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轟炸機由於缺乏足夠的航程以及動力因素，主要充當一種戰術武器。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隨著轟炸機的各項能力大幅提高，轟炸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轟炸機（這裡指重型遠端轟炸機）是空軍的重要機種，它既能攜帶常規彈藥遂行戰役、戰術任務，同時作為美俄“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中最機動並具有多種作戰能力的空中平臺，還可以攜帶核武器，實施核空襲和核反擊。

戰略轟炸機的空中打擊，最早開始於二戰時期。珍珠港事件後，美軍出動一批遠端轟炸機空襲了日本東京，摧毀了一批工業目標和建築物，雖然對於日本的根本性打擊微乎其微，但是這個舉動表明了對於日本本土的轟炸並非不是不可行的，不僅雪了珍珠港之恥，也提升了軍隊計程車氣，民眾也堅信了勝利的可能，所以這次空襲東京，可以算作一次戰略轟炸。成規模的戰略轟炸，最早出現於諾曼底登陸後的歐洲戰場。美軍解放法國以及周邊低地國家後，便在此建立可以起降大型轟炸機的機場，採用鐘擺戰術對德國本土，尤其是工業區展開了大規模的轟炸，雖然轟炸機部隊傷亡率很高，但是這種打擊依然使得德軍工業能力幾近癱瘓，無法生產足夠的武器補充作戰部隊的損失，這也成為了德軍飲恨二戰的重要原因。

期初飛機只是一種偵查單位，沒人想到它是可以用於直接的戰鬥，直到有一天一個法國飛行員意識到，自己可以帶一支手槍上天。結果是他扣動扳機的那一剎那，空中的戰爭爆發了。從攜帶手槍到掛載機槍，從攜帶手榴彈到掛載炸彈。空中的戰鬥不斷升級，日漸激烈。此時對於各國而言，空軍還是個新興產物，各國沒有對於空軍作戰的完善的空軍理論。

而戰略轟炸理論，追述根源，是來源自英國的皇家空軍之父，休·特倫查克爵士。他在一戰的最後幾個月向協約國最高戰時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對於轟炸，他是這樣寫的：“有兩種因素，精神效果和物質效果——目標是在兩方面都獲得最大效果。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是襲擊工業中心，透過攻擊軍事物資中心造成軍事損失和生命損失，透過攻擊德國民眾中最敏感的部分，對民心產生最大影響。”這種轟炸理論是基於一戰的國與國的戰爭模式和投入，以及總體戰理論所提出的。總體戰（英語：total war）又稱全面戰爭，是指一個國家動員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摧毀另外一個國家參與戰爭能力的軍事衝突型態。總體戰的實踐古已有之，但在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釋出後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當總體戰爆發，雙方就會發生慘烈的戰爭，兩個國家必然傾盡全力，戰爭的勝負不僅僅將取決於國家整體實力，更將取決於其人民的對於戰爭的信心。而休·特倫查克則相信透過對德國工業中心進行轟炸，將能夠摧垮敵國的民心，使德國喪失於協約國作戰的能力，將其迅速瓦解而義大利的朱利歐·杜黑也比較超前，他意識到了制空權的重要性，更是敏銳地注意到了總體戰的趨勢，而空中戰場則能對其產生巨大影響。他相信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已經變化，民眾不再是戰爭的從屬，而能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而工業化程度的提高，物質條件的影響程度和軍民抵抗意志的反作用力都空前增大。而航空武器則提供了直接打擊敵國重心的手段，而這將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可以說，這就是戰略轟炸的雛形，也是日後戰爭中的戰略轟炸的理論依然而有了理論依據，可是要將其轉換為現實，尚有一定難度。因為掛載重量有限，所以這個時候的炸彈普遍都很小，有些乾脆是飛行員放在座艙帶上天，自己往下扔的。這樣的轟炸效果當然極其有限，根本不能完成戰略轟炸的任務。所謂的用航空力量打擊敵國核心，使其民心士氣崩潰，根本是做不到的。但是戰爭是技術的催化劑，這話一點都不假。間戰期間，各國有足夠的時間來總結自己在戰爭中的經驗，並對其做出發展。航空武器自然也在其中，飛機從單引擎進入雙引擎，甚至於更大的四引擎飛機都在研發之中。而引擎的進步也讓飛機的載彈量日漸提升，這就讓戰略轟炸從理論，變成了可能。而這個階段一些小規模的衝突，也驗證了戰略轟炸。典型例子就是德國禿鷹軍團對西班牙的格爾尼卡所進行的轟炸。此時正值西班牙內戰，共和軍在國際縱隊的幫助下和獨裁者弗朗哥的國民軍打成平手，但在部分戰線上可以發動反擊。總體說，其佔據了優勢地位。鑑於這個情況，德國和義大利先後派出部隊援助弗朗哥。其中德國的胡戈·施佩勒少將所率領的禿鷹軍團，則以空軍力量為主導，擁有三個戰鬥機大隊，三個轟炸機大隊，一個偵察大隊。在西班牙內戰中，禿鷹軍團擁有很強的力量，儘管共和軍一開始擁有飛機的數量優勢。但是國民軍的盟友禿鷹軍團，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由梅塞施密特公司所生產的BF109戰鬥機，亨克爾公司所生產的HE111轟炸機，以及容克斯公司所生產的JU87俯衝轟炸機，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斯圖卡轟炸機。可想而知，那些散漫如烏合之眾的共和軍和缺乏組織度的國際縱隊，其空中力量根本無從談起對抗強大的禿鷹軍團。空軍力量很快紛紛落敗，幾乎損失殆盡。而在這個階段，禿鷹軍團對共和軍的重要運輸節點，格爾尼卡市的轟炸則顯得格外搶眼。在三個小時的轟炸之後，格爾尼卡一片廢墟，完全失去了作為運輸節點的能力。儘管這場轟炸被世人所抨擊，但是對於軍事理論家而言，這是一個佐證。禿鷹軍團對格爾尼卡的轟炸和此後一系列轟炸已經實現了他們的理論，將其變為了現實。即一次強有力的轟炸，可以嚴重的挫敗敵人，並且將其戰爭信心瓦解。在西班牙內戰後，各國都加緊研究西班牙的戰例，為完成自己的戰略轟炸理論而努力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戰略轟炸迅速走上了議題，準確說是投入使用。此時各國已經對戰略轟炸有了相當的認識，戰略轟炸不僅僅將侷限於襲擊軍事目標，也就是作戰部隊，軍事基地，軍事設施等等。而後方的生產設施，政府機關，民用設施，甚至是平民區都納入了攻擊範圍之中，其目的是為了摧毀敵對國的所有戰爭能力，並使其敵對國政府和民眾喪失對戰爭的信心。早在1940年5月，丘吉爾在就職演說中講到：“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其中不列顛空戰期間的倫敦轟炸就是個典型例子，起因是德國轟炸機迷航誤炸倫敦，丘吉爾遂採取報復手段。經過丘吉爾的科學顧問弗雷德裡克·林德曼對戰略無差別地域轟炸效果能力的統計計算，丘吉爾就職第二天，就派出英軍轟炸機對德國符騰堡進行無差別戰略轟炸。9月4日，希特勒公開發誓要以作為最後手段的無區別轟炸迴應丘吉爾的無差別大轟炸。自此不列顛空戰中的倫敦轟炸就成為了戰略轟炸的起點，不過因為納粹德國的國力有限，在戰略轟炸上並沒有太多的涉足。但是同盟國卻總結了戰略轟炸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首先當時轟炸機所配備使用的舊炸彈威力太小，對於水泥建築的破壞低於預期。其次雙發動機的轟炸機在載彈能力表現、續航表現、高空飛行表現上遠不及戰爭需要。另外在實戰中證實了，原本依靠轟炸機的自衛火力對抗攔截機群的做法是錯誤的。轟炸機的自衛火力強度不足，會在敵方攔截機群面前成為活靶，所以必須考慮給轟炸機群提供戰鬥機機群進行護航。如果沒有戰鬥機護航的轟炸機是無法同時滿足作戰與避免損失的兩項要求，但當時戰鬥機續航能力又不足以媲美轟炸機，因此開發新的戰鬥機勢在必行。此外，讓敵國平民厭戰，反對納粹也不可能，因為平民都被納粹嚴格控制，稍有反叛思想則遭到鎮壓。而且，平民不可能對在高空中的轟炸機表示投降。因此，平民對於承受轟炸的忍受力高於預期，因為除了忍受之外老百姓沒有其它選擇。而在戰爭時期，政府興建防空設施就可以確保統治正當性。直接地毯式轟炸人民，反而會造成攻方被傳媒妖魔化。所以戰爭進行到這一階段，戰略轟炸已經徹底放棄了在精神上壓迫平民來取得效果，轉而開始以徹底摧毀對方的戰爭潛力，尤其是工業能力為主。1942年3月28日，英國空軍對德國呂貝克市進行戰略轟炸，投下了150噸炸彈和150噸燃燒彈，呂貝克市被夷為平地。同年5月30日，英國空軍再度出擊，對德國的科隆進行轟炸，丟下了500噸炸彈和1000噸燃燒彈，科隆頃刻間遭到滅頂之災，一萬五千棟房屋被毀。而戰略轟炸效果最明顯的，當屬盟軍對德累斯頓的轟炸。德累斯頓是納粹德國重要的工業城市，在這裡有煉油廠，飛機制造工廠，坦克製造工廠，光學儀器製造廠，同時它還是重要的交通樞紐。盟軍遂決定對德累斯頓進行戰略轟炸，摧毀德國的戰爭潛力。在1945年2月13日—2月15日，盟國展開了戰略轟炸。轟炸結束後，德累斯頓兩百多家工廠遭到毀滅性打擊。此外德累斯頓的市中心的28410所房屋中的24866所被摧毀，整個城市222000座公寓住宅中的75000座被徹底摧毀，11000座嚴重損毀，受損城市面積高達300平方公里，而德累斯頓的死傷人數則難以估計。透過此舉，德國的戰爭潛力被盟軍大幅度摧毀。另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也遭到了美國的戰略轟炸，許多城市被美國戰略轟炸機群所摧毀。其中東京轟炸是一個典型例子。1945年2月23日開始，美軍開始對東京採取戰略轟炸，174架B29轟炸機在東京拋下大量燃燒彈，東京約2.56平方公里的區域被焚燬。隨後3月9日，美軍再度展開空襲。349架B29轟炸機對東京投擲下了超過2000噸燃燒彈。其產生的高溫，足以使區域內的所有物體燃燒。東京約41平方公里的區域被摧毀，22個工業目標被徹底摧毀，267000多棟房屋被摧毀。上百萬日本人無家可歸，近十萬人被燒死。隨後盟軍又對日本多個城市展開空襲，名古屋、大阪、神戶等都遭到襲擊。此後的一段時間，美軍在三個月內連續空襲日本各城市，這導致了日本戰爭潛力迅速瓦解，工業生產幾乎停頓。日本法西斯震驚於美軍的戰略轟炸，對戰爭前景日漸悲觀，內心的瘋狂被恐懼所取代。最終在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後，日本法西斯選擇向盟軍投降。此後就如同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德國納粹，將其送上絞刑臺一樣，日本法西斯和其軍國主義者也被遠東軍事法庭所懲處，等待他們的將是絞刑臺。戰略轟炸固然是一個殘忍的選項，但在戰爭中同盟國別無選擇，為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只能採取戰略轟炸。而戰後如同日本，德國等國家法西斯殘餘和其支持者宣稱，同盟國也犯下了戰爭罪行，並以此試圖甩掉自己的原罪。但是就如同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在記者詢問是否有原子彈之外的辦法時所回答的那樣“沒有，記住，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士兵一樣沒有選擇。”當這些法西斯殘餘和支持者宣稱盟國犯下“戰爭罪”時，請想想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這一切都是他們罪有應得。

熟悉二戰歷史的朋友應該很熟悉一個詞，戰略轟炸。這個詞在二戰中頻繁出現，許多朋友將其簡單理解為大機群轟炸，這個理解並不完全正確。今天我們就來解析一下，戰略轟炸的前世今生。

期初飛機只是一種偵查單位，沒人想到它是可以用於直接的戰鬥，直到有一天一個法國飛行員意識到，自己可以帶一支手槍上天。結果是他扣動扳機的那一剎那，空中的戰爭爆發了。從攜帶手槍到掛載機槍，從攜帶手榴彈到掛載炸彈。空中的戰鬥不斷升級，日漸激烈。此時對於各國而言，空軍還是個新興產物，各國沒有對於空軍作戰的完善的空軍理論。

而戰略轟炸理論，追述根源，是來源自英國的皇家空軍之父，休·特倫查克爵士。他在一戰的最後幾個月向協約國最高戰時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對於轟炸，他是這樣寫的：“有兩種因素，精神效果和物質效果——目標是在兩方面都獲得最大效果。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是襲擊工業中心，透過攻擊軍事物資中心造成軍事損失和生命損失，透過攻擊德國民眾中最敏感的部分，對民心產生最大影響。”

這種轟炸理論是基於一戰的國與國的戰爭模式和投入，以及總體戰理論所提出的。總體戰（英語：total war）又稱全面戰爭，是指一個國家動員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摧毀另外一個國家參與戰爭能力的軍事衝突型態。總體戰的實踐古已有之，但在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釋出後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

當總體戰爆發，雙方就會發生慘烈的戰爭，兩個國家必然傾盡全力，戰爭的勝負不僅僅將取決於國家整體實力，更將取決於其人民的對於戰爭的信心。而休·特倫查克則相信透過對德國工業中心進行轟炸，將能夠摧垮敵國的民心，使德國喪失於協約國作戰的能力，將其迅速瓦解。

而義大利的朱利歐·杜黑也比較超前，他意識到了制空權的重要性，更是敏銳地注意到了總體戰的趨勢，而空中戰場則能對其產生巨大影響。他相信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已經變化，民眾不再是戰爭的從屬，而能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而工業化程度的提高，物質條件的影響程度和軍民抵抗意志的反作用力都空前增大。而航空武器則提供了直接打擊敵國重心的手段，而這將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

可以說，這就是戰略轟炸的雛形，也是日後戰爭中的戰略轟炸的理論依據。

然而有了理論依據，可是要將其轉換為現實，尚有一定難度。因為掛載重量有限，所以這個時候的炸彈普遍都很小，有些乾脆是飛行員放在座艙帶上天，自己往下扔的。這樣的轟炸效果當然極其有限，根本不能完成戰略轟炸的任務。所謂的用航空力量打擊敵國核心，使其民心士氣崩潰，根本是做不到的。

但是戰爭是技術的催化劑，這話一點都不假。間戰期間，各國有足夠的時間來總結自己在戰爭中的經驗，並對其做出發展。航空武器自然也在其中，飛機從單引擎進入雙引擎，甚至於更大的四引擎飛機都在研發之中。而引擎的進步也讓飛機的載彈量日漸提升，這就讓戰略轟炸從理論，變成了可能。

而這個階段一些小規模的衝突，也驗證了戰略轟炸。典型例子就是德國禿鷹軍團對西班牙的格爾尼卡所進行的轟炸。此時正值西班牙內戰，共和軍在國際縱隊的幫助下和獨裁者弗朗哥的國民軍打成平手，但在部分戰線上可以發動反擊。總體說，其佔據了優勢地位。鑑於這個情況，德國和義大利先後派出部隊援助弗朗哥。其中德國的胡戈·施佩勒少將所率領的禿鷹軍團，則以空軍力量為主導，擁有三個戰鬥機大隊，三個轟炸機大隊，一個偵察大隊。

在西班牙內戰中，禿鷹軍團擁有很強的力量，儘管共和軍一開始擁有飛機的數量優勢。但是國民軍的盟友禿鷹軍團，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由梅塞施密特公司所生產的BF109戰鬥機，亨克爾公司所生產的HE111轟炸機，以及容克斯公司所生產的JU87俯衝轟炸機，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斯圖卡轟炸機。

可想而知，那些散漫如烏合之眾的共和軍和缺乏組織度的國際縱隊，其空中力量根本無從談起對抗強大的禿鷹軍團。空軍力量很快紛紛落敗，幾乎損失殆盡。而在這個階段，禿鷹軍團對共和軍的重要運輸節點，格爾尼卡市的轟炸則顯得格外搶眼。在三個小時的轟炸之後，格爾尼卡一片廢墟，完全失去了作為運輸節點的能力。

儘管這場轟炸被世人所抨擊，但是對於軍事理論家而言，這是一個佐證。禿鷹軍團對格爾尼卡的轟炸和此後一系列轟炸已經實現了他們的理論，將其變為了現實。即一次強有力的轟炸，可以嚴重的挫敗敵人，並且將其戰爭信心瓦解。在西班牙內戰後，各國都加緊研究西班牙的戰例，為完成自己的戰略轟炸理論而努力。

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戰略轟炸迅速走上了議題，準確說是投入使用。此時各國已經對戰略轟炸有了相當的認識，戰略轟炸不僅僅將侷限於襲擊軍事目標，也就是作戰部隊，軍事基地，軍事設施等等。而後方的生產設施，政府機關，民用設施，甚至是平民區都納入了攻擊範圍之中，其目的是為了摧毀敵對國的所有戰爭能力，並使其敵對國政府和民眾喪失對戰爭的信心。

早在1940年5月，丘吉爾在就職演說中講到：“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其中不列顛空戰期間的倫敦轟炸就是個典型例子，起因是德國轟炸機迷航誤炸倫敦，丘吉爾遂採取報復手段。經過丘吉爾的科學顧問弗雷德裡克·林德曼對戰略無差別地域轟炸效果能力的統計計算，丘吉爾就職第二天，就派出英軍轟炸機對德國符騰堡進行無差別戰略轟炸。9月4日，希特勒公開發誓要以作為最後手段的無區別轟炸迴應丘吉爾的無差別大轟炸。

自此不列顛空戰中的倫敦轟炸就成為了戰略轟炸的起點，不過因為納粹德國的國力有限，在戰略轟炸上並沒有太多的涉足。但是同盟國卻總結了戰略轟炸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首先當時轟炸機所配備使用的舊炸彈威力太小，對於水泥建築的破壞低於預期。其次雙發動機的轟炸機在載彈能力表現、續航表現、高空飛行表現上遠不及戰爭需要。

另外在實戰中證實了，原本依靠轟炸機的自衛火力對抗攔截機群的做法是錯誤的。轟炸機的自衛火力強度不足，會在敵方攔截機群面前成為活靶，所以必須考慮給轟炸機群提供戰鬥機機群進行護航。如果沒有戰鬥機護航的轟炸機是無法同時滿足作戰與避免損失的兩項要求，但當時戰鬥機續航能力又不足以媲美轟炸機，因此開發新的戰鬥機勢在必行。

此外，讓敵國平民厭戰，反對納粹也不可能，因為平民都被納粹嚴格控制，稍有反叛思想則遭到鎮壓。而且，平民不可能對在高空中的轟炸機表示投降。因此，平民對於承受轟炸的忍受力高於預期，因為除了忍受之外老百姓沒有其它選擇。而在戰爭時期，政府興建防空設施就可以確保統治正當性。直接地毯式轟炸人民，反而會造成攻方被傳媒妖魔化。

所以戰爭進行到這一階段，戰略轟炸已經徹底放棄了在精神上壓迫平民來取得效果，轉而開始以徹底摧毀對方的戰爭潛力，尤其是工業能力為主。1942年3月28日，英國空軍對德國呂貝克市進行戰略轟炸，投下了150噸炸彈和150噸燃燒彈，呂貝克市被夷為平地。同年5月30日，英國空軍再度出擊，對德國的科隆進行轟炸，丟下了500噸炸彈和1000噸燃燒彈，科隆頃刻間遭到滅頂之災，一萬五千棟房屋被毀。

而戰略轟炸效果最明顯的，當屬盟軍對德累斯頓的轟炸。德累斯頓是納粹德國重要的工業城市，在這裡有煉油廠，飛機制造工廠，坦克製造工廠，光學儀器製造廠，同時它還是重要的交通樞紐。盟軍遂決定對德累斯頓進行戰略轟炸，摧毀德國的戰爭潛力。在1945年2月13日—2月15日，盟國展開了戰略轟炸。轟炸結束後，德累斯頓兩百多家工廠遭到毀滅性打擊。此外德累斯頓的市中心的28410所房屋中的24866所被摧毀，整個城市222000座公寓住宅中的75000座被徹底摧毀，11000座嚴重損毀，受損城市面積高達300平方公里，而德累斯頓的死傷人數則難以估計。透過此舉，德國的戰爭潛力被盟軍大幅度摧毀。

另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也遭到了美國的戰略轟炸，許多城市被美國戰略轟炸機群所摧毀。其中東京轟炸是一個典型例子。1945年2月23日開始，美軍開始對東京採取戰略轟炸，174架B29轟炸機在東京拋下大量燃燒彈，東京約2.56平方公里的區域被焚燬。隨後3月9日，美軍再度展開空襲。349架B29轟炸機對東京投擲下了超過2000噸燃燒彈。其產生的高溫，足以使區域內的所有物體燃燒。東京約41平方公里的區域被摧毀，22個工業目標被徹底摧毀，267000多棟房屋被摧毀。上百萬日本人無家可歸，近十萬人被燒死。

隨後盟軍又對日本多個城市展開空襲，名古屋、大阪、神戶等都遭到襲擊。此後的一段時間，美軍在三個月內連續空襲日本各城市，這導致了日本戰爭潛力迅速瓦解，工業生產幾乎停頓。日本法西斯震驚於美軍的戰略轟炸，對戰爭前景日漸悲觀，內心的瘋狂被恐懼所取代。最終在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後，日本法西斯選擇向盟軍投降。此後就如同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德國納粹，將其送上絞刑臺一樣，日本法西斯和其軍國主義者也被遠東軍事法庭所懲處，等待他們的將是絞刑臺。

戰略轟炸固然是一個殘忍的選項，但在戰爭中同盟國別無選擇，為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只能採取戰略轟炸。而戰後如同日本，德國等國家法西斯殘餘和其支持者宣稱，同盟國也犯下了戰爭罪行，並以此試圖甩掉自己的原罪。但是就如同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在記者詢問是否有原子彈之外的辦法時所回答的那樣“沒有，記住，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士兵一樣沒有選擇。”當這些法西斯殘餘和支持者宣稱盟國犯下“戰爭罪”時，請想想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這一切都是他們罪有應得。

參考文獻：《制空權》

《毀滅-二戰中的德軍和盟軍的戰略大轟炸》

《天火焚魔：美軍對日戰略轟炸全史》