縣間，毛文龍號召為一軍皆從登州達皮島中。

遼地一切參貂屬，潛市中土者，亦由登地內輸。由是商旅往來雲集登海上，登繁富遂甲六郡。

遼人恃其強，且倚帥力，與土人頗不相安，識者久憂。

三、海路斷絕助大清

袁崇煥為了阻止晉商繼續向後金運送糧食、食鹽和鐵器等物資，向朝廷申請渤海海禁（只禁民船），並且殘忍殺害了商業家毛文龍。

所以說，是袁崇煥再一次破壞了晉商與後金之間的良好貿易往來。

後來，毛文龍的部下曾經想重新打通這條商貿路線，可惜沒有成功。

自毛文龍死後，其部下耿仲明、孔有德等人逃於四方，後聞袁崇煥碟死，毛文龍事稍白，復相聚於登，責緣為將。然此輩數獷悍貪婪，不知法度，視登為金穴，欲得而甘心焉。

明清對抗期間，清朝方面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袁崇煥死後，明朝北方邊境無人統疇管理和禁制。明清兩地商路逐步通暢，晉商又得以從陸路邊境繼續兩地的貿易往來。

崇德三年，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

在商貿過程中，部分晉商還為清朝政府擔負起一些其它方面的工作。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範永鬥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託，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

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許多時候都得到了晉商的財力資助和資訊提供。

晉商作為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商業群體，崛起於明朝，鼎盛於清朝。史載，“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晉商在清朝時期走上發展的頂峰，與清王朝的大力扶持是分不開的，在清朝的支援下，晉商壟斷了滿蒙貿易，甚至遠涉俄羅斯。可以說，晉商的壯大是與清王朝統一關內、平息西北叛亂同步進行的。

網上曾有一篇文章說，早在明朝後期，晉商就透過私自向後金（清）走私鹽鐵、糧食、甚至軍需火器等方式，幫助明朝的勁敵後金建立起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兵，並最終定鼎中原。所以，明朝的滅亡與晉商的叛國投敵有很大關係。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定下了“以不戰為上兵，羈縻為奇計”的對蒙對女真的策略，這是因為中原王朝物產豐富，農業發達，所以透過貿易互市的方式給這些遊牧、漁獵民族提供生活必需品，從而在經濟上對其進行牽制。

朱元璋當時就很明確的指出，對這些時常侵擾明朝邊境的周邊部落開展貿易，並非為了賺錢，“朕豈為利哉？制御夷狄不得不然也”。而當時山西因為地處明蒙交界，為商業活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所以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憑藉鹽引起家的晉商，通過蒙漢邊地貿易迅速壯大。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替介休範氏等後來的清朝八大皇商，據史書記載：“遼東商人，山西居多。”以介休範氏為代表的晉商，早已不滿足於對蒙貿易，而是開拓了對女真，也就是後來的後金的貿易。

按照當時明朝的基本國策，追逐利潤的商人，無論是對蒙還是對滿，貿易都無可厚非。但這種情況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發生了改變，因為明與後金爆發了薩爾滸之戰，明軍戰敗，後金成為明朝勁敵。

這個時候明朝全面停止了對後金以及臣屬後金的蒙古部落的邊地貿易，僅保留了土默特部等少數對明朝相對忠心的蒙古部落的貿易權，明朝也是想借拉攏這些蒙古部落來牽制後金。

這一招可謂是釜底抽薪，後金出現了嚴重的物資匱乏，從1619年薩爾滸之戰到1626年寧遠之戰數年裡，後金只能透過掠奪的方式來獲得鐵器、糧食。皇太極不得不先後攻打北韓、出征察哈爾來間接獲得與明朝的貿易。

在明朝官方貿易禁絕的情況下，採取了走私的形式向後金輸送物資，賺取鉅額利潤，成為後金的隨軍貿易商，深受皇太極的信任。清朝入關後，範永鬥承充內務府皇商第一代，深受恩寵，這與當年他們走私幫助清朝獲得生活必需品是分不開的。

但就此認為是晉商導致了明朝滅亡，這顯然是誇大了晉商的作用了，因為在明金軍事衝突最嚴重的時期，逐利的明朝商人就透過各處關口開展走私貿易，不僅僅是晉商，浙商、徽商中的膽大者，也冒著殺頭的風險透過皮島與後金開展貿易。

而至於“晉商幫助清朝裝備了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部隊”也並不準確，因為明朝對於火器的管控非常嚴格，直到崇禎九年（1636年）之前，清軍的火器都遠遜於明軍。

這種情況直到孔有德登萊叛變，帶走了明朝的紅夷大炮鑄造工藝和鑄炮匠人，清軍的火器水平才逐漸提升。所以，明朝的滅亡其實是多方面原因導致的，僅僅靠晉商走私一些貨物就能導致明亡清興顯然是不可能的。

晉商的崛起

晉商的歷史可以追索到明朝初期。當時朱元璋的軍隊在北方和蒙古軍隊抗爭，雙方都急需大量的戰備物資。為了解決軍隊的物資需要，朝廷以“鹽引”為酬謝，鼓勵商人把糧食草料運輸到邊塞。所謂“鹽引”，就是在政府專營鹽業的條件下，獲取購買、銷售食鹽的額度憑證。

朱元璋的舉措讓身在北方的晉商聞到了機會，他們積極的召集人手，從擁有糧食的河南、山東、南方等地運輸糧食等物資到軍隊，並獲得“鹽引”。然後透過“鹽引”到盛產鹽的地方收購食鹽，並且販賣到全國各地。透過這種辛苦，但是能撅起大量財富的方式，短短几年間，晉商成為了歷史上著名的商幫之一。

晉商與清軍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我覺得這句話是商人的最真實寫照。對於商人來說，經商是他們的王道。到了明朝中後期，在東北一帶的女真族開始崛起，和明朝之間時常有戰爭，晉商和明軍有生意往來，和清軍那邊也是有的。女真和蒙古一樣，他們自己本身不生產糧食，都是透過貿易或者糧食和生活中的各種用品。在薩爾許之戰中，明朝戰敗，為了能夠牽制後金（當時叫做後金），明朝封鎖了和後金的貿易，但是女真為了獲得各種物資透過各種方式繞過封鎖，並且開出市場上很難得的高價。利益驅使很多膽大的商人也透過走私把商品輸送到後金那邊，其中除了晉商，其實還有浙商等。其中晉商中有八個商人比較突出，為了感謝他們對清朝的幫助，清王朝入主中原後，清朝皇帝特賜黃馬褂，並封為“八大皇商”。

明朝的滅亡我覺得主要是內因和外因共同構成的，內因主要有：皇帝的無能、黨政、宦官、不能盡將之才等，外因有：天災人禍（小冰河時期）、強大的農民軍以及外面的後金軍等。晉商在整個過程起到了幫助的作用，但是論很大作用，我覺得還談不上！

無稽之談，清末江浙地區文人杜撰的歷史

三晉春秋史（一）：山西省即為華夏，漢族只是一個廣義的定義民族

三晉的來歷

山西省自稱三晉的來歷

三晉的來歷源自春秋戰國時期三家分晉的典故，春秋五霸的晉國被晉國的貴族們分為趙、韓、魏三個國家，最後才有了戰國七雄的格局。現在的三晉一般以太原為中心劃分晉南、晉中和晉北。山西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化經濟的中心地區之一，特別是南宋之前的山西曆史，地處黃河流域的山西省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融合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現在的所謂的廣義的漢族其實都是由山西河東文化衍生而來的，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的山西省，自古就是邊關要塞和多民族的聚集地，絢燦的春秋戰國歷史和盛唐文化，隨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從南宋開始，中國的文化中心才從北方向南方遷徙，可以說當南方文化中心的建立後，中國絢燦的春秋戰國哲學思想發展得到停滯，唐詩宋詞文化被迂腐的八股文所取代！

山西省具備天然的戰略要塞

冷兵器時代，得晉王者得天下

只要縱觀中國古代史，中國很多的古代神話故事發生地都在山西省，伏羲、堯、舜等上古傳奇記載在山西的考古發現和地理位置匹配上都完美的吻合，這也是為何說中國5000年曆史看山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山西省的地理地形非常的險峻，因此古代山西省重要的戰略要地，甚至有得晉王者得天下的美譽，這也是為何宋太宗要火燒晉陽城，削平系舟山，斬斷龍脈的重要原因，因為歷史上太原是有據可查的九朝古都，也是舉世聞名的龍城。自建城以來是趙國、前秦、北漢三個政權的都城，是東魏、北齊、唐朝、後唐、後晉、後漢六個政權的陪都，隋煬帝楊廣繼位前就是“晉王”，隋末李淵被封為“唐國公”和太原留守使，也稱之為河東撫慰使，起兵“晉祠”後建立大唐，並以晉陽的古稱“唐”作為國號，晉陽成為唐朝的龍興之地，被唐朝李世民譽為“王業所基，國之根本”。唐高宗李治繼位前也曾為“晉王。而同樣來自晉陽之文水的武則天成就了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晉陽古城自武周起一直稱之為“北都”，宋代趙光義繼位之前更做過“晉王”。

三教合一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源自山西的三教合一

不同於西方歷史上宗教文化之間的紛爭，中國的儒家、佛家、道家等宗教文化可以完美的共存，這樣的文化包容性也讓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消亡的高度文明，只要西方歷史有了解就會發現，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很多大型戰爭都是由於宗教的極端思想引發，歐洲大陸從來沒有像亞洲大陸一樣存在歷史悠久文化延續像中國一樣的超級帝國，其中主要是由於山西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集地，絢燦的中華文明就是在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下創立的高度文明，華人引以為傲的大唐盛世，李氏家族就是興起于山西的鮮卑族，現在根本沒有所謂嚴格意義上的漢族，漢族只是歷史上融合太多部落和民族文化廣義性的一個民族，山西省著名景點懸空寺中的三教殿就是中華文化包容性的最好體現，在懸空寺的三教殿內供奉著老子、釋迦摩尼、孔子，是中國古代現存唯一的三教合一的宗教大殿，也證明了中華文明中的高度包容性！

晉商的歷史不止是清朝的銀行家

網路中無知的言論正成為正史

目前在中國網路中流傳各種攻擊晉商言論，什麼明朝的滅亡全是晉商的錯，晉商沒什麼驕傲的，全是沾了清朝政府的光，這樣的言論甚至被很多歷史達人們所宣揚和接受，這些對歷史一知半解的人就在網路上自稱歷史問答的達人，史書可以編撰，但是歷史建築不會說謊，山西作為中國古建築博物館，晉派建築風格中很容易看到很多其他派系建築風格的影子，這主要是山西商人最早從目前的晉南地區起家，不斷遊走於全國各地晉商，把絢燦的河東中華文明和建築技藝傳播到世界各地，晉商的優秀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了，只不過明朝的晉商透過千辛萬苦打通了萬里茶道國際貿易路線，在清朝又開闢了票號中國最早的銀行業，鼎盛時期的晉商聚集了當時全中國的一半財富，因此才有海內鉅富的傳頌，可以誇大晉商滅亡明朝的歷史，主要出自清末江浙一帶以外國買辦為主的浙商和徽商，他們為了爭搶晉商手中的金融控制權，江浙本身地處太平天國聚集地，以及明末清初以江南八怪為主聚集在揚州不接受清朝招安的大量儒生，他們本身就是對清朝不滿 ，加上當時中國居民對處在內憂外患的清政府有不滿情緒，透過“反清復明”的文化灌輸來攻擊當時的晉商，事實上江浙的攻擊效果很明顯，統治中國金融體系的晉商在內憂外患下退出歷史舞臺，徽商和浙商在上海把控了現代中國金融體系！

明朝是一個可悲的朝代

喜歡內鬥和杜撰歷史的南朝文化

從南宋開始，中國文化中心向南遷徙，但是南宋儒家文化中為了自我保護多了厚黑學的成份，當時南宋想要收復領土年輕的主戰派和享受安逸生活老臣們的主和派矛盾重重，因此在南宋開始很多儒生開始編撰一個千年的冤案，把唐朝張士貴和薛仁貴的師生情編撰為老臣嫉能妒賢的故事，加上當時北方已經被金朝佔領，張士貴後裔中很多人成為金朝的重臣，這樣加深了當時南宋儒生們恨意，隨著《隋唐演義》街頭的傳頌，到了明朝以後，張士貴是奸臣的印象已經成為正史，從此張士貴後裔開始隱姓埋名，直到新中國解放後，在陝西昭陵出土的張士貴墓才替這一中國名望士家洗脫了罪名，所以說到了明朝後，東廠西廠、東林黨無休止的內鬥把厚黑學發揚極致就是從南宋的杜撰歷史開始的。

促進民族大融合的清朝

中國文化中心南移後多了狹隘的民族主義

大家肯定會疑惑為何南宋之後，中國宣傳的唐詩宋詞文化就停止發展？元朝時期山西的元好問算是傳承了唐詩宋詞的神韻，結果到了明朝，殺人如麻的朱元璋，集中了政權，為了統治用八股文侷限人們的思維，明朝出了幾十年不理朝政的皇帝，讓明朝陷入東西廠和東林黨之間無休止的內鬥中，最後留給勤政的崇禎皇帝一個國庫空虛的明朝，面對四處的饑荒和農民起義，穿著補丁衣服求著大臣們捐款，腐敗的明朝大臣都開始哭訴自己的清廉，最後李闖王攻克北京城，光從崇禎皇帝老丈人家中抄家出來的金銀珠寶就超過了當年崇禎提議整個北京城為國捐款的總額，明朝的滅亡是中國週而復始自我社會進化的必然，然而時到今日，由於明朝建立於江浙之地，不少華人受到連自己祖先是誰都不清楚的江浙文人們的鼓吹，所謂狹隘的民族主義，說歷史上明朝多麼的優秀，全是晉商的原因，讓這一個偉大的朝代滅亡，雖然清朝末年的腐敗，讓中國陷入黑暗的百年近代史，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康乾盛世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康熙大字典》以及《四庫全書》都是為中華文明傳承作出的貢獻，更奠定了今天中國疆域的版圖！

哪些抱著炫耀晉商的優秀就是靠著皇商的挑梁小丑們，請你們自己別把一知半解的歷史就當成正史，晉商的優秀是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的，所謂的漢族其實你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何方！何為華夏，請多讀山西省5000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